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泽闿

谭泽闿kǎi（1889年—1947年^[注1]）^[2]，字祖同，号瓶斋，室名天随阁（后改名“瓶庐”），湖南茶陵人，他是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谭延闿^[3]的弟弟。谭泽闿是近代书法家，擅长书法，工行楷，兼工汉隶。他还擅于作诗，绘画。^[1]谭泽闿与其父谭钟麟，其兄谭延闿合称“茶陵三谭”。^[4]

谭泽闿早年就读于长沙明德学堂，^[1]其父谭钟麟将与翁同龢往来的书信交给谭泽闿和哥哥谭延闿临摹学习。此后谭家兄弟同习翁同稣书法，同拜王闿运为师。^[5]清朝末年，谭泽闿被授予巡守道的官职，分发到湖北刚刚上任，即逢武昌起义爆发，于是便折返回长沙。他从此绝意仕途，以书法为乐。^[5]1924年，谭泽闿与孙星翁、于右任、马企周等人合作组织艺苑画集，推广和普及书法和国画。1927年4月谭泽闿离开湖南到上海挂牌卖字。^[5]1928年2月，谭泽闿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新建的大门楼题了“国民政府”4个大字的匾额。^[5]上海、香港两家《文汇报》的报头也是他所书。^[6]1947年，他为招商局题“国营招商局”。^[7]除了醉心书法，他还收集了清代书法家的许多真迹，其它金石墨本之属亦收藏丰富。著有诗、文、题、跋若干卷，编次藏于家。1947年（民国36年）谭泽闿病逝^[注1]。^[2]

谭泽闿师法翁同龢、何绍基、钱沣，上溯颜真卿。气格雄伟壮健，力度刚强，善榜书，取法颜真卿，兼工汉隶。他又善诗，能画^[6]。在国民党的元老中，谭延闿的行草、于右任的今草、胡汉民的汉隶、吴稚晖的古篆，有“四珍”的美称。^[1]

谭泽闿早年就读于长沙明德学堂，曾书明德中学“乐诚堂”。^[8]1899年，年仅10岁的谭泽闿就很仰慕书法名家，经过黎铁安的介绍，请当时湘潭著名的书画雕刻家齐白石为他雕刻书画收藏印章。齐白石总共为谭泽闿和谭延闿兄弟两人刻印十多方。^[5]

谭泽闿的父亲谭钟麟一心想让两个儿子学习翁同龢的书法，遂利用其与翁同龢的友好关系及书信往来、互赠礼品的便利，珍藏翁同龢给他的每一信笺与回函，并在每一信笺与回函的眉头页末加注，对翁的书法进行评点，然后交给两个儿子临摹学习。此后谭泽闿与哥哥谭延闿同习翁同稣书法，同拜王闿运为师。^[5]

谭泽闿求学明德学堂时，结识湘潭黎氏兄弟和齐白石。黎氏兄弟是清末硕儒黎培敬的后人，曾历任贵州学政、贵州布政使、四川巡抚、漕运总督等职。黎氏兄弟的正直与学问让谭泽闿由敬而引为楷模。此外黎氏后人，对金石书画有深厚的功底。这些人导致了他对书法的喜爱。^[1]

清朝末年，谭泽闿被授予巡守道的官职，分发到湖北刚刚上任，即逢武昌起义爆发，于是他折返回长沙。从此绝意仕进。以书法为乐，渐自成一家，风格近翁同献，雄浑腴美，尤工“擘窠kē书。他因闲居家中，得以有更多时间与失意文人和书法名家交往，他也虚心向哥哥延闿学习，尤其是谭延闿政坛失意，回归家庭之时，兄弟俩经常切磋书艺，临摹古代书法名家的作品，并经常一起出席亲朋好友、文人雅士的宴席和笔会，这些人大多是饱学、儒雅，诗文和书画俱佳之士，如汪诒书、俞恪士、俞寿丞兄弟、曾熙、黎微孙、瞿鸿机和瞿兑之父子、齐白石、李梅庵等人。^[5]

