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隶

汉隶，又称八分、分书、分隶等，是汉代隶书的统称。^[1]一般分为竹木简牍dú和帛、碑刻两大系统。^[3]汉代隶书由形而下迈向形而上，并为魏晋真书出现奠定了基础，是汉字形体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在汉字发展史、书法史甚至艺术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2][4][5][6][7]}

隶书始于秦末汉初，西汉前期的隶书承袭秦隶，篆隶夹杂是常用形式，^[8]至东汉前期基本上完成了由篆向隶的蜕变，该时期隶书风格和结构体呈现出多样性和不规范性，有些草率的写法近乎章草，有些又隐约看到北碑楷书的先兆。^[9]东汉后期，伴随着刻石立碑风气的盛行，隶书从缺乏艺术性的民间俗体上升为官方正体，成为历代隶书的典型和发展的高峰。^{[2][3][10][11][12]}这一时期，趋于规范化的隶书字体结字呈扁方形，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横笔波磔zhé与撇捺出挑的特征明显。曲线优美，轻重过渡平滑圆润，展现出字体的力度和生动感，给人以磅礴、豪迈的艺术印象。汉武帝以后的汉代简牍和碑刻，是研究汉隶的主要材料。^[13][14][15]汉隶风格多样，有端庄平正、秀美流丽、方整拙朴、浑厚朴茂等多种。^[1][3]

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上重要的历史性转折。隶书省略了篆书的笔画，改圆转为方折，“以趋约易”，以直线代替弧线，笔势上由篆书的缓慢行笔变为短速疾行，大大提高了书写速度。隶变承前启后，对草书和楷书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6]汉隶的代表人物有蔡邕、钟繇等，代表作品有《史晨碑》《西狭颂》《曹全碑》《张迁碑》《石门颂》等。^[1][2]

“隶书”一名最早见于东汉史官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据班固记载，这种文字在秦时“施之于徒隶”，后人也有流传“程邈造隶”的说法。过去认为这种字体的最初使用者——在狱中抄写文书的低级官吏在当时被称为“隶”，因此这种字体也就被称为“隶书”。^[17][18]东汉时，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沿用了“隶书”的名称，^[19]“隶书”作为指代这种字体风格和形式的书法术语由此正式确定下来。^[20][21]

隶书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四川青川郝家坪战国墓出土的青川木牍的书法风格彰显了早期隶书风范。战国后期至秦代初年已构成完整的隶化书体，这个时期官方通行的正体文字为篆书，但隶书作为民间俗体文字已开始流行。这一时期的隶书被称为“古隶”，处在不断发展、成熟的阶段。“古隶”带有浓厚的篆书意趣，笔画平整无波磔，又称草篆，是处于过渡时期的早期隶书。它包括战国至汉代的木牍、竹简、帛书及碑刻铭文隶书。这些不同形态的古隶遗存都反映了社会各阶层使用早期隶书的状况，体现了质朴、浑厚、古拙、大气的艺术风貌。^{[2][22][23][24][25]}

西汉前期(武帝以前)的隶书，承袭秦隶，篆隶夹杂是常用的刻石形式，1957年发现的西汉将军《霍去病墓石题字》就有篆书“左司空”三字和隶书“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十字。西汉早期隶书因其便捷适用逐渐获得官方认可，但还未发展成熟，带有古拙质朴的气息，没有粗细变化，缺乏墨韵。它结字没有要求，在改秦篆的圆转为方折的同时，产生了破坏“平衡”的笔画，在文字的最后一笔，出现所谓的“隼sǔn尾”^[注1]。到了较为成熟的西汉，竖画、横画都掺和“隼尾”，使古隶早期不平衡的结字又趋于平衡。^[2][8]

