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钟麟

谭钟麟（1822年－1905年），原名谭二监，字云觐、文卿，湖南省长沙府茶陵州石床乡（今株洲市茶陵县高陇镇石床村^[2]）人，晚清重臣，民国政治人物谭延闿之父。^[1][4]

谭钟麟，从小家境贫寒。清文宗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及编修、会试同考官、湖北乡试副考官。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十一月，补江南道监察御史，曾经反对罢免恭忠亲王奕䜣的议政之权。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被授为杭州知府，体恤百姓，斩杀为非作歹的豪强，督治海塘，疏通长安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升迁为河南按察使，三年后，被授为陕西布政使，劝导回族与汉族百姓和睦相处，训戒官吏，设立银钱局，征收赋税，兴办学校及书局，修建郑白渠，教百姓种桑养蚕纺织。清德宗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升迁为陕西巡抚，在陕西大旱期间，颁布十条禁令，赈济灾民。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八月，调任浙江巡抚，加兵部尚书衔，革除各项弊政，清查土地，核实漕平，更定厘税，治浚河道，鼓励商运，加强海防力量，重建文澜阁。^[1][5]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八月，升迁为陕甘总督，设立官车局，兴建学校，制定新的征盐税制度。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郑州决口，筹集六十万金，帮助堵塞决口及赈济灾民。^[5]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五月，授闽浙总督，整顿军纪，淘汰老弱病残士兵，整顿船政局，革除冗员，惩治贪官污吏。^[1][5]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四月，调任两广总督，上奏朝廷取消赌饷，封禁赌馆，改革闱姓^[注1]承办制度。孙中山、杨衢云等人准备广州起义，谭钟麟逮捕并斩杀了陆浩东、程奎光等革命党人。^[8]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谭钟麟建议裁撤邮政局，暂缓修建粤汉铁路。^[9]之后法国人占领广州湾，谭钟麟据理力争。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上书请辞。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三月十二日，谭钟麟病逝，谥“文勤”。^[1][5]

晚清名臣左宗棠评价：“数年来百姓绥靖，粮饷不匮，臣得一意军事，无兼顾忧，皆钟麟力。”^[注2]《清史列传》中清廷评价：“前任两广总督谭钟麟，老成练达，学问优长。由翰林改官御史，简放外任，洊jiàn陟疆圻。服官四十余年，所有整饬吏治，勤恤民依，于地方要政，尤能力持大体。”^[5]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评价：“近日报务日兴，吾道不孤，真强人意。惟广东督抚于‘洋务’二字，深恶痛绝，不能畅行于粤耳。”^[10]

