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德语：Achsenzeit^[1]，英语：Axial Age^[2]）是由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晚年提出的、旨在探讨世界历史发展的哲学命题。“轴心时代”具体是指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的历史阶段，这六百年见证了世界各地文明思想的大爆发，标志着人类在精神层面的重大飞跃。^[3]

在轴心时代的六百年间，中国诞生了孔子与老子这样的杰出思想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以及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伊朗涌现了查拉图斯特拉所创立的琐罗亚斯德教，而希腊则产生了荷马史诗和众多伟大的悲剧作家与哲学家，同时，西亚也见证了犹太教先知的出现。雅斯贝尔斯将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一个同步发展的整体，他认为可以将生存哲学理念扩展至世界历史的维度。他指出，在轴心时代之前，人类主要围绕生存进行生产活动，但轴心时代之后，人类进入了一种自由而超越的生活状态，开始注重精神生活的发展。他强调，直至今日，人类的精神活动主要仍受轴心时代遗产的影响和启发。^[3]

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理论的意义在于其肯定了历史与文化、思想与哲学的起源是多元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哲学理论之间不存在高级与低级的区别，不存在彼此替代的理由，它们之间的差异反而是它们共存的理由，相互交流与交融才是目标所在。^[4]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命题。他在全书的第一章“轴心时代”中描述了轴心时代的特征、自轴心时代以来的世界史结构和对轴心时代的反思：^[5]

倘若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史的轴心，那么它一定是作为一个对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的通用的事实，在经验上予以发现的。这一轴心必然诞生于“人之存在”的形态这一最了不起的丰富性之中，自此以后，人才之所以成人。这一丰富性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即便在经验上不是令人信服以及可以理解的，但也必然由于在经验上的洞识而具有说服力，如此产生一个所有民族进行历史性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这对西方和亚洲乃至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并没有某一特定的信仰内涵的尺度。这一世界史的轴心似乎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是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产生的精神过程。那里是历史最为深刻的转折点。那时出现了我们今天依然与之生活的人们。这一时代，我们可以简称其力“轴心时代”。^[5]

“轴心时代”的原词为德语“Achsenzeit”^[1]，英语译为Axial Age^[2]。这个术语的词源直译为“轴时代”^[5]，在雅斯贝尔斯的定义中，这个时期如同历史的轴心，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世界的几大文明圈独立地产生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和哲学体系，这些思想和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后来人类社会的思想基础和价值观。“轴心”一词在这里象征着历史的中心和转折点，强调这一时期对于人类精神历史的核心重要性。雅斯贝尔斯认为，在轴心时代，不同文明的思想家开始探索人的本质、个人与宇宙的关系、以及社会的道德和伦理准则，这些探索促进了人类对自我和存在的深层次理解。^[2]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8）出身于一个富商家庭，1909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在大学的精神病医院工作。在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的影响下，他于1917年发表了《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1922年转为哲学教授。雅斯贝尔斯的妻子是犹太人，他因此在纳粹当政期间被解除教职。二战后他任海德堡大学校长，积极参加对纳粹主义的清算，1948年起到瑞士巴塞尔大学任职教授，直至去世。他在学术上获得了丰硕的成就，其著作有《世界观的心理学》《哲学》《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大思想家》等。^[6]

雅斯贝尔斯对哲学史的研究是他离开德国后的主要探索方向，他不仅对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而且注意到有别于古希腊文化的希伯来文化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他给予了耶稣一个在思想史上的重要位置。这不仅是出于他对欧洲思想史的客观、公允的理解，而且是由于他本人的哲学思想就容纳了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哲学这两个传统。他的眼界还远远超出西方哲学的范围之外，认识到东方思想在世界思想史上的独立地位，并专门为孔子与佛陀树碑立传。尽管他作为一名西方哲学家，对东方哲学的涉猎不如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那么深入全面，但他承认东西方思想在世界思想史上具有平等地位，并放弃了西方学界通行的欧洲中心论。他用来取代欧洲中心论的是“轴心时代”理论。^[4]

雅斯贝尔斯深刻地影响了哲学史、精神病学和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他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界，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对人类存在和历史进程深刻的洞见。他的传记作者桑纳尔对他评价道：“他的一生没有跌宕起伏的事件，没有传记，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思维。”^[7]

