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

非攻，指对攻战的反对，并用“义”的标准划分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1][3]是墨子的政治和军事主张之一，^[4][5]同也含“兼爱”的伦理思想。^[6]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局面动荡，各国之间经常发生兼并攻伐。在墨子看来，只知自爱、不知兼爱，是争端和祸乱的根源，会导致父不慈、子不孝、君不惠、臣不忠，并最终造成互相争夺、攻伐的局面。基于此，墨子形成了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的治世思想。^[6]面对当时无法避免战争的客观现实，墨子进一步提出了“非攻”，以及立足防御、好战必亡的战争观，将是否主动发起战争作为衡量战争正义与否的标准。^[1]此外，他还区分了“攻”与“诛”的不同，即讨伐无罪之国是“攻”，讨伐有罪之君则为“诛”。“攻”是不义之举，而“诛”在一定条件下是合理的。^[7][3]

墨子的“非攻”思想展现了良好的道义追求，对人的内在道德的推崇，以及对战争的抨击，体现了墨子渴望救国救民、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在劝导统治者放弃战争方面，墨子及其弟子做了众多努力，其中的“止楚攻宋”^[8]“止鲁攻郑”^[1]等故事，被后世称为仁举。^[4]

非攻是墨子的反战思想。墨子认为，战争是有害的行为，当大国攻伐无罪之国时，“人其沟（边）境，刈yì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以御（堙yīn）其沟池，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牲”，这对该国的人民是一场浩劫，对侵略者也没有好处。^[9]

墨子针对战国诸侯兼并战争，提出了反对理由：其一，战争是灾难、祸害的根源，因掠夺性战争而亡国的国家不可胜数；其二，战争会对交战双方的民众带来深重灾难，给社会物质财富造成巨大的损失；其三，墨子用“义”作为标准界定与划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兼并掠夺战均属于不正义的战争；其四，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发动兼并掠夺战的国家所得利益并不足以弥补在战争中所失去的利益。^[7][3]

墨子提倡“非攻”，但并非反对一切战争。他将战争区分为“诛”与“攻”两类，伐“无罪之国”定义为“攻”，这是非正义的战争；将伐“有罪之国”定义为“诛”，如大禹征讨有苗、商汤放逐夏桀，武王伐纣等，这是一种正义的战争。^[7][3]

墨子，生卒年不详，姓墨名翟，战国时期至唐宋年间皆持此论，自元代开始有争议。^[10]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又说宋国人或楚国人），^[11]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出身平民（有说其为贵族之后），^[12]精通手工技艺。他早年多在鲁国生活，深受儒家学说影响，但后来厌倦儒家烦琐的礼制，创建了墨家学派。他曾到齐、宋、卫、楚等国游历，宣扬自己的学说，游说大国不要攻击小国，有“止楚攻宋”^[13]“止齐伐鲁”^[14]“止鲁阳文君攻郑”^[15]等事迹。^[16]

墨家思想以“十论”（即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命、非乐、天志、明鬼、兼爱、非攻）为主体，是墨子为救社会之弊而提出的富有针对性的学说。^[17]为了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目的，墨子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命、非乐、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十项具体行事主张。^[1]他探究了知识与逻辑方面的问题，论述知识的分类与来源，^[18]并提出了检验知识真伪的“三表法”，又以“心之察辨”作为其补充；^[19]在其方法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逻辑体系中，他阐明了“辨”的目的与作用，论述了关于“辨”的四项原则和七种方法。^[20]同时他在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方面也有所成就，被誉为“中国科圣”。墨子的学说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学并称为“显学”。现存《墨子》五十三篇，是研究墨子及其学说的基本材料。^[21]

在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周王权的衰落，出现了文化下移、民间知识阶层兴起的新现象，百家争鸣初现端倪。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朝的统治地位不断削弱，逐步丧失了对全国的统治权，并屈从于诸侯的霸权。中央王权的衰落，导致原来用以巩固周王朝统治的各种礼制与观念，日渐失去了它们的制约作用，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随着权威礼制与观念的崩溃，意识领域的禁锢gù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思想的活跃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其突出表现便是“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1]

