刘恕

刘恕(公元1032-1078），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祖籍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1]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卒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享年47岁。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举进士。初任邢州钜鹿县主簿，迁升晋州和川县令。后得到司马光赏识，升迁为著作佐郎，加入《资治通鉴》编修班底。官至秘书丞。

刘恕是《资治通鉴》副主编之一，其父刘涣，精研史学，刘恕亦以史学擅名。

刘恕，刘涣（与欧阳修同年进士）之子。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从小就十分聪慧，读书过目成诵。八岁时，家有客人说孔子没兄弟，他立刻举《论语》“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句以对，一座皆惊，可见他幼时即已熟读经书。十三岁时，他想应制科考试，一次他去拜谒yè宰相晏殊，向他请教，反复诘难，连这位著名的词人也被问住了。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举进士。当时皇帝有诏，能讲经义的考生另外奏名，应诏的只几十名。主考官赵周翰向刘恕提了二十几个关于《春秋》和《礼记》的问题，他对答如流，先谈注疏，再列举先儒们各种不同的看法，最后发表自己的见解。主考官大为惊异，遂擢zhuó他为第一。其他文章也被列为高等，但廷试却没有考中，便再让他到国子监试讲经书，又列为第一，一时名动望洋兴京师。

初任邢州钜鹿县主簿，迁升晋州和川县令。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司马光始修《资治通鉴》，英宗命他自选馆阁英才当助手，笃好史学的刘恕首先入选，加入《资治通鉴》编修班底，升迁为著作佐郎，专在史局修书。

司马光遇纷错难治者，常要询问刘恕。刘恕本人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协修者除刘恕外，还有刘攽、范祖禹等人，以刘恕出力最多。全祖望曾作《通鉴分修诸人考》说道：“温公平日服膺yīng道原，其通部义例，多从道原商榷què；故分修虽止五代，而实系全局副手。”并考证出，刘恕负责五代史部分。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刘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江西九江星子县)监酒税，归养自己的父母。熙宁末年，刘恕改任秘书丞，赐五品服色，诏他在家修书。

熙宁九年(1076年)不远千里，刘恕风尘仆仆前往洛阳。当天秋天，从洛阳返回高安途中，刘恕不幸遭母丧，悲痛欲绝，兼之一路风寒，不久就得了风挛疾，右手足偏瘫。

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病逝，年仅四十七岁。其父刘涣将他葬于星子城西。

元祐yòu八年（1092年）十一月，儿子刘羲仲将刘恕迁葬于江州德化县（今九江市）之龙泉。黄庭坚在《刘道原墓志铭》写道：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籍，文无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材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覆而不谬。初仕年十八，名重诸公间，负其才不肯折节下人，面数人短长，不避豪贵，诸公皆籍其名，亦不好也。为吏发强老奸宿负，必痛绳治之，一时号为能吏者，多自以为不及也。

元丰七年，刘恕去世后的第七年里，《资治通鉴》正式编撰完成。朝廷追录他的功劳，让他的长子刘羲仲为郊社斋郎。次子刘和仲有超轶材，作诗清奥，刻厉欲自成家，为文慕石介，有侠气，亦摎死。

有二子，长子刘羲仲，长于史学；次子刘和仲，长于诗文。

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当今史学无能出其右者。刘恕专精史学，为众所推。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之末，简策极博，而于科举非所急，故近岁学者多不读，鲜有能道之者，独道原笃好之。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坐听其谈，滚滚无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诸掌，皆有稽据可验，令人不觉心服。（司马光评）^[2][3]

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王安石评）^[4]

博学强记，通三坟、五典、春秋、战国史记，下至五代分裂，皆能言其治乱得失，纪其歳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异。上下数千载，如指诸左右。其为人刚中少容，是是非非，未尝以语假人，人病之。（苏辙评）^[3]

道原为人重意义，急然诺。道原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小说，下至稗官杂说，无所不览。其谈数千载间事，如指诸掌。道原终身不治他事，故独以史学高一时。道原为人刚毅，一毫不挫于人。呜呼道原，博学强识。海涵地负，富有万物。人所难能，不降色辞。中道而殒，鲜克知之。精明在上，体魄在下。刻诗墓前，以诏观者。（范祖禹评）^[5]