“轴心时代”理论是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史计划”中的关键部分，而世界哲学史计划是雅斯贝尔斯1937年提出哲学逻辑思想时提出的。他的朋友，印度学家亨里希•齐默尔在移民国外前给他许多中国和印度的文献与书籍。雅斯贝尔斯因此被中国哲学迷住了，投入到了对其的研究工作当中。在纳粹统治德国期间，他的妻子经常根据他们的心情朗读莎士比亚和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以及英国历史和中国小说。通过这样的阅读，雅斯贝尔斯获得了关于世界的新的认识。他说，他精神上喜欢逗留在中国，感到那里有人类存在的共同起源，可以对抗他周围的野蛮。与此同时，西方历史的现实也使他觉得需要更严格地审查西方的心灵。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和世界哲学史的思想就是在这样一种对西方思想批判反思的背景下提出的，而世界哲学之所以可能的条件还在于人类有共同的起源，共同的目标。因为只有共同的历史，才能给当前发生的事的意义提供标尺。这个共同的历史，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但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迄今止，人类还没有真正的世界史，所谓的世界史不过是当地史的集合，真正的世界史只有在明白人类有共同的起源和共同的目标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学说来阐明人类的共同起源和共同目标。^[8]

雅斯贝尔斯将以往的人类历史发展分四个阶段，并且是以共同的基础为出发点的。这四个阶段分别：史前时代（Vorgeschichte）、古代高度文化时代（Alte Hochkulturen）、轴心时代（Achsenzeit）、科学技术时代（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s Zeitalter）。^[9]在这四个文明发展的阶段之中，轴心时代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指一段产生了“从那以来人能是的一切”的时间段。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间段定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左右，当时在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释迦牟尼，在伊朗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在巴勒斯坦出现了先知，在希腊出现了荷马、哲学家和悲剧作家。^[10]

“轴心时代”的思想首先是针对基督教的历史哲学的。基督教认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即创世纪的神话，且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救赎和最后审判。尽管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基督教的历史哲学将基督的到来视为世界历史的中心点和转折点，但这一观点仅对基督徒有效。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是一个超越所有不同信仰的，对于全人类共同的东西，是人类历史共同的起源，它使得世界各大文明的重大事件，尽管完全没有联系且各自独立，却共同形成了人类文明的源头。人类首次发现了对人的理性理解。此前的东西都是对它的准备，而后来的一切实际上有意识地要返回去与之相关。人类的世界史由此获得其结构。^[10]

雅斯贝尔斯在提倡“轴心时代”理论时，明确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思想体系。他坚持认为，“轴心时代”并非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构想，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实际经验验证的历史事实，这一事实对所有人而言，包括基督徒在内，都是可接受的。这一时代揭示了人类拥有共享的起点和共同追求的目标。假如人们将这种共性理解为上帝的存在，那么上帝在历史中以多样的方式呈现，为人类提供了众多寻求与之连接的路径。因此，“轴心时代”的概念强烈反对将单一信仰视为绝对真理的观点，这种做法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是错误的。他认为，虽然一种信仰在其历史脉络中可能具有绝对性，但这种绝对性并不像科学真理那样普遍适用。与此同时，西方世俗思想，尤其是独断论的哲学和科学世界观，却错误地自认为是掌握了真理的唯一代言人。这样的主张往往通过权力的意志转化为盲目的信仰，促进了人类的自大和自欺行为。雅斯贝尔斯通过“轴心时代”与普遍历史的观念，旨在挑战这种真理的排他性主张，倡导一个更加包容和多元的世界观。^[10]

第一个特征：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左右，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相互间并不了解的地方几乎同时产生了璀璨的精神文明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其整体的存在、其自身的存在以及自身的局限，但却积极的寻找解脱和救赎。这体现在了人们的不断反省与表达中，从而产生了精神上的斗争。因此，在这个时代产生了人们至今思考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们至今赖以生存的世界宗教的萌芽。^[5]

第二个特征：在这个时代“哲学家”首次出现了，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对外在世界的观察和描述，而是开始探索更深层次的问题，如真理、存在的意义、道德和理想社会的本质等。他们试图通过内在的对比，即将个体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的宇宙现象相对照，来寻找生命和宇宙的根源。这种探索不仅限于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人类精神和道德价值的探求。哲学家们通过反思自我，试图在自己内心深处发现普遍的真理和原则。这种内在的探索使他们能够超越个人的局限性，进而理解并超越整个世界的表象，触及到更加普遍和根本的真理。^[5]

第三个特征：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地区表现出一种类似的“社会学状态”，即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国家和城市，其互相交流与战斗。人们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游走，加速了精神上的交流。在此之前，这三个地区的精神状况相对而言是持久不变的，表现为一种静止的、异常缓慢的精神运动。而在轴心时代却产生了一种张力，并引起了一场迅猛的运动，这一运动表现为“人的存在”成为了反思的对象。^[5]