所谓“百家”主要指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杂、农九家，其中儒、墨、道、法影响最大。他们从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出发，努力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而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些贤士相对于政治权势是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在墨子生活时代，由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相对自由，给各种学说的产生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正因为得益于此，代表平民基层利益的墨家才能够应运而生并迅速壮大。墨子和他的徒属后学组成了一个有严密组织、共同执行一定政治任务的社团，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普通的学派或学术团体。^[1]

根据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墨子详细分析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之现象。认为大乱的根源是“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并提出了相关治理措施。^[6]又根据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及思想状况，继续分析社会大乱的其他方面因素及改善方式。认为天下无“义”是社会动乱的根本因素，而止战、反对铺张浪费、避免上层过度享乐致使下层民众利益受损成为推行天下之“义”的根本举措，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的治世思想基本形成。^[22]

墨子的思想受到了孔子和老子的影响。老子的道家学说与墨子的墨家主张的内容有一定的相通性。^[22]老子主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chú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朱谦之认为，这里的“不仁”，并非不讲仁义，而是无所偏爱。这一点与墨家的“兼爱”主张有相同之处。^[23]此外，老子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思想及“俭”等思想与墨家学派的“天志”“节用”等思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二者思想均起源于上古文化，老子思想对于墨家的思想主张起到了一定的借鉴意义。^[22]

《墨子·公孟》记载，墨子认为儒家思想是“亦当而不可易者”。^[24]墨子在创造墨家思想主张之时，批判继承了儒家思想的某些主张，借鉴儒家思想而将其更新换代，加以改造，形成了墨家思想。墨家主张“节俭”、“兼爱”、“尚贤”等思想，与儒家提倡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泛爱众，而亲仁”、“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后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等思想均有一定的相通之处。而墨家的核心思想“兼相爱，交相利”也是从孔子主张的重义轻利思想中批判继承的。儒家思想以统治者视角发表言论，而墨家学派则主要代表下层劳动人民，二者的根本差异导致思想主张有所区别。^[22]

在墨子时代，战争是无可回避的社会现实，墨子在兼爱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非攻”，^[6]将是否主动发起战争作为衡量战争性质的重要标准，由此来判断战争正义与否，并进而提出立足防御、好战必亡的战争观。^[1]

墨子认为，大不攻小、强不侮弱是“义”的基本要求，反之则为“不义”。在看待战争的问题上，墨子所秉持的基本立场就是“非攻”。在墨子看来，国与国之间的征伐，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不义之战，因此应当尽可能避免战争的发生。对此，墨子采用设喻、说理等方式进行了层层剖析。^[1]

墨子首先以“入他人园圃，偷窃桃李果实者”“入他人栏厩，取人马牛者”“杀无辜的人，剥下人家的衣服皮袄，拿走戈剑者”，这些不义之事为例，说明统治者不仅知道这些盗窃、杀人行为都是不义之举，明白这些行为的严重程度层层递增，同时也清楚必须对其进行惩罚的道理。^[1]

接下来，墨子针对统治者无视“义与不义之别”的种种表现。他说，杀一个人，说它不义，一定构成一个死罪了。如果照这个说法类推下去，杀十个人，十倍不义，构成十个死罪；杀一百个人，一百倍不义，构成一百个死罪。这个道理，世上的人大概都懂。然而，相比于这些，更加不义的事，就是进攻别国。但是，到了此时，大家却不知道反对，反而称赞它，说它义。在这里，墨子明确指出攻人之国等同于杀人越货，而统治者却不以为辱，还自认为义举。因此，墨子直问，究竟“知义与不义之别乎？”^[1]

墨子不仅指出这些行为的荒谬，还分析了该行为背后的心理基础。对于习以为常的事物，人们先是产生麻木之感，无动于衷，进而颠倒黑白。所以，墨子认为，正是由于当时战乱频仍，导致人们不以为发生战事有何不妥，从而导致了不以是为是，不以非为非，是非观的颠倒麻木等现象的发生。^[1]

