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英文：Inflation，简称通胀）是指在货纸币流通的条件下^[5]，流通的货币超过实际需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普遍持续上涨的经济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现象^[6]。

衡量通货膨胀程度指数主要有：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I）^[7]、生产者物价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PPI）、批发物价指数（Wholesale Price Index，WPI）、和国内生产总值价格折算（Gross Domestic Product Deflator，GDP Deflator）等^[8][9][10]。通货膨胀可以分为：恶性通货膨胀；通货再膨胀；轻度通货膨胀等类型^[11]。通货膨胀的产生由多种因素引起，包括货币供求因素、需求拉动因素、成本推动因素等^[12]。

通货膨胀对一国国民经济乃至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适当的通货膨胀能够对经济起到刺激作用^[13]，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通货紧缩的危害等^[14]；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物价上涨，引起货币贬值等^[15]。世界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都把控制和治理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重大课题，并提出了治理通货膨胀的种种对策措施，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供给政策等^[11]。

西方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的定义长期存在争论，大体上可分为“货币派”和“物价派”。“货币派”认为，通货膨胀是物价的普遍上升，而且这种上升是由货币过度供应引起的，“过度的货币追逐相对不足的商品和劳务”。“物价派”不同意“货币派”关于货币数量直接决定物价的理论，他们认为这只是在充分就业实现以后的一种特殊情况。“物价派”主张用一般物价水平或总价格水平的上升来定义通货膨胀。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是总体物价水平的持续的、较为明显的上升。对于这个定义，有必要增加几点说明^[16]：

通货膨胀不是指一次性或短期的价格总水平的上升，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同样也不能把经济周期性的萧条、价格下跌以后出现的周期性复苏阶段的价格上升视为通货膨胀。只有当价格持续地上涨作为趋势不可逆转时，才可称为通货膨胀^[16]。

通货膨胀不是指个别商品价格或某个行业商品价格的上升，而是指价格总水平的上涨^[16]。

通货膨胀是价格总水平的明显上升，轻微的价格水平上升，比如说0.5%就很难说是通货膨胀^[16]。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水平的明显上涨；而在非市场经济中，通货膨胀以一种隐性的形式存在，表现为商品短缺、凭票供应、持币待购以及强制储蓄等形式^[16]。

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相反的一种经济现象^[17]，是由货币供给量相对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等要素减少而引致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一般物价水平持续下跌，货币供给量持续下降和经济衰退的现象。当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减少，人民的货币所得减少，购买力下降，导致物价下跌，造成通货紧缩。长期的货币紧缩会抑制投资与生产，导致失业率升高及经济衰退^[18]。

表现不同：通货膨胀最直接的表现是纸币贬值，物价上涨，购买力降低。通货紧缩往往伴随着生产下降，市场萎缩，企业利润率降低，生产投资减少，以及失业增加、收入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等现象。主要表现为物价低迷，大多数商品和劳务价格下跌^[17]。

成因不同：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货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通货紧缩的成因主要是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长期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形成买方市场及出口困难^[17][19]。

危害性不同：通货膨胀直接使纸币贬值，如果居民的收入没有变化，生活水平就会下降，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秩序混乱，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不过在一定时期内，适度的通货膨胀又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但从长远看会严重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和居民的消费心理，导致恶性价格竞争，对经济的长远发展不利^[17]。

治理措施不同：治理通货膨胀最根本的措施是发展生产，增加有效供给，同时要采取控制货币供应量，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等措施。治理通货紧缩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综合运用投资、消费、出口等措施拉动经济增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正确的消费政策，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17]。

1.都是由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不平衡造成的，亦即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与发行量不平衡造成的；2.都会使价格信号失真，影响正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经济秩序，因此都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抑制^[17]。

西方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如果将通货膨胀视为货币数量过多而导致货币贬值、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这样一种经济现象，那么在西方历史较为久远的研究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关系的货币数量论就是一种典型的研究通货膨胀的理论。法国重商主义者让·波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以及英国学者洛克、休漠、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约翰·穆勒等人在20世纪以前都对早期货币数量论有过论述。早期货币数量论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水平是由货币数量直接决定的。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货币流通比较正常，物价也相对稳定，基本上没有发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问题不是这个时期西方经济理论界研究的重点。此时西方的通货膨胀理论仍以早期货币数量论为主。而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对早期货币数量论的批评则推动了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理论的发展^[20]。

