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固族

裕固族是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该族自称“尧乎尔”“西喇玉固尔”，历史上曾有“黄头回纥”“撒里畏吾”“撒里畏兀儿”“黄番”等称谓。^[1]裕固族有人口14706人（2021年）^[4]，主要聚居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黄泥堡地区。^[2]裕固语各部落分别使用东部裕固语（又称恩格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西部裕固语（又称尧乎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汉语和藏语四种语言，其中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属于其本民族语言。^[3]裕固族在历史的发展中已遗失了本族的文字，目前裕固族中通行汉文。^[7]

裕固族族源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丁零、魏晋南北朝时候的敕勒或铁勒。唐代后期回鹘汗国崩溃之后，其中部分回鹘迁徙到河西走廊，这支回鹘人便是裕固族的主要来源，这是目前较为公认的裕固族起源。辽宋时又被称为“黄头回纥”，生活在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界处。元明时期，裕固族先民长期与蒙古人杂居，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有了一个共同的民族称谓“撒里畏兀儿”。明代中后期，裕固族人东迁至肃州(今酒泉)南山和甘州(今张掖)南山地区定居下来，并生活至今。清时，裕固族被划分为“黄番七族”，并几乎全民接受了藏传佛教。^[1][8]民国时期，在军阀马步芳和国民党的统治下，裕固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人口也急剧减少。^[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裕固族聚居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裕固族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使其经济、交通、教育、医疗等各项事业均取得很大的进步和发展。^[10][11]

裕固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是藏传佛教的格鲁派。^[5]裕固族拥有丰富多彩的风俗文化以及生活习俗，民间口头文学极其发达，^[12]其中民歌独具风格有多种形式，^[13]并擅长工艺美术制作。而裕固族居住、饮食、服饰、婚丧、节日、祭祀活动等民俗则体现了裕固族游牧民族的传统和传承。^[10]

裕固族自称“尧乎尔”（yoγur），又称“西喇玉固尔”，^[14]“尧乎尔”一词与如今的“维吾尔”和历史上的“回鹘”“回纥”“袁纥”等为同源词，属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汉语音译，说明裕固族与维吾尔族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裕固族有不同称谓，元代时被称为“撒里畏吾”，明代被称为“撒里畏兀儿”，清代时又被称为“锡拉伟古尔”或“西喇古儿黄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也有称裕固族为“西番”“黄番”，“黄”即“黄头回纥”的“黄”，“番”则是中国古代对少数民族的贬称，^[15]虽带有一定侮辱色彩，但与裕固族的来源有一定关系。1954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时，经过与裕固族人民的协商，确定以“尧乎尔”音译相近的“裕固”作为族名，蕴含富裕巩固之意。^[1]

裕固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丁零，当时丁零处于匈奴的控制之下，后匈奴西迁，丁零逐渐南移，魏晋南北朝称之为敕勒、铁勒或高车，回纥（即回鹘）人便是铁勒诸部之一。唐代后期回鹘汗国崩溃之后，其中部分回鹘迁徙到河西走廊，这支回鹘人便是裕固族的主要来源，这是目前较为公认的裕固族起源。^[1][16]

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被居于其北部的黠xiá戛斯部打败，引发回鹘大迁徙，他们或南下依附唐王朝，或西迁入居河西走廊、西域及其以西地区。在后来的历史上，就分别出现了三个较大的回鹘分支，分别是甘州回鹘或河西回鹘、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和葱岭回鹘或哈喇汗王朝。一般认为，迁徙到河西走廊的这一部分回鹘人，即甘州回鹘或河西回鹘就是裕固族的主要来源。甘州回鹘初至河西时，依附于统治这一地区的吐蕃人。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左右，唐朝将领张义潮收复河西十一州，此后甘州回鹘又依附于张义潮，在名义上归附了唐王朝。约在唐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左右，甘州回鹘攻占甘州城（今甘肃张掖），初步建立了甘州回鹘汗国^[注1]。此后，甘州回鹘汗国与中原王朝一直保持密切、友好的关系，以甥舅相称，向中原王朝通使、朝贡，中原王朝也曾多次册封甘州回鹘可汗，如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三月，册封甘州回鹘可汗仁美为“英义可汗”；后晋大福四年(公元939年)，又册封可汗仁裕为“奉化可汗”；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诏甘州回鹘外甥可汗王夜落隔通顺，特封归忠保顺可汗王”。直至11世纪初时，甘州回鹘汗国被西夏灭亡。^[1]

