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机构

培训机构，以提升能力、培养技能、学历教育、认证培训等为目的的教育培训机构需要有场地的要求及师资的要求，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给予认证并且取得社会力量办学资格方可营业，其培训课程价格需要核算并报教育部门批准，增加课程或改变收费需要向教育部门申请并获得批准后才可改变。^[1]

2018年3月16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要坚定不移从5个方面推进减负，砍断教师和培训机构在教学方面的联系以及各类考试、考评、竞赛成绩和招生的联系。^[2]11月22日，教育部开发的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即将上线，各地审批的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有望通过全国统一的互联网平台实现联网查询。^[3][4]

2021年11月1日消息，7月24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见要求“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整治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据教育部监测数据显示，在12.8万个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中，压减率超过40%；263个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中，压减率近50%^[5]

教育培训是劳工部门培养和考取上岗资格证为目的，所以登记机关是劳动部门，而且需要以不盈利或者少盈利为目的，主要是提供劳动部门的认证考试培训，师资需要认证，收费需要认证。^[6]

区别于以上的教育形式是因为，商业培训的登记机关是工商局，在设置课题和订立价格等方面比以上两种形式简单，但不可提供教育部门相关的学历教育也不可以提供劳动部门的上岗认证教育培训。^[6]

课外辅导是以中小学文化课辅导为主的培训。^[6]

从培训行业竞争主体来说，由于其发展的历史背景渊源和可把持、可利用的教育培训资源、教育市场的不同，其市场开发和运作模式也不尽相同。^[1]

学科教育：主要包括传统的学科教育，如语文、数学、英语等。这些学科的教育内容通常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旨在提高学生的学术成绩和认知能力。^[7]非学科教育：涉及更广泛的领域，包括音乐、美术、体育等艺术类学科，也包括编程、设计、市场营销等职业技能类学科。非学科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提升技能水平或职业竞争力。^[7]

幼儿教育：针对3-6岁的儿童，注重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包括认知、语言、社交和自理能力等。幼儿教育通常采用游戏化、互动式的教学方法。^[8]K12教育：涵盖了小学到高中的教育阶段，重视基础教育，包括语文、数学、科学等学科。K12教育旨在为学生提供全面而均衡的教育，为未来的学习和职业生涯打下基础。^[9]本科生研究生教育：针对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提供专业课程和学术研究方面的培训。该阶段的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研究能力。^[10]成人教育：面向成年人提供各种教育培训，包括职业技能培训、学历提升课程和兴趣爱好课程等。成人教育注重实用性和灵活性，以满足成年人的职业发展、个人兴趣和终身学习的需求。^[11]

公立单位举办的培训机构：通常是由政府机构或公立学校主办的培训机构，具有官方背景和资源。这类培训机构通常提供免费的或低收费的教育培训服务。^[12]私人培训集团：由私人企业或公司主办的培训机构，通常具有商业性质。这类培训机构提供各种类型的培训课程，以满足不同领域和层次的需求。^[12]个体培训工作室：由个人或小型团队主办的培训机构，通常提供特定领域的培训服务。这些工作室通常具有灵活性和个性化教学的特点。^[12]

线下教育：在实体场所进行的教学活动，包括传统的面对面教学和集体授课方式。线下教育具有互动性和实时反馈的特点，但受限于时间和地点。^[13]线上教育：通过互联网等媒介进行远程教学，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线上教育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同时也具备多媒体资源和互动性教学的特点。^[13]

申办和管理问题

培训机构定性模糊，存在违规设立的情况。根据相关规定，成立教育培训机构需要到教育行政部门申请注册登记并设有一定门槛。然而，许多培训机构并不符合教育许可条件，以教育咨询公司或文化公司的名义向工商申请注册，无需教育许可就能培训营业。多头管理实际上是无人管理。一家培训机构的运营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但绝大多数培训机构属于超范围经营，并未纳入行政许可范围。教育部门没有对其经营行为加以干预的权力，形成了监管盲区。^[14]

费用风险

预收高额天价学费，许多培训机构采取预收跨年学费的方式，让家长一次性支付高额费用。家长们往往被诱导长期报名，花费数万元甚至更多。售后服务渠道不畅通，有些培训机构特别是线上培训机构不重视售后服务。培训机构的预付式消费风险大，一些培训机构以折扣优惠诱导收取大量预付费，后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倒闭、跑路后预付费用难以追讨；有的预付费用时被诱导办理“消费贷”，机构关门后无法上课却仍需按期还贷。^[14]