威克赛尔（Knut Wicksell，1851--1926）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21]。威克赛尔的累积过程理论是在其批判早期货币数量论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首先，他指出了早期货币数量论否定非货币因素对价格水平具有影响的错误，他说：“总之，假如我们不顾及黄金贮存量以外的其他物价上涨原因，其次，威克赛尔承认货币数量对价格水平有影响，但是他反对早期货币数量论关于货币数量的变动直接引起绝对价格水平变化，而对相对价格水平及产量没有影响的货币中性的观点。威克赛尔进一步指出货币数量影响价格水平是通过利率这个传导机制间接发生作用的。他认为由于自然利率和货币利息率分别取决于不同的因素和机制（所谓“自然利率”，意即在自然经济中由实物资本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息率；在货币经济中则是由借贷资本的需求（投资）与其供给（储蓄）相一致时的利息率）^[22]，所以二者通常会不一致，当两种利息率发生偏差时就会引发价格的累积性变动。威克赛尔的累积过程理论对后来凯恩斯和哈耶克的通货膨胀理论的形成都有较深的影响^[20]。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都致力于恢复经济，控制通货膨胀。1929-1933年爆发的西方经济大危机使金本位制彻底崩溃，金币退出流通，不兑现的银行券即纸币成为各国主要的流通手段。西方经济大危机改变了部分学者对待通货膨胀的态度。最典型的就是凯恩斯。英国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64年）^[23]。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了他的“萧条经济学”。凯恩斯依据其管理通货论及修正后的货币数量论，提出了反萧条的半通货膨胀理论与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主张，这推动了通货膨胀理论研究的深化^[20]。

第一时期，是1950年以前的严重通货膨胀时期。二战期间，除美国以外，英、法、德、意、日等国都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战争结束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感到物资奇缺，供应不足，战争积累下来的货币开始大量流人市场，以致引起物价暴涨^[24]。

第二时期，50--60年代，是通货膨胀缓慢发展时期。50年代初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由于战后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采取各种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国经济都增长较快，物资供应增加，通货膨胀也随之趋于缓和^[24]。

第三时期，是70年代通货膨胀急剧发展的时期。二战后，西方国家由于长期采取膨胀性政策措施刺激经济造成严重后果，例如英国、意大利在经济增长率骤降的同时，通货膨胀率骤升，从而陷入了“滞胀”的困境（滞胀是指物价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是通货膨胀长期发展的结果）^[18]。再加上一系列结构性危机（货币危机、石油危机、债务危机等），造成生产增长停滞伴随通货膨胀急剧升高的局面，在这期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物价平均增长率在5％到12％以上，比50年代和60年代高出2—3倍^[24]。对于这种情况，英国和意大利历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政策措施，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税率、压低公共开支等方式缓解了其通货膨胀^[25]。

第四时期，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的低通货膨胀时期。各个国家接受70年代严重通货膨胀的教训，普遍采取了各种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等批判了凯恩斯主义，釆biàn取了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和货币增长；提高利率，紧缩信用；国家减少干预，强调市场机制，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增加设备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抑制工资上涨，等等。此外，国际上以石油为主的原料燃料价格的下降，都对抑制通货膨胀上涨起了重要作用^[24]。

2022年，全球通货膨胀形势陡然升温。截至2022年5月份，世界各地月度同比消费价格指数（CPI）大于10%的经济体超过40个，大于5%的经济体超过80个；世界各地月度同比CPI低于3%的经济体不足20个。通货膨胀已经从个别经济体蔓延到全球，成为全球性的问题^[26]。

就本轮全球通胀而言，供给面的因素很多，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停产、交通阻滞以及对供应链的连锁影响，乌克兰危机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贸易中断和其他影响，劳动力短缺和企业垄断增强等中长期因素的影响，等等；需求面的因素则相对单一，主要是发达经济体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支持家庭和企业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持续时间更长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全球需求从非贸易服务向贸易商品的大规模重新配置。为了抑制当前的通胀速度，美联储于在2022年3月开始加息，加息的同时，美联储也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6月1日开始减持国债、机构债务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26]；同年，欧盟也宣布将启动加息。随着欧美等步入加息周期，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利率差会缩小^[27]。

定义：又称零售物价指数或生活费用指数^[28]。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通过该指数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用支出的影响程度^[7]。CPI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等八大类、268个基本分类^[29]。

计算方法：（一组固定商品按照当期价格计算的价值÷一组固定商品按照基期价格计算的价值）×100%^[28]。CPI的优点在于消费品的价格变动能及时反映消费品供给与需求的对比关系，直接与公众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在检验通货膨胀效应方面有其他指标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其缺点是消费品只是社会最终产品的一部分，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11]。

定义：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如钢铁、木材、电力、石油之类引致需求的生产要素价格现期与基期的价格和不变的商品种类和权数乘积之比，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9]。

