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宣颖

瞿宣颖（1894年2月12日^[4]—1973年，^[3]出生年另有两种说法：1892年，^[5]1893年），^[6]曾用名益锴kǎi，字兑之，以字行，号铢庵，自称铢庵居士，晚号蜕园，^[2]湖南善化（现属长沙市）人，^[6]文学家、史学家、掌故学家、方志学家，^[3]晚清军机大臣瞿鸿禨第三子。^[1][6]

瞿宣颖五岁起学习古典文学，^[12]跟随湘潭王闿kǎi运、王先谦、曾广钧学习。^[13]13岁起进了京师译学馆。^[3]后参与学生救国会，并转至复旦大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他进入北洋政府，历任交通部等要职。^[12][3]在文学上，他早期支持文言文，但随后也接受并实践白话文，展现了其包容性。瞿宣颖于1928年开始在燕京大学任教，后转至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沦陷，瞿宣颖滞留北平并改名为益锴，在北大任监督。^[11]1947年移居上海，以写作谋生。新中国成立后，他避免政治风波，为求生计写了一些通俗文学著作并给香港文汇报投稿，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聘为特约编辑，并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7][14][15]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在《毛主席语录》上题字“瞿蜕园珍藏”被质问。尽管逆境中坚持创作，他的生活仍受冲击。1968年，因稿酬问题和“现反”罪被捕，被判刑十年。^[7]1973年，瞿宣颖在狱中逝世，终年80岁。^[3][7]

瞿宣颖的主要成就在掌故学、方志学、秦汉史等方面。^[16]投入大量精力搜集遗闻佚事，并将其组织成文，留下了丰富的掌故学著作。^[17]在地方志研究领域的成就贡献主要体现在《志例丛话》和《方志考稿（甲集）》两部著作中。^[6]他创作了《长生殿故事》《汉书故事》等通俗作品及《刘禹锡集笺证》等经典著述。《长生殿故事》《汉书故事》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得以出版。^[7]各类代表性著作还有《中国骈文概论》《汪辉祖传述》《北平建置谈荟》《人物风俗制度丛谈》《超览楼诗集》等。^[6][1]

1894年2月12日，瞿宣颖出生于四川学政衙署。^[4]瞿宣颖自幼体弱，四岁仍需乳哺，因此父母未急于其学业。某日瞿鸿禨为他讲述先贤事迹，令其感动落泪，从此显露其善感之性。五岁起，他与叔兄开始接受古典文学教育，学习《论语》《孟子》及唐诗，^[12]曾跟随湘潭王闿运学习。^[13]

在北京，瞿宣颖从13岁起进了京师译学馆，主修英语，同时学习法文、德文、俄文等多国语言。^[3]后因家庭原因，他蛰居家中，自学篆书、弹琴及算术，并跟随名家学习绘画和文学。他博采众长，师从多位文坛大家，逐步奠定其深厚的传统学术基础。^[12]

1911年，瞿宣颖家中樱花盛开，吸引了众多文人前来赏花并留下诗作，与齐白石建立了深厚友谊。随后，武昌起义和长沙革命使瞿家遭受重大打击，家境急转直下。然而，瞿宣颖并未气馁，继续关心时事，并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期间参与学生救国会，后转至复旦大学。^[12]

毕业后，因家境贫寒，瞿宣颖北上开始了宦海生涯。^[12][3]1920年，瞿宣颖进入北洋政府。^[3]同年，瞿宣颖任职交通部，担任路政司交涉科副科长、参事厅办事兼国务院秘书厅佥qiān事上任事。次年，瞿宣颖任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总理顾维均的秘书长。其后还陆续担任过过司法部秘书、京兆尹公署秘书长、国务院秘书、财政部管理总务厅事务、署印铸局局长、铨quán叙居帮办、国史编纂zuǎn处处长、财政部盐务科稽核总所文牍dú股帮办、河北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务。在文学上，瞿宣颖早期支持“甲寅派”的文言立场，并发表了《文体说》一文，强调文言文的独特价值。然而，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他也开始用白话文写作，显示了他对新事物的包容态度。^[11]

