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铭

《西铭》，北宋张载著，全文253字。其原为《正蒙·乾称篇》中的一部分，是张载写在学堂西窗上的劝学格言，题名《订顽》。后来二程大为赞赏，把名字改成了《西铭》。南宋时朱熹又将《西铭》加以注释，从《乾称篇》中独立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一篇文章。^[1][2]

宋神宗熙宁三年（1069），张载之弟监察御史张戬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被贬至公安县（今湖北江陵）。张载料想自己也要受到牵连，于是辞官回到眉县横渠镇。回到横渠后，其潜心著书讲学，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著作，《西铭》便是在此期间为训诫学者而作，与《东铭》（《砭愚》）共同书于崇寿寺学堂双牖yǒu。^[1]

《西铭》论述了社会道德、政治秩序的宇宙本原问题，以及从天地宇宙中表现出来的人间秩序，将天地、人类、万物纳入天然的宗法体系当中，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理念、“存顺没宁”的生死观，构建了“天下一家”的宇宙社会观，是理学“天人合一”的经典诠释。程朱认为《西铭》贯穿了孔孟之道的"仁"学思想，体现了"理一分殊"的哲学旨趣，寄托了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理想。在现代研究中，学者发挥了其中的道德修养论、人道主义思想以及生态伦理等方面的理论价值，该书也被翻译成英、德、日、韩等多种外文版本，并入选日本及韩国教材，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和传播。^[3][4][5][6]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凤翔郿méi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7]，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因旧居横渠镇讲学，世称横渠先生。张载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其开创关学，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8][9]

张载从小天资聪明，刻苦求学，涉猎广博。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张载18岁，写成《边议九条》，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陈述自己守卫西北边境的见解和谋略。范仲淹在延州军府召见了张载。范仲淹爱惜人才，认为张载可成大器，建议他不要投笔从戎，也没必要去研究军事，劝他精读《中庸》，把全部精力用在儒学研究上。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忠告，回家刻苦攻读《中庸》，但仍感不满意，于是又遍读佛学、道家两家之书。但遍读佛老典籍之后，张载觉得这些书籍都不能找到安邦定国的方策，难以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于是他又回到儒家六经学说上来。经过十多年的攻读，他终于领悟了儒家学说的精髓，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见解，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1]

嘉祐二年(1057)，三十八岁的张载赴汴京（今开封）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在候诏待命之际，张载拜访了故交文彦博，在宰相文彦博支持下，他在开封最繁华的地方大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其间，遇到了宋明理学洛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二程兄弟与张载是亲戚，论辈分，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二程是张载的子侄辈，但他们三人有研究道学的共同兴趣，相谈甚欢。在同二程谈论道学的要义后，张载确立了对儒学的信仰，逐渐形成了他与佛、道“较是非，计得失”“为往圣继绝学”的宏大志向。^[1]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张载进士及第，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县令（今陕西宜川境内）、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地方官。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推荐张载，称赞“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宋神宗召见张载，问他治国为政的方法，张载“皆以渐复三代为对”。神宗非常满意，想派他到二府（中书省枢密院）做事。张载认为自己刚调入京都，对朝廷变法了解甚少，请求等一段时间再作计议，后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当时王安石执政变法。张载赞同政治家应大有作为，但又含蓄地拒绝参与新政，于是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张载上奏辞去崇文院校书职务，未获批准。张载之弟监察御史张戬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被贬到公安县（今湖北江陵），张载料想自己也要受到牵连，于是辞官回到眉县横渠镇。^[1]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秦凤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认为张载的学问承继古代圣贤的思想，可以用来复兴古礼矫正风化，上奏神宗召张载回京任职。此时张载正患肺病，但他不愿错过得君行道的机会，便带病入京。宋神宗任用张载担任同知太常职务（礼部副职）。当时有人向朝廷建议实行冠婚丧祭之礼，下诏礼官执行，但礼官认为古今习俗不同，无法实行过去的礼制。唯张载认为可行，并指出反对者的作为“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辞职西归。行至临潼骊山下，当晚住馆舍，沐浴就寝，翌日晨，即熙宁十年(1077)十二月乙亥日，张载卒于临潼馆舍，享年58岁。^[1]