道原，高安刘氏，讳恕，博极群书，以史学擅名一代。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籍，文无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材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覆而不谬。初仕年十八，名重诸公间，负其才不肯折节下人，面数人短长，不避豪贵，诸公皆籍其名，亦不好也。为吏发强老奸宿负，必痛绳治之，一时号为能吏者，多自以为不及也。（黄庭坚评）^[6]

其父道原面数人短长，不避权贵，群居聚语，是是非非，公无所隐。闻者至心掉手失，掩耳疾走，而略不以为意，卒穷以死，而天下归重焉。（陈师道评）^[3]

刘凝之与其子道原之词，所谓廉洁不挠，冰清而玉刚者也。盖君父子博极群书，道原尤精史学，而皆耿介守义，不偶俗以没，世慕而伤焉。（晁补之评）^[3]

余既慕公之义，而望其眉宇，听其论议，其是非予夺之际，凛然可畏而服也。刘君之贤，非独其信道笃，立心刚，博学洽闻之所致，是得父之风烈焉。道原廉介刚直，其仕必欲达其道，不以一毫挫于人者也。方其激于义而作，虽足蹈坎井，手揽兕虎，视之若无见，虽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负经济，大约视其为吏，则严簿书，束吏胥，抚鳏寡，绳豪猾，纎悉曲当，皆可为后世法。其学自书契以来，以至于今，国家治乱，君臣世系，广至于郡国山川之名物，详至于歳月日时之后先，问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决，其言滔滔汨汨，如道其里闾族党之事也。其着书有疑年谱、年谱略、通鉴外纪、十国纪年，惟十国纪年先成，世传之，世以比迁、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自范晔以降不论也。当时司马君实、欧阳文忠号通史学，贯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张耒评）^[3]

博极群书，兼该百家，得六经之体要，而不为章句。特以春秋之旨，正褒贬，辨邪正，笃名教，厉风节，贱功利，尊王道。其文玉雪崭崭然，不可溷浊者，史官之学也，刘道原是已。 惟庐山刘道原之为人，贤饥寒而不得衣之食之者。（晁说之评）^[7]

刘道原日记万言，终身不忘，壮舆亦能记五六千字。（朱弁评）^[8]

范淳甫学问修身固好，若造理与立事则未至，盖气质弱于刘道原。（马永卿评）^[9]

刘道原博极群书，以为古无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之数，其辨甚悉。（胡宏评）^[10]

凝之之为父，道原之为子，其高怀劲节，有若欧、马、苏、黄诸公之所道，是可谓一世之人豪矣。（朱熹评）^[3]

刘恕之通鉴外纪，其学浅狭，不足取信。（罗泌评）^[11]

孟子、檀弓、孟子、刘向、班固、赵岐、司马公、刘道原，皆非无稽而妄作者，记事参错，虽道原亦不能无疑。诸生论古人于数千百载之间，皆有以祛其妄而辨其惑，传道之次，所当尤谨焉者。（薛季宣评）^[12]

高安三刘先生，风节文学，炫烂古今，死而不磨。（幸元龙评）^[3]

惟公博学足以通天人，精识足以达今古，穷经防史，贯穿该洽。方将大包宇宙，细入毛发，作为一家之书，以统天人之纪，合今古之变。虽十未成一二，蓋可谓儒者之高选，当世之独步矣。而其耿介劲特，不谐流俗，竟以此不取美官，而中道天命，岂天亦忌其名耶？以名父为父，以名子为子，高节一门，流馨千祀。韔防恩分符，实守公之里，乃新祠宇，以与是邦之士共景仰焉，庶来者或企慕其万一乎！妥灵有祭，不敢不恪。尚飨！（陈韔评）^[3]

恕为人彊记博闻，于书无所不览，有史学。（章定评）^[13]

恕为人强记博闻，于书无所不览，有史学。（王称评）^[14]

刘道原博极群书，始跻斯列，若兹清品，宁及凡流。（黄震评）^[15]

刘恕为人强记，于书无所不览，有史学。（祝穆评）^[16]