从战国后期到西汉中后期，文字以“古隶”为主，处于篆书向隶书过渡阶段，其字体已可被称为隶书，并逐渐发展成字形扁平、笔画波势起伏变化、蚕头燕尾的特点日益显著的成熟形式，属于隶书的发展期。西汉中后期，民间俗体文字已经出现了质朴精美、端庄大气的成熟隶书。具有代表性的有《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等，反映了汉代日常的隶书书写中的原状。其中《居延汉简》出土墨迹方圆相济，用笔的提按和绞转产生粗细变化，有明显波势，蚕头燕尾齐备，结体已经很接近东汉成熟的隶书石碑。^[2]

西汉至东汉期间的隶书基本上完成了由篆向隶的蜕变，结构体已由纵势变成横势，用笔的提按顿挫线条的波磔变化比秦隶更加明显。同时该时期隶书风格和结构体呈现出多样性和不规范性，有些草率的写法近乎章草，有些又隐约看到北碑楷书的先兆。其质朴淳厚胜于东汉隶书，而规整严密不足。^[9]

东汉时期，伴随着刻石立碑风气的盛行，隶书从缺乏艺术性的民间俗体上升为官方正体，被广泛应用于官方文书、碑铭和书法作品中，汉碑遗世者达数百种之多，内容涉及颂功、记事、契约、墓志、经典等多类。这一时期，已经发展成熟的隶书被称为“今隶”或“八分”，从用笔到结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矩。在用笔技巧上，提按顿挫、笔锋藏露的变化丰富；在笔画上，点画形成俯仰、呼应、左舒右展、分张外拓之势；在字形结构上，章法严谨，形体扁方，横画长而直画短，左右舒展，如同大鹏展翅；横带波磔，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无论顶部腰部或底部，其中的一笔主导横画，都用“蚕头雁尾”笔法书写。^{[2][10][11][12]}此外，造纸工艺的改进和纸张的广泛应用，使书写者得到了一种更为有效的书写材料，从而在艺术技巧上可以得到更多的锤炼，以取得长足的进步。^[26][27]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汉灵帝采纳了隶书大家蔡邕的提议，用隶书正定六经文字并刻石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作为官方标准，参与校刻的还有经学大儒卢植、杨彪、马日磾等人。该石经被称为“熹平石经”，不仅整理了经书内容，也为隶书字体设置了规范化标准，标志着隶书发展达到鼎盛。熹平石经上的隶书文字用笔方圆兼顾，端庄雄健，气势整饬，具有较高的艺术性。除了熹平石经外，这一时期的简帛、碑、碣、摩崖石刻上也有不少隶书代表作品。例如《武威汉简》《曹全碑》《张迁碑》《华山碑》等。其中《华山碑》隶书风格方整、流丽、奇古，清代朱彝尊在《金石文字跋尾》中称它是“汉隶第一品”。^{[2][11][12][28][29][30]}

笔法的丰富发端于秦汉的简牍帛书，隶书的笔画饱满，左右舒展，曲线优美，轻重过渡平滑圆润，展现出字体的力度和生动感，给人以磅礴、豪迈的艺术印象。汉隶随着笔法的成熟，最终形成了符合自己需要的笔画体系：横、竖、波、掠、点、折。^[13][14][15]

横，即横向延伸，收尾无波势的笔画，是隶书中最平凡的一笔。其特征表现为画身比较平直，有时也略有向上或向下的轻度弯曲。由于腕关节和笔杆轴点有一定的距离，而且高度又不一致，摆动时自然会出现程度不等的弧度，故真正平直的横画在隶书中并不多见。大部分都是看似平直，实际都隐含弯度，大致有向上弯和向下弯两种形态。^[14]

竖，即纵向行笔所形成的笔画。竖画的书写，重点在起笔与落笔，过笔顺随；起笔或方或圆，或中起；落笔或中或侧；过笔或直或倾；整画可长可短，可直可倾，可重可轻。汉隶中竖的形成主要有易曲线为直竖、改造原有纵向直线两种情况。^[14]

易曲线为直竖

将小篆曲状的线条变成平直的笔画，是隶变过程中一个明显的特征。^[14]

