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卿

九卿是指古代中央部分行政长官的总称。^[1]秦朝统一后，建立了三公九卿制。^[8][9]三公九卿制是对中国古代中央行政体制中权力中枢机构和权力执行机构的概括。^[10]其中“九卿”是指奉常(太常)、郎中令(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大鸿胪)、宗正、治粟内史(大司农)、少府。^[8][9]

在西汉前期，九卿泛指二千石中职掌实际事务的中央机构长官，到王莽时期，以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羲和（大司农）、作士（廷尉）、秩宗（太常）、典乐（大鸿胪）、共工（少府）、予虞（水衡都尉）为九卿，分属于三公，自此在形式上确立了以特定九职担任九卿。而东汉承袭王莽的制度，确定以太常九职构成九卿，确立九卿制。^{[2][11][12][13]}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九卿职能发生了变化，而到隋唐时期，则由原来的“三公九卿”制变成了“三省六部”制。^[14]从此，九卿退出了行政中枢的行列，不再参与政务的制定，而是变成了一个负责具体执行的事务机关，^[14]明朝仍设有九卿，且有大小之分。^[12]清沿明制，清代九卿与明代相同。^[15]

九卿是指古代中央部分行政长官的总称。^[1]《史记》云：“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中以观采。”^[16]

“卿”古代官员的名称。^[17][18]之所以称“九卿”，是因为“九”字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具有特别意义的数字。据《易·系辞》，在一至十的十个自然数字中，五个奇数被称为天数，五个偶数被称为底数。天数和地数之分是阴与阳之分。先秦文献中以“九”命名的九州、九野、九天、九品等，都是以阳数之“九”表示着通天道的意思，是中国古代哲学天地感应、化生万物的思想，这里的“九”虽不能看作实数，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所以九卿提法的出现，是由“九”这个数字的特色意义所决定的。^[2]

现代学者专论九卿时，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有”与“无”的问题上，而是将这个概念看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19]

《礼记·王制》^[20]曰：“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2]，《通典》^[21]卷二十五《职官七》和《文献通考》^[22]卷五十五《职官考九》云：“夏制九卿，（记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也。）”^[23][24]，《太平御览》^[25]卷二百三《职官部一》中亦提到“《礼记》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尚书大传》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与为天下者，若此而已。(自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时之官也。)”^[26]，但夏代的中央行政体制并未出现执掌军政大权、统领众卿的政府首脑，也并未形成权力中枢，因此当时并不具备三公九卿制中央政府的基本构架。^[10]

商代伊尹曾说：“三公调阴阳，九卿通寒暑”，《国语·鲁语下》云:“是故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周礼·冬官·考工记》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周官则备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又立三少为之副，少师、少傅、少保，是为孤卿，与六卿为九焉。”^{[2][27][28][29]}

《通典》卷二十五《职官七》和《文献通考》卷五十五《职官考九》曰：“周之九卿，即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二代诸卿，虽名号不同，然其官职相沿，与周不异。说在《历代官制篇》）。”^{[21][30][23][24]}

《汉书·百官公卿表》《通典》等是后世文献^[21][29]，这是以后世的三公九卿说去逆推的情况，不能作为商周有九卿设置的证据，只能说后世的卿制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2]商末出现了“三公”，但并未出现“九卿”的专名，不过在尹或三公之下的百僚庶尹，当是九卿的实际内容。^[10]

战国时期已出现了九卿的理论，但战国实际政制中并无九卿的踪影，也无将中央官吏称为九卿的说法。^[2]

先秦文献中关于九卿之说的确切记载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孟春纪》云:“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另外《十二纪》中也有类似的制度描述，可以视为“九卿”一词可信的最早出处。先秦政制中虽无九卿，但先秦政制中却有公、卿、大夫、士的位次排列，列国政制中也有“二卿”“三卿”“六卿”等执政的事实，这都为九卿说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2]

九卿位于三公之下分掌具体事务，分别为丰常，掌握宗庙礼仪；郎中令，掌宫廷掖门户；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太仆，掌舆马；廷尉，掌刑辟；典客，掌民族事务；宗正，掌宗族、宗室的名籍；治粟内史，掌钱谷；少府，掌山海地泽之税，以给供养。^[9][31][12]

九卿在秦汉时期经历了一个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过程。^[2]在汉代，九卿由最初泛指同一秩级的若干官职到逐渐特指太常、光禄勋等九个官职。^[11][32][33]

在秦代虽产生了九卿说，但是秦代并没有人将九卿与实际官职相联系。汉文、景帝开始有将九卿与中央高级官吏相比拟的说法。^[2]