甘州回鹘汗国灭亡后，其各部四处散落，一支投奔青唐(今青海省西宁一带)，融合于当地吐蕃(也有人认为这支回鹘人后来又继续西迁到了沙州以南地区)；一支居住于北宋境内与当地各民族融合；另一部分回鹘人，且很可能是甘州回鹘的主要部分，包括其可汗“夜落隔”在内的皇室集团，则退处沙州以南地区游牧生活。此后这支退到沙州以南的甘州回鹘余部，便以沙州回鹘的名义向北宋和辽国进贡。在此后汉文史料中，对甘州回鹘就十分稀少了。转而在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时出现了一支叫“黄头回纥”的部落的记载，这支“黄头回纥”的位置，在沙州(今敦煌)以南，柴达木盆地以北，西到今罗布泊、若羌一带，地跨今河西走廊之西南、青海省的西北部和新疆塔里木盆地之东南。从其出现的位置和时间来看，“黄头回纥”便是沙州回鹘，“沙州回鹘”是从地理位置而言，“黄头回纥”是其族称。^[1][17]

南宋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蒙古大将速不台攻下撒里畏吾地区，而这里所说的“撒里畏吾”便是“黄头回纥”，“撒里”即“黄头”，“畏吾”即“回纥”，此后撒里畏吾人便被纳入了蒙古汗国及随后建立的元朝的统治之下。为了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统治，元世祖忽必烈分封诸子为王镇守边远地区，不少蒙古部落随着各宗王镇戍边境，进入了撒里畏吾地区游牧，这样便使撒里畏吾人融入了很多蒙古族文化的重要内容，这种文化融合一支持续到明代。^[1][18]

元朝灭亡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撒里畏吾人地区的统治者，元宗室宁王卜烟帖木儿归附明朝，并被封为“安定王”。为了加强边防，明王朝陆续在撒里畏吾人地区设立了安定卫、阿端卫和曲先卫，在撒里畏吾人与蒙古族杂居的地区设立了罕东卫、赤斤蒙古卫、沙洲卫和罕东左卫，史称“关西七卫”，各卫的统治者仍是元朝遗留的蒙古族及其后裔。由于撒里畏兀儿人和蒙古人长期在同一地区游牧，回鹘文化与蒙古文化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融合，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到明代中后期，基本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有了一个共同的民族称谓“撒里畏兀儿”（明代史料中，裕固族先民被称为“撒里畏兀儿”）。^[1]

明代中后期，由于关外诸卫各自为政，相互攻杀，撒里畏兀儿人的社会经济受到较大的损失。而此时他们又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在其南部，有来自今青海省一带的蒙古族势力的侵扰，且在明初就有蒙古族贵族朵儿只巴的侵扰；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东部蒙古族的永谢布酋长亦不剌入居青海并侵扰撒里畏兀儿诸部，使得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罕东卫的部众大规模东迁入居嘉峪关以内。在其西部，吐鲁番伊斯兰教势力也在不断东侵，他们试图征服撒里畏兀儿人，使之皈依伊斯兰教。而当时撒里畏兀儿人已经信奉了佛教（很可能是藏传佛教），于是他们选择了东迁，明王朝便将他们安置到了肃州(今酒泉)南山和甘州(今张掖)南山地区，这大体上就是今日裕固族居住的地区。^[1]在南山地区，在撒里畏吾儿人聚居的南山地区，明王朝规定每年必须缴纳数以百计的“茶马”，名为“差发”。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明朝在今张掖西南设立梨园堡，派兵驻守，作为统治裕固族人民的据点，为了笼络裕固族上层人物，明朝政府还发给裕固族大头目管辖草原的执照。^[8][19]

