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迁碑

《张迁碑》又名《张迁表颂》，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张迁旧部韦荫等人为追念他的功德而立用隶书写成一件书法作品^[1]。

《张迁碑》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刻石而成，明代出土，现藏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碑额用篆书写“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字形扁平，字体介于篆隶之间。碑阳正文15行，每行42字；碑阳3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文赞颂了张迁在毂城任职时的政绩和品德；碑阴记录了立碑人员的姓名和捐献的钱数，共323字^[3]。

《张迁碑》是汉代隶书的杰作，展现了高超的书法技艺。它自明代初年出土后，就受到了历代金石、书法家的推崇。它的字体古朴厚重，典雅大方，透露出一种率真朴实的气息，具有浓郁的民间风格，风格峻厉稳健，堪称佳品。它的笔画方正宽厚，转折圆润自然，运笔流畅有力，结构均匀稳定，是汉隶方笔体系的典范^[1][2][4]。

东汉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外戚、宦官、官僚（以士族为核心）三大集团，各自之间相互利用、倾轧，政权日衰。汉灵帝刘宏（159-189）继位后经过2次党锢gù之祸，宦官实力大为增长，士族实力遭受沉重打击，为敛财而卖官鬻爵朝政更趋腐败。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军大起义，宦官惧怕，灵帝重新启用士族官僚，势力迅速复兴。张迁碑立于中平三年，张迁因“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而迁荡阴县令^[5][6]。

秦汉大一统以来形成了重视“孝”的汉文化，选官制度“举孝廉”大大推动了厚葬的风气，立碑成为当时一大风尚；冶铁锻造、刻石技术在当时也有所改善；形成了碑林林立的局面，同时间著名的碑刻有中平二年的曹全碑^[7]。

黄巾军起义时烧毁了各处城市，唯有穀城县完好无损。张迁在穀城县任职了八年，为官期间勤于政务、善待百姓，后改任荡阴县令。中平三年，穀城县百姓为了感谢他的恩德，在韦萌等人提议下，聘请石匠孙兴为其刻石立碑，传于后世^[7]。

此碑明初在山东东平州出土，原置于儒学明伦堂前。后因日军侵占东平，毁坏文庙，1956年政府将碑迁至县人民政府礼堂^[8]。1966年又移至泰安岱庙炳灵门，并用玻璃罩保护。此碑现仍存于岱庙东廊房内。此碑出土时，碑文保存完好，但经历多次迁移和风雨侵蚀，逐渐残损。到明正德年间，已有5字残缺；到清乾隆年间，“东里润色”4字已泐lè半边；到新中国成立后，残泐字数达65字，其中36字无法识别^[9]。

《张迁碑》流行的有明拓本、清拓本、影印本和翻刻本。明拓本为最早版本，而又以其第八行“东里润色”四字完好的故宫博物院藏本为最佳，称“东里润色”本^[10]。此本经康熙题签，有桂馥、郭绍高等题跋，又有翁同和、陈宝琛观款。最后收藏者是萧山朱文钩先生，1954年捐献于故宫博物院^[11]。

汉故榖gǔ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

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知其祖。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析珪guī于留。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孝武时，有张骞，广通风俗，开定畿jī寓，南苞八蛮，西羁六戎，北震五狄，东勤九夷。荒远既殡，各贡所有。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既且于君，盖其繵縺lián。缵zuǎn戎鸿绪，牧守相系，不殒高问。孝弟于家，中謇jiǎn于朝。治京氏易，聪丽权略，艺于从政。少为郡吏，隐练职位，常在股肱。数为从事，声无细闻。征拜郎中，除谷城长。蚕月之务，不闭四门。腊正之祭，休囚归贺。八月筭suàn民，不烦于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路无拾遗，犁种宿野。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子贱孔蔑，其道区别。《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陕，君懿于棠。晋阳佩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流化八基，迁荡阴令。吏民颉颃háng，随送如云。周公东征，西人怨思。奚斯赞鲁。考父颂殷。前喆zhé遗芳，有功不书，后无述焉。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12]

于穆我君，既敦既纯。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纪行来本，兰生有芬，克岐有兆，绥御有勋。利器不觌dí，鱼不出渊。国之良干，垂爱在民。蔽沛棠树，温温恭人。乾道不缪，唯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12]

惟中平三年，岁在摄提，二月震节，纪日上旬。阳气厥析，感思旧君。故吏韦萌等，佥qiān然同声，赁师孙兴，刊石立表，以示后昆。共享天祚zuò，亿载万年。^[12]

故安国长韦叔珍钱五百。故从事韦少王钱五百。故从事韦元雅钱五百。故从事韦元景钱五百。故从事韦世节钱五百。故守令韦叔远钱五百。故守令范伯犀，故吏韦金石钱二百。故督邮范齐公钱五百。故吏范文宗钱千。故吏范世节钱八百。故吏韦府卿钱七百。故吏范季考钱七百。故吏韦伯台钱八百。故吏范德宝钱八百。故吏韦公俊钱五百。故吏泛定国钱七百。故吏韦闰德钱五百。故吏孙升高钱五百。故吏韦公逴chuō钱七百。故吏韦排山钱四百。故吏范巨钱四百。故吏韦义才钱四百。故吏韦辅节钱四百。故吏韦元绪钱四百。故吏韦客人钱四百。故从事原宣德钱三百。故吏韦公明钱三百。故吏范成钱三百。故吏韦辅世钱三百。故吏范国方钱三百。故吏韦伯善钱三百。故吏泛奉祖钱三百。故吏韦德荣，故吏范利德钱三百。故吏韦武章，故吏驺叔义，故吏韦宣钱三百。故吏韦孟光钱五百。故吏韦孟平钱三百。故守令韦元考钱五百。^[12]