计算方法：确定生产者物价指数时，首先要选择一组与生产者关系密切的商品（即所谓一篮子商品），然后对其在不同时期的价格变化情况进行调查，最后计算出相应的价格指数^[17]。PPI对CPI有一定的影响。PPI反映生产环节价格水平，CPI反映消费环节的价格水平。整体价格水平的波动一般首先出现在生产领域，然后通过产业链向下游产业扩散，最后波及消费品^[30]。

定义：反映不同时期商品批发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它是批发企业销售给零售企业或供给生产单位用于生产时的商品价格。批发价格是属于出厂价格或收购价格与零售价格之间的中间价格^[31]。计算方法：批发物价指数采用国家统一规定的批发牌价，以批发销售额确定权数，按比重加权算术平均物价指数公式计算。它可以按全部商品综合编制总指数；也可以按各类商品，如粮食、纺织品、文化用品、燃料、建筑材料等类分别编制指数^[31]。价格批发指数既可按全部商品综合编制，也可按不同部门或各类商品分别编制，但不包括劳务价格。其优点在于对商品流通比较敏感，其缺陷在于统计范畴狭窄^[32]。

定义：GDP平减指数（GDP Deflator），主要用来衡量不同时期内所有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动情况，是指没有剔除物价变动前的GDP（即名义GDP）增长与剔除了物价变动后的GDP（即实际GDP）增长之比。GDP平减指数主要用来衡量不同时期内所有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动情况，GDP平减指数的计算基础比CPI更广泛，涉及全部商品和服务^[17]。

计算方法：GDP平减指数通过将实际GDP除以名义GDP，然后乘以100，以提供一个衡量通货膨胀对经济总值的调整^[33]。

当经济处于衰退或者萧条阶段时，会出现失业现象；当经济处于复苏尤其是繁荣阶段时，容易出现通货膨胀现象。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对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1958年提出了解释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反之，当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低，甚至是负数^[17]。

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是用来描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关系的曲线。在短期，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在某些情况下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相互交替关系。当失业率上升时，通货膨胀率常常会下降。当失业率下降时，通货膨胀率常常会上升。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含义是，在短期，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可以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为代价降低失业率；或通过实施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更高的失业率为代价降低通货膨胀率。如下图^[34]：

在短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之所以存在相互交替的关系，是总需求曲线沿总供给曲线移动的结果。如下图^[34]：

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垂直于自然失业率的直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相互交替关系。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含义是，在长期，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不会对失业率产生影响，还会使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在长期，一个经济体的失业率趋向于其自然水平——自然失业率，即一个经济体在长期可持续的失业率。如下图^[34]：

又称“北欧模型”，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中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模型。这种模型主要适用于分析那种被称为“小国开放经济”的通货膨胀问题。因提出和发展这一模型的主要是挪威、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济学家，即所谓“北欧学派”的经济学家，故得名。这一模型最初由挪威经济学家奥克鲁斯特（Odd Aukrust）提出，又经瑞典经济学家埃德格伦（C.Edgren）、法克森（K.O.Faxen）及奥德纳（C.E.Odhner）三人加以发展和完善^[35]，通常称为“Ankrust—EFO”模型^[36]。

如果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两大部门，一是开放部门（E部门），二是非开放部门（S部门），前者所生产的产品是在世界市场上交换的，后者生产的产品不进入世界市场。假定π表示通货膨胀率；πE和πS分别表示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的通货膨胀。πW表示世界通货膨胀率；λ表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λE和λS分别表示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ω表示货币工资增长率，ωE和ωS分别表示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aE和aS则分别表示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各自在国内经济中听占的比重，且aE+aS=1^[37]。

斯堪的纳维亚模型假定开放部门的通货膨胀率等于世界市场的通货膨胀率，即πE=πS；再假定开放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非开放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即λE＞λS（所谓“生产率缺口”）。这样，该模型可以表述为：π=πW+aS（λE-λS）。该模型表示，小国开放式经济的国内通货膨胀率是由外生变量πW（世界市场通货膨胀率）和λE-λS（两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之差）和经济结构因素aS（非开放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所决定的^[37]。

在北欧模型的基础上，瑞典学派的杰出代表林德伯克对通货膨胀的研究扩大到世界范围，从全球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力量的联合中来分析通货膨胀，把国际经济和世界市场看成一个整体，研究各国经济之间互相影响和互相依赖的问题以及国内通货膨胀问题。该模型简单概括如下：假定价格变动率是产品需求和工资变动率的函数，以P代表价格变动率，以Xp代表产品需求，以W代表工资变动率，则：P=f（Xp，W）。假定价格是对劳动的需求函数，以Xn代表劳动需求，则：W=g（Xn）^[38]。

Xp对P的影响叫直接效果，Xn对P的影响叫间接效果。林德伯克认为，此两个因素在不同的范围内效果有所差异。在一国里，间接效果的影响要比直接效果更大。因一国劳动力市场的封闭性比产品市场更强，故劳动市场的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国内。而产品市场的开放性较强，在国际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条件下，各国产品市场是相互影响、紧密相关的，故产品市场的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内，而且影响到别国和世界市场^[38]。