改造原有纵向直线

隶书中一部分竖画是通过运用摆笔和提按的笔法，对篆书中纵向线条进行改造而形成的，并且形态各异。在汉隶中，竖画呈现出圆尾竖、尖尾竖、钩尾竖、超长竖、短竖、斜竖六种形态。^[14][31]

圆尾竖是通过用笔的提按而形成的，行笔过程大致为逆锋向上起笔，转笔下行，至末尾按笔，稍作停顿，回锋向上收笔，尾部呈圆状。尖尾竖形如针锥，写法与圆尾竖大致相同，区别在于行笔过程中笔锋渐渐向上提起，至未处自然收笔，尾部呈尖状。钩尾竖多见于左侧，行笔向下如圆竖，只是收尾笔法不同，即旋锋向上略作弯状，再折笔向右回锋或提笔渐渐出锋，使尾部呈钩状。超长坚一般出现在字的末笔，起笔写法与圆竖略同，运笔过程渐行渐重，至尾部稍驻，收笔或提锋或回锋。短竖一般短且粗，多用于笔画较少的字中；笔法为逆锋起笔，中段稍重，然后回锋收笔。斜竖笔法与直竖相同，斜笔会缩短纵向的距离，增加横向的空间，符合隶书字形扁方的特点。^[14]

波是隶书中最具特色的笔画，有“一波三折”的波势以及“蚕头雁尾”的起、收形态。波表现出起伏的形态，折表现出笔的起、行、收的运动方向。波画的特点是头部像“蚕头”，中腹稍向上隆起，尾部波脚像侧视的“雁尾”。含波势的笔画有横波、捺波、折波和钩波四种形态。^[14][32][33]

横波是横向平置的波画。它的特征是一波三折，“蚕头雁尾”明显，多处于字的主笔地位。基本写法是逆锋起笔，并稍向左下方按笔，然后转笔向右上回锋，形成蚕头，接着向右行笔，收笔时逐渐按笔并顺势向右上方挑起提锋。捺波是由左上向右下斜出的波面。捺波形态富于变化，从画身来看，有平有斜，有长有短，还有曲直与弧度大小的变化；从起笔形态看，有尖头、圆头、方头，蚕头有的明显，有的含蓄；笔处的雁尾有的短，有的拖长，形态有圆形，也有方形。折波即起笔带折的波画。它与横、捺波的不同就在于起笔时的折头，折头一般较细，或上或下，多见于字的底部。汉隶中没有成熟的钩法，钩画只能借用掠法或波法。钩波是隶书中特有的一种波画，它代替了后来楷书中所有右向的钩。^[14]

掠是从右上向左下斜出的笔画，常常与右波遥相呼应，体现出隶书“左掠右波”的特色，是隶书中又一典型的笔形形态。汉隶中掠画形态丰富，有长短曲直、粗细轻重之别，但写法基本一致，藏锋起笔，欲下先上，中锋行笔并向左下掠出，收笔时先顿笔稍停，再提笔回锋或顿笔后直接挑出。按笔画的曲直有竖掠、弯掠、直掠、短掠和折掠之分。斜掠一般都带有弧度，头尾又有尖圆之别，主要表现在起收笔时用笔的不同。若按笔画长短可分为短掠和长掠，短掠又有顺写和逆写两种形态。^[14]

点是短促的，无运行距离或运行距离极短，无固定形态的笔画，是在汉字演变过程中逐渐独立成形的。篆书中没有点；早期隶书中的点总是被或直或斜的短横、短竖所代替，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点；直到东汉中后期，点才独立出来，不再依附于其他笔画，而且点法也日益丰富。点的出现是用笔时提按的结果，隶书中的点是各种笔画的浓缩，书写时形态不固定，它可以是蚕头，可以是雁尾，也可以是一圆点，还可以是形态不规则的梯形、三角形。^[14]