在“轴心时代”，古希腊经历了独特的文化和哲学发展。这一时期，城邦（Polis）成为政治、社会生活的中心，促进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初步形成。古希腊文明以其哲学、艺术、戏剧和科学研究而著称。哲学方面，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不仅探讨了道德伦理、政治理论，还对后世的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艺术和建筑领域，古希腊以其雕塑和神庙建筑展现了对美的追求和人文主义精神。古希腊的戏剧作品，如悲剧和喜剧，深刻探讨了人性、命运和社会问题，展现了古希腊人对生活的深刻反思。^[11]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起点，许多古希腊哲学家探讨了存在的本质、知识的可能性、伦理行为的标准等基本问题^[12]：

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哲学核心是通过问答式的对话来揭露知识和道德真理。他认为通过不断提问，人们能够深入探索概念的含义，从而达到更高层次的理解。他的名言“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强调了知识的谦逊和自我反省的重要性。^[12]柏拉图：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通过其著作（尤其是《理想国》）对苏格拉底的思想进行了扩展，并提出了形式论（或理念论）。他认为，我们感知的物理世界只是更高真实性的影子或反映，这更高的真实性就是不变的、永恒的理型（Forms）或理念（Ideas）。柏拉图还提出了哲人王的概念，认为只有哲学家才具备统治国家的智慧和能力。^[12]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其贡献遍及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等多个领域。他提出了形式与物质的区分、四因说（材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以解释事物的存在和变化。在逻辑学上，亚里士多德建立了演绎推理的规则，即三段论。在伦理学上，他的《尼各马科伦理学》探讨了实现良好生活（eudaimonia）的道德德行，强调中庸之道。^[12]

古希腊对科学的探索主要体现在对自然世界的观察和理论化^[12]：

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派认为数字和数学关系是宇宙的本质。该学派发现了音乐和数学之间的关系，以及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欧几里得：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一部系统化的数学著作，汇集了当时所有已知的几何知识。该著作对后世的数学和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是直到19世纪都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12]阿基米德：阿基米德被认为是古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在力学和流体静力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杠杆定律和阿基米德原理。他还发明了许多机械装置，如著名的阿基米德螺旋。^[12]

古希腊尤其是雅典实行的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度，其中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这一制度通过大会（Ekklesia）进行，所有自由男性雅典公民都有权参与讨论和投票决定城邦的重要事务。这种直接参与的民主形式对后世的民主理论和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11]

古印度文明起源于印度河流域，随后向恒河流域扩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轴心时代”，印度经历了宗教和哲学上的重大变革，佛教和耆那教在这一时期诞生。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对宗教和哲学思想的深入探索，尤其是对人生苦难的根源及其解脱之道的探求。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通过四圣谛和八正道提出了一套解决人生痛苦的方法，强调了内心觉悟和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同时，印度教的发展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其宗教文本《奥义书》深刻探讨了宇宙的本质和个体灵魂的解脱问题。古印度的哲学体系非常丰富，包括六派哲学，涉及逻辑、形而上学、伦理学和认识论。此外，古印度在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科学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如阿拉伯数字和零的概念就起源于这里。^[11]

吠檀多哲学：吠檀多哲学基于吠陀经文，主要探讨宇宙的本质和个人的解脱之道，其最具代表性学派是强调梵我合一的阿底峡学派，它强调个体灵魂（Atman）与宇宙灵魂（Brahman）的合一。^[11]佛教：佛教由释迦牟尼创立，其核心教义包括四圣谛（苦、集、灭、道）和八正道，指导人们达到涅槃pán即解脱苦难的状态。佛教后来发展出多个流派，如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11]耆那教：强调非暴力（Ahimsa）和极端的禁欲主义，认为通过彻底放弃世间欲望，灵魂可以达到解脱。^[11]萨姆克雅哲学和瑜伽哲学：萨姆克雅哲学提出了存在两种基本实体：普鲁士（灵魂）和普拉克利提（物质）。瑜伽哲学则提供了一套实践方法论，通过身体练习、冥想和道德准则帮助实现精神上的觉醒和解脱。^[11]

地球自转：古印度的阿耶波多较早提出了地球每天自转一周的理论，这是对地心说的重要挑战，成为古印度天文学的重要贡献。^[11]行星运动：古印度天文学家较早计算出了行星运动的周期，并尝试解释这些运动的原因。^[11]