抑制型通货膨胀指的是市场上不断增加的过量需求并没有反映为物价水平的上升，而表现为消费者手中超过一定需要的过量货币。进而，这一现象在商品市场上可以表现为商品的短缺或限量，在货币市场上可以表现为人们货币持有系数上升，货币流通速度被迫延缓或“强迫储蓄”的增加。很显然，抑制型通货膨胀是一种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特定产物^[39]。

一般是指月通货膨胀率超过50％的通货膨胀。按照复利计算，50％的月通货膨胀率相当于一年内价格上涨100多倍，三年内价格上涨200多万倍。虽然经济学家们对温和的通货膨胀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都一致认为恶性通货膨胀会导致非常高昂的社会成本^[40]。其特点是价格上涨速度快，此时货币严重贬值，而且人们预期其价格还会上涨。为了避免货币贬值带来的风险，消费者会囤积商品、购置房产，使大量资本外逃，价格扭曲，导致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遭到破坏^[41]。

恶性通货膨胀一般多发生在战争时期。由于战争和经济的需要，无控制地大量增加纸币发行，而市场上商品供应相对减少，物价飞涨，货币流通速度愈来愈快，币值下跌，因而不得不发行大量纸币，从而使通货膨胀进入恶性循环的螺旋式发展阶段，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3年，由于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德国国内在一个月的物价上涨数十倍，最后德国的货币价值等于原来价值的一万亿分之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中国，从1937年到1949年竞出现了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42]。

停滞性通货膨胀，简称滞胀或停滞性通胀，指通货膨胀及与通货膨胀相联系的经济停滞同时并存的经济现象，是通货膨胀的形式之一。其具体表现为生产停滞、通货膨胀、失业严重、物价上涨和外贸增长趋缓等方面。最显著的特征是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互相交织^[43]。滞胀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经济产能被负面的供给震荡而减少，例如，石油危机造成石油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及利润减少，引致商品价格上升的同时经济放缓；二是不当的经济政策，例如，中央银行容许货币供应过度增长，政府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进行过度管制^[18][44]。

西方国家早已出现滞胀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延续经济危机和刺激生产增长，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的膨胀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造成持续性通货膨胀。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生产骤减、失业猛增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一般都高达两位数字，形成滞胀局面^[44]。

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真正的通货膨胀”是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进一步增加通货（有效需求）时所发生的。他解释道，首先，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通货继续膨胀、物价继续上涨，这就是通货膨胀。而同样是通货在膨胀、物价在上涨，但是在不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叫做通货再膨胀，正是它把经济推进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他说，通货膨胀和通货再膨胀二者有着严格的区别，1946年日本一些学者和经济官员认为在日本出现的所谓通货膨胀，而实际上应该指的是通货再膨胀^[45]。

是指社会经济中存在着通货膨胀的压力或潜在的价格上升危机，但由于政府实施了严格的价格管制政策，使通货膨胀并没有真正发生。但是，一旦政府解除或放松价格管制措施，经济社会就会发生通货膨胀，所以这种通货膨胀并不是不存在，而是一种隐蔽的轻度的通货膨胀^[32]。例如中国广州市1980年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12.9％，另一次是1985年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21.5％。不能认为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涨两位数以上，还是“物价基本稳定”^[46]。

不论何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其直接原因只有一个，即货币供应过多。出现过多的货币追逐相对较少的商品，从而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产生通货膨胀^[32]。

当一个经济社会的总需求（过多的货币，追求过少的商品）超过总供给时，价格就会不断上涨。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不论总需求的过度增长是来自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或是来自政府需求、国外需求，都会导致需求拉动通货膨胀^[28]。当经济中存在失业和没有完全利用的资源时，需求的扩张虽然会引起价格的上涨，但它也会提高产出和就业水平；而经济实现了充分就业后，经济中没有闲置的资源可以利用，一旦需求扩张的速度超过了产出增加的速度，就会导致价格不断上涨，从而引发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47]。

又称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是指在没有超额需求的情况下由于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和显著的上涨。从总供给的角度分析，引起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于总供给的减少。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是由于总供给减少所引起的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17]。

一些经济学家从经济部门的结构方面来分析通货膨胀的成因，发现即使整个经济中总供给和总需求处于均衡状态，由于经济部门结构方面的变动因素，也会发生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即所谓结构型通货膨胀。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部门结构的某些特点，当一些产业和部门在需求方面或成本方面发生变动时，往往会通过部门之间相互看齐的过程而影响到其他部门，从而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11]。