清初，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占据南疆并威慑甘青西部，迫使祁连山地区的裕固族（清代称‘西喇古尔黄番’）向其纳税称臣。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朝消灭准噶尔蒙古主力，裕固族归附清朝。清政府将裕固族划分为“黄番七族”，即七个部落，分别为大头目家、八个家、杨哥家、罗尔格家、五个家、亚拉格家和贺郎格家，并封授了各部落的头目、副头目以及“七族”之上的“黄番七族总管”，并赐以黄马褂和红顶蓝翎líng帽。甘州南山的裕固族部落划归梨园营都司管辖，凡有大事均由甘肃提督呈报理藩院。高台附近的裕固族部落归红崖营守备管辖，受肃州镇总兵节制。在黄泥堡裕固族地区，则设乡约、农官进行管理。^[8][20]

清朝政府同样在裕固族地区推行“以茶易马”制度，规定裕固族各部落每年必须上缴“茶马”一百一十三匹，其分配数目如下：大头目家十五匹，杨哥家二十三匹，五个家二十三匹，八个家十二匹，罗儿家九匹，亚拉格家十三匹，贺朗格家十八匹。但“茶马”逐渐成为清政府剥削裕固族人的手段，清政府用来换马的茶叶越来越少，且各部落头目、总圈头等还要从中克扣，分配到牧民手中时，一匹马连一封茶也拿不到。除此之外，裕固族各部落每年还要向地方衙门送鹿茸、麝香和官毛、官皮子、以及酥油、蘑菇等物，黄泥堡的裕固族每年要向清政府缴纳粮、银。清政府还大力扶植藏传佛教，加强对裕固族人民的统治，也正是在清代，裕固族人几乎全民接受了藏传佛教。^[1][19]

自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邻近裕固族地区的一些汉族农民和手工业者逃难至肃南裕固族地区，将农业技术带到了此地。而裕固族人民也与其他各族中国人民一样，受到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他们一方面利用封建部落制度对裕固族人民进行统治，另一方面又通过差役、赋税等制度加重了经济的掠夺，给裕固族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9]

民国初期时，裕固族地区分别由甘州镇守使和肃州镇守使管辖。1916年，甘肃提督给裕固族大头目，换发了管辖八字墩一带草原的执照，规定裕固族人民向甘州镇守使交纳“茶马”、鹿茸、麝香等赋税制度，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1931年以后，军阀马步芳的青海军队控制了河西走廊中部和西部，裕固族就此处于马家军阀的统治下。他们实行反动的民族压迫政策，将裕固族聚居的地区，分别划归酒泉、高台、张掖等县反动政府管辖。1934年，国民党政府在黄泥堡地区建立了保甲制度，派官吏直接统治裕固族人民，每年强征苛税人丁，在肃南地区则利用封建部落制统治人民。1947年，国民党河西各县政府开始在肃南地区设置保甲，利用部落的大头目、头目、总圈头等担任乡长、保长等伪职。裕固族地区也由此陷入长时间的纷争之中，从原先的七个部落分成十个部落^[注2]。^[20][8][9]

国民党政府统治裕固族地区时期，每年强迫裕固族人民缴纳大批“官马”、“官羊”、“官毛”、“官皮子”和草头税，山区牧民还必须上缴鹿茸和麝香等。此外，他们还曾利用哈萨克族和裕固族宗教信仰的不同，挑拨两族关系，造成了两族间的仇视和械斗。肃南裕固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人口也急剧减少。而裕固族各阶层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如为了抵制国民党政府推行“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裕固族人民自发起来斗争，提出“七族黄番不分家”的口号，将国民党政府委任的临泽县长及衙役们哄走。^[9]

中国工农红军进入裕固族地区后，受到了裕固族人民的热烈欢迎，裕固族牧民有的为红军带路，有的给红军接济粮食和日用品，有的在战斗中掩护红军伤病员，有力地支援了红军的战斗。1949年9月，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中国大西北地区，裕固族地区也随之解放。^[9]