汉隶中的点有单点，还有点的组合，如两点、三联点、四联点。单点多处于字头，形态各不雷同，或上重下轻，或上轻下重，或出锋或藏锋。两点有的位于字的上部，多相背或相向取势；有的位于字的下部，多取圆，向侧下倾出。三联点有纵向而置的，点间上下呼应；有横向而置的，点间笔断意连，相互连贯。四联点多在字的底部，首尾多相背呼应，四点神态各异。^[14]

折是书写过程中需要变换行笔方向的笔画，折笔使运动轨迹出现折点，使触纸的笔毫锥面由一侧换至另一侧。主要指两种笔画结合处。折画，主要包括横折、竖折、斜折和连折四种形态。^[14]

横折是先横后竖的折，具体说是横的收笔和竖的起笔相结合。其结合方法有连笔，即横笔连着竖笔一笔写成，折处可呈方折、圆转，或者外方内圆、外圆内方等多种形态；也有分笔，即分两笔写就，结合处有明显的折肩。竖折就是先竖后横的折，即竖的收笔与横的起笔相结合处。结合方式与横折相同，也有连笔与分笔两种形式。连笔竖折就是先写竖画，至折处稍提笔，手原处转向右行写横。分笔竖折就是分两笔写成，先写坚，至末处提锋收笔，然后重新下笔转锋向右写出横画。斜折就是斜置的折画，包括横斜折和竖斜折两种形态。连折就是两个折笔的连写，包括耳折、绞丝折和弓折三种类型。^[14]

汉隶的结体以方正形状为主，总体上呈现出左右舒展、横势宕逸、收放有致、参差错落的特点。它的字形笔画多为直线和直角，结构均衡、紧凑，追求每个字形的稳定性和几何感，呈现出整体的平衡美。汉隶结体注重“分背之势”，波横和掠笔左伸右张，分张外拓，从而使得字形扁平，夸张的同时中宫紧密，重心居中。同时，汉隶具体的字形风格多样，因字立形，使字体流动挺拔，避免结体板滞。^{[1][2][34][35]}

书中因点画组合的方式、字型的方扁及偏旁部首的错落有致而使隶书的风格多样。其章法强调纵横有序，布局合理。它以直行横平为基本原则，字与字之间的间距适度，整体呈现出有序、统一的排列。隶书注重字形的整体平衡，要求每个字形的大小、位置和形态相互协调，形成整体的美感。这种章法特点使隶书具有整齐、规整的艺术形象，给人以整体和谐的视觉享受。具体而言，隶书的章法形式可以粗略分为简牍帛书中的隶书章法、碑刻中的隶书章法等。^[36][37]

简牍帛书中的隶书章法竖有列而横无行。竖有行，横向各字错落灵动，率意自然而不零乱松散，是简牍作品的典型章法。制作精细的木片作为书写材料，自然要求书写者有强烈的“节约”意识。在一片木牍之上，横向上的行数多上一行，就可以增大不小的容量，所以，其行与行的距离被迫挤小；然对于宽度有限的木牍，又不可能过多地增加行数，于是，势必要在一行之中纵向上尽可能多地书写字数，能够压扁的字形，均作了压扁处理，在此种紧密其字的情况下，为了整篇文字的清晰，又不得不做一些特别处置，字与字的距离又被适当地加大，终于形成了行紧字松的总体布字特点。如西汉时期的天凤五年砖、保城都司空瓦、马王堆帛书、居延初元四年简、江陵竹简等，都能明显看出简牍帛书的代表性隶书章法。^[36][37]

隶书碑刻中的章法形式延续简帛书法的竖有列而横无行，如西汉时的苏马湾刻石、治河刻石。此外还有隶书碑刻竖行距疏朗，横行距适中或是紧密的章法形式。此种模式给人大气舒朗的视觉印象，如东汉时期的刘熊残碑，此碑古意秀劲，有云为蔡邕所书。另外犀浦薄书残碑、李固残碑、李孟初神祠碑均为此类章法的典范。另一种是由于磨崖石刻这种书写材质的原因形成的章法变幻万千，字间距离不等，舒展自然的模式。如汉代石门颂，其章法变幻万千，字间距离不等，任其自然。摩崖刻石的泰山金刚经笔法与字形奇特，字形偏大，篆隶用笔，章法舒展有致，静穆深远，颇具佛家之雍容大度之意。^[36][37]