1928年，瞿宣颖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在燕京大学担任讲师。之后，他还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在南开大学时，他开设了方志学课程，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体现了他对方志学的重视。上海市市长还聘请他和汤济沧、赵正平等人担任上海通志馆筹备委员会的专任委员，为通志馆的成立付出了努力。^[11]1928年11月26日，瞿宣颖在《南开大学周刊》第七十二期发表了《设立天津史料采辑委员会之建议》，提出：“著者在近六七年间，着手搜辑旧京史料。除自著短篇《北京建置谈荟》以外，都以资料浩繁，不暇整理，不敢轻言成书。······其时得有官厅的助力，颇得许多珍贵的资料，预计一年以后妥可有一部部极翔实的新著问世。然而，政府长官更迭，原议停顿，此种私愿也无从实现了。”^[18]

1929年9月，中国国民党元老李煜瀛（李石曾）倡议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并担任院长，这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的前身。北平研究院下分若干研究会，也有院士制度，叫作“会员”，一共有九十位。瞿宣颖是史学研究会会员之一。^[19]1930年，瞿宣颖所著《方志考稿（甲集）》由大公报社出版，是中国最早一部私家方志提要目录专著。^[20]

1931年，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瞿宣颖创作了《辛壬咏史诗》二十四首，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了事变发生至当年三月上海战役结束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这些诗歌成为当时社会状况的重要见证。同年，瞿宣颖的三子午宝和四子绮宝因病夭折，国恨家仇的双重打击让他倍感悲痛。由于工作原因，他未能及时赶回北平家中，这成为他心中永远的遗憾，也加剧了他与妻子聂氏之间的不和。^[11]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天津很快沦陷。随后，北平建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克敏出任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在这个动荡的时期，瞿宣颖滞留在北平，并改名为益锴，在北大担任监督一职。这一选择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污点，也为他晚年的牢狱之灾埋下了伏笔。此外，瞿宣颖还主编过《中和月刊》，这份刊物表面上以“发扬东方文化，树立民众信念”为宗旨，但实际上却是宣扬中日“亲善”的伪刊物，这也成为他被称为“汉奸”的罪状之一。^[11]

1947年，瞿宣颖流寓上海，开始了卖文为生的生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谨言慎行，深怕卷入政治风波，当时经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介绍和安排，瞿宣颖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聘为特约编辑，并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金性尧《人世几回伤往事》一文载：“齐燕铭在世时，对上海的两位学者很关心，一是谭正瞿宣颖，一就是瞿宣颖。不久，他们两位被上编聘为特约编辑，而对瞿宣颖尤为倚重，例如李白集的校注。”此后，瞿宣颖每月靠中华上编的百元报酬以及为香港文汇报零星供稿的稿费度日，按当时的生活水准还是不错的。^[21]1951年，瞿宣颖为陈寅恪创作了一幅《藤花》画，并题诗一首，展现了两人深厚的友谊。此外，他还与李蔬畦qí、周紫宜、吴湖帆、俞莱山等人交往密切，保持了广泛的人脉关系。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尽管瞿宣颖逃过一劫，但内心的冲击仍然不小。在“向党交心”的活动中，他专门为此作了一幅画并题诗，表达了自己谨慎、求全的态度。^[7][14][15]

在20世纪60年代，瞿宣颖创作了一些通俗作品，如《长生殿故事》《汉书故事》《后汉书故事》等，同时他还撰写了《刘禹锡集笺证》《李白集校注》《历代职官简释》《历代职官概述》等经典著述。前两部作品由于历史原因未能及时出版，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重见天日，并获得好评。瞿宣颖对历代职官制度的深刻了解和精湛研究，使得他在《辞海》修订时受邀撰写职官部分。他能够清晰地梳理从秦汉至明清的官制，为《辞海》的修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名字并未列于撰写者之列，这其中的原因和真相已无从考究。^[7]