总体来看，墨子以战争为不义之举，主张非攻，尤其反对掠夺战争。但他所处的战国时期，征战频仍，当时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持续进行。所以墨子面对当时的现实，并不主张盲目的和平主义，而是将战争区分为侵略他国战争和自卫战争。他认为自保战争有其合理性，也是迫不得已必须进行的。针对当时的复杂环境，一方面墨子坚决反对“攻”，即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另一方面墨子并不主张放弃武备，听天由命，而是主张要积极整饬军备，做足防御力量，积蓄足够实力以图自保。^[1]

在军事方面，墨子也的确是以善“守”而知名。《战国策·齐六》篇载：“今燕王方寒心独立，大臣不足恃，国弊祸多，民心无所归。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就是说，现在燕国王公用疲惫的民众抵抗整个齐国军队，整整一年都未被攻克，就运用了墨子的守城之法。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也称赞墨子“善守御”。冯友兰对此评价道：“墨翟反对兼并战争，但他不是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他主张非攻，而不主张非战，他反对攻，却讲究守。”^[1]

关于如何去“守”，墨子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备”，即充分的准备。墨子从仓粟、库兵、城郭、人心多个角度，论述了如何做到有备无患。墨子进一步指出，“备”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需要统治者经年累月地实施。假如统治者对此不重视，而耽于享乐，就会导致“备不具”的局面，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墨子不仅在理念上重视“守”，在实际行动上，墨家还制作了不少防御器具，像是连弩车、投掷车等。^[1]

另外，墨子守御不是一味死守，而是弹性防守，守中有攻。在《蛾傅》篇中，墨子讲述了如何在敌人逃跑的情况下，伏兵攻破敌营。要取得最后胜利，攻也是不可缺少的手段。^[1]

在墨子战争观中，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即好战必亡。夫差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国君，他在位时任用伍子胥、孙武等人改革军事，增强武力，曾经攻破楚国都城郢，几乎灭掉楚国，后又打败越国，北上中原，一度成为霸主。但因为贪心过大，好战不倦，恃强凌弱，终于被越国勾践所灭。此外，墨子还举出智伯的例子，进一步加以阐述。智伯与赵、魏、韩三家同为春秋后期晋国大夫，智伯地盘最大，实力最强，却不知足，强向韩魏两家索地，又围赵襄子于晋阳，企图灭掉赵家。最终赵、魏、韩三家协力同心，共灭智伯。^[1]

针对墨子“好战必亡”的观点，有“好攻伐之君”向墨子提出了反证，他说，齐国以及由晋分出的赵、魏、韩皆因好征伐而强大为反证，试图说明好战未必会亡，甚至可能会借此强国。对此，墨子以好战必亡的普遍性与好战未必亡的个别性作答。之后，这位“好攻伐之君”回避了攻伐战争掠夺性，试图也以“义”来说明攻伐的合理性：“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为不足也，我欲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也。”对此，墨子说明了何谓“义”，墨子告诉对方，“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这才是征战之“义”。由此，墨子也全面表述了对战争性质的看法，仁人君子所应该做的事情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攻伐之事是“天下之巨害”，因此“非攻”不仅是对小国弱国有利，对于大国强国而言，“非攻”也是有利的，因为这不光是从道义角度说的，就是从实际方面看，好战也早晚必将招致“巨害”。^[1]

墨家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与儒家、道家共同组成了汉民族的三大哲学体系，^[22]“非攻”是墨家的重要思想。墨家成员几乎都是平民，“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25]墨家组织纪律严明，领袖为“钜子”，^[1]普通弟子被称为墨者。墨子可能为第一任钜子，第二任及后来钜子的产生则通常由前任巨子所推举认可的人担任。^[26]