况文章如黄鲁直，犹屑坐曹；而学问如刘道原，甘且典务。（陈著评）^[17]

贵而能贫，张文节、司马公有焉。能贱而有耻，刘道原、陈无己有焉。（王应麟评）^[18]

宋初以明经进士，则崔颐正。以九经及第，则孔维。辨析经疑，讲明易卦，有若冯元。先列注疏，断以已意，有若刘恕。至若经义名斋，有若胡安定。经术传授，有若蔡端明。此明经中尤表表者。（胡次焱评）^[19]

作通鉴，刘道原之力居多，而是非予夺一出光手。（黄仲元评）^[20]

道原以史学自名。（周密评）^[21]

为人强记，博闻于书，无所不览。（谢维新评）^[22]

司马文正公光作《资治通鉴》，秘书丞刘恕为《外纪》，以记前事，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谬于圣人，不足以传信。（金履祥评）^[23]

刘恕有学问，性正直。（蔡正孙评）^[24]

如刘道原者，冐原讲证结，乃宋末剽窃敷演，所谓经贼之，不能尽革。（程端礼评）^[25]

恕为人重意义，急然诺。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钜微之事，如指诸掌。恕为学，自历数、地里、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牍，皆取以审证。家素贫，无以给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脱脱等评）^[26]

刘道原为人刚毅，时王介甫权震天下，人不敢忤，愤愤不少屈。（张光祖评）^[27]

潜心书史，发奸摘伏，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博学能文。（《大明一统志》评）^[28]

善说经义，尤精史学。（张鸣凤评）^[29]

宋儒中有史学者，尝著自讼文，以为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其悔过之勇，自知之明，实前贤之高尚。（陆深评）^[30]

若宋之陈巽、刘恕，国朝之余鼎，皆星子产也，而又乌知今则无耶？（孙承恩评）^[31]

刘道原恕日记万言，终身不忘。（何良俊评）^[32]

宋世号称文盛，当时能读史者，独刘道原。（归有光评）^[33]

博学强记，笃好史学。（凌迪知评）^[34]

诸史之文，汪洋浩瀚，材质所诣，咸自名家。有博于正史者，有博于杂史者，有博于古史者，有博于今史者。左氏、马迁、班固、范晔诸人，博于正史者也。刘向、崔鸿、髙峻、乐史诸人，博于杂史者也。谯周、苏辙、刘恕、罗泌诸人，博于古史者也。蒋乂、苏冕、王珪、李焘诸人，博于今史者也。（胡应麟评）^[35]

日记万言，终身不忘。（彭大翼评）^[36]

史氏之难也，庐陵、涑水五百年不易遘，刘道原、徐无党之流，天亦靳而生之耶？（钱谦益评）^[37]

先生强记博闻，于书无所不览，精史学。（黄宗羲评）^[38]

刘恕字道原，以史学自名。（潘永因评）^[39]

发强擿伏，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恕为人重意气，急然诺。（《御定孝经衍义》评）^[40]

刘恕少颖异，书过目成诵。（陈梦雷评）^[41]

性喜读书。（金鉷评）^[42]

英宗时为巨鹿主簿，发奸摘伏，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畿辅通志》评）^[43]

三世并刚直有史才，而恕最优，司马光称其博闻强记，细大之事皆有依据，诚公论也。（纪昀评）^[44]

和川令刘恕，博闻强记，于史学尤精。（毕沅评）^[45]

为和川令，发强摘伏，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出知翁源县，居官卓然有声。（《大清一统志》评）^[46]

1.确定编修义例

刘恕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都反对在《春秋》笔法上下功夫。但是，对于魏、晋南北朝五代之际，几个政权并存的情况下，“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指为僭伪”的主张提出了异议，主张“其臣子所称，亦从而称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破除“兴于汉儒”的所谓“正统之论”。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以前，司马光虽然独立写成了秦以前八卷，但是关于全书的书法义例还未做过细致的考虑，只是与刘恕反复讨论，才明确定下来。^[47]

2.修魏晋南北朝和五代“长编”