谭钟麟，原名谭二监，字云觐、文卿，生于清宣宗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三月十九日，湖南省长沙府茶陵州石床乡（今株洲市茶陵县高陇镇石床村^[2]）人，祖籍江西永新。祖父谭世峻，敦厚豁达；父亲谭恒，人称九涛先生，教授湘潭，母亲刘夫人慈孝勤俭，谭钟麟有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从小家境贫寒，十六岁就开设私塾，白天教授学生，晚上独居寺庙读书，勤学刻苦。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谭钟麟在提学试中考中第一名，进入州学学习，次年补廩膳生；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8年），谭钟麟乡试中举；清文宗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当年秋天，大考翰詹，谭钟麟列二等，赏赐袍料一匹。^[1][2][5]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谭钟麟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清穆宗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任湖北乡试副考官，一直以来，湖北施南府中举的人就很少，湖北总督官文与众考官商量，想要按照边远郡县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标准另出考卷，对施南府考生给予关照，众考官都同意，只有谭钟麟持反对意见，认为众官员既然是奉朝廷之命来主考的，就应该按照朝廷的规章制度来办事，施南府并不属于边远郡县，就不能援以“苗疆例”来取录，再说，还没有开考，施南府的人未必不能中举。结果，当届科考，施南府中举者有七人，众官员叹服。^[1][5]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五月，谭钟麟记名为御史，十一月，补江南道监察御史。谭钟麟看到很多官员都只注意细枝末节，而忽略了大局，他认为御史不可以为了一己私欲而去攻击别人，这样只会让朝廷更加轻视谏官，于是奏请皇帝制定条例，不是廉洁、正直、有节操的人不得担任御史，违反的人要连坐长官，皇帝准允。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春天，皇帝有旨意要罢免恭忠亲王奕䜣的议政之权，依照惯例，先要交由内阁讨论，谭钟麟以署吏科给事中的身份参与了内阁会议，诸位权贵大臣迎合上意，认为应该罢免奕䜣的议政之权，写好奏章让众官员签名，谭钟麟却目睹众大臣没有认真讨论，不肯签名，他与吏科给事中广诚等联名上奏，认为奕䜣有功在社稷，现在只是言语不检，不应该受到如此严厉的惩处，劝皇太后及皇上以大局为重。皇帝于是恢复了奕䜣的军机之权。^[1][5]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谭钟麟以京察一等被授予浙江杭州府遗缺知府之职，巡抚马新贻早就听说过谭钟麟的名声，立即上奏谭钟麟为杭州知府。其时，太平天国刚镇压不久，浙江屡遭战乱，百废待举，谭钟麟上任，体恤流离失所的百姓，处理诉讼案件，清理赋税，并且设计斩杀了当地为非作歹的豪强徐正魁、张桂林等人。次年冬署杭嘉湖道，督治海塘，疏通长安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因为李鸿章的大力举存，谭钟麟升迁为河南按察使，三月，因母丧归乡。^[1][5]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谭钟麟服丧期满，被授为陕西布政使，次年正月护理巡抚事。时值回族与汉族不和，汉族百姓禁止回族百姓出城，谭钟麟开放禁令，劝导回族与汉族百姓和睦相处，并且训戒官吏，审理牵涉到回族汉族百姓纷争的诉讼，要公平公正，回族百姓很感动，都约束自己，发誓不犯法。次年，巡抚到任，谭钟麟还任为陕西布政使，当时左宗棠正担任甘肃总督，在陕西设立粮台，陕甘军队的军饷也都要经过陕西。谭钟麟于是设立了银钱局，发行钞票，征收赋税，于是军饷都能及时下发。同时，谭钟麟还兴办学校，设立了书局，修建郑白渠，教百姓种桑养蚕纺织，一时纺织业大为兴盛，陕西丝绸更是被称为“谭公绸”。^[1][5]