墨子逝世后，墨家相继出现孟胜、田襄子、腹䵍等钜子。初期，墨家钜子由贤能者担任，领导墨家学派进一步发展壮大。战国时期，孟胜居楚，田襄子在齐，腹䵍tūn位秦，发扬墨家学说，并受到诸侯国君的任命与重视。^[27]此外，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也称战国时期儒墨两家“皆有可为国教之势”。^[28]但后期钜子之间彼此攻击，内部争权夺利导致墨家学派历经演变，形成了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墨。^[29]至战国末期，墨家逐渐式微，汉武帝时期又逢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导致墨家学派受到巨大打击，渐近消失。^[30]

墨家思想分前后两个时期，墨家前期的思想主张包括兼爱、非攻、尚贤、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等。^[25]在墨家后期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思想与前期注重社会伦理思想不同，演变为崇尚认识论与逻辑学思想，侧重实践等，逐渐形成墨家独具特色墨辨逻辑思想，即世界古代三大逻辑体系之一。^[31]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中国日益发展繁盛，对墨家及其著作《墨子》之研究渐渐兴起，逐渐受到社会重视，即所谓墨家复兴。^[32]

墨子的十大主张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1]

尚贤即崇尚贤者。墨子把人才看作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把崇尚贤者看作是“为政之本”。墨子反对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度，主张选拔人才要“不避贫贱”“不避远”“不避疏”，要做到“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定）赏，量功而分禄”。这样的目的不仅由于他们是贤者，更是为了把事办好。^[9]

尚同即“下同于上”。墨子认为，国家混乱是由于缺乏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政治领袖所致。因此他主张“尚同”，即“一同天下之义”。其办法是，首先天子、三公、诸侯、乡长、里长等都是贤者；然后人们按照各级政长的是非，由上而下层层上同，做到“尚同而不下比”。墨子主张尚同的目的，是想建立一个以天子为首的全国统一政权。^[9]

兼爱与“爱有差等”相对，指一种一人人平等相爱为特征的爱人原则。爱人应当“兼”而不别，不分亲疏远近、尊卑上下，做到“爱无差等”。兼爱可以避免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相互攻伐、篡夺，实现天下和调。后期墨家进一步将兼爱推衍为具有博爱倾向的“周爱人”或尽“爱人”。^[5]

墨子主张节约财用，节用的目的在于利民。为此，墨子制定了节用之法：各行各业“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为了贯彻这一原则，墨子对饮食住行等财用都做了具体规定。^[9]

墨家提倡节葬，认为“（儒）厚葬久丧，重为棺椁guǒ，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认为这样的厚葬久丧，会让国家和人民陷入贫穷和混乱，且并非圣王知道。《墨子》中有《节葬》篇，专门提倡节葬。^[5]

《墨子》的《天志》篇中有：“天为贵，天为知（智）。”认为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最高主宰者，能对人赏善罚恶，即“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是衡量人们行为是非的标准，墨子以天志伟法仪，用以推行兼爱主张，儆戒统治者要行仁义，做圣王。^[5]

明鬼意为明确相信鬼的存在及作用。墨子认为鬼有明知，能“赏贤罚暴”，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在墨子看来，承认不承认鬼的存在，直接关系到天下的治乱。为此，他用其主张的“言必立仪”的“三表法”，从“众之耳目之实”、三代圣王之事、古代典籍等方面，论证了鬼的存在。^[9]

墨子考差了音乐后，认为音乐是不利于天下的，本着有利于天下的事就兴，不利于天下的事就除，墨子认为对音乐应该非之。他指出，当时民有三患，即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贵族们鸣钟伐鼓，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遇上大国攻小国、大家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之类的问题，也不能用演奏音乐的办法解决。因此，墨子认为，音乐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制造乐器，以及音乐歌舞队伍，都要花费财富，为了凑集这些财富“将必厚措敛乎万民”。^[9]

《墨子》一书的《非命》篇中有：“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述），非仁者之言也。”墨子反对把一个人的“贫富寿夭”等生活遭遇，看作是天命注定，主张“强力而为”。^[5]墨子还用“三表”法论证了命的不存在。^[9]