汉代位列九卿的有主爵都尉（主爵中尉）、执金吾、郎中令（光禄勋）、太仆、大司农、廷尉、少府、京兆尹及三辅、大行（大鸿胪）、宗正、太常。《百官公卿表》所列的丰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中尉、执金吾、主爵中尉、三辅均在九卿之列，所以西汉的九卿并不是九个卿而是列卿的泛称。^[2][11]

在西汉前期，九卿是泛指二千石中职掌实际事务的中央机构长官，但到武帝前期中二千石秩级形成，就改指中二千石中的同类官职。直到西汉灭亡，九卿也未特指九职，不过西汉后期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九卿已出了现向实际政制转变的趋势。^[2][11]

《汉书·王莽传》云：“中二千石曰卿”“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与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属三公”^[13]，自此，三公九卿之“九卿”已经被确定为九个卿，而不是泛称，在形式上确立了以特定九职担任九卿。王莽不仅确定了九卿的具体人数，还确定了一公辖三卿的制度，但由于缺少史料，无从考证王莽确定的是哪九卿。^[2][11]

《通典》卷二十五《职官七》和《文献通考》卷五十五《职官考九》云：“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谓之九寺大卿。後汉九卿而分属三司（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并太尉所部，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并司徒所部，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并司空所部），多进为三公，各有署曹掾史，随事为员。”^{[21][30][23][24]}《太平御览》卷二百二十八《职官部二十六》云：“《通典》曰：后汉九卿而分属三司：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并太常所部；太仆卿、廷尉、大鸿胪，三卿并司徒所部；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并司空所部。”^[25][34]

东汉承袭王莽的制度，确定以太常九职构成九卿，确立九卿制。九卿指：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一公辖三卿，三公辖九卿，九卿制度在东汉全面形成。九卿分属三司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并太尉所部；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并司徒所部；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并司空所部；东汉的九卿是专称而非泛指，秩次为中二千石。^{[2][11][12][35]}

《通典》卷二十五《职官七》和《文献通考》卷五十五《职官考九》云：“魏九卿与汉同（九卿名数与汉同）。晋以太常等九卿（即汉九卿）兼将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长秋皆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员。”，“梁武帝天监七年，以太常为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农为司农卿，三卿是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为少府卿，加置太仆卿，三卿是为夏卿。以卫尉为卫尉卿，廷尉为廷尉卿，将作大匠为大匠卿，三卿是为秋卿。以光禄勋为光禄卿，大鸿胪为鸿胪卿，都水使者为大舟卿，三卿是为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後魏又以太常、光禄勋、卫尉谓之三卿，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六卿，各有少卿（太和十五年初置少卿，官常同大卿）。”，“北齐以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是为九寺（晋荀勖曰：“九寺可并於尚书。”後魏亦有三府九寺，则九卿称寺久矣，然通异名，不连官号。其官寺连称自北齐始也），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录事等员。”^{[21][30][23][24]}

魏晋南北朝时期，太常、廷尉、鸿胪的职能变化不太大，但光禄、卫尉、司农、太府、太仆、少府等的职能均发生变化。引起九卿职能变化的原因约有三个。首先是九卿与尚书权责不清。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诸官对九卿职权的侵夺比较明显。其次是门下省与九卿的分工。汉代九卿有很浓重的家臣色彩，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卿因门下省对于宫廷事务的管理，完成了其从家臣到朝臣的转变。第三是时代的因素。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光禄与卫尉职能的变化最为明显。在汉魏时期，曹操新设了护卫系统为后代所继承，剥夺了光禄、卫尉原本宫廷护卫的职能，所以到了唐代这两者就完全没有了宫廷护卫的职能。^[36][37]

《通典》卷二十五《职官七》和《文献通考》卷五十五《职官考九》云：“隋九寺与北齐同（自昔三代以上，分置六卿，至周明备。至秦及汉，虽事不师古，犹制度未繁。後汉有三公、九卿，而尚书之任又益重矣。魏晋以降，职制日增。後周依《周礼》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习已久，不能革其视听。故隋氏复废六官，多依北齐之制。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加六尚书似周之六卿；又更别立寺、监，则户部与太府分地官司徒职事，礼部与太常分春官宗伯职事，刑部与大理分秋官职事，工部与将作分冬官司空职事。自馀百司之任，多类於斯。欲求理要，实在简省）。炀帝降光禄以下八寺卿阶品於太常，而少卿各加置二人（始开皇中，诸司署惟典掌受纳。至炀帝，署令为判首，取二卿同判，丞惟知检局。令阙，丞判）。唐九寺与北齐同，卿各一人，少卿各二人，丞以下有差。龙朔二年，改九寺之名，凡卿皆加正（若太常卿为奉常正卿，他皆如此）。後各复旧。”^{[21][30][23][24]}