张载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著书立说，终身清贫，殁后贫无以殓。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护柩回到横渠。翰林院学士许诠等奏明朝廷，乞加赠恤。神宗下诏按崇文院三馆之职，赐丧事支出“半”数。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三月，张载葬于横渠大振谷其父张迪墓南，与弟张戬jiǎn墓左右相对。^[1]

张载死后，门人私谥“明诚夫子”，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赐谥曰“明公”。南宋理宗淳祐元年，赐封“眉伯”，从祀孔庙。宋制，文庙配享等级，孔子为王，十哲为公，七十二弟子为侯，先儒为伯或赠官。张载列先儒之列，在西庑第38位。^[1]

张载精于致思，勤于写作，著述颇丰。据记载，张载的著述主要有《西铭》《东铭》《正蒙》《易说》《经学礼窟》《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春秋说》《传闻记》《孟子解》《崇文集》《语录》《祭礼》《文集》等。^[5]

《西铭》本名《订顽》，原是张载退居横渠讲学时书于学堂西牖之上的一篇短文，其目的在警示学者。后来程颐恐《订顽》之名易引起争端，便改为《西铭》。南宋朱熹又将《西铭》加以注释，使之成为独立一篇。^[2]

宋神宗熙宁三年（1069），张载之弟监察御史张戬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被贬知公安县（今湖北江陵），张载料想自己也要受到牵连，于是辞官回到眉县横渠镇。回到横渠后，张载“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书”，安贫乐道，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整日在横渠讲学读书。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著作，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项实践。为了训诫学者，他作《砭愚》《订顽》训辞（即《东铭》《西铭》），书于崇寿寺学堂大门两侧。^[1]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0]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lóng残疾、惸qióng独鳏guān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10]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tiǎn，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yǐng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dǐ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10]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10]

［1］“乾称父”二句：《周易·说卦》：“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全篇的主旨，在说明人是天地所生，禀受天地之性，所以必须对天地行其大孝。^[11]

［2］混然中处：指与天地相合而位于天地之中。朱熹注《西铭》说：“人禀气于天，赋形于地，以藐然之身混合无间，而位乎中，子道也。” ^[11]

［3］“故天地之塞”四句：是说充满了天地之间的气是构成人身体的东西，即所谓气体之充。天地的本性即是人的本性。《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又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塞，充塞。 ^[11]

［4］与：同伴。张载认为所有的人类都是同一父母（即天地）所生的亲兄弟，其他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11]

［5］大君：君主，帝王。 ^[11]

［6］宗子：宗法社会里享有继承权的嫡长子。 ^[11]

［7］家相：一家的总管。 ^[11]

［8］疲癃（lóng龙）：衰老病残。 ^[11]

［9］惸（qióng穷）：同“茕”，没有兄弟，孤独。 ^[11]

［10］颠连：狼狈困苦的样子。无告：无所告诉。 ^[11]

［11］“于时保之”四句：《诗·周颂·我将》：“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朱熹《西铭》注：“畏天以自保者，犹其敬亲之至也；乐天而不忧者，犹其爱亲之纯也。”时，是。翼，恭敬。 ^[11]

［12］违：不从父母之命。悖德：指不遵守道德的行为。 ^[11]

［13］害仁曰贼：《孟子·梁惠王下》：“贼仁者谓之贼。”害仁就是贼仁。《正蒙·中正篇》说：“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伤害了仁就叫作贼。 ^[11]

［14］济：帮助，接济。 ^[11]

［15］践形：指将仁义实践于形色之中。《孟子·尽心上》：“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肖者：像父母的儿子。 ^[11]

［16］“知化则善述其事”二句：这是说能穷神知化就能继承天的意志，成就天的事业，就是天的孝子。知化、穷神，语本《周易·系辞》：“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善述其事、善继其志，语本《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11]

［17］不愧屋漏为无忝（tiǎn腆）：这是说在人所看不到的地方不做亏心事，是不辱父母的孝子。《诗·大雅·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屋漏，室内西北隅隐僻处。又《诗·小雅·小宛》：“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忝，羞辱。所生，即父母。 ^[11]

［18］存心养性为匪懈：《孟子·尽心上》：“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诗·大雅·烝zhēng民》：“夙夜匪懈。”匪懈，不怠。 ^[11]

［19］“恶旨酒”二句：《孟子·离娄下》：“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旨酒，美酒。崇，国名，禹的父亲鲧gǔn是崇国的伯爵，所以称禹为崇伯子。顾养，指善于保养本性。因为酒能乱性，所以说不饮酒就是能保养本性的孝子。 ^[11]