1950年，根据裕固族群众的意见和实际情形，决定以梨园河、东柳沟为界，以东的大头目家、罗尔格家、四个马家、东八个家划归张掖县，设第11区；以西的八个家、五个家、亚拉格家、贺郎格家属高台县，设第6区。东西海子划属酒泉县祁明区。1954年2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同年4月，黄泥堡裕固族乡成立。1957年，曼台部落所在的友爱乡（原属民乐县）划归肃南。至此，除黄泥堡外，所有裕固族部落都团聚在自治县的统一管辖之下。^[11]

由于自治县东西跨度大，地域上不连续，长期实行县、区、乡三级管辖体制。自治县成立之初，在裕固族分布区组建了金泉、康乐、明花四个区，辖10乡。1958年撤区并乡，成立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1962年，体制调整恢复区级建置。1983年，全县实行社改乡，共辖6区1镇13乡，其中裕固族聚居在明花、大河、康乐、皇城4区的13个乡。2004年底，肃南县再次撤区并乡，明花、大河、康乐均由区改乡，皇城区改镇。^[11]

裕固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在清初划分黄番七族时，共有五千余落帐房，约6000多人口，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所剩人口不足3000人。^[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人口有了较大的增长，1964年，中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裕固族的人口为0.57万人，1982年为1.16万人，1990年为1.23万人，到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经发展为1.4万人，^[21]2010年时裕固族人口有1.4378万人，^[2]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1.4706万人。^[4]

裕固族人口主要分布于中国甘肃省境内，保持了一定规模的聚居人口。纵观甘肃省裕固族分布情况，除陇南市之外，所有市级行政区中都分布有裕固族，主要集中分布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自治乡。^[22]裕固族居住区大部分处于祁连山地，平均海拔约3200米左右，山地牧草繁茂，是优良的天然牧场。黄泥堡和明花乡则属于戈壁绿洲地貌，是草原上的天然水源。^[2]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地处祁连山中部北麓，河西走廊南侧，东邻天祝藏族自治县，西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南与青海省相邻，北与武威、酒泉、嘉峪关、玉门等县(市)接壤。该县以裕固族为主体，聚居着汉、藏、蒙古、回等11个民族。截至2003年，全县总人口为3.53万人，其中，裕固族0.95万人，占总人口的26.91%。黄泥堡裕固族自治乡位于酒泉市肃州区东北30公里处，全乡约2687人，分布着裕固、汉、藏三种民族，其中裕固族占总人口的60%以上。^[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裕固族人口开始逐步的向外流动、向外扩散。1953年时，仅有0.2%的裕固族人口在甘肃境外，至2000年时分布在甘肃境外的裕固族人口已占其总人口的5.67%，从1990年至2000年，裕固族人口分布的省级地域单位数从19个上升到29个。但是，除了传统聚居地甘肃外，裕固族人口在100人以上的省区只有青海和新疆，其他地区均不足60人。^[22]

裕固族各部落分别使用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汉语和藏语四种语言，其中东部裕固语和西部裕固语为裕固族本民族的语言。^[3][14]

东部裕固语，又称恩格尔语，主要是如今分布于皇城镇东滩片、北滩片和马营片的西城村及大河乡韭菜沟片的红湾村和大滩村的裕固人使用的语言。东部裕固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是蒙古语族诸语言中最接近蒙古语的一种语言，保留了中世纪蒙古语的许多特点。在蒙古语族内，东部裕固语与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和蒙古语相比较，具有特殊地位，可粗略认为，它在语音方面和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的共同性多一些，而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它又和蒙古语的共同性多一些。^[3][14]

西部裕固语，又称尧乎尔语，主要是如今生活于大河乡、明花乡和皇城镇马营片金子滩村和西水滩村等地的裕固人使用的语言。西部裕固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它在突厥语族诸语言中具有突出地位，它属于突厥语中的“z语言”，是突厥语中最古老的语言，被称为古突厥语、回鹘语中的活化石。前苏联著名突厥语言学家马洛夫将它归入保存古代突厥语特点较多的“上古突厥语”，并指出它是回鹘文献语言的“嫡语”。^[3][14]

居住在酒泉县黄泥堡及肃南明花区前滩等地的裕固人则讲汉语，^[23]肃南县的皇城区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则使用藏语比较普遍。^[24]