隋王朝建立以后，为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强化中央集权，创建了三省六部制，据载：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设置尚书、门下、内史(后改为中书)等省，作为主要政权机关。内史、门下、尚书三省分别负责草拟、审核、执行各种政令。三省长官内史令、纳言(后改为侍中)、尚书令同为宰相。尚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下设吏、礼、兵、都官(后改为刑)、度支(后改为民)、工六部，分掌官吏考核选拔、礼仪、军政、刑法、户口钱谷，营建等方面的事务，各部长官叫尚书、副长官叫侍郎。^[31]

唐代九卿已不再参与政务的制定，退出了行政中枢的行列，变成了一个负责具体执行的事务机关。^[36][37]而汉代的九卿制度历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做了一个总结，由原来的“三公九卿”体制变成了“三省六部”体制。^[36][37]从三公到三省，是削夺相权的重要措施。三省制的实质是避免丞相一人专擅，使三省长官同为宰相，成为“宰相集体”，绝不同于秦汉时的“宰相个人”，无形之中相权多分，收到了互相制约的效果。所以隋、唐时确立的三省六部制，使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得以完善。^[31]

《文献通考》卷五十五《职官考九》云：“宋初虽有九卿，皆以为命官之品秩而无职事。元丰正名，始有职掌。中兴初，并省冗职，除太常寺、大理寺不罢外，宗正以太常兼，而卫尉太仆并兵部，太府、司农并户部，光禄、鸿胪并礼部。绍兴复置宗正、太府、司农，馀遂废。”，可知宋将卫尉、太仆划归为兵部，光禄、鸿胪划归为礼部，九卿减为了五卿。^[30][24]

宋朝在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为副贰，以分散相权。设枢密院，把唐末五代设置过的枢密使定为常设官员负责军务，与负责政务的“别置中书”(三省之外，新设立宫廷内部的中书，它与枢密院均是“内朝”机构。)对掌文武二柄，号称“二府”，以分割宰相的军权，加强了中央权力。此外宋朝还设三司使，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日计省，被视为计相，分割宰相的财权。宋朝官制形式上沿袭唐朝。《宋史·职官志序》记载:“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设，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权。”^[31]

辽、金、元诸寺及卿，不满九数，其有关职能，或属他署，如辽以大惕隐司掌前代宗正寺之职；或改寺为监，如金太府监实即前代太府寺。^[38]

在中央官制方面，辽将三省六部职权集中到了枢密院。金撤中书、门下两省，只留有尚书省总理朝政。元则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尽管枢密掌军戎、御史台掌纠察，但是，后两者受制于皇帝和中书省，几近虚设。^[39]

明有大小九卿之别，以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等为大九卿，以太常寺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詹事、翰林学士、鸿胪寺卿、国子监祭酒、苑马寺卿、尚宝司卿为小九卿。^[12][35]《夜航船·选举部·官制(1)》云：“六部尚书、都察院、通政、大理寺卿，谓之大九卿。太常、太仆、光禄、鸿胪、上林苑等卿，翰林院、国子监祭酒、顺天府尹，谓之小九卿。”^[40]

明朝朱元璋废中书省和丞相，令殿阁大学士做为机要秘书和顾问，永乐时又以大学士五至七人组成内阁，但此时的内阁成员权力大小取决于皇帝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仁宗以后，内阁的权力越来越重，内阁大学士们，虽只称“辅臣”，但其中的“首辅”也颇似历代的丞相。地方上取消了中书省，改为承宣部政使司(又叫十三部政使司俗称省)，掌民政、财政，设提刑按察使司，掌司法，都指挥使司，统领地方卫、所军队。“都”“布”“按”三个机构合称三司。明朝置丞相、兴内阁，专制主义政治制度高度发展。^[31]

清朝九卿究竟指哪些官，今人众说纷纭。虽清朝皇帝在谕旨中有时以六部九卿并称，如“著六部九卿会议具奏”之类，但六部尚书一直在九卿之列。清沿明制，清代九卿与明代相同。康熙年间王士桢所著《池北偶谈》云:“明制以六部合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谓之九卿。”所以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的主管官为清代的九卿。^[15]

《读例存疑》的作者薛允升，在“有司决囚等第”律下的条例中有一则按语，对“九卿”的解释是:“此例与上条统言九卿、詹事、科道，则六部、都、通、大理，皆系九卿。”所以九卿指刑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这个机构名单，可以简化为：九卿=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即薛允升所谓的“六部、都、通、大理”。^[41]