清德宗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谭钟麟升迁为陕西巡抚，因为之前筹饷的功劳，得到头品顶戴的赏赐，左宗棠又上奏夸赞谭钟麟，于是又赏戴花翎líng。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陕西大旱，谭钟麟按照社仓法，督促州县储备粮食，将积蓄的数万石粮食全部用来赈济灾民。他选拔精干的官吏，又颁布了十条禁令，严厉惩治囤积粮食的粮户和侵占、贪污赈济粮的官员。当时山西、河南都发生旱灾和饥荒，百姓艰难，而陕西却平安无事，有人怀疑陕西是隐瞒灾情。朝廷于是将谭钟麟前后所上的奏疏分发给各地方官员传阅，并且给予“实惠及民”的赞扬。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春，谭钟麟因病请求辞职，朝廷赏赐两月假期，勉励他继续为国努力。^[1][5]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八月，谭钟麟调任浙江巡抚，加兵部尚书衔。浙江自连年战乱后，土地多被豪强兼并，却向朝廷报告说田地荒芜，以此逃避上交的赋税。谭钟麟惩治了贪污的官吏，革除了垫付、完税、透支、利息等各项弊政，清查土地，核实漕平，更定厘税，治浚河道，鼓励商运，修筑炮台，加强海防力量，重建文澜阁，存放高宗所赐的《四库全书》，延请文士校刊各种典籍。一时之间，谭钟麟治理浙江的政绩闻名于天下。^[1][5]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八月，谭钟麟升迁为陕甘总督。甘肃地瘠民贫，驻地每年需要数百万军饷，都要靠其他省份供给，经常延误。谭钟麟奏请嘉奖运送军饷迅速的布政使，从此粮饷都能按时供给；新疆平定后，设置巡抚，谭钟麟每年拔款资助；因为西域离中原很远，州县需要驿车转运军饷，经常征调民车，谭钟麟于是设立官车局来转运，减轻了民众的负担；承运花马池盐的商人，贪图利益抬高盐价，使私盐贩子充斥市场，税收减少，百姓还吃不起盐，谭钟麟撤销唯利是图的商人，制定新的征税法，税收增加二成，盐价反而大降。谭钟麟又在兰州建立求古书院，在甘州建立河西精舍，让优秀文人在此讲学，同时撤销苛捐杂税，使百姓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5]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谭钟麟奏请率五千兵进京，皇帝阻止，派遣提督雷正绾领兵，自筹军饷及武器，最终两国议和停战。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郑州决口，谭钟麟筹集六十万金，帮助堵塞决口及赈济灾民，受到皇帝的表彰。谭钟麟在任九年，库房达到一百多万两白银，存粮数百万石，是刚到甘肃的十倍。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谭钟麟因为目不能视而回家乡休养调理，两年后，病情好转。^[5]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四月，谭钟麟以尚书衔补吏部左侍郎，八月，兼署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次年三月，署工部尚书，五月，授闽浙总督。此前，福建开始治理海防，费用都是向外国人借贷而来，财政收入都用来偿还债务，兵士恣意横行，掠夺百姓，船政局每年要花费百余万两白银，官吏却肆意侵吞公款。谭钟麟到任后，整顿军纪，淘汰老弱病残士兵，整顿船政局，革除冗员，惩治贪官污吏，于是上下焕然一新，最终还清了以前所欠的债务。他还想变更盐税制度，但没有得到批准。^[1][5]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正月，谭钟麟加封太子少保衔。六月中，东边战事起，国家开始加强海防，当时，台湾、浙江都忙着增加兵员，谭钟麟却认为，兵贵精而不贵多。战事发生时，谭钟麟上奏说应该联合南北洋的兵船先占据朝鲜，攻打日本的港口，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之后，《马关条约》签订，朝廷决定解散遣返士兵，其他海防军队花费数百万，遣散时多次发生哗变，福建花费不过百万，却安然无恙。七月，谭钟麟兼署福州将军，管理福建的海关税务，他屏除吏役，任用士人，所收的税超过承平时期。十月，调任四川总督，未到任。^[1][5]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四月，谭钟麟调任两广总督。当时，广东地区多年来盗匪不断，赌风尤甚。赌馆以收益资助军饷，每年可以上交三十万两白银，即所谓“四成报效”。谭钟麟到任后，认为赌风是盗匪的根源，不禁赌则盗匪难止，而官府征收赌款，尤伤政体，于是上奏朝廷取消赌饷，封禁赌馆，此外，谭钟麟看到承办闱姓^[注1]的赌商六年一更替，为了成为承办商，赌商竞相纳贿，各级官员贪污成风，于是打算禁绝闱姓，严厉惩治贪污索贿的官员。但因闱姓牵涉到部里的款项，不能仓促革除，谭钟麟于是下令由出资一百六十万两白银的人为承办商，自总督以下不得再索一钱，承办商不规定期限，逾期不交足数，将所输没入官府。这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和诽谤，谭钟麟不为所动。时间长了，朝廷内外筹措军饷的人开始提到赌博捐款问题，想要重开赌业。谭钟麟上奏力争，叙述赌博的危害，此事才得以搁置。^[5]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九月，孙中山、杨衢云、陆浩东、郑士良、陈少白等人准备广州起义，他们从顺德、香山、北江、汕头、西江香港等地聚齐军队，计划于九月初九日分道进攻广州城，然而，孙中山负责的汕头、西江两军中途受阻^[注3]，起义临时取消，因为朱淇的背叛^[注4]，计划泄露，谭钟麟派李家焯率军先逮捕了陆浩东、程奎光 、朱贵金、丘四等五十名左右的革命党人被捕，陆浩东、程奎光 、朱贵全、丘四相继牺牲，孙中山、杨衢qú云等人成为清廷的通缉犯。^[8]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二月初七，朝廷设立邮政局，谭钟麟认为邮政局有“信函定价伤民”“检查客商的行李流程欠妥”“隶属关系复杂，容易引起纠纷”等缺点，上疏请朝廷裁撤邮政局，以节省经费开支。^[9]广东地区是通商口岸，对外贸易交往频繁，当时外国人气焰嚣张，但英吉利要修筑从九龙到广州的铁路，法兰西想开采合浦县的矿藏，都被谭钟麟坚决拒绝。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谭钟麟电奏朝廷不可轻易应允。之后，英军占领九龙，法军占领广州湾，谭钟麟得知签订了租界条约后，非常气愤。他电奏朝廷，广州湾位置紧要，坚决不能同意法国的要求，遂溪、吴川民众团结起来，与法国人相持了一年多，谭钟麟也派了五千兵马声援。^[1][5]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正月，朝廷命令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及谭钟麟等封疆大吏，以向外国借款、在民间股票集资的方式修建“粤汉铁路”，谭钟麟认为若强行发行股票，会令商民财力匮乏，上疏请求朝廷暂缓修建铁路。^[9]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秋天，朝廷命令广西提督苏元春来到广州湾商议划分边界的事情，苏元春到任后，竟然完全答应了法国人提出的条件。谭钟麟大怒，电奏弹劾苏元春。此时，遂溪县百姓与法国士兵发生冲突，打伤了法国军官。法国希望朝廷斩了遂溪县知县。谭钟麟电奏力保，朝廷却撤掉了遂溪知县的官职。谭钟麟失望至极，以身体有病，五次上疏请辞，皇帝未准。^[1][5]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十一月，谭钟麟进京见皇帝，赐假两月。次年，赏戴双眼花翎，四月再召进京，方才辞去两广总督之职，留京任职。七月，慈禧光绪弃京出逃西京，谭钟麟年老患病没有跟随，请求回乡。在家五年，闭门谢客，不谈世事。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三月十二日，谭钟麟病逝，享年八十四岁。皇帝哀悼，赐祭葬，以总督例给予抚恤，赏赐官职给子孙，谥“文勤”。^[1][5]