由于裕固族长期游牧迁徙的历史，尤其是东迁到祁连山区和河西走廊以后，处在南接青藏文化圈、北依蒙古游牧文化圈、东与中原汉文化相通、西与中亚和欧洲文化交汇的枢纽地理位置，不仅吸纳了周边强势文化许多影响，而且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夹缝里边缘化生存发展的过程，使它远离母体文化难以同步发展，保留了同源传统文化的更多的特点，这在语言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如西部裕固语1-29基数词倒阶梯型的古老形式，以及东部裕固语中世纪蒙古语许多特点的保留等。因此，裕固族的两种语言具有独特的语言学价值，自20世纪初以来就受到中外学界的广泛关注。^[3]同时它对研究中国古代西部民族历史和文化也具有重要价值。^[25]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裕固族人特别是年轻人大多数被汉化，不会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裕固语的词汇量也在不断下降。^[25]如今，裕固语已经被列为九个“正处于濒危状态的弱势少数民族语言”之一。^[26]

裕固族在历史的发展中已遗失了本族的文字，但历史上裕固族曾使用过多种文字，裕固族的远祖回鹘人普遍使用长久的是来源于古代粟特文字的古回鹘文，还曾使用过北欧式字母的鄂尔浑文(又叫突厥文)，在蒙古高原曾发现九姓回鹘可汗碑、阙特勤碑等。后来还有自右向左横写的摩尼文，还有自左而右的婆罗米文。元朝时期，裕固族人使用过蒙古文(回鹘体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注3]。后裕固族信仰藏传佛教后，在宗教上或很小的官方范围内也曾使用过藏文。1949年以后，裕固族开始接受并实用汉文。^[7]

回鹘时代的裕固族先民曾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和佛教，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萨满教和佛教。在其萨满教信仰中祭“点格尔汗”活动则反映了裕固族早期对天神的原始崇拜，同时裕固族的“祭鄂博”活动也反映了裕固族对山神的原始崇拜。^[5]

早在《魏书》中就有回鹘人信仰萨满教的记述，直到唐朝前期汉文史籍中还有多处回鹘人只信萨满教的记载。萨满教原是多神教，但裕固族牧民认为诸神中最主要的是“点格尔汗”，“点格尔”，裕固语是“天”的意思， “汗”是“可汗”的意思，“点格尔汗”通译作“天神”。祭祀“点格尔汗”的仪式由专门职业人员“也赫哲”担任，“也赫哲”汉语译作“祀公子”（相当于巫师），是沟通“天神”与人之间沟通联络的“使者”。^[5]

祭“点格尔汗”活动，最早盛行于裕固族所有的部落中，直到解放时，大多数部落中还保留着这种原始崇拜。祭“点格尔汗”活动一般每年两次，一次是正月初开始，每家都必须请一天，一直轮到二月初；一次是在立秋后，不是每家都举行，也没有正月时隆重。^[5]

具体仪式是：在地上堆放九堆粮食，每堆粮食上放一盏酥油灯，灯上缠绿、白、蓝诸色布条。毯子上方摆一小方桌，上面供一由芨芨草扎成的草墩子，中间缠有布条的柳枝、祭祀时点燃九盏酥油灯，用刀刺入羊腹，立即掏出羊心，迅速将羊头割下，将羊头与跳动的心脏一起置在盘中敬献在就灯一墩之间。随后也赫哲念念有词，不断围绕小方桌转动，其他人尾随模仿。念经结束后将酥油灯推倒，根据灯花来预测主人家的吉凶祸福。如果也赫哲认为该家庭要大祸临头，则告诫主人于某月某日请喇嘛念经消灾。次日晨，由主人将芨jī芨草墩送往该家族中的固定地点，七天后将草墩中所插柳枝上的布条取回敬放在神龛kān上方，第二年可以继续使用。第二次的祭典活动在立秋后举行，但比第一次简单得多，一般不点燃酥油灯，只在盘子中盛些奶水，仍然宰一只绵羊。也赫哲念经后，用芨芨草扫帚蘸着奶水四处散洒，祈求人畜平安。^[5]