持续的通货膨胀情况下，公众对通货膨胀会产生预期，提前做出反应。例如，雇员要求增加工资时就会加入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而雇主则会按其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提高产品价格。如果预期不当，通常是公众对未来通货膨胀的走势产生过于悲观的估计，以致其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往往高于实际将要发生的通货膨胀率，这样，物价就会以更快的速度上涨，形成实际上的本期通货膨胀，而实际上的通货膨胀又会对下一轮的公众预期产生不良影响^[16]。

由于国际经济关系日益发展，通货膨胀往往经由各种途径由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具体的一些途径如下：1.价格途径，进出口商品的价格，经过汇率的折算，与其同类商品的价格有趋于一致的倾向；2.需求途径，一个国家出现商品的过度需求，引起物价全面上涨；3.国际收支途径，一个国家出现通货膨胀，按照汇率计算，该国的价格要高于另一些国家，于是该国就从另一些国家购进商品，从而导致该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4.示范作用途径.国际性的物价上涨，使一些尚未出现通货膨胀的国家的企业预期本国物价也将上涨。为了避免遭受损失，提前将物价上涨的因素计人成本，抬高物价，或竞相囤积商品，引起本国物价总水平的上涨^[48]。

促进投资和消费：有利于促进投资和消费。温和的通胀会导致储蓄者增加放贷、市场出清的实际利率下降，为投资提供更多资金；将导致企业减少资产组合中的货币余额，增加对有形资本（如工厂和设备）的投资。此外，货币购买力下降也会刺激消费者增加当期的消费^[14]。

刺激经济和产出增长：当经济出现实际增长不如预期的时候，经济处于有效需求不足，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时，可以通过通货膨胀，增加投资，提高货币供给来刺激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49]。如在不可预计的通货膨胀中，短期内工资、利息、租金等成本暂时不会随物价而相应上涨，生产企业由此会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刺激其扩大投资^[17]。

促进劳动力市场调整：名义工资一般下调较为缓慢，这会导致长期的不平衡和劳动力市场的高失业率。由于通货膨胀使得即使名义工资保持不变，实际工资也可以下降，因此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劳动力市场能够更快地达到均衡^[14]。降低实际债务负担：对于借款人而言，通货膨胀可以降低实际债务负担。由于债务是以固定金额计价，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贬值，相对于债务来说，实际偿还金额减少^[50]。

破坏经济秩序：通货膨胀给经济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破坏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导致生产过程混乱，降低市场体系的效率，引发生产性投资减少，破坏生产的长期稳定发展。通货膨胀的物价上涨，使物价无法表现出其真实价格，生产者也会被错误引导，进而盲目的生产。通货膨胀使居民的实际收入降低，使消费水平也随之下降，这进而影响了企业商品的扩大生产。而且，因不同的人因持有的资产不同，导致财富或增加或损失，这会导致新的两极分化，引发社会危机^[51]。

使资源配置产生扭曲效应：通货膨胀将会使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生扭曲变化，引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19]。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的普遍、持续上涨，发展到一定阶段，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无法从频繁变动的价格中对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变动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也无法区分相对价格的变化和整体价格水平的变化，从而导致市场机制（价格机制）作用的失灵，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生产者的生产行为都可能发生紊乱，从而使资源无法得到最优的配置^[32][51]。

价格混乱：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这主要包括：通胀容易造成价格混乱，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通胀会加大不确定性，增加市场无效率；高通胀增加了持有现金余额的机会成本，产生“皮鞋成本”，产生调价的“菜单成本”^[14]。

固定收入者受损：对于固定收入者（如退休人员、固定工资工作者）而言，通货膨胀可能对他们的实际购买力造成损害^[32]。固定收入者的收入是固定的货币数额，落后于上涨的物价水平。其实际收入因通货膨胀而减少，他们接受每一元收入的购买随价格的上升而下降。而且，由于他们的货币收入没有变化，因而他们的生活水平必然相应地降低^[17]。货币不稳定：在固定汇率下，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贬值，不利于经济发展，损害国家的经济信誉，增加金融风险^[52]。

通货膨胀时期，由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存在过度需求，因此政府可以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以实现物价稳定。由于财政政策主要包括政府支出与税收政策，因此紧缩性财政政策主要从减少政府支出和增加税收人手，主要内容有^[53]：

减少政府预算，压缩政府公共工程支出和政府购买。政府公共工程支出和政府购买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削减政府预算，压缩政府公共工程支出和政府购买，能够抑制政府投资，减少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也能因减少政府财政支出而减少财政赤字^[53]。降低政府转移支付水平，减少社会福利费用。除了失业救济金、养老金等福利费用外，其他福利、津贴等都要随经济的过热而压缩。在许多国家社会福利费用在政府支出中占重要地位。通过减少社会福利费用，能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抑制消费需求的膨胀，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53]。增加税收。税收在政府收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增加税收，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弥补财政赤字；同时增加税收以后，企业和居民的实际收入减少，从而也减少了企业的投资支出和居民的消费支出，最终可以控制总需求的膨胀^[53]。