汉代隶书一般分为竹木简牍和帛、碑刻两大系统。竹木简牍和帛为日常之书写体，大部分使用硬毫笔书写，能够帮助书写者在字画中展现出笔画的力度和变化，通过笔尖的掌控来表现不同的线条粗细，但缺点是落墨有限，纸墨相发的效果不充分。代表作有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汉简》、甘肃武威的《武藐汉简》、湖南长沙的《马王堆竹简》和《老产帛书》等。这些作品虽然出土于不同的地方，产生于不同的时期，但都用笔简率，结体自然，章法布局一派天机。碑刻即书写在碑、碣、摩崖石刻、石经、石题字等载体或场合。汉代从官方到民间都承袭了秦代刻石铭功的风气，并且愈演愈烈。金石类材质是较为常用的书刻材质。金石类汉隶书法主要是镌刻在青铜、金银、破瓦、石等器物上的书法 文字。金银、铜器及石刻由于材质坚便便于保存，古人名作为镌刻歌功领德纪事文字的载体材料，以达到流传百世的日的。代表作品有《武威汉简》《曹全碑》《礼器碑》《华山碑》《熹平石经》等。^{[2][38][39][10][40][41]}

对于汉隶的风格，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可按照平正、阴、阳、奇异4种类型划分。^[42][43]

平正类，代表作有《乙瑛碑》《史晨碑》《张景碑》《西岳华山庙碑》《赵宽碑》《韩仁铭》等，这类作品把汉代隶书点画上的蚕头雁尾、字结构上的横向取势体现得最明显，有些则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呈现出两汉时代富丽堂皇的精神气质。总体以横势为主，结字工整，布白均匀，完整地体现出了成熟隶书的用笔及其字形构造中一系列书写审美因素的对立统一：藏与露、轻与重、粗与细、方与圆交互使用，是成熟隶书的典型代表。^[14][43]

秀美类，代表作有《孔庙碑》《朝侯小子残碑》《曹全碑》《礼器碑》等，这类作品具有上类方圆结合、用笔工整的总体特点，但起伏波挑的意韵尤为突出。它们飞动舒畅的笔姿和显然的横扁背分的字势，与简书之间有着相当明显的移植关系。但从两汉碑刻隶书书法的的全局看，它们不是主流字体，可是在东汉晚期书体风格的变革中，却突出代表了书写者对秀逸华美的新的审美追求。一般来说线条婉转、结构工巧，呈现出秀丽婉约的风致，其中《礼器碑》柔中有刚、刚柔兼备，格调高、变化多，细节处理微妙，精致而又不失洒脱，尤为后人推崇。^[43]

雄强类，代表作有《张迁碑》《鲜于璜huáng碑》《衡方碑》等，这一类作品在点画上往往注重运用方笔，线条浑厚饱满，字结构上也多取方正之势，其中《张迁碑》尤为精彩，格调粗犷雄强，但粗犷中又时见妩媚。这类汉隶无论从用笔还是结构上，都以方折粗厚的特征见长，体现出对方劲美的追求。它们在字体演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有突出表现：其一，书刻结合、方折化的外在表现，充分体现出方笔的创造，证明了汉代碑刻对重要笔法产生的特殊贡献；其二，雄厚粗重的笔画弱化了左挑右波、左右分背的态势，这在一定意义上暗示出楷变的信息。^[14][43]

奇异类，代表作有《沈府君阙铭文》《冯焕神道阙铭》《朱秉题记》等，这类作品多为摩崖刻石，依山崖体势变化，往往有逸出规矩之外的神趣，多见于某些题记、石阙面上铭文或碑侧、碑阴等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横向笔画肆意舒展，任情挥洒，表现出鲜活自然近于简书的新意趣，而作者纯熟的标准隶书技巧自在其中。^[14][43]