、

《墨子》一书是战国时期墨家学派有关墨学著作的合集，是由墨子、墨子弟子或墨家后学在不同时期编纂zuǎn而成，集中反映了墨学思想。^[1]《汉书·艺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由于汉代独尊儒术，墨子之说逐渐式微，加上汉末及魏晋兵乱，七十一篇已散逸不全。《隋书·经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未说明篇数。《中兴馆阁书目》和《玉海》云：“《墨子》十五卷，自《亲士》至《杂守》为六十一篇。”较《汉志》已缺十篇。到清代，编辑《四库全书》时，《墨子》已仅存五十三篇，且不少篇章文字有颠倒错误，不适合阅读。乾隆时，互校此书，整理出了一些头绪。乾隆四十七年（1782）至四十八年（1783），毕沅在卢文弨、孙星衍二人所校《墨子》的基础上，“遍览唐宋类书、古今传注所引，正其讹谬，又以知闻疏通其惑”，《墨子》一书才适合阅读。以后，孙诒让在清儒前贤考释校注《墨子》的基础上，作《墨子间诂》，对《墨子》作了系统详尽的校注。^[2]

其中，《兼爱》篇反映了墨子的伦理思想。兼爱是墨子学说的理论基础。墨子认为，当时整个社会之所以有这么多问题，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家与家之间的相互劫掠、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攻伐，以及君臣之间的不忠诚、父子之间的不慈孝、兄弟之间的不和睦，等等。其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种无差等的爱，如果人们都能够做到兼爱，那么就会像墨子所言“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簒cuàn怨恨，可使毋起”，从而达到天下的大治。能够反映墨子政治思想的是《尚贤》《尚同》《非攻》。墨子所认定的“为政之本”就是尚贤。墨子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反对任人唯亲，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同时代的思想家。《节用》《节葬》《非乐》三篇反映了墨子的经济思想，墨子深刻揭露了统治阶层的奢靡生活给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并提出了各种限制统治阶层、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措施和方法。墨子的宗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天志》《明鬼》《非命》三篇中。如果说“兼爱”是墨子的理论基石和核心，那么天志观则是墨子思想的原动力，是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这6篇又称《墨经》或《墨辩》，有的认为是墨子所作，多数学者认为是后期墨家的作品。其中，《经上》《经下》两篇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数学、力学、光学等学科。^[1]

《墨子》一书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墨子》思想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正因如此，它不被统治阶级所赏识和利用。到秦汉时期，墨学已开始逐渐隐没，墨子的事迹已不被人们所熟知，史学家司马迁在为墨子作传时，也只有寥寥数语。近代以来，学者进一步发掘《墨子》的思想学说蕴含，批判地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对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1]

尽管墨子的非攻思想值得提倡，但却没有被战国时期的统治者所采纳。究其原因，与其脱离了统治者现实需求有很大关系。^[4]

“义”与“不义”不甚明了的界限，成为为政者不采纳墨子思想的原因。尽管墨子希望依靠天子来明确义的实际含义，但统一标准的缺乏无疑为实践增添难度。“尚贤”的问题也在此，“智”可分为大智与小智。大智慧不会在普通人中产生，即使产生也很可能由于在成长过程中没能接受良好教育与正确引导，而逐渐泯没为小智慧者。但小智者可能存在个人贪欲增长或难以服从社会管理等情况，从而产生社会争端，增加国家管理难度。^[4]

因此，墨子理解的“贤”必不能仅用“智”概括，它更倾向于一种范围概念。但这种缺乏统一标准的概念，使墨子提出的“贤国攻伐不贤国为正义的主张”成为伪命题：“贤”的标准不明，那么“义”的标准在“非攻”上更难清晰。郭沫若也提出：“墨子所谓‘诛’大约就是义战， 所谓‘ 攻’ 就是非义战吧”，并借此推出侵略者也可以打着“诛的旗号去侵略，那样“义战”与否就更加难以区分，成为干扰社会的“烟雾弹”。^[4]

墨子的主张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场域相脱离。在劝导统治者放弃战争方面，墨子及其弟子做了众多努力，如“止楚攻宋”“止齐伐鲁”“止鲁攻郑”等。但这些国君尽管在战争攻伐与否方面被说服，却仍旧不能全面采纳墨子的“ 非攻” 思想。^[4]