［20］“育英才”二句：意思是说，教育英才的人，对天就像颍考叔的纯孝，能使同类都成为天之孝子。《左传》隐公元年：“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锡，通“赐”。锡类，把恩德赐给朋类。^[11]

［21］“不弛劳而底豫”二句：《孟子·离娄上》：“舜尽事亲之道而瞽gǔ瞍sǒu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不弛劳，指竭尽全力。弛，松懈。底，至，到。豫，安乐，快乐。 ^[11]

［22］“无所逃而待烹”二句：意思是说，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命里该死的时候，就只能像申生的恭顺天命。《礼记·檀弓》：“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申生辞于狐突……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恭世子也。”恭是申生死后的谥号，因为他顺从父意，所以谥为恭。申生是自缢死的，待烹是等待杀戮的意思。当时申生的兄弟重耳劝他逃往国外，他说：“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 ^[11]

［23］参（shēn身）：孔子弟子曾参。《礼记·祭义》：“曾子问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亲，可谓全矣。’” ^[11]

［24］伯奇：周大夫尹吉甫的儿子，被父所逐。《颜氏家训·后娶》：“吉甫，贤父也；伯奇，孝子也。贤父御孝子，合得终于天性，而后妻间之，伯奇遂放。” ^[11]

［25］庸玉女于成也：庸，用。玉女，即玉汝。《诗·大雅·民劳》：“王欲玉女。”玉是宝贵的东西，玉汝于成，是说像打磨璞玉一样磨炼你，使你取得成功。人在贫贱忧患中受了锻炼，可以达到最高的成就，所以说贫贱忧患是一种磨炼，用来使他达到成就的手段。 ^[11]

［26］“存，吾顺事”四句：朱熹《西铭》注：“孝子之身存，则其事亲也，不违其志而已；没，则安而无所愧于亲也。仁人之身存，则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没，则安而无所愧于天也。盖所谓‘朝闻夕死’，‘吾得正而毙焉’者，故张子之《铭》，以是终焉。”张载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人们应该立足于现实，采取既顺应天命又积极对待人生的态度，生时就顺事天地，努力尽到自己的义务和职责，以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死时便可无愧而得到安宁。这是在精神层面上的超越，是达到自己的目标之后所获得的一种心灵上的平静与满足。^[11]

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即是探讨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人间的道德秩序找到根据。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包括两个环节，一是“天生万物”，二是“以人致天”。^[12]

“天生万物”指的是天气与地气，彼此交合，成就我的身体，天地之德也随此合气而汇聚于我，我生存于天地之间，此身内外总是天地之气。不仅人是如此，万物也以天地之气充其形，天地之德成其性命。“天生万物”之天，实际上是“气”，为无形之天。《西铭》有“天地之塞，吾其体” ，其中的“塞”指的是气充满天地之间，人的形体由气凝聚而成，人和天皆以“气”为本，所以天地人在“气”的层面合而为一。又因人与有形天地皆是气聚而成，所以在生成方式的角度人与有形之天“合一”。“生”的动因来自乾坤之动。乾坤代表阴阳，分别具有“健”和“顺”的性质，万物化生是在其特性的基础上进行。乾坤之动体现了天道，所彰显的是天道对人的化生作用。人在面对天时自觉渺小，能够尊重天和天道。人以天道为根据，规范自身的行为，依乾坤之道立身处事。^[13][12]

“以人致天”有三条路径：一是以“事亲”的方式“事天”。人对生身父母与乾坤父母皆有“父子之情”，皆须遵循“父子之道”。由于“天道远，人道迩” ，所以体认“事亲”之道有助于明晰“事天”之道，最终实现天人的合一。二是气质之性复归天地之性。《西铭》中有两处提到“性”：其一，“天地之帅，吾其性” ，意为天地之心，性之所出；其二，“存心养性为匪懈” ，意为人应涵养其性，丝毫不可懈怠。在张载看来，两个“性”字皆指人的至善本性——天地之性。但实然的人性由于气禀的影响而有善有恶，张载将“气积聚为形质而后具有的属性” 称为气质之性。他认为，人的气质之性虽有不善，但可变。由此，张载提出变化气质，由气质之性复归于天地之性，即以“人之性”合“天之性”。三是人要合于“天性”的具体道德内容。“诚”与“虚”为天性的具体道德内容。张载认为人心往往受到气质的蔽障，因此须要“虚心”除去私意的禁锢gù，呈现人心是其所是的真实状态，即以“诚”展现本心。^[12]