“文化大革命”爆发，瞿宣颖亲眼目睹了抄家、批斗、游街的场面。为了自保，瞿宣颖预先剃了平顶，将墙上的字画换成毛主席画像，并购买了一本《毛主席语录》放在显眼处。然而，这些努力并未能完全避免灾难的降临。他最终被抄家，并因在《毛主席语录》上写了“瞿蜕园珍藏”五个字而遭到质问。之后，他还被红卫兵反锁进储藏间，关押几个小时后才得以释放。^[7]

尽管瞿宣颖暂时逃过了进一步的揪斗，但他的月薪被停发，生活陷入了困境。幸运的是，瞿宣颖曾给香港文汇报写作，香港文汇报仍按月给他汇款，加上一些零星的稿酬，他还能勉强维持生计，度过了一年的时光。^[7][22]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中，瞿宣颖的生活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尽管他身处逆境，却依然坚持吟咏，但诗中的凄凉之感已难以挥去。1968年春天，由于香港文汇报所寄的稿酬经常被扣押，加上零星稿酬的停发，他的生活陷入了困窘。到了夏天，他因所谓的“现反”罪被逮捕，被判刑十年。^[7]

1973年，瞿宣颖在提篮桥狱中含恨逝世，终年80岁。^[3][7]

瞿宣颖早年居沪时用文言写作，署名瞿宣颖。壮年居北平时，使用瞿宣颖、瞿兑之、铢庵、瞿益锴等若干笔名，从文言、半文言写到白话；后半生回到上海，写作时署名瞿蜕园。人们不易分清那么多笔名其实是他一人，因为他同时做了若干方向的学术和文章。^[3]

瞿宣颖的诗文收入《补书堂诗录》《补书堂文录》等。^[40]

瞿宣颖学贯中西，知识既博且专，是当之无愧的博通之士。这与其所受过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可将其学术渊源分为以下三个部分：^[13]

瞿宣颖的家学深厚，源自其曾祖的丹青技艺和祖父的科举功名。其父瞿鸿禨（瞿鸿機）政绩卓著，文学修养深厚，亲自启蒙瞿宣颖，传授文学与史学知识，并引导他接触方志著作。此外，瞿宣颖还从母亲那里学习了音律，从傅氏那里略知隶书大意。^[13]

1906年，瞿宣颖以优异成绩考入京师译学馆，专攻英文和算学，并广泛涉猎法、德、俄、意、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对西方学问有了深入的涉猎。尽管他有意前往西方深造，但因担忧所学不足以超越他人，加之家庭经济困难，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在民国年间，瞿宣颖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接受了正规的新式教育，并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他精通英语，能够流利地与外国人交流，并翻译了包括《圣经》在内的多部外文著作，展现了他深厚的西学功底。西学的学习不仅拓展了瞿宣颖的知识视野，也影响了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他注重科学方法的应用，重视抽象理论的研究，这些特点都反映在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中。^[13]

瞿宣颖四岁起接受私塾教育，师从张劭shào希（字缉光，后改名劭希）。张劭希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曾任教职并官至广西石江道。他教育瞿宣颖时，注重启发而非强制，使瞿宣颖得以享受读书的乐趣。除了传统文学和历史，张劭希还教授了地理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并引导瞿宣颖学习西洋文字，为他日后西学的学习打下了基础。^[13]

后来，瞿宣颖为继承曾祖瞿岱的绘画技艺，师从湘潭尹和白老人学习绘画。尹翁擅长花鸟画，其画法严谨，对瞿宣颖影响深远。瞿宣颖的绘画技艺深受尹翁真传，在画坛占有一席之地。^[13]