刘恕在《通鉴》书局十三年，主要是做“长编”工作。多数学者认为《通鉴》设局编修19年之久，中间人事屡有变动，因而在不同时期的分工是有变化的。刘恕是一个通史之才，他不仅专长魏晋南北朝史，而且他还著《十国纪年》，说明他对五代十国的历史也有专长，因而完全有能力负责五代“长编”属草工作。司马光说：“梁以后者与道原。”说明刘恕确实承担了五代“长编”。^[47]

3.考证史实

司马光曾在《刘道原十国纪年序》中特别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刘恕考证功夫之深。此外，从《通鉴考异》中看，直接标明刘恕的考证成果地方也甚多。唐末五代总计就有五十多处是采用刘恕的考证成果。而直接用了刘恕研究成果，未做任何标明的地方更多。^[47]刘恕对传统之说三皇、五帝、三玉的存在与否有质疑，他以为“《诗》《书》，仲尼刊定，皆不称三皇、五帝、三王”。^[48]此外，他在考证基础上还做了独具新见的分析。比如：关于均田制问题，他分析说：“魏、齐、周、隋，享国日浅，兵革不息，农民常少，而旷土常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生，官无闲田，不复给受，故田制为空文。《新唐书·食货志》言：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其意似指以为井田之比，失之远矣。”把均田现象的产生，放在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与战争和平、人口多少紧密联系起来，而不看成是可以由人的主观意志左右的简单的政治现象，这比欧阳修把均田比作井田的见解更胜一筹。^[47]

刘恕大胆而慎重地写了《通鉴外纪》，从而为后人保留了许多有价值、成系统的上古史材料。^[49]《通鉴外纪》是编年体史书，总计十卷，并且记述了上古包牺以来至周戚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年）的历史包括包牺以来纪一卷，夏纪、商纪共一卷，周纪八卷，具体来说，卷一为包牺以来纪，记叙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帝尧、帝舜即上古传说时代的历史，卷二为“夏商纪”，夏纪记载了从禹以来十七君、十四世，至架亡四百三十二年的史事，商纪则载自成汤灭夏以来三十君、十七世，吃商纣玉六百九十二年的历史，卷三至卷十为“周纪”，记载了武王伐纣至东周、战国前期的历史。西周共和以前，载其世次，自共和元年至周戚烈王二十二年则编年纪事，凡四百三十八年。^[50]

刘恕在学术研究上很严谨，他的研究领域广泛，包括历法、地理、官职、族姓以及古代官府文书等。为了获取书籍，他不惜长途跋涉数百里，亲自前往阅读并手抄，其勤奋程度到了几乎忘记饮食的地步。在与司马光一同游览万安山时，刘恕对路旁石碑上记载的五代时期不为人知将领的生平了如指掌，经考证，他所言非虚，显示了其深厚的学识。^[2]

刘恕与司马光一样，坚决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尽管王安石曾因赏识刘恕的才华，想邀请他参与编纂《三司条例》，但刘恕以不擅长理财为由婉拒。后来，当吕诲因反对新法而被贬至邓州时，刘恕在与王安石的会面中，直言不讳地批评新法不得人心，因此与王安石断绝了关系，他的坚定立场受到了时人的尊敬。^[51]

尽管家境贫寒，刘恕却从不轻易接受他人的馈赠。熙宁九年，刘恕从洛南返回时正值寒冬，家中缺乏御寒之物。司马光赠予他衣物和被褥，刘恕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勉强接受，但在到达颍州后，他将这些物品包裹好，全部归还给了司马光。^[2]

刘恕喜欢指出他人的缺点，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自我反省，认为自己一生中有二十个过失和十八个蔽端，并撰写文章以自警，但这个习惯始终未能改变。^[2]

刘恕治学十分严谨，坚持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取舍史料，重视调查实物资料，善用新发现的碑文，“正旧史之失”。

参考资料：^[52]

《宋史》^[2]

《苏东坡新传》^[53]

《宋元学案》^[54]

《四库全书目录新编》^[55]

《宋稗类钞》^[56]

刘恕单独完成了魏纪、隋纪和五代各纪共135卷，占《资治通鉴》的45%。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尊称刘恕为《资治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另撰有《通鉴外纪》10卷，《十国纪年》42卷，《通鉴外纪目录》5卷。

参考资料：^[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