零的概念和使用：古印度数学家是最早将零作为一个数学符号并运用于计算中的，这对于数学的发展至关重要。零的概念使得数学系统得以完善，为代数学和算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1]十进制系统：古印度数学家不仅使用了十进制系统，还发明了位值表示法，极大地简化了计算方法。^[11]代数学：古印度的数学家们在代数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例如，他们发展了解二次方程的方法，并且开始使用方程和未知数进行计算。^[11]三角学：古印度数学家也对三角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引入正弦、余弦等概念，对于天文学的发展尤其重要。^[11]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在“轴心时代”，中国经历了诸子百家的思想盛宴，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强调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价值，主张以人为本，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道家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提出了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念，强调顺应自然规律，追求内心的清静与自由。同时，“轴心时代”的中国还见证了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多种学派的兴起，它们在政治理论、伦理思想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各有贡献。此外，这一时期的中国还创造了丰富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如《诗经》和《尚书》，以及对历史的记录和编纂zuǎn，如《春秋》。^[11]

儒家：由孔子创立，主张“仁爱”和“礼制”，强调个人品德的修养和社会秩序的和谐。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五常理念。^[11]道家：代表人物为老子和庄子，主张“无为而治”，强调顺应自然的道理和个人内心的清静。道家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学、艺术以及宗教。^[11]墨家：由墨子领导，提出“兼爱”和“非攻”的思想，强调爱的普遍性和反对无谓的战争，墨家还注重实用主义和技术发明。^[11]法家：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主张法治之道，强调严格的法律制度和集权的政治体制，对秦统一六国和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有重要影响。^[11]

《诗经》：《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305首诗歌。《诗经》涵盖了政治、社会、情感等多方面的内容，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民的生活状态。^[11]《楚辞》：《楚辞》以屈原为代表，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文学形式，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关切，以及追求理想和抒发情感的深切情怀。《楚辞》中的《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作，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11]

周朝的分封制：周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分封给士兵和臣民。这种分封制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家族、宗族为纽带的封建体系。^[11]战国时期的变革：随着战国时期各国力量的壮大，传统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秦国最先实行郡县制，废除封建分封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这种制度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为后来的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11]

西亚文明，尤其是以色列和波斯地区，在“轴心时代”对世界宗教和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一时期，以色列地区诞生了犹太教，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神教宗教之一。犹太教的先知如摩西、以赛亚和耶利米等，通过其教导和先知书，强调了与唯一神的契约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道德法则和伦理指导，形成了犹太教的宗教基础。此外，波斯帝国在居鲁士大帝和大流士等君主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庞大帝国。波斯的官方宗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其创始人琐罗亚斯德的教导为基础，提出了宇宙间善恶斗争的宗教观念，强调人类在这场斗争中的角色和最终的救赎。波斯文明在行政管理、宗教信仰和文化交流方面都有显著贡献，其道路系统、邮政系统和使用楔形文字的行政文档，都体现了其先进的组织和管理能力。波斯帝国的宽容政策，允许各个民族保留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11]

犹太教的发展：轴心时代见证了犹太教思想的成熟，一神论的确立是一个关键标志，这一观念认为宇宙间存在着一个唯一的、全能的上帝，他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维护者。该理念与当时其他多神教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为犹太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信仰基础。另外，《十诫》这一道德法典的出现，为犹太人的生活提供了明确的道德指导。它不仅强调了对上帝的虔诚和崇拜，也涉及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公正对待。这些法则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并为犹太社会的法律和伦理体系奠定了基础。^[11]

波斯的宗教创新：波斯帝国在古代世界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其宗教思想，尤其是琐罗亚斯德教（也被称为拜火教），对后世宗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琐罗亚斯德教的核心教义包括善恶二元对立、世界末日的到来以及末世审判。它教导世界是由善良的光明之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和邪恶的黑暗之神安格拉·曼纽（Angra Mainyu）所构成的二元对立体系。信徒被要求在日常生活中选择支持光明之神，通过善行对抗邪恶，体现了个人在道德选择上的责任。这些宗教观念在当时是创新的，它们不仅强调了个人行为的重要性，也提出了最终善恶将得到审判的概念。末世审判的思想尤为重要，它预言了一个世界末日，届时所有的灵魂都将接受审判，根据其在世间的行为被赏赐或惩罚。^[11]