合同纠纷多

培训机构在制定格式合同时，存在诸多对消费者不公平条款。这使得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导致合同纠纷时有发生。一些培训机构利用格式合同的漏洞，故意隐瞒重要信息，或者在合同中加入不公平的条款，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这些行为往往会导致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例如，一些培训机构会在格式合同中规定，如果消费者在签订合同后不满意，需要支付高额的违约金或扣除部分费用。这种规定显然对消费者不公平，因为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和保障。^[15]

此外，一些培训机构还会利用格式合同的复杂性，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充分理解合同的内容。当消费者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往往已经过了较长时间，这时消费者往往难以证明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害，也难以找到有效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15]

虚假宣传

除了预收高额天价学费外，一些培训机构还采取虚假宣传的方式来诱导家长们报名。这些培训机构往往会夸大宣传自己的课程效果、师资力量、学生成果等，以吸引家长们的眼球。一些培训机构会在广告中宣传自己的老师是名师、经验丰富，但实际上这些老师只是普通的教学人员，甚至没有相关的教育背景和经验。又例如，一些培训机构会宣传自己的课程能够快速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但实际上这些课程只是普通的课外辅导课程，对于学生的学业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6][14]

这些虚假宣传不仅会误导家长们做出错误的决策，还会给家长们带来经济损失。因为家长们往往会花费数万元甚至更多的费用来报名这些培训机构，但最终得到的服务却与宣传不符，甚至没有任何效果。^[6][14]

2018年3月16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16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要坚定不移从5个方面推进减负，砍断教师和培训机构在教学方面的联系以及各类考试、考评、竞赛成绩和招生的联系。^[16]

减负要从5个方面共同推进。一是从学校减负，加强科学管理，在教学各个环节落实减负任务。二是校外减负，主要是规范教育秩序，治理整顿各类培训机构。三是考试评价减负，要改变评价方式，完善学业考试办法，建立素质综合评价制度，不允许以分数高低对学生排名，不允许炒作高考状元。四是老师教学减负，老师要按照大纲足额授课，绝不允许课上不讲课下讲、课上少讲课后讲，甚至鼓励引导学生参加培训。五是家长和社会减负，要提高教育素养，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成功观。^[16]

他强调，减负关键要砍断教师和培训机构在教学方面的联系纽带，“培训机构可以搞各种培训，但是不能搞超前教学、超纲教学”，还要割断各类考试、考评、竞赛成绩和招生的联系，不能将其作为招生的凭据。此外，要通过综合治理，建立起健康的教育秩序，构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16]

2018年5月9日至15日，教育部、民政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派出七个督查组，赴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督查，覆盖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同时，教育部从直属机关抽调32名处级干部，为每省分派一名联络员，指导督促日常工作，专项督查期间，联络员与相关省份见面对接。^[17]

这次专项督查的重点任务为：听取省级教育行政、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工作汇报，了解各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的政策亮点、典型经验和做法，取得成效以及面临的困难；结合各省汇报的典型经验做法，赴培训机构、中小学校进行实地调研，全面深入了解各地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情况；明察暗访相结合，安排一定时间进行暗访或媒体自由采访，通过不打招呼随机抽查校外培训机构，暗访学生、家长等方式，客观真实地了解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情况。部分中央媒体、教育媒体参与专项督查工作。 ^[17]

2018年9月，武汉市教育局,公布2018年上半年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黑名单”。武汉市培训市场主体共有10000余个，包括460多个教育部门审批的文化教育培训机构、200多个劳动人社部门审批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8000多个工商部门直接登记注册的教育类企业，以及未经任何部门审批登记的“无证无照”培训机构，约1600个。2018年5月中旬，武汉启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建立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黑名单”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经各区教育部门上半年摸排，武汉市公布了办学行为规范的“有证有照”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和完全不具备办学资质的“无证无照”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武汉市一些大型校外培训机构，如武汉明心教育培训中心、江汉区慧泉培训学校、江汉区荆楚教育培训学校等列入“白名单”，也有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如位于江岸区中原大厦23楼的信诺教育被列入“黑名单”。武汉市教育局有关人士表示，本名单为各区初步摸排结果，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进行监督。对今后摸排出的校外培训机构，武汉将在下一轮公告中予以公布。^[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