《史晨碑》全称 《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或《鲁相史晨飨xiǎng孔子庙碑》，东汉建宁二年 (169）立。高约1.83米，宽0.8米。无碑额。碑阳刻文17行，满行36字。碑阴刻文14行，满行36字。后有唐代武则天时期题记4行，字数不等。碑阳刻建宁二年“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俗称史晨前碑。碑阴追刻建宁元年“鲁相史晨饗孔子庙碑”，俗称史晨后碑。二碑内容记鲁相史晨祭祀孔子、修缮孔子故里垣墙并上奏朝廷的经过，对了解汉代尊孔的情况，有参考价值。前碑奏铭中还引用了一些纖纬的词句，是研究东汉晚期思想的资料。碑文字体是东汉晚期的典型隶书，竣整而精美，用笔富于变化，结体匀称而严紧，艺术价值极高。此碑与《礼器》《乙瑛》并称为孔庙三大名碑。^[44][45][46]

《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xī西狭颂》，东汉建宁四年(171)六月刻。隶书。刻石纵2.9米，横1.98米。共22行，每行20字。碑在甘肃成县，为摩崖刻石。颂前有《李翁尾池五瑞图》，刻有黄龙、白鹿、嘉禾、甘露、木连理等图像，并题记两行26字及画像签6处；后有（武都）丞右扶风陈仓吕国等12人题名，上有“惠安西表”四篆书题额。记载武都太守李翕生平，歌颂其为民修复西狭栈道为民造福的政绩。《西狭颂》 与《石门领》《郙fǔ阁颂》 并称为“汉三领”。其结字宽博疏朗；用笔方圆兼施，极富变化，且带篆意；行气整肃，章法茂密，古逸泽穆，宏伟壮观。自宋曾巩、赵明诚、洪适以来金石家迭经著录。据翁方纲 《两汉金石记》 云：“图颂刻于山石转角处，下临深潭，艰于毡椎”，故精工整拓绝少。杨守敬评论说：“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碑文末刻有书写者“仇靖”二字，开创书家落款之例。^[47][48]

《曹全碑》全称《邰tái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碑身高273厘米，宽123厘米，系晋王敞等为纪念曹全功绩而立，内容包括曹全的生平，王敞、王毕等人建立石碑的经过，为研究东汉末年农民起义斗争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碑文有铭辞三行，三字为句，空三行书年月一行。曹全碑出土后被转移保存在邰阳县孔庙东门内。1956年移入陕西省西安博物馆碑林保存。石碑上面的字都是用隶书写成，书法点画秀丽流畅，富柔韧之力，结体精谨飘逸，雍容大方。自出土以后，一直被奉为汉代碑刻隶书中的精品，艺术造诣颇高，充分地显示了汉隶的精髓和风范。孙承泽评价《曹全碑》说：“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之至宝也。”自从出土以后，碑上的文字一直被作为书法学习者临摹、研习汉隶的楷模。^[49][50]

《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立于东汉中平三年(186)二月。碑高2.7米，宽1.15米。碑身两面刻文，碑阳为隶书15行，每行42字；碑阴题名3列，上两列每列19行，下列3行。题额为篆书“汉故穀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领”两行12字。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书丹，孙兴刻石，现藏泰安市博物馆（岱庙）。碑文记述了张迁的家族世系及其在穀城长任内的德行惠政。此碑书法端正厚实，点画皆平直方折，结体紧凑收敛，堂皇端庄，茂密齐整，被视为汉碑隶书中雄浑粗犷风格的代表。清代以来学习隶书者，多以此碑为范本。^[51][52]