在瞿鸿禨晚年，瞿宣颖还跟随湘潭王闿运（字纫秋，号湘绮）学习文学。王闿运是湖湘派的领袖人物，其文学成就显著。瞿宣颖对王闿运的文学观点有所继承，但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强调文艺创作应表达真性情。^[13]

瞿宣颖对掌故的热爱和深入研究，使他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坚信通过故事可以窥见历史的面貌，考察当时的社会风俗和时代心理。因此，他投入大量精力搜集遗闻佚事，并将其组织成文，留下了丰富的掌故学著作。其中，《柿庐所闻录》是瞿宣颖在掌故学方面的重要作品之一。该书原为收录1934年到1936年间他在《申报》上发表的笔记百则而成，署名“铢庵”。该书与现今所见的《新编万有文库》本有所不同，但均体现了瞿宣颖深厚的掌故学功底和独到的见解。在《柿庐所闻录》的《自序》中，瞿宣颖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掌故笔记的形成和意义。他提到，学者在博闻强识的过程中，将所触及的各类知识随手记录下来，并非刻意为传世之作。然而，这些笔记在后世却成为考察政事典章、民生风俗的宝贵资料。他强调，尽管古人并不以著作为名，但后人却能从中获得巨大的益处，这正是杂记之功的伟大之处。^[17]

瞿宣颖在地方志研究领域的成就贡献主要体现在《志例丛话》和《方志考稿（甲集）》两部著作中。^[6]

《志例丛话》于1934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这部著作深入探讨了前人修志的方法，分析了其中的得失优劣，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瞿宣颖认为地方志是地方历史的记录，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他特别推崇章氏的修志方法，如“掌故”和“文征”的体例，并主张设立州县志科以保存历史资料。瞿宣颖还提出，修志时应当融合各种体例于一体，同时保持各种体例的独特性。他借鉴了曾国荃续修《山西通志》的做法，认为在不改变原有内容的基础上，通过整理和补充来续修前志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此外，他还建议学习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修志方法，先详细记录，再经过筛选和修订。瞿宣颖还指出，修志工作需要有杰出的人才主持，以及专业人士的参与，否则难以成功。在《志例丛话》中，瞿宣颖详细讨论了地理、建置、古迹、经济、社会、风俗、人物、氏族、通纪、丛录等内容的编纂方法，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观点。他特别强调了“风俗”部分应包括家庭组织、职业选择、社交、信仰、饮食服饰、娱乐艺术等内容，以全面反映地方文化的多样性。^[6]

瞿宣颖另一部重要著作《方志考稿（甲集）》于1930年由天春书社出版，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地方志提要目录书。该书仿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体例，对所收录的方志进行了详细介绍。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全部内容，但已完成的六编“甲集”收录了河北、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合为一编）、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八省的方志共600种。书中详细阐述了志书的编纂过程、类目设置、体例特点，并分析了其得失优劣，突出了志书中资料的精华所在。在《方志考稿（甲集）》中，瞿宣颖提出了方志的六大功用，包括揭示正史未涉及的社会制度细节、保存未能在正史中留名的人物资料、整合地方文献、反映经济变迁、展现文化升降以及记录族姓门第的兴衰等。他强调了方志在记录地方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6]

该书在近代方志目录提要专著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任凤苞在序言中称赞该书为“自有方志以来未有之盛举矣”，并称之为“书目中之上乘”。余绍宋也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在著录方志方面远胜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还被列为《金陵学报》1935年第55卷第2期万国鼎撰《方志体例偶识》的修志参考书之一。瞿宣颖的这两部著作不仅丰富了中国地方志的研究内容，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6]

瞿宣颖在地方志编纂和研究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他不仅与傅振伦、王重民、孙楷第等学者讨论了编纂《河北通志》的问题，还为此提出了详细的“整理方案”和修志方法。^[6]

瞿宣颖的修志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六点：^[6]