清初沿用明朝官制，在中央设立内阁、六部、都察院等。不过清的内阁只是名义上的最高中枢机构，仅备皇帝顾问执掌“票拟”(即在僚臣们的题疏上批答意见，供皇帝裁决、起草诏令、进呈奏疏等)，实权比明朝为低。六部是中央的执行机关，都察院是监察、弹劾百官的机构。雍正七年(1929年)，设立了军机处(初为军机房)。皇帝从内阁中选派亲信，担任机要工作，称军机大臣，初只管军事，后逐渐涉及政治大事，从此内阁形同虚设，内阁大学士虽仍为最高长官，但不兼军机大臣者就无实权。议政王大臣会议随之取消。军机处的设立是清统治者在中央行政制度方面的重大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最高发展，它结束了近两千年来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冲突，把皇权集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31]

九卿，在秦汉时期是事务官、行政官，主要职能是与天子的私事有关，也说明封建时期设官治理国家的考虑还不成熟，也是封建社会初期国家事务不多，天子及皇族事务压到一切的表现。^[2]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卿之中，太常、廷尉、鸿胪职能变化不太大，其他均有变化。到了唐代，九卿变成了一个负责具体执行的事务机关，退出了行政中枢的行列。^[36][37]

主要朝代主要职位名称主要职能秦奉常掌握宗庙礼仪^[9][31][12]郎中令掌宫廷掖门户、皇帝侍从警卫^[9][31][12]卫尉掌宫廷警卫、宫门卫屯兵^[9][31][12]太仆掌皇室车马^[9][31][12]廷尉掌司法、刑辟^[9][31][12]典客掌诸侯及归附的少数民族之礼仪和对外关系、民族事务^[9][31][12]宗正掌宗族、宗室的名籍，掌皇族宗亲内部事务^[9][31][12]治粟内史掌钱谷、国家财政税收^[9][31][12]少府掌山河湖海税收和供皇室需要的手工业制造^[9][31][12]西汉执金吾掌京师治安、防备盗贼、管理国家武库^[2]少府管理帝室财政^[2][42]东汉太常掌礼仪祭祀、选拔人才^[2]光禄勋保卫皇帝，与中央行政管理有很大关系^[2]卫尉守卫皇宫，掌握京师屯兵，秦汉中央机构保持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2]太仆掌车马、国家马政^[2]少府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2][42]魏晋南北朝光禄魏晋时期宿卫职能削弱，管理宫廷杂务的职能增强，到了南朝变成了虚职，北朝则将光禄定位成管理外朝宴会的机构^[36][37]卫尉由司宫城宿卫之官变为掌器械、文物之官^[36][37]司农由司钱帛粮食之官变为专司粮食之官^[36][37]太府专管钱财的机构，与大司农分职^[36][37]宗正只管理皇族的图籍^[36][37]宗师宗室的“中正”，对宗室的教育与选举具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设立的目的在于辨宗党、别人才，至唐代时已无^[36][37]太仆南朝时期，不再掌车，所掌舆马本分为御用和国用两个部分。到北朝时，车马均在太仆辖下，但也将御用与国用做了区分^[36][37]少府魏晋时期，将东汉文属少府的机构划出，而刘宋时期，少府属下尚方令从掌御用刀剑的制造转变到掌军国刀剑的制造^[36][37]

秦王朝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组成权力中枢，确立了三公九卿制的基本模式，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央行政体制的基本格局。^[10]

三公九卿制是中国古代社会官僚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27]上承夏商周，下接隋唐宋元，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建立创造了雏形，并且从结构上影响三省六部制，左右中国古代中央官制约达700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43][44][45]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秦代政治家，曾与韩非一起就学于荀况，后接受法家的学说，特别是受韩非思想的影响。战国末年入秦，为秦相国吕不韦的舍人，后被秦始皇任为客卿、廷尉直至丞相。秦始皇死后，因郎中令赵高诬陷其子李由通盗，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被具五刑，死于咸阳市。^[5][3][4]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2]

赵高（？-前207年），赢姓，赵氏。秦朝宦官，秦朝二世皇帝时丞相，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秦始皇死后，赵高与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自任郎中令。208年设计害死李斯，继承秦丞相位，后又迫害秦二世，立子婴为帝，终被子婴所杀。^{[46][47][3][48]}

夏侯婴（？—前180年待考），西汉大臣。沛县(今属江苏)人。少与刘邦友善，从其起兵，转战各地，任太仆。后封汝阴侯。惠帝、文帝时，继为太仆。以其曾任滕令，楚人称令为公，被称为滕公。^[6][7]

杨恽（？—前54）字子幼，西汉弘农华阴人。杨敞之子，宣帝时，为左曹（尚书），以功封为平通侯。任中郎将统领皇帝侍从，官至郎中令。^[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