1930年至1931年，西北考察团在今甘肃省至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出大量汉代简牍，其中有一枚《建始元年纪年简》，出自当时的史令或书佐之手。这枚简牍写得端庄典雅，尽显古质之风，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从书法技法的角度看这枚简牍结字严谨，点画丰厚，用笔流畅，骨肉雄泽，又不失秀气。整片简牍气势刚健，结构精巧，秀美飞动。结构严谨，收中宫而放四周，每字中大部分笔画都比较收敛，仅有一两笔伸展放纵，收敛处紧密，放纵处宽疏。点画的粗细对比十分明显，横向点画多有弧度上的变化。字字精神十足，充满动态，彰显出书写者的艺术才华，这种结字风格，给人一种聚散有致的规矩与天真浪漫的情趣。^[41]

《仪礼》 是儒家经典书籍，汉武帝“罢點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确立了儒家思想为正统地位，世人纷纷学习儒家经典，当时典籍的传阅全靠士人们抄录，而抄录典籍时人们出于对文字的辨识，一般将字写的都比较工整严谨。此书写成于西汉成帝时期（前32一前7年），整篇抄录儒家经典。从书法技法的角度看，这些简炭墨迹，已为成熟时期的隶书体，波磔更为明显，主笔画更为突出。其风格端庄秀逸，婀娜多姿。结字扁平，不忌长方；起笔圆润，收笔出锋与回锋并用；点画圆润饱满，字形体态生动，尽显潇洒、飘逸的韵味。^[41]

蔡邕yōng（公元133-192年），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jiē，留圉yǔ（今河南杞县西南）人。汉献帝时拜左中郎将，故称“蔡中郎”。他精通文学和经学，邕书法精妙，尤工隶书，影响甚大。《隋书•经籍志》有《蔡邕集》12卷（梁有20卷，录1卷），已散供。明代张溥辑有《蔡中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今人邓安生有《蔡邕集编年校注》。南朝梁武帝萧衍评价他的字“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唐代张怀瓘评价他“工书，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汉代一些碑刻多传为蔡邕所写，有《郭有道碑》《鲁峻碑》《范式碑》等。^{[2][53][54][55]}

钟繇，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书法家，钟繇博采众长，篆、隶、行、草多种书体兼工，对书法的章法和结体有深入周密的研究。其书法的艺术特点是：巧趣精细，茂密幽深，自然天成，无雕琢气。其楷书笔法和结体带有浓厚的隶书气息，风格古朴，被历代奉为楷模。钟繇书法无真迹传世，古临本有《荐季直表》，毁于民国年间，只有影印本传世。刻站有《宣示表》《贺捷表》《力命表》《墓田丙舍站》等。《贺捷表》又名《戎路表》，是钟繇书法中最具特色的作品，书于建安二十四年（219），保留许多隶书笔意，是隶楷递变过程中的书体。^[56]

曹喜，东汉初书法家，字仲则，东汉扶风平陵人，汉章帝时为秘书郎。工篆、隶，尤以创悬针垂露之法著名。一些学家书者皆师其法，包括名家蔡邕和邯郸淳。唐代以后将悬针、垂之法归于曹喜所作魏正始问（240－249）所立《三体石经》中之古文、篆书，垂笔皆尖锐，即所谓悬针，就是欲效邯淳之法，而淳法本于曹喜。汉碑额中如《郑季宜碑》、《仙人唐公房碑》碑额篆书作悬针，《孔宙碑）、《华山庙碑）碑额纂zuǎn书作垂露。名家中如蔡篆书采李斯、曹喜之法，邯郸淳、韦诞书亦师曹喜，淳、诞由汉入魏，皆得重名。^[57]

1977年，中国隶书研究所成立，这是一个研究和推广隶书书法文化的国家级机构，其中汇集了大量的汉隶书法资料和技艺，为汉隶书法的研究和传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58]1981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创建，协会下设隶书委员会，2022年5月，第八届隶书委员会成员名单公布，包括委员共20人。^[59][60]1982年，中国最大的隶书学术组织隶书学会成立，致力于研究以汉隶为主的隶书的历史、艺术、风格和技法，促进汉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1984年，北京隶居成立，它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展示隶书艺术的书院。^[58]此外，民间书法培训机构也多有隶书班，培养隶书人才。中国还会定期举办地方性和国家级的隶书大赛和汉隶展览，鼓励广大书法爱好者从事隶书创作，同时学习前代和当代的隶书经典作品。在传承隶书时，要求以汉隶为基，追求平正、工稳，得朴茂、雄伟之势；以简帛等为准，兼融篆法、草法，表现自然、高古、率意、通畅之姿。^[61][62][63]