1912年民国建立后，谭泽闿的哥哥谭延闿沉浮于政坛宦海，但他依然专攻书法，多年以后，果然他的书艺超过了其兄。1924年，谭泽闿与孙星翁、于右任、马企周等人合作组织艺苑画集，推广和普及书法和国画。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谭泽闿竟离开湖南老家，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挂牌卖字。有朋友劝他到南京乃兄处谋个一官半职，省得落魄江湖。其兄谭延闿也数次召他到南京。但谭泽闿却笑笑，对朋友说：“做官是要侍候上司的，卖字是侍候大老板，实质是两个样的。”始终未去南京做官。^[5]

1928年2月，谭泽闿的哥哥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就在这时，国民政府办公所在地新建的大门楼建成了，很是壮观，但须在门楼正门上方悬一块“国民政府”4个大字的匾额。谭不仅身任国民政府主席，同时他又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大书法家，写得一手极好的正楷大字，端庄肃穆，雍容华贵，因此由谭来写这国府的大字匾额，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当秘书处人员对谭延闿言明此意后，谭却说：“我写的字比不上我家五爷。他现正在上海卖字，你们到上海去找他写吧！”谭延闿在这里说的他家“五爷”，就是他的亲弟弟谭泽闿。^[5]

南京国民政府秘书处人员听到谭延闿主席的推荐和介绍后，岂敢怠慢，急忙派专人前往上海，找到谭泽闿，请他写了“国民政府”4个大字，回到南京制成匾额，高悬于国民政府门楼正门上方。据说，当时秘书处给谭泽闿酬金4000银圆，平均每个字值1000银圆，时人称之为“一字千金”。据《民国日报》介绍，谭泽闿无论其兄谭延闿在位还是殁后，都安心于读书写字，卖字为生，从不倚仗权势。当时朝野上下，对他的口碑很好，因为谭泽闿作书，只收取较为低廉的费用，因此来求他字的人很多，但他依然不提升自己的润笔费。有人来求他写门市招牌，他也不自高身价，而是很痛快就答应了，这些行为也让艺林所推重。20世纪30年代，长沙八角亭一资本家以每字100银圆的高价托人请谭泽闿书写“大盛绸缎庄”5个大字招牌，谭应邀挥毫，字体挺拔苍劲，大有力可扛鼎之势，时人赞仰，又添加100银圆，求其署名落款。1937年为《文汇报》创刊书写的“文汇报”3个颜体楷书，沿用至今。^[5]

1947年，谭泽闿曾为“招商局”书写了“国营招商局”五个字，后由于历史变迁和名称变化，此后招商局只取了这五个字中的三个字“招商局”作为企业名号标准字。^[7]“招商局”标准字也是1947年开始使用，很有可能“国营招商局”五字也算得上是谭泽闿的绝笔，尤显其珍贵。谭泽闿也许想不到，其生命最后岁月题写的“招商局”三个大字至今仍熠yì熠发光，广为使用，他的名字亦因招商局事业的发展而为更多人所知。^[7]

民国36年，即1947年^[注1]，谭泽闿因病去世。^[2]

20世纪50年代初，谭泽闿的后人将他的藏书楼“天隋阁”中所遗文物，全部捐献给了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后来又转交给湖南省博物馆珍藏。他死后，有人撰挽联，赞其：“直轻东阁贵，不受北山移”。^[9]

湖南长沙岳麓山脚下的麓山忠烈祠，其大厅高悬的匾额上有“允武且仁”四个大字。“允武”是源于《逸周书·允文》：“于时允武，死思复生，生思复所。”这四个字，气格雄伟壮健，力度刚强，书写者就是当时的书法大家谭泽闿。^[10]

民国时，南京“国民政府”牌匾就是谭泽闿写的。^[1]上海、香港两家《文汇报》的报头也是谭泽闿写的。^[1]宁波奉化江上现存的“灵桥”桥名亦为谭泽闿所书。^[7]

现“招商局”三个标准字为谭泽闿所书。当年谭泽闿所书为“国营招商局”五个字，后由于历史变迁和名称变化，现在只取了这五个字中的三个字“招商局”作为企业名号标准字。^[7]谭泽闿早年曾书明德中学“乐诚堂”。^[8]

“大盛绸缎庄”的招牌。^[2]

参考资料^[13]