他强调“修志首要义例”，认为义例是修志的基石，只有确定了明确的义例，才能确保志书的连贯性和一致性。^[6]他主张新增篇目，以收录有关新内容，反映时代的发展和变迁。^[6]他提出了妥善处理新旧志关系的建议，认为在编纂新志时，应充分借鉴和参考旧志，但也要有所创新和突破。^[6]他认为修志需要通才的指导和专门的人才参与，以确保志书的准确性和权威性。^[6]他强调志书的实用性，主张注重近代史料的征集，以反映地方历史的最新发展和变迁。^[6]他主张修纂志书时采用征稿计酬法，以激励更多人参与志书的编纂工作，并保证志书的质量。^[6]

在与傅振伦、王重民、孙楷第的通信中，瞿宣颖还表达了对金石艺文和官府档案征集的不同看法。他不同意三人提出的关于三项急征资料的主张，认为金石艺文虽然珍贵，但未必有毁灭之虞，而官府档案则更容易丧失。因此，在重视金石艺文征集的同时，不应忽视官府档案的保存和整理。^[6]

这些信函和讨论内容被以《河北通志馆近况纪》为题，发表在《河北月刊》第1卷第4期上，为《河北通志》的编纂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6]

瞿宣颖的学术成就深受其父瞿鸿禨和王先谦的影响。瞿鸿禨曾撰写《汉书笺识》，而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更是被史学家广为传诵。在瞿鸿禨和王先谦的影响下，瞿宣颖对汉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研究和著述。撰写了《秦汉史纂》《两汉县政考》《汉代风俗制度史》等著作。^[17]

瞿宣颖是一位精通各朝代职官制度的专家。他写的《历代职官简释》和《历代官制概述》这两本书，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辞海》里面“职官”的部分，也大多是瞿宣颖撰写的。虽然因为某些原因，这部分内容没有直接标出他的名字。^[17]

瞿宣颖的《李白集校注》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考订和纠谬，长期内都被视为该领域的顶尖之作。他同样精心整理了《刘禹锡集》，全面考订了其中的诗文。陈尚君曾评价瞿宣颖的《刘禹锡集笺证》，认为尽管后辈学者在注释和版本研究上有所建树，但在学识和史料把握上，瞿宣颖是难以超越的典范。^[9]

瞿宣颖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是一部汇集中国社会史方面资料的著作，它搜集了历代史书中的零碎材料，并分为衣饰、饮食、建筑、居处、器物、经济等二十个类别，每一类别均按时代先后排列。该书的特点在于引用原文详尽，无虚构之辞，旨在为社会史研究提供详尽的资料。^[41]

《汪辉祖传述》是瞿宣颖为乾隆嘉庆年间的名吏汪辉祖所撰的传记类著作。该书高度评价了汪辉祖在地方行政与史学工具整理方面的成就，并特别赞赏其自传《病榻梦痕录》。瞿宣颖认为，《病榻梦痕录》不仅展现了汪辉祖的生平，还忠实记录了乾隆时期的社会制度、风俗和日常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然而，由于该书体裁不适合现代读者，瞿宣颖重新创作了《汪辉祖传述》，采用现代传记方式，详细叙述了汪辉祖的家世、经历、学业等方面，并增加了注释以解释难懂的风俗制度。^[41]

瞿宣颖的《左传选译》精选《左传》中的关键课题，如齐桓公与管仲、晋献公与晋文公等，通过十个单元展现了春秋时期的强国间势力消长及整体关系。瞿宣颖的选注不仅便于读者把握历史发展脉络，还保留了《左传》的精华。书中每篇内容包含背景介绍、原文材料、注释和译文，注释注重地名、读音和名物制度的解释。^[41]

瞿宣颖除了长沙故宅以外，最主要居住地是北京和上海。^[3]

瞿宣颖的一生，是想把遗失的历史打捞起来，把破碎的历史拼接起来，把驳杂的历史梳理出来，把深邃suì的历史注解出来，把讹误的历史订正过来。为了北京这座城，把自己的青春、诗文、职位、学术和藏书都给了它。（侯磊 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