自从谭钟麟处放任职，就一直为提高百姓的生活质量而努力。当浙江知府的时候，体恤流离失所的百姓，处理诉讼案件，清理赋税，斩杀当地为非作歹的豪强，督治海塘，疏通长安河。在担任陕西布政使的时候，调和回族百姓与汉族百姓的矛盾，审理牵涉到回族汉族百姓纷争的诉讼时，一视同仁，之后又修建郑白渠，教导百姓种桑养蚕纺织。当浙江巡抚的时候，革除了垫付、完税、透支、利息等各项弊政，清查土地，核实漕平，更定厘税，治浚河道，鼓励商运。担任陕甘总督的时候，设立官车局，使州县不再征用民众的车辆，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撤销唯利是图的盐商，制定新的征税法，使百姓不再为盐价所苦等等。^[1][5]

谭钟麟为官期间，非常重视吏治方面的问题。在当江南道监察御史期间，谭钟麟就奏请皇帝制定条例，不是廉洁正直且有节操的官员不得担任御史，违反的人要连坐长官。之后到地方上任职，总是不忘整顿吏治。陕西大旱期间，富平知县刘志同，知县陈衍昌在赈灾的时候，欺上瞒下，谭钟麟立即革除他们职务，审讯下狱，并且处斩了一些胥吏，震慑了上下官员。在当浙江巡抚的时候，仁和县吏何秉仁通过多收漕粮，积累了家资数十万，谭钟麟立即将其逮捕斩杀，很多人为他求情，谭钟麟不为所动，玩忽职守的仁和知县也被判流放。^[1][5]