谭泽闿书法以楷书与行书最为时人称道，其楷书由颜、欧体入手，继之以宋代书法家赵孟頫法，受晚清书法家翁同龢和晚清书画家钱沣的影响很大，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风貌，略带行书笔意，浑厚朴茂，刚健丰腴，从容大方。其行书有黄山谷（即北宋书法家黄庭坚）、米芾（北宋书画家）、刘墉（清代书法家）笔意，风格上与其兄谭延闿有相似之处，又有翁同龢的温润朴厚、钱南园的雄劲刚健，格调不凡。虽字字独立而气息绵延，格高而气沉。^[14]他的书法初习《谒yè金天王神祠题记》、《臧怀恪碑》，又学翁同龢、何绍基（晚晴书画家）、钱沣fēng等。中年后风格接近翁同龢，并上溯颜真卿（唐代书法家），雄浑腴美，气格雄伟壮健。善行楷、榜书，兼工汉隶，又善诗，能画。书法可与其兄齐名，但较其兄谭延闿更加伟劲开张。^[11]

《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史》中，曾这样评价谭氏兄弟书法：“谭氏兄弟同出颜书，但又有所不同。谭延闿取法钱南园，端庄谨严，笔笔劲健;谭泽闿气格近翁同龢，宏伟舒和，磊落不羁，不求形似，以气势取胜。若论功力，谭延闿胜其弟一筹，若论气息的自然，谭延闿则略逊之。”又说：“二人的书法，一扫清人的姿媚俗腻，各有各的特色，应当说都是写颜体的高手。”比较谭氏兄弟的书法，谭泽闿以气象与格局胜，雍容大度，醇厚丰伟，于颜体之林中别开生面。^[8]

谭泽闿安心于读书写字，卖字为生，从不倚仗权势。他作书，因取润低廉，求他写字的人很多。尽管如此，他并不自抬身价，凡是有人找他写字的，他都乐意为之。时朝野上下，口碑甚好，潭泽闿墨迹广为海内外收藏。平日所见比较多的，一是“招商局”三个字；二是上海、香港两家“文汇报”的报头。^[9]谭泽闿的书法较其兄谭延闿更加伟劲开张、力度刚强。其书法工行楷，师法翁同龢、何绍基、钱沣，上溯颜真卿。气格雄伟壮健，为艺林所推重。谭泽闿善榜书，有《止义斋集》行世。^[9]在目前出版的许多艺术家大辞典中，都将谭延闿、谭泽闿兄弟二入列入近现代著名书家之列，与吴大征、 康有为、 郑孝胥、罗振王、郭沬若、赵朴初等并列。^[7]

谭泽闿爱书法，也喜欢收藏名家书法，尤其是购藏清朝钱南园、刘石庵、何子贞、翁松禅4家书法，数十年间，收集各家书法1000余轴，为海内外收藏4家墨迹最富的人。^[5]在长期的收藏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精准的鉴别方法。对翁同龢、何子贞、钱南园、刘石庵等人的作品，他达到入手即可辨真伪的境界。当时上海出现许多制造赝品的“高手”，听闻谭泽闿喜爱收购清末四个颜体大家的作品，便到天随阁售假。但谭泽闿一眼就能看出了真伪。使伪者再也不敢上门。^[1]

谭泽闿对碑帖字画鉴别极精，曾经告诉人识别三希堂帖拓本先后制作时间的先后的方法：“凡四周无龙边者，为乾隆时初拓本，因其尚未装入墙上碑龛kān。其次为嘉庆拓本，四周有龙边，但有裁去龙边冒充初拓者，故不可不辨。又如中有断裂痕者，则必为洪宪后所拓。盖袁世凯死后，家属迁出新华宫时，世凯三子克良拟将三希堂刻碑运走，为逻者所遏。克良掠碑不得，怒掷其两，一断为二，一裂为四，后虽重装于碑龛，断痕犹宛然可见也。”^[1]

谭钟麟与其子谭延闿、谭泽闿皆为饱学之士，为人为官各有选择，也各有特色，文法书道却很近似。谭钟麟的书法曾得清帝光绪喜爱，赞曰书林一杰。其三子延闿乃颜书大家，民国四大书家之首，位极人臣。五子泽闿为擘窠圣手，一字千金，蜚声中外。学界多有褒赞，谓之“茶陵三谭”。^[4]“一门二进士，两代三书家。”不要说在湖南，对全国来说也是不可多见的现象。茶陵三谭都是饱学之士，诗文俱佳，书法尤为突出，完全可以与历史上的建安三曹、眉山三苏相提并论。^[6]“三谭文化”是指以“茶陵三谭”为代表所形成的以书法为主要成就的文化现象。其精神也被总结为勤奋、忠孝、正直、自强。^[15]“茶陵三谭”和“三谭文化”，不仅是茶陵的骄傲，也是湖南的“名片”。^[16]“三谭文化”，内涵丰富，源远流长。^[6]谭泽闿坚持自强自立，远离仕途，精研诗词书画，有“擘窠圣手”之誉。谭氏三父子的书法成就在清代、民国时期就名噪一时，实属历史罕见之现象。^[6]