如孟子讲“ 春秋无义战”，“无义战”既指诸侯国之间假借周天子名义，或无视周天子发动战争的不义，也指战争对百姓造成苦难的不义。但诸国间弱肉强食主要与社会大环境有关，社会没有为诸侯国保留充足的时间来稳定发展。一方面国家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统治者欲望的增长与敌对国家的虎视眈dān眈，使统治者大多希望通过战争吞并国家来获取利益。因此，墨子提倡的需要国家依靠长时间稳定发展而达到的“非攻”“天下皆贤”“人人兼爱”之目标是难以实现的。^[4]

墨子的主张实际上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无论国家的政治状态是清明或混乱，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利益纠缠最终都需要依靠实力解决。这可以从完成了战国统一大业的秦朝，反推“为何墨家没能解决天下乱局，而法家可以”的问题。^[4]

社会立场是墨家与法家最根本的不同点。首先，法家变法遵循历史向前发展趋势，推崇“法今王”：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打造以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并逐渐实现社会大一统。同时使用一系列方式“尊君”：政治经济领域君主独揽大权，思想文化角度全面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可以说，法家构建了一个思想与行动全面封禁的国家统治方式。^[4]

虽然在现当代，这种方式从人权与自由角度颇受非议，但无疑对思想百家争鸣的战国完成思想统一有效果。与此对比可见，提倡“兼爱、非攻、尚贤” 的墨家，很难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完成“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4]

《墨子·公输》中，记载了墨子止楚攻宋的事迹，墨子通过谈判斡旋的手段，将一场战争消弭于无形之中。墨子首先通过辩论，迫使公输盘和楚王承认，楚国攻打宋国是不义且不利的。然而，楚王还是认为攻宋是可以成功的，于是墨子和公输盘进行了一场兵棋推演，证明了攻宋是打不赢的。公输盘黔驴技穷之后，威胁杀掉墨子。墨子此时告诉楚王，他已经派他的弟子们去保护宋城了，就算杀掉他，也不能成功。最终，墨子迫使楚王放弃了攻宋。^[8]

《墨子·鲁问》中，记载了墨子劝阻鲁阳文君攻打郑国的故事。鲁阳文君认为他攻打郑国，正是顺应了上天的意志。墨子以邻家之事为喻，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儿子凶暴、强横、不成器，他的父亲因此鞭打他。此时，邻居家的父亲，也拿起棍棒来打这个孩子，说是顺应了孩子父亲的意志。这不是很荒谬吗！”墨子见鲁阳文君理解了这个道理，进一步阐释何为“义”、何为“仁义”，希望鲁阳文君以仁治国，停止侵略他国的行为。^[1]

清代学者俞正燮：“兼爱非攻盖宋人之蔽。”^[33]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评价：“尚俭节用，及兼爱非攻，虽为其时人原有之主张，但墨子则不但实行之，且予之以理论的根据，使成为一贯的系统。此墨子对于哲学之贡献也。”^[34]胡适认为《非攻》是反战名篇，“非攻”就是反对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人性。^[8]

张新宇在《中华哲学史》一书中说：“兼爱体现了墨家的仁，非攻则体现了墨家的义。”^[35]阎学通、徐进将墨子“兼爱非攻”认定为国家间政治思想，指出墨子关于国家间战争起源于追求私利的观点，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相一致。^[8]

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理念，是维护劳动者根本利益的主张。墨子身体力行，为维护和平做了很大贡献，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各国统治者的尊敬。西汉时期，由于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思想的影响逐渐衰落，到了清朝中期，墨家几乎销声匿迹。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先秦诸子中的非儒家思想，墨家得以复兴，梁启超还提出了“墨学救国”。在梁启超的启发下，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也都投入了墨学的研究。新世纪以来，“兼爱非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它其中包含的国家平等、反对侵略、合作互利等现代国际法思想，对构建和谐的国际社会，造福整个人类社会有重大意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