值得注意的是，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并非止于观念层面，它还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现实落实，主要体现在社会理想和人生态度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在《西铭》中分别以“民胞物与”和“存顺没宁”为代表。^[12]

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因着共同的宇宙父母而同有天地之子的身位，共居于天地之间这个气化流行的世界。正是在这里，张载发现了人与万物之间的一体同胞伙伴关系，即“民胞物与”。^[13]

在“民胞物与”思想中，“万物一体”，宇宙是天、地、人、物共处的一个大家庭。由于具有共同的父母，因而人、物既是乾坤之子，彼此又是兄弟伙伴。于是在这个世界中，自我成就无非就是在这个气化世界展开的自我确证，但这个自我确证不能剥离自我作为天地之子、他人同胞、万物伙伴的关系，而是只能与他人、万物的共存中共创、共生、共成。换言之，成己、成人、成物彼此相互关联，不可分离。成己、成人与成物的统一，基于己、人、物的一体关系。这是张载的社会理想的理论基础。^[12][13]

“民胞物与”不仅蕴含“万物一体”的思想，还表达了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在“民胞物与”的大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脱离不开以“仁”、“孝”为内在的道德规范，人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主张爱一切人、一切物，认为“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践行“民胞物与”的社会理想，有利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营造和谐互爱的社会氛围。这体现了“民胞物与”所表达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社会理想。“民胞物与”在现实意义上，还力图为朝廷培养忠君之贤臣，以增强北宋的实力，实现万世太平。^[12][13]。

“存顺没宁”是针对生死的态度而言的，在张载看来，人活着的时候要顺天而为，以提高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的追求；当死亡到来之时，人亦能顺应天道，从容平静地面对人生的境遇。如果一个人对死亡有畏惧感，未能做到从容宁静地面对死亡，是由于未能真正体悟化生之道。人的生死是宇宙变化的结果，宇宙变化即所谓的气化。道不能脱离气化而单独存在，天之道因气化而彰显。由于人的生与死体现了气化的结果，因此，人化生与死亡的依据皆为气化之道，即天道。有形之人不过作为气的暂时状态立于世，最终人还是要回到本然的太虚上来。人之生死体现了气的运动，而气作为实体是永恒存在的。在张载的生死观中，人生存和死亡皆以天道为依据。^[12]

张载以气化运动解释了人生死的过程：气聚则人生，气散则人死。人虽不可避免死亡，但仍有“死而不亡”者。张载所指的“死之不亡”者体现为长存不灭之气和至善之性。由此出发，人对于生死问题的探索，便体现为对气化所彰显的天道的体认，对复归本然天地之性的渴望，其实质即是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因此，人应以宁静从容的态度面对生死，即“存，吾顺事；没，吾宁也”。^[12]

由于张载在《西铭》中以宇宙本体论的思维与语言既讲仁爱又讲博爱，为后世学者增加了许多理解上的困难。所以，历史上儒家学者对《西铭》的核心价值是仁爱还是博爱一直存在分歧。^[14]

最初对《西铭》提出异议的是程门大弟子杨时，他认为孔孟言“仁之方”未尝言“仁之体”,《西铭》如此强调“仁之体”，让其核心价值导向了博爱。博爱则自己父母与他人没有分别，流于墨子的兼爱，违背了儒家亲亲为大的道德原则。^[14][15]

许多现代学者也肯定《西铭》倡导的是一种博爱精神（类似于墨子的兼爱），不同于杨时的质疑态度，他们对张载给予高度评价。如韦政通认为：“《西铭》全文最可贵的是因为它表现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爱精神。”^[14]

有些儒者则坚持认为《西铭》的核心价值仍然是儒家的亲亲之爱或者仁爱，只是将儒家的宗法伦理拓展到宇宙而已。他们用提出“理一分殊”来解释这一问题，代表人物是二程和朱熹。^[14]

程颢以“浑然与物同体”来诠释《西铭》“民胞物与”的实践旨趣，认为万物以“理”为本才是它们“一体”的根据所在。以“仁之体”诠释《西铭》的“万物一体”思想，一方面照顾到了《西铭》的“博爱”维度，另一方面又通过将“体”与“仁”联系起来，以理本体改造了横渠的气本体，将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宗法伦理申张出来。^[15]