中国一些顶尖学府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设置有古文字研究中心，对出土的汉隶墨迹有积极的保护作用。^[64][65][66]进入21世纪后，数字化技术和影像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汉隶书法文化的数字化保护陆续开始进行，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公共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的数字资源，保存了大量有关汉隶的数字化档案、图片及视频，民间汉隶爱好者也通过互联网上传和分享汉隶相关资料，专业汉隶字帖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检索获得。此外，还有例如“中国书画家”的手机应用软件，可以为书法艺术爱好者提供专业书法字帖，对汉隶的普及和流传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67]

隶书在汉代达到成熟，成为全社会广泛运用的书体，在此基础上，汉隶在东汉中后期的著名碑刻中达到其艺术性的巅峰状态。书法大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匠心独运，写出了极具个性的隶书，使汉隶得到了发展和创新。邓石如在沿袭汉隶的风格的同时，将不同学派的汉隶融合在一起，对隶书形体有所突破。他所书写的隶书整体结构偏长，线条富于变化，雄浑而厚重。汉代隶书在我国书法界仍备受推崇，当代书法界专攻、兼攻隶书的书法名家不胜枚举。例如刘炳森、姚奠中、陈泽秦、沙曼翁、孙其峰等，他们在延承隶书风范的同时对于隶书都有很大创新。^{[68][69][70][71][72]}

随着书体流变的基本完成，汉隶形成了自身的美学体系。汉代隶书的形态丰富，变化万端。碑刻隶书意在流芳百世，内容庄重严肃；简牍隶书日常使用，不拘一格，随意挥写。从汉隶中也可看出汉人的美学追求，既博大雄强，又多彩纷呈。隶书为章草、今草、楷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书写其它字体的书法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楷书的横画、折画都明显受到隶书的影响，章草的用笔有隶书直截了当的特点。此外，由于隶书在东汉的兴盛，中国书法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书法理论和审美艺术的思想。东汉末年的隶书大家蔡邕创作的《笔论》，对书法的艺术美进行了深刻探讨，将任情恣性视为书法的本义。^{[2][73][74][75][76]}

书法史上的隶书出现、发展及定型，即隶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性转折，是中国文字和书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汉隶书体在汉字发展史、书法史甚至艺术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隶书上承篆书，变象形为方块汉字，大大精减笔画，使文字状物描摹的再现阶段完全结束。汉代隶书由形而下迈向形而上，并为魏晋真书出现奠定了基础，是汉字形体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汉代隶书开始兼用方圆两种笔法， 补救了篆书笔法的不足；采取了波折和出锋这两种前所未有的规范化笔法，对后世的楷书和行草书中千变万化的种种出锋和转折影响巨大，为书法艺术打开了新局面，开拓了广阔的前途。此外，汉碑、石经中的隶书文字保留了丰富的两汉文化内容，为学习历史、研究古代文化的学者提供了素材和展示方式。^{[2][4][5][6][7]}

作者书名出版时间出版社参考资料王靖宪《东汉碑刻的隶书》198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77]高文《汉碑集释》1985年河南大学出版社^[78]（清）顾蔼吉《隶辨》1986年中华书局^[79]（宋）洪适《隶续》1986年中华书局^[80]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汉碑研究》1990年齐鲁书社^[81]赵平安《隶变研究》1993年河北大学出版社^[82]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1999年江苏教育出版社^[83]陈淑梅《东汉碑隶构形系统研究》200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84]徐玉立《汉碑全集》2006年河南美术出版社^[85][86]张继《隶书研究》2014年华文出版社^[87]何林英《两汉碑刻隶书字体研究》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4]任平《说隶·秦汉隶书研究》2016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