通货膨胀时期，由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存在过度需求，因此政府可以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总需求。由于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中央银行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和利率政策等，因此，紧缩性货币政策主要从这些政策入手，具体内容包括^[53]：

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降低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从而达到紧缩信贷规模、削减投资支出、减少货币供给量的目的^[9]。提高再贴现率。不仅可以抑制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贷款需求，还可以增加商业银行借款成本，迫使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利率和贴现率，企业会因贷款成本增加而减少投资，货币供给量也随之减少。提高再贴现率还可以影响公众的预期，达到鼓励增加储蓄、减缓通货膨胀压力的作用^[9]。公开市场卖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最经常使用的一种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买卖政府债券以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一种政策工具。在通货膨胀时期，中央银行一般会在公开市场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卖出政府债券，回笼货币，从而达到紧缩信用，减少货币供应量的目的^[9]。直接提高利率。利率的提高会增加信贷资金的使用成本，降低借贷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同时，利率的提高还可以吸收存款，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9]。

实施供给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刺激生产和促进竞争，从而增加就业和社会的有效供给，平抑物价，抑制通货膨胀。供给政策的主要措施有^[54]：

减税。通过减税，使企业和个人税后的净收入增加，从而加速资本形成，刺激投资，扩大生产，增加供给，缓解因供给不足所造成的通货膨胀^[54]。

放宽产业管制。政府放宽或取消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各种约束和管制，可以刺激竞争，降低物价，从而抑制通货膨胀^[54]。

完善价格监管机制：要调整CPI篮子权重，适度提高住房租金、服务类等对居民影响更大类别商品的权重，更真实反映民众的生活成本^[55]。

大宗商品监测：严防输入性通胀风险。要高度警惕输入性压力，增强政策协调性，从生产、供应、储备、销售、加工全链条增强防范市场异常波动风险的能力，同时，要加强对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坚决打击资本恶意炒作行为^[55]。做好宏观调控：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55]。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年—1946年）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凯恩斯的一生对经济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其理论基本上都是伴随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而生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其理论也遏制了经济危机的加剧和蔓延，凯恩斯也因此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经济学）的创立过程主要体现在著名的凯恩斯“三部曲”，即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和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56]。

美国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1912年—2006年）^[57]。他由于在消费和货币作用等方面的理论成就而获得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1967年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是美国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弗里德曼从货币因素的角度出发，论述了货币与价格的关系，认为抑制通货膨胀是经济的主要目标。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与价格之间具有同比例、同方向变动的关系特征。而正是货币数量的变动引起了价格的变动。因此，“控制货币供应量就能控制价格。”有时候价格波动引起货币供应的变化，只不过是人们对现象的一种误解，实际上这种情况只是由货币所决定的价格变动反过来作用于货币需求时的机制（又称“回流影响”）^[58]。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20世纪继凯恩斯之后最有影响的货币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他的合作者使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在20世纪后半叶得以复兴。货币主义理论对货币理论产生了非凡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的经济问题表现为经济滞胀，从而也相应地带来了货币数量说的复兴。在传统货币数量理论的基础上，以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新货币数量说），对经济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和政策主张。在《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中，弗里德曼提出了关于货币需求的一个代表性公式，如下图^[59]：

从这个比较复杂的式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弗里德曼区别于传统货币数量理论的许多独到之处。虽然他仍然承袭了传统理论中关于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的因果联系，但他不再把货币需求看作是一个常数，而是看作许多变量的函数，包括：恒久收入。这是弗里德曼提出的一个用来代表财富的概念，可以理解为预期平均长期收人，相对于会发生不规则波动的当前收入而言，具有稳定性。弗里德曼认为，财富是决定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恒久性收入越大，货币需求越大；人力财富。个人的总财富可以分为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两种，但是由于客观环境的约束，要把人力财富转化为非人力财富会受到较多的限制，尤其是经济不景气时更是如此。因此，当个人总财富中人力财富所占比重越大，为了防止转化过程的停滞而持有的货币就会越多等^[59]。