用笔以方（书写汉字时，使笔画的起止处和转折处呈现出方形或棱角的形状）为主，兼用圆笔（书写汉字时，使笔画的起止处和转折处呈现出圆形或圆弧的形状）。方笔转折时用顿笔，转折处棱角分明，写出的笔画横鳞、竖勒，渐厚雄强。书写时悬腕肘，方圆兼用^[13]。

用笔凝练，以方为主，棱角分明。郭尚先认为：“汉碑严重平硬是碣（张迁碑）为冠。”（《芳坚馆题跋》）结构谨严，虽字形方正，但不失灵活变化，寓错综于端正中，殊多生趣。章法颜具灵动之气^[14]。

用笔极其讲究笔锋之正。《张迁碑》中隶书笔法的运用，独具特色，多数长横大擦，横的左端，不以蚕头夸张为特征，而是以齐整的藏锋起笔。^[15]

有些笔画偏旁极近今楷，并开楷书笔画先河。例如“吾”“夫”字中横画的写法等均为后世楷书写法所采用。再如“仁”“以”“表”“本”之擦等均与后世楷书写相一致。另外许多折笔，也露出了与楷法一致的端倪，如“己”“忠”之横折^[15]。

结体方整而气象雄浑，注重“方整含蓄”四字，其形方整而不外展，不像别的汉碑那样“八分开张”。其势含蓄而不外显，以含蓄朴厚为特色，稳实朴拙，含而不露。结构凝整丰茂，方劲沉着，雄浑古穆^[16]。

横平竖直，横如水平，竖如绳直。除带雁尾的主横略呈弧势外，一般横竖画均很少作弧势的。笔笔挺劲，气势雄浑^[17]。

粗细相间，变化生动。笔画少的字写得特别粗重，如“九、中、少”等字。笔画多的字则写得较细，如“丽、温”等字。故笔画少者不显得单弱，笔画多者不显得雕肿。同一字中，也是粗细相间，变化多姿，如“高、问”等字^[17]。

字字生动，朴实厚重，变化自然。碑中“为”字有6个，“故”“更”“钱”等字多达30多个，写得生动自然，各具情态，毫无板滞之气^[17]。

规整茂密，纵有列，横错落。前10行盈满，后6行多空余宽松。字间疏朗，空间分割有天趣^[18]。

韵律舒缓而沉稳。全篇文字没有太大的起伏变化，而是保持了一种平稳和谐的节奏。每个字都书写得恰到好处，并且没有过分夸张或拘束。碑阴书写更为轻松率意，并且增加了一些变化和趣味^[19]。

《张迁碑》在书法艺术上为汉碑茂密古拙风格的代表，其书法达到汉隶高峰^[20]。

《张迁碑》既保留了篆书平入平收的用笔特点，又有隶书开张俊逸的体势，创作风格处于篆隶之间^[21]。

《张迁碑》书风的主要特色是：坚实、朴茂、古拙。言其“坚实”，笔画以方笔为主，笔力雄厚，方劲沉着，厚劲古拙，苍浑朴茂。“朴茂”书风出于当时底层书佐人物之手，与庙堂圆润饱满书风大相径庭。当时日常应用的简牍dú书体正在快速发展，偶尔使用规范隶书不免“思竭手蒙”，碑刻中出现标准隶书和俗体隶书相结合的迹象更觉其“稚气满纸，逸趣横生”。“古拙”风格体现为点画质直，结构方正，天真自然。结构组合以端庄为主，但是在端正中见让错综，灵活变化^[22]。

明代王世贞评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可及也。”^[23]

清代（下同）郭尚先认为：“汉碑严重平硬是碣（张迁碑）为冠。”^[23]

徐树钧在《宝鸭斋题跋》赞其：“汉人书中坚朴浑厚，当为第一，碑阴尤佳。”^[23]

万经评云：“其字颜佳，惜幕手不工，全无笔法，阴尤不堪。”^[24]

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24]

方期《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碑额十二字，意在篆隶之间而屈曲填满，有似印书中缪篆。”^[24]

康有为《广艺舟双模)：“《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24]

杨守敬《坪碑记》云：“顾亭林（顾炎武）疑后人重刻，而此碑端整雅练，剥落之痕亦复天然，确是原石，顾氏善考索而不精鉴赏，故有此说。”又云：“篆书体多长，此额独匾，亦一格也。”^[24]

《张迁碑》明代出土，明前金石载籍无此碑。欧（阳修）、赵（明诚）录中亦无。有学者质疑其真伪，顾炎武谓“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王家葵总结三大质疑：碑文不合理，书丹有误，刊刻粗糙。如“宾”误为“殡”，无“心”暗示不忠，“暨”分为“既且”，碑阴捐款人多用字不用名等^[25]。清乾隆年起，碑学兴起，人们发现其“佳处”，赞其“书法方正尔雅，汉石中少见”。清代中后期，《张迁碑》成为隶书的经典范本^[25]。

张迁碑成书于中平三年（186年）对当时有所反映。碑文颂扬张迁功绩不足400字，其中一半的文字却是追颂祖先功德，张仲、张良、张释之、张骞；这只是升迁为县令，却如此追溯祖先功德，其中距离最晚也长达300多年。从中可以体现当时十分注重官吏出身门第的社会风气^[26]。

此碑从反面反应了黄巾军农民起义的浩大声势，证明了士族官僚是镇压黄巾起义的主力。碑文中张迁功绩最主要的一条“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不仅交代了升迁的原因，还体现了黄巾军起义的大规模暴动^[26]。

《张迁碑》对东汉恒灵时期流行的规则整饰的汉隶有所创新，为汉碑带来新鲜活泼的生气，以其用笔结体之奇肆跌岩已开魏晋风气，又为后来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前承启后的作用^[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