帝国管理和行政组织：亚述帝国、新巴比伦帝国和阿契美尼德帝国等在行政组织和帝国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邮政系统和道路网络促进了帝国内部的通讯和管理效率。^[11]法律典籍的编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一个显著成就是法典的制定，其中最著名的是汉谟拉比法典，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律集，对后世的法律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11]

天文学和数学：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发明了太阳历和月亮历，以及60进位制的数学系统。^[11]楔形文字：它的发展促进了记录和传播知识的能力。《吉尔伽美什史诗》等文学作品不仅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和人生观。^[11]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的《论历史的起源和目的》（德语：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于1949年出版，是一部探讨人类历史意义、方向和结构的深刻哲学作品。雅斯贝尔斯通过引入“轴心时代”概念，标志着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人类思想和文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强调了这一时期内独立涌现的高度复杂的思想体系和宗教信仰对后世的深远影响。^[13]

在书中，雅斯贝尔斯不仅分析了这一时期伟大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对人的本性、社会秩序和宇宙本质的深刻见解，他还深入讨论了历史的本质和人类存在的意义。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是有限的、不完善的生物，只能通过历史的流程寻求达到永恒性。他强调，历史不仅是补偿个人能力不足的手段，也是自我认识的工具。通过历史，人们能够反思“我是谁”和“我为何而活”，但同时，人类永远无法完全自知，无法穷尽历史的无限整体。^[13]

雅斯贝尔斯进一步指出，社会由自由而独立存在的个体构成，其活动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由此产生的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受到超历史的彼岸力量——上帝的控制。他主张，人的行为与上帝的意志是统一的，因此历史不遵循任何规律性或进步性。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作为意识的存在，作为通往自我认识和宗教归依的桥梁。^[13]

《论历史的起源和目的》不只是对历史的哲学反思，它同时探索了人类存在的更深层次意义。通过将不同文化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融入全球历史视角，雅斯贝尔斯挑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促进了对人类文化和精神发展多样性的更全面理解。这部作品对哲学、历史学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展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人类追求意义的不懈努力，成为20世纪哲学和历史学领域的重要里程碑。^[13]

美国政治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提出了“天下时代”（The Ecumenic Age）作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The Axial Age）的替代性概念。在“天下时代”概念中，他提出了“三元组构”，即精神突破（在思想、哲学、宗教和文化方面的重大创新和转变）、帝国征服（以帝国征服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编纂（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录和解释，以及通过这种记录和解释对社会记忆和身份构建的影响）。^[14]

沃格林认为，“轴心时代”理论所把握的只是“天下时代”三元组构中的精神突破，而不能把握另外两重结构，而这三元组构才完整刻画了世界历史的一个崭新纪元。“天下时代”的社会性基础是帝国征服，其为精神突破提供了动力；而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的社会性基础则是介于“前轴心时代”的高度帝国文化与“后轴心时代”帝国之间的城邦林立的冲突，这就无法说明何以人们会从具体政治社会逃离到内在精神领域去寻求秩序。在时间区间上，“轴心时代”指的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历史时段，而“天下时代”“大约是从波斯帝国的兴起（约公元前550年）开始，延续到罗马帝国的衰亡（公元后15世纪中期）。^[14]

沃格林通过“天下时代”说明，精神突破的背景是由宇宙论秩序的衰落和随之而来的世界帝国的扩张所定义，这一扩张体现在波斯、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印度的孔雀王朝以及中国的秦汉帝国等历史上的帝国扩展行为中。这些帝国的扩张破坏了旧有的、与宇宙论秩序相结合的社会结构，其中以神话为主要表达形式的宇宙论真理被迫转向不同形式的智性和灵性寻求，包括古希腊的人文学派真理、救赎主义的灵性真理，以及中国特有的“中道”生存论真理。沃格林的“天下时代”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刻画了人类文明的秩序变迁：从“治出于一”的宇宙论帝国秩序到“治出于二”的“天下秩序”。其核心是精神与权力的分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世界宗教与世界帝国的对峙及其张力。^[14]

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基于“轴心时代”理论提出了多元现代化理论。他对“轴心时代”理论提出批评，认为这一理论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他指出，“轴心时代”主要是一种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观点，其假设在所谓的“轴心期”中，只有希腊文明的出现才代表了精神运动的开始。艾森斯塔特认为，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人类精神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他看来，将精神运动的起点仅限于希腊文明的兴起，忽略了同一时期其他文明同样重要的精神和哲学贡献，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解读。进一步地，艾森斯塔特指出，“轴心时代”理论所强调的精神转变，实际上是通过一种含有强烈诺斯替主义成分的异端理想的转型而形成的。他认为，这种转型并不是基于实际历史发展的客观分析，而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或者说是一种幻象。这样的批评意味着，艾森斯塔特对“轴心时代”理论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理论在解释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时，过于偏重于西方文明，而忽视了全球多元文化的广泛贡献和相互影响。^[15]