茶陵基层政府和民众也在研究与宣传三谭文化、打造三谭文化旅游品牌。不仅有“三谭故里”，而且高陇镇祖安村利用民间资金将谭钟麟当年苦读的“山寺”——蟠藤仙恢复重建，且在旁边新建了“三谭文化纪念馆”。^[6]

谭泽闿娶了益阳吕氏女为妻。由于他的哥哥谭恩闿早逝，因此谭恩闿的儿子谭光就是谭泽闿抚养长大的。^[6]

谭泽闿的好友夏敬观为他作传，记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家里人叫他小五，他不应。说：“我属牛，牛叫‘一元大武’，何小之有？”于是，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大武。在谭延闿日记及他的友人日记中，多以谭大武相称。^[1]

谭泽闿字“瓶斋”，并不是最初的字号，而是在翁同龢晚年将自己居住之地易名“瓶庐”之后，意在暗示自己守口如瓶之意。谭泽闿也将自己的“天随阁”易名“瓶庐”，自己的字也改成“瓶斋”。^[1]

谭泽闿不只专注书法，也极度关注国家民生，注重文物保护。^[1]

1928年7月26日《申报》报道，陕西灾情奇重，饿殍piǎo载道，惨不忍观，旅沪陕人蒙寿艺等爰有陕灾书画助赈会之发起，赞助书画家有曾熙、谭泽闿等百余人。1931年8月苏浙豫皖鲁等19省大灾，民情危急，著名民间书画家、慈善家王一亭作《流民图》发起捐献。海派书画家纷纷响应，谭泽闿、曾熙等人俱有参与。1852年，浙江余姚客星山出土一方东汉建武年间的石碑，此碑记录了一位名通的汉代地方官“三老”祖孙三代的名讳和祖、父辈的忌日。其碑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被誉为“浙江第一石”。此碑出土后为余姚富绅周世熊所得。后周氏家室毁于战乱大火，又为丹徒陈渭亭所得，并辗转运到上海。1921年秋，外国人以重金购取并欲出运国外、丹徒陈氏意已应允。眼看国宝外流，吴昌硕、丁辅之等联合浙江同乡、西泠印社紧急动员，继而社内外同仁积极捐助。最后集60余人之力，以八千元重金将“汉三老碑”赎回。^[1]

以上三事，谭泽闿虽然不是发起人和主导者，但都有参与，表现了谭泽闿在民族大义面前所表现的忧国忧民意识。^[1]

谭泽闿练字精益求精，其书法在颜真卿、钱丰的骨架上，独具神韵。落笔沉雄古朴，其铁画银钩，大有力可扛鼎之势。^[2]（《株洲市志·人物》评）

谭泽闿作书，取润低廉，求者甚众，但仍不订高润例;有求书市招，亦不自高身价，乐意应之，为艺林所推重。^[14]（《湖南日报》评）

台湾大学教授、书法家台静农在为谭泽闿这批书札所写的序文中，认为其书法气息沉厚。这批家书不同于对联、匾额这样的正式作品，却呈现了谭泽闿显而易见的功力，信札内容多为家常话语，身体康病，天气阴晴，甚至米价涨跌，让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谭泽闿。^[18]（澎湃新闻评）

谭泽闿性格孤僻，内敛谦卑，谨言慎行，但自振拔，沉浸在书画世界里，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有黄金屋”，与书法、画画、诗词融为一体。他师法翁同龢、何绍基、钱沣，上溯颜真卿，气格雄伟壮健，力度刚强，善榜书。以书法为乐，并自成一家，风格近翁同龢，雄浑腴美，尤工“擘窠书”，较其兄谭延闿更加伟劲开张。被称为“擘窼圣手”的谭泽闿是谦卑与自励的典范。^[16]（《齐鲁晚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