程颐为《西铭》解释道：“仁”是普遍道德原则，谓之“理一”；但“仁”的实施会有对象性差异，谓之“分殊”。墨家主张博爱、“爱无差等”，不讲仁爱的差等与分殊，就是“无分”。“无分”就会造成普遍道德原则和具体道德行为的紧张和冲突，缺乏对象性指向的仁爱无从挂搭，只能沦为“无义”。而《西铭》既讲“乾父坤母”，又讲仁人孝子，既奠定了人的道德伦理的宇宙本体论根基，又称颂了禹、颍考叔、舜、申生、曾参、伯奇等具体的事孝行为，这与墨家之“兼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16]

朱熹顺承程颐的思路，认为《西铭》主旨即是“理一分殊”。他进而从“理一而分殊”和“分殊而理一”两方面予以了疏解。例如，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从宇宙万物根源处讲起，便是理一而分殊：“予兹藐焉，混然中处”，“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从个体人伦日用处讲起，便是分殊而理一。朱熹将《西铭》主旨诠释为“理一分殊”，由此发展为理学独特的哲学范畴，影响深远。^[16]

朱汉民教授认为《西铭》以“乾称父，坤称母”为喻表达儒家的仁爱思想，将儒家亲亲之爱的宗法思想与民胞物与的博爱精神统一起来，将其奠定在虚与气合一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既保留了仁爱在形而下层面的合理性价值，又从形而上层面上肯定了博爱的崇高价值。这样不仅能够从哲学层面化解仁爱与博爱的紧张，更为儒家仁爱思想的丰富内涵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哲学依据。^[14]

张载去世之后，其门弟子如吕大临、范育、苏昞bǐng等皆入洛见二程先生。同时，张载子弟亦流落而不振。张载一生虽著述宏富，但其《文集》等却因无人整理，其著作散见朱熹《近思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及《后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其中收有《西铭》。^[17][18]

明万历年间，沈自彰遍搜张载著作，合为《张子全书》付梓，将朱熹注释的《西铭》《东铭》作为第一卷，置于《正蒙》之前。^[18][19]

清乾隆年间宋廷萼刊本《张子全书》沿袭《张子全书》明本的处理方式，将朱注《西铭》作为第一卷。^[19]

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的《张载集》，收集了迄今所有保存下来的张载著述，并根据各种版本做了校订、补遗。这部集子将《西铭》《东铭》并入《正蒙·乾称篇》。^[18]

据南宋晁公武的《二十先生西铭解义》，当时为《西铭》作注的人有：明道、伊川、吕大防微仲、吕大临与叔、杨时中立、游酢定夫、尹焞彦明、刘安节元承、鲍若雨商霖、李朴先之、张九成子韶、胡铨邦衡、许景衡少伊、郭雍子和、谢谔昌国、刘清之子澄、张维、祝禹圭、钱闻诗子言、张栻shì敬夫等人。其中，吕大临是张载的弟子，张载去世后转入二程门下；而杨时、游酢和尹焞则是二程的高徒。以上诸本多已佚失，且影响都不及后来朱熹的《西铭解》。^[20]

乾道八年，朱子作《西铭解》，以“理一分殊”作为诠释模式，发明《西铭》本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解释，提高了《西铭》的地位，扩大了《西铭》的影响。在《西铭解》中，朱子对“爱敬之实”的思想作了充分的阐释。他把人放在天地宇宙之中予以考察，把人对父母的亲爱、顺从，对兄弟朋友的爱敬和睦、对老弱病残的关爱抚恤，看作是人类遵从天地自然与契合宇宙规律的“天理”。他解释张载的“广时保之，子之翼之；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说：“畏天以自保者，犹其敬亲之至也；乐天而不忧者，犹其爱亲之纯也。”把敬亲与爱亲看作是敬畏天命而自保不忧的根本。^[21][22]

朱熹本人特别强调，《西铭》“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对此，后人并不完全认同。清代关学学者王心敬，在论及《西铭》与“理一分殊”之间的关系时指出：“须知‘理一分殊’只篇中老老幼幼一段中，余者无概以此尽，通篇失横渠立言命意本旨也。”著名华裔美国学者陈荣捷也认为：“《西铭》中确未明言‘理一分殊’，其中仅有五句或六句可视为隐含此义。”^[21]