凯恩斯主义理论主张：危机和非自愿失业的经常发生，是由于在一般的情况下，社会产品的总供给总是大于社会产品的总需求，因而有效需求不足，意即社会的购买力不足。消除非自愿失业，要由就业量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所决定。意即有多大的总需求，有多大的总支出，就有多大的就业量和生产量，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基础。所以凯恩斯的理论被称为总需求或有效需求理论。大萧条时期经济频繁的剧烈波动严重恶化了经济体系的健康运行，以相对价格运行为核心的市场自发调节机制不能非常有效地熨平经济剧烈波动。面对市场失灵，政府在投资层面应该发挥更多重要作用^[60]。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近二十年间，希克斯、莫迪尼阿尼和汉森等学者所开创的以IS-LM模型为核心的正统凯恩斯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主导了当时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如下图，IS曲线表示的是产品市场均衡状态下利率与收入的关系轨迹，根据IS曲线的走势可以看出，收入与利率呈负相关关系，当利率偏低时，投资会增加，收入也会随之提升。LM曲线表示货币市场均衡时利率与收入的关系轨迹，货币市场中，收入的提升会增加投资性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保持不变时，货币需求增加会提升利率水平，即货币市场收入与利率呈现正向关系，LM曲线向上倾斜^[60]。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认为通货膨胀是由总需求的快速增加引起的。这种理论下，经济运行在生产能力的上限之上，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总需求的激增，如政府支出增加、私人投资增加、外部需求上升，可能导致生产不能满足需求，推动物价上涨^[61]。

如图，总需求曲线D0与总供给曲线S相交于E点，与该点相对应的是较少的产量Q0和较低的价格P0，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假设总供给不变，随着消费者、生产者、政府的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增大，总需求曲线由D0移动到D1，新的均衡点位于E'点，而在该点上对应的产量Q1和价格P1都高于E点上的水平，P1至P0即为该期的通货膨胀率。这就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过程的理论描述^[62]。

理论核心：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强调供给方面的因素。它认为通货膨胀是由生产成本的上升引起的。例如，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成本增加等^[63]。解释：生产成本上升会导致生产者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进而推高整体物价水平^[63]。

理性预期理论主张：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无数个微观的的企业和行为人在一起才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总体，每一个微观企业也都是经济中的一个真实存在。宏观经济因素是微观企业的行为存在的空间，宏观经济的任何发展与变化都将对微观企业造成影响，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影响会在传导机制中被放大，给企业造成极大的、颠覆性的影响。本质上看，通货膨胀预期国民经济主体对物价、通货膨胀及其变化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预期，它会引发和加剧通货膨胀，但它并不是真实的通货膨胀^[64]。

2002年，通货紧缩已经遍及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通货紧缩在日本也显得日益突出了起来。仅在2002年1月份，日本全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比起上年同期便下降了1.4%，2月份东京的物价水平下跌了1.7%，这是连续第30个月出现下跌。日本公司的破产数量大增，使得失业率显得更高，其消费水平却在不断下降之中。有鉴于此，日本商家不得不削减价格以便吸引消费者^[65]。

截至2019年，日本经济无法从多年的通货紧缩中摆脱^[66]，这一状况一直在持续。长期通货紧缩的背景主要包括：供求差距、企业与消费者增长预期降低、通货紧缩预期心理等因素。需求不足、物价下滑致使收入减少，产生通货紧缩预期，对经济增长期待降低，进而带来需求下降与物价下滑的压力持续。2012年以来，日元快速升值也构成通货紧缩压力，但也可以说通货紧缩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日元升值的背景。因原油等进口价格上升带动生产成本加大，一些与新兴国家之间存在激烈竞争的产业领域中没能推动产品与服务的价格上涨，工资和企业收入被不断压缩。代表贸易条件的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比率恶化，国民实际收入购买力呈下降状态。日本通货缓慢紧缩的状况仍在持续，考虑到2012年后半期复苏政策效果将会减小的情况，届时日本经济增速将比前期放缓^[67]。

2020年以来，美国为了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不断采取货币宽松政策，结果导致了高通货膨胀。2021年底到2022年初，随着疫情的缓解，美国生产恢复，市场供给增加，但此时遭遇了俄乌军事冲突，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粮食价格也有明显上涨，进一步加剧CPI上涨幅度^[68]。2021年4月以来，美国通货膨胀一路走高，2021年全年通胀率同比增长7.9%。2022年10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8.2%，达到了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69]。为抑制通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从2022年3月开始加息，并在6月启动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计划。然而，此次加息后CPI继续上涨，3月CPI同比涨幅达到8.5%。5月4日，美联储宣布加息50个基点，当时已是自2000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加息。此后各项数据显示，通胀上行压力仍未放缓。紧接着，美联储连续四次加息75个基点，其间，CPI在6月达到9.1%的峰值。截至2022年12月，美联储已累计加息42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从年初的近零水平升到4.25%至4.5%之间。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也在加剧^[70]。