谭钟麟为官期间，也非常重视文教方面的问题。在当陕西布政使的时候，就兴办学校，设立书局；之后担任陕甘总督，在兰州建立求古书院，在甘州建立河西精舍，并且让优秀文人在此讲学。当浙江巡抚的时候，还重修了文澜阁，使高宗年间所赐的《四库全书》得以保存，并且延请文士校刊各种典籍。^[1][5]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陕西大旱，据学者罗勤力考证，当时旱情遍布全省七十七个州县，陕北、关中地区为重灾区，陕南地区的灾情相对比较轻，小麦的歉收，导致陕西粮价急剧上升，百姓将能吃的都吃光，饿死了无数，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11] 当出现旱灾的时候，谭钟麟首先按照社仓法，将积蓄的数万石粮食全部用来赈济灾民，并且选拔精干的官吏，又颁布了十条禁令，严厉惩治囤积粮食的粮户和侵占、贪污赈济粮的官员。^[5]

之后谭钟麟号召官民义捐，他自己先捐献了五千两，希望其他官员量力捐献，筹赈局阎敬铭响应，也捐了三百两，最终获得了二十四万余两善款，另外，朝廷拔给陕西五万两的赈济款，谭钟麟上疏请朝廷催促的各省资助款十五万两^[注5]，左宗棠还的三十万两借款^[注6]，两广总督奉命拔款五万两，谭钟麟还向各方筹借了一百六十万两，总计两百三十九万两。谭钟麟用这些银钱购买粮食赈灾，经过努力，灾情得到缓解。^[11]谭钟麟的作为充分得到了朝廷的肯定，被赞“实惠及民”。^[5]

谭钟麟担任陕甘总督，面对新疆收复、西北初定的局面，他首先根据甘肃财政情况，有计划地陆续裁减冗兵，使兵员从之前的五万七千人缩减至三万六千人左右，每年的饷银从一百六七十万两缩减到了九十五万两；其次，谭钟麟对陕西的冗兵也进行了裁减，使兵员从之前的两万七千八百人裁减至一万九千六百余人，每年的饷银缩减了将近八万两，粮料缩减了将近两万升，草缩减了二十三万余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12][5]

谭钟麟就任闽浙总督期间，整顿军纪，淘汰老弱病残士兵，革除冗员，不仅还清了之前所欠的债务，还使福建海防的实力大大增加。之后，谭钟麟被授予两广总督，他先裁撤了绿营冗兵、弱兵一万三千多人，每年节省军饷二十多万两；其次裁撤了勇营一万多人，每年节省军饷将近五十九万两；之后又裁撤了练兵将近一万人，每年节省军饷十七多万两；除了裁撤正规军外，谭钟麟还裁撤了防勇、州县巡丁、省河水勇等四千四百多人，每年节省军饷二十多万两。^[13]

清末时期，封建统治者无能，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朝廷需要赌业的税收银两；中法战争期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了抗击法国侵略，加强军备，权衡之下，公开招募经营闱姓的承办商，一时之间，两广地区赌博盛行，其中以闱姓^[注1]的危害最大，赌馆老板为了操控胜率，科举舞弊成风，赌业的兴盛导致盗匪不断，加剧了百姓的痛苦。^[9]谭钟麟担任两广总督时，认为赌风是盗匪的根源，不禁赌则盗匪难止，于是与广东巡抚马丕瑶联名上疏《会奏裁革陋规严禁赌馆折》，提出一系列禁赌措施。第一，严禁百姓及官员参与赌博，取消开办赌场的押金，关闭相应数量的赌馆。第二，惩处一批开办赌场的老板。第三，弹劾包庇赌徒的官员。第四，重新颁布了报效银的章程，实行“暗禁”的措施^[注7]。^[9]

一段时间后，谭钟麟的禁赌工作遭受到了来自三方面的阻力。第一，谭钟麟禁赌直接影响了商人们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库的收益。第二，有官员参奏谭钟麟年老昏聩、公事委派给他人，虽然朝廷对奏报有所怀疑，但在舆论上对谭钟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其三，朝廷认为谭钟麟禁赌的力度过猛，违背了朝廷“以罚代饷，充实国库”的目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最终，谭仲麟失去了朝廷的支持，禁赌之路无功而返。^[9]