11世纪初，佛教成为甘州回鹘的主要信仰。明中叶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立，并很快在青海藏区兴盛，随后裕固族地区也受到格鲁派的影响，在明末时建立了黄藏寺、黄蕃寺等佛教寺院。清代时，格鲁派成为了裕固族的主要信仰，并建立了景耀寺、康隆寺、长沟寺、慈云寺、转轮寺、莲花寺、明海寺、红湾寺和大隆寺等寺院，^[1]其中康隆寺的规模最大。每个寺院都有定期的法会：四月、五月、六月、十月为大会，每月十五有一次小会。正月大会和六月大会都要做酥油花，跳护法舞。^[5]裕固族信仰的藏传佛教，与在甘、青、藏等藏区的藏传佛教相比，有着本民族的独特之处。在裕固族中，有些入寺的僧人，可以娶妻生子，这种现象在东部裕固族中更为普遍。如康隆寺的伍家堪布，有妻有子。这些娶妻的僧平时在家从事农牧，遇有佛事则入寺念经，这种僧俗不分的特点继承了萨满教的遗俗。^[5]

裕固族把本族中第一代宗亲的灵魂树视为家神，逢年过节都要对他们敬拜。这是在萨满教的鬼灵观念作用下产生的祖先崇拜，因此形成了浓厚的祭家神民俗。逢年过节，裕固族会携带手抓肉、油炸果子、包子等食品到山林或野外祭祖，来乞求祖灵关心、保佑整个家族。^[27]

山神是中国原始崇拜中神灵，裕固族也有对山神的原始崇拜。祭鄂博便是裕固族人对山神崇拜的一种仪式，鄂博在裕固语中为“山神”之意，它是裕固族人表达对山神的虔诚，也是向山神祈福，保佑部族人畜平安，风调雨顺。祭鄂博是裕固族中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祭山神活动，如今祭鄂博已成为裕固族牧区每年最盛大的聚会。^[27][28]

祭鄂博没有固定的日期，一般在农历六、七月。当部落的首领选定好日期后便向全部落每家每户通知具体日期。祭坛的地点一般选在两山连接的山垭腰。祭鄂博的祭坛是用檀木制做一个方形的木框架栽在地上，正中树一个高幡杆，杆顶有日月型图案，杆上挂满大大小小写有经文和图案的玛尼旗。同时还要准备好六个聚宝瓶，里边装满五谷杂粮、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和长年不竭的泉水，瓶口用红布包好，用五色线扎牢。^[27]

祭鄂博的前一天，裕固族牧民们扎起白帐篷住在鄂博周围，并请喇嘛念经祈求平安。次日清晨，牧民穿戴一新，骑着马背上煨桑用的柏树枝，用一尺新白布包上青稞、曲拉、茶叶、酥油，带上牛奶和酒。待喇嘛念经后，牧民们用涂有红绿色木纹的箭插在鄂博的周围，以示用箭保卫家园。主持喇嘛将宝瓶堆埋在幡杆底部的经柱的周围。因为裕固族崇尚白色，参加祭祀的人都要取几块白石头埋在鄂博下。^[27]

在原始时期，人类在长期跟野生动物接触的过程中自然产生了对动物的崇拜，在裕固族中有对狗图腾和狼图腾的崇拜。

因为裕固族是游牧民族，狗既保护家畜，还能帮助牧民放牧、打猎，因此在他们的祭祀活动中，对狗特别崇敬。在裕固族的正房供桌上供的不是佛像，而是狗，裕固人在春节初一至初九时，通过观察狗的吃食预测来年的丰歉，一般客人上门不能打狗，进帐篷不能带狗肉和狗皮，打狗是禁忌，更不吃狗肉，他们在祭祀狗的日子里不随便搬房子，不举行婚礼。在裕固族中，狗象征着忠贞不渝，狗是吉利的动物，也象征着财富，象征子孙兴旺发达，象征阳气勃发，蓄养万物。