钟泰（1888—1979）于1929年出版了哲学通史著作《中国哲学史》。此著跳出了传统的道统观念，主要分《正蒙》和《西铭》两部分综论了张载哲学思想，认为“宋儒之中，吾则以横渠为博大矣”。他指出，《西铭》集中体现了张载“极于穷神知化、事天之功”，“穷人生之始，本诸天地，而不本诸法性；穷生之终，信有委顺，而不信有涅槃pán”。此外，钟泰赞扬了张载的心性论与修养论对理学的贡献。^[5]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以《西铭》为中心对张载的道德修养与境界学说做了重点阐述。冯友兰先生肯定《西铭》是一部具有纲领性的道学著作。他指出首句“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明确了人与宇宙的关系，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宇宙犹如一个大家庭，而乾坤好比父母，人好比子女，人需要承担作为家庭成员应当担负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就可以推导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结论。^[5][6]

张岱年指出，“民胞物与”思想为中国近古时代人道主义思想确立了理论基础。他强调：“横渠‘民吾同胞’正是孔门思想的发展。《西铭》又云：‘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更表述了‘民吾同胞’的深切含义。所有人民，健康的、残疾的、孤苦的，都是兄弟，都应予以爱助。这可以称为古代的人道主义。”^[6]

蒙培元在《西铭》的生态伦理面向中发现了中国哲学的特质，提出了中国哲学是深层生态学的创见。在他看来，与西方哲学传统相比，中国哲学并不宣布“为自然立法”，而是主张“为天地立心”（张载语），强调在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中凸显人文精神。“一方面，‘天地以生物为心’；另一方面，‘人为天地立心’。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的双向关系，构成人与自然之间的最基本的价值关系。”换言之，中国哲学不是科学层面上的生态学，而是哲学、宗教层面上的富有强烈人文精神的生态学。蒙培元基于生态伦理的面向对中国哲学史所作的分析，旨在证明“生态性是中国哲学的根本特性”，“中国生态哲学的研究不仅是对当今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理论回应，更是中国哲学一次全新的自我认知”。^[6]

在对《西铭》中所体现出来的理学核心命题的诠释基础上，后来的理学家逐渐建构起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体系。程颢从“万物一体”诠释《西铭》，认为张载将宇宙天地和仁义道德有机融合为一体，从而确立了人性的形上根基。程颐则以“理一而分殊”诠释《西铭》。认为“仁”是普遍道德原则，谓之“理一”；但“仁”的实施会有对象性差异，谓之“分殊”。《西铭》既讲“乾父坤母”，又讲仁人孝子，既奠定了人的道德伦理的宇宙本体论根基，又称颂了禹、颍考叔、舜、申生、曾参、伯奇等具体的事孝行为。朱熹顺承程颐的思路，认为《西铭》主旨即是“理一分殊”，由此发展为理学独特的哲学范畴，影响深远。^[4]

《西铭》中所蕴含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思想，体现了朴素的人类与自然界命运共同体精神，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观念，以及兼爱互助的共享发展理念。此外，《西铭》强调作为禀天地之气而生的人，要不忘初心，据道守德，做到“存，吾顺事；殁，吾宁也”。这些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不仅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共享发展理念等提供了传统文化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基因，而且对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都不无启发和裨益。在20 世纪的诠释中，《西铭》不仅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广爱精神与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也提供中国人以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和宇宙意识的高度来诠释抗战的意义。^[3][23]

张载作为北宋思想家，创立了陕西关学，影响着中华哲学史和文化史的发展，并且其思想不断远传海外，辐射影响东亚国家。《西铭》作为张载的代表作之一，被翻译成英、德、日、韩等多种外文版本广为流传，同时入选日本及韩国教材，不断推动张载关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与传播。^[24]

宋代理学家程颐评价《西铭》道：“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25]

宋代理学家程颢认为《西铭》：“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26]

伊川先生评价《西铭》道：“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26]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称道《西铭》：“张横渠《西铭》一篇，巍然接六经而作：呜呼休哉！”^[27]

近代学者韦政通在研究《西铭》时总结认为《西铭》全文最可贵的在于其表现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爱精神，并且在论述中具体说明了博爱精神的表现，使得天人合一论不只限于成圣成贤的修养，也包括仁爱与民本精神的发扬，从而达成成圣成贤的终极目标。^[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