谭钟麟上任两广总督后，一方面大力裁军，缩减军费开支，一方面为了打击盗匪，决定在两广大力支持整顿由官府支持、士绅自办的团练。他在广东设立团练总局，号召各州县整顿团练，一段时间后，团练武装不管是规模还是战斗力都有较大的提升，如东莞乡局二十六处，有练丁四千多人，新安乡局八处，有练丁二千五百多人。地方团练使百姓的安全感大大提升，他们合数十村为一村，有事就鸣锣，互相保护，使盗匪无处藏身。不仅如此，团练军还能辅助正规军作战，如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五月底，北海镇总兵刘邦盛与广东补用道潘培楷带兵两营在团练的协助下攻克博白；五月三十日（07月18日），团练又协助署高州镇总兵潘瀛攻克陆川。^[14]

晚清名臣左宗棠评价：“数年来百姓绥靖，粮饷不匮，臣得一意军事，无兼顾忧，皆钟麟力。”^[注2][5]《清史列传》中清廷评价：“前任两广总督谭钟麟，老成练达，学问优长。由翰林改官御史，简放外任，洊陟疆圻。服官四十余年，所有整饬吏治，勤恤民依，于地方要政，尤能力持大体。”^[5]

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评价：“近日报务日兴，吾道不孤，真强人意。惟广东督抚于‘洋务’二字，深恶痛绝，不能畅行于粤耳。”^[10]

学者邢志宇在所著《谭钟麟督粤研究》中评价：“谭钟麟是晚清一位功过参半，较有作为的地方督抚。”^[15]学者田昭煜、杜宏春在所著《甲午战后谭钟麟治粤方策的利弊》中评价：“谭钟麟是晚清地方督抚的代表，施政思想被现实的财政状况所左右、政策层层折扣，被迫妥协让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14]

学者马利民在所著《谭钟麟治理西北研究》中评价：“谭钟麟治陕八年、督陕甘六年，在其前后任职西北十四年的时间里，西北的社会治理、开发和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谭钟麟自身和时代的局限性，其很多措施基本延续左宗棠等人做法，创新点并非很多，加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一些措施并未取得预期效果。”^[16]

学者罗勤力在所著《谭钟麟与丁戊奇荒》中评价：“总体而言，在“丁戊奇荒”期间，谭钟麟能够较严格的执行相关规定，适时上报灾情，并奏请蠲juān缓，广筹钱粮，积极办赈，对灾情的减轻、百姓的救济，起到了积极地作用；其灾后的恢复手段，也为灾难深重的陕西带来了希望。”^[17]

学者王熹在所著《论〈倡建蠔háo镜同善堂碑序〉的文献价值》中评价：“谭钟麟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能够处理各种复杂事务，且屡有建树，因此常被朝廷派到条件艰苦或繁杂难治的地区担任主官，每每都能革故鼎新，兴利除弊，开拓出新局面，是一位勤政务实的干城之材，深受朝廷信赖和倚重。”^[18]

谭钟麟墓，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坪塘镇白泉村。建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墓坐西朝东，圆形封土堆高1.2米，底径3米，以三合土筑成。花岗石砌墓围，墓前立汉白玉碑三通，主碑高3米，宽1米，刻文为“茶陵谭文勤公墓”。墓前立有石华表、翁仲，距离500米处有碑亭，亭成六角形，高约6米，占地约36平方米。6个亭角石柱，承以圆墩，24根径约6寸石柱环成六角栅栏，平顶上有高1.3米之白色飞檐亭帽，彩绘龙、鱼、书、剑、花、鸟，冠以葫芦石顶。顶周6块牵坊俱为磨石。碑亭中心，一石龟伏地，背负白石碑，高2.5米，宽1米，方榫嵌入龟背，碑文志叙述了谭钟麟的生平事迹，约有一千余字，字大一方寸，为书法家黄自元手迹，具有文物价值。201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单位。^[23][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