艾森斯塔特以对“轴心时代”的批判为出发点，对先验世界和世俗世界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轴心时代之前，先验世界和世俗世界并没有明显的尊卑之别。然而，轴心时代的到来标志着这种分离的加剧，特别是随着一个专门的知识阶层的出现。这个知识阶层不仅是发展神圣观念的中坚力量，也成为统治阶层或次统治者的一部分，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的认可。之后，这个知识阶层并不满足于现状，而是力图控制交流与符号系统的生产，以获得更大的独立性。这激发了新的社会竞争，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精英集团互相视对方为竞争对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分化成了“在野”和“在朝”的区别，同时，由于这些集团的性质不同，他们最终发展成为具有多元次级文化的社会。^[15]

艾森斯塔特认为，“轴心时代”的出现促使后续历史时期出现了文化的多元状态。尽管世界文明在总体上保持一致，但每种具体文明的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从未有过完全相同的文明。基于这样的分析，艾森斯塔特主张，文明史应当被理解为多元文明史，强调不同文明的独特性和它们对人类历史的共同贡献。^[15]

轴心时代的提出是为了彻底破除在西方世界由基督宗教信仰所缔造的历史哲学神话。黑格尔曾说：“一切历史都归于基督，又出自基督。上帝之子的降临乃是世界历史的轴心。”这样一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即使是在西方，基督徒们也没有把他们以经验为基础的历史观跟基督信仰联系在一起。基督教仅是其信徒之信仰，而绝非全人类的信仰。到而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则是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关键点，并且排除了特定信仰的内容，是西方人、亚洲人乃至全人类都可以信服的尺度。正是轴心时代的出现，使得人性成为了“人之存在”的精神基础，从而深刻地影响到了世界历史结构的变化。^[9]

“轴心时代”所引发的文化和精神革命，确立的人类精神的基石和宗教伦理的价值系统，直至当代，其影响力仍未被根本性地超越。这些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继续在全球各大文明中发挥核心作用。这个时代铸就的文化和精神遗产，为人类历史的进程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以西方文明为例，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觉醒、宗教改革带来的理性与世俗化风潮、现代科技进步背后的理性思维，到启蒙时期关于社会契约的理念，每一个历史节点都在不同形式上重新汲取和借鉴了“轴心时代”的精神资源。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这一概念，绝不仅仅是历史意义上的一个时期，而是找寻到了一个参照坐标，从而使得人类历史真正具有了全球史的意义。^[9]

埃及学专家、神学家和文化学家扬·阿斯曼教授和德国英美文学专家、埃及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教授夫妇批评卡尔·雅斯贝尔斯的理念具有霸权性质，指出他在追求统一性的过程中牺牲了多样性。他们认为雅斯贝尔斯在其“轴心时代”理论中过分忽略了该时期之前的历史，特别是埃及的贡献，同时他们也指出了雅斯贝尔斯倾向于采取简化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此外，他们强调，在讨论“轴心时代”的框架内，伊斯兰教应当被赋予适当的位置和重视，因为它同样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夫妇的批评旨在呼吁更加全面和多元的历史视角，强调了在全球文化史研究中考虑不同文明及其交流互动的重要性。^[16]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针对“轴心时代”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他指出，雅斯贝尔斯在试图为世界历史找到一个共同的起源时，不可避免地将几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如摩西和基督，排除在这个定义的时期之外。这种排除，按照汤因比的观点，是雅斯贝尔斯为了保持“轴心时代”概念的纯净和一致性所做的妥协。然而，如果将这些人物，加上如摩尼（公元3世纪）和穆罕默德（公元6-7世纪）等后来的宗教创始人纳入考量，那么“轴心时代”的概念就必须被大幅度地扩展。在这种扩展下，“轴心时代”将覆盖一个跨越了一千年以上的时间段，这个时期内发生了多次深刻的精神和哲学变革。因此，汤因比认为，一旦接受了这种扩展，原本的“轴心时代”概念就会因为其边界的模糊和范围的过于宽泛而失去原有的意义，变成了一个包含了多次精神革命的开放时期，而不再是一个清晰界定的、有着特定历史意义的时代。^[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