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FedWatch Tool），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市场对2024年降息预期有所下降，但首次降息对于本次整体通胀反复，市场分析多认为缺乏持续性，美国通胀未来1-2个月里可能重回下行通道，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是房租通胀可能继续下行；其二是二手车价格1月份或大幅下行，带动商品通胀明显降温；其三是其它核心服务通胀或继续改善，因为其他核心服务通胀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密切相关。尽管劳动力市场仍具有韧性，但领先指标释放出降温信号。美国通胀处于回落但仍有阻碍，主要阻力为服务业通胀压力，如房屋租金、运输价格、医疗保健等服务业价格均不同程度上涨^[72]。

2022年以来，受俄乌冲突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和供应链紊乱问题加剧，经济前景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家庭购买力遭到侵蚀，企业生产成本增加，通货膨胀加剧。欧盟统计局3月1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由于进口额大增，且外部需求下降影响出口，欧元区3月商品贸易逆差164亿欧，且已连续6个月呈逆差。为遏制通胀，欧洲央行预计将于7月起多次加息，并将努力缩减与美国的利差以提振持续低迷的欧元汇率。截至2023年9月，欧洲央行连续9次加息，累计加息425个基点。不过，欧元区核心通胀下降速度仍然较慢，通胀压力依然不小^[73]。俄乌冲突的进程带来高度不确定性，能源价格飙升、通胀水平屡创新高、供应链短缺等让欧洲“滞胀”（即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存在）风险加剧，将阻碍新冠疫情后的复苏步伐^[74]。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元区经济第一季度环比仅增长0.2%，而4月通胀率却高达7.5%。出现“滞胀”迹象，这是未来真正的风险。不过，欧盟经济事务专员保罗·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表示^[75]，不断改善的劳动力市场、家庭储蓄率的下降、有利的融资条件以及欧盟恢复基金的全面使用，将对欧盟经济形成支撑^[76]。

德国联邦统计局2022年4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以及乌克兰危机以来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的推动的影响^[77]，德国3月通胀率升至7.3%，为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值^[78]。由于多国央行抑制经济以对抗通货膨胀，在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全球服务业尤其呈上涨趋势。因此，德国出口的下降趋势持续至2023年年底^[79]。

为应对高通胀对于民生的压力，2022年以来，德国联邦政府先后采取数轮巨额财政救济方案，主要涉及降低能源税、发放能源补贴、减轻民众税收负担、提供低价交通票等措施。2022年年底，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达成一致，包括推出49欧元全国短途公共交通月票、发放能源开支一次性补贴、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补贴等。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还就设置天然气与电力价格上限等内容达成一致，作为其紧急援助的一部分，联邦政府承担了消费者2022年12月份的部分天然气和供暖预付款，政府帮助德国民众支付天然气和取暖费用的第一笔一次性付款已经对通胀产生了抑制影响^[77]。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3月西班牙通货膨胀率达到9.8%，为1985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西班牙的能源和食品等物价的上涨，其中能源价格上涨对通货膨胀的推动最为明显。相比于2021年3月，2022年3月该国电力、燃气等家用能源价格涨幅达到68.3%，食用油价格涨幅达到32.1%，该国多类食品的价格涨幅均达到10%以上^[78]。2022年8月通胀率为2.6%，比起上个月有所反弹，且已经连续第二个月出现上涨。燃油价格的上涨是该国8月通胀率出现反弹的重要原因^[80]。西班牙经济学专家警告称，西班牙的核心通胀率仍处在高位，面对欧元区普遍面临的通胀问题以及能源价格出现的波动，西班牙的通胀压力仍然存在。西班牙IE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贡萨加兰表示：“已经发生的通胀率下降，主要是由于能源价格下降造成的。排除能源因素，西班牙的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存在^[81]。”

西班牙统计局2023年10月31日上午发布的初步估计按月计算，10月份通货膨胀率上升0.3%。一方面电力价格对通胀数据施加了上行压力，本月的降幅小于去年同期。另一方面，燃料价格下降和食品价格上涨放缓对通货膨胀率施加了下行压力。10月份的协调通胀率从上个月的3.5%小幅上升至3.7%。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胀率为5.2%，明显低于9月份的5.8%。这种下降表明，经济中潜在的通胀压力继续缓解^[82]。”

由于通货膨胀下降速度不如预期，美联储自2023年7月底以来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5.25%至5.5%之间，这是23年来的最高水平。随着美国通胀形势进一步缓解、就业市场出现疲软迹象，美联储面临政策转向的压力。

2024年9月1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降至4.75%至5.00%之间的水平。这是美联储自2020年3月以来的首次降息，也标志着由货币政策紧缩周期向宽松周期的转向。美联储决策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结束后发表声明说，该委员会对通货膨胀率可持续地朝着2%目标前进有了“更大信心”，并认为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两大目标的风险大致处于平衡状态。^[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