裕固族的先民是唐时的回纥人，并上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丁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束猎、高车等，都是突厥系统的民族，而历史上的突厥和蒙古族的图腾是狼，在裕固族中也有对狼图腾的崇拜。在裕固族中狼象征团结、坚忍、机智、灵敏，有着坚韧的毅力，冲天的斗志，他们崇拜狼身上的优点，同时狼也象征着裕固族的民族精神。裕固族不吃“尖嘴圆蹄”的动物肉，也反映出他们对尖嘴鸟的崇拜。^[29]

历史上的裕固族一直保持边游牧边狩猎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裕固族的经济生活中，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都依赖于牲畜和畜产品方面的供给。裕固族东迁后，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畜养牲畜以牛、羊、马为主以及少量驴、骡，高寒牧区大河乡以牦牛、藏羊为主，中部以蒙古羊为主，明花区还蓄养有大量的骆驼。^[30][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裕固族放牧形式大致可分为游牧、半定居游牧和定居放牧。康乐区为典型游牧地区，当地牧民将草场分为春、夏、秋、冬四季牧场，根据季节全家携带帐篷随畜群流动。半定居游牧以大河区水关乡作为典型，牧民除经营畜牧业之外，也经营少部分的农业，主要种植青稞。冬春两季时，牧民每天在家附近放牧，夏秋两季则流动去较远的地区放牧。^[31]定居放牧地区以明花区为典型，牧民常年在住所附近放牧，空余时间则进行副业生产。^[31]

裕固族牧民虽有丰富的牧畜经验，但在牲畜饲养管理技术方面比较落后。在牲畜的管理上，牧民实行牛、羊各类牲畜混群放牧的方式；蓄圈的设备也极其简陋；对于牲畜的繁殖，大多采用自然交配；在保畜除害上，牧民也只能采用一些简陋的预防设备；草场得不到培育和轮歇；在遭逢畜疫时，牧民也只能对一般畜疫进行一些简易的土法治疗。^[31]1958年后，随着牧民实现定居，牧民的游牧方式也从四季游牧改为定居轮牧，并在增幅的帮扶下，提高了畜牧的设备、技术，使得裕固族牧民生活、生产水平得到大幅提升。^[11]

肃南半定游牧区的裕固族牧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兼营少部分农业，主要是大河乡的水关、康乐乡的青龙、寺大隆等地区。农作物主要包括青稞、洋芋、大麦、油菜、胡麻等，也有少量的小麦、蚕豆和豌豆，但耕种技术水平、生产工具比较落后。^[31]

黄泥堡地区的裕固人从事农业的历史要更早一些。因为与汉族人民长期相处，经济往来密切，逐渐学会了务农，农业在当地裕固人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畜牧业比重逐渐减少。随着农业的发展进步，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与当地汉族人民大致相同。^[32]

为了分流牧区人口、缓解草场压力，1999年，肃南自治县提出由牧转农、舍饲喂养，将裕固族聚居的原莲花乡，近50%的群众迁移到许三湾的单沙窝，全部由牧转农，组建为新的双海子村，经过5年的摸索，裕固牧民耕种技术水平大大提升，并依靠农业改善了生活水平。^[11]

副业在裕固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黄泥堡地区农民经营养羊、割芨芨草、拔蒿子、编织等副业，羊毛、羊皮等畜产品除了出售以外，还供生活需要，羊粪是农田肥料的重要来源。割芨芨草、拔蒿子则用来编制席、筐、房笆bā等手工制品，这些产品一部分供自己使用，有时也出售换取生活所需。肃南地区牧民的主要副业是狩猎与采集，猎区分布在康乐区的寺大隆、杨哥和大河区的松木滩等地的林区，猎获物除肉供食外，主要制成皮张用于交换。采集的物品主要有蘑菇、大黄、羌活以及其他药材，牧民将采集所得出售至汉族地区，换取生活所需。明花区由于交通便利，与汉族地区来往密切，手工业较为发达，有编席、编筐、房笆、草囤、缝纫等，还有部分季节性脱离牧业生产的手工业者，如铁匠、铜匠、木匠和泥水匠等，在农牧业空闲时，作一些修理农牧具、修缮房屋和制作头饰等零活。^[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裕固族内部没有形成本民族统一的商品市场，商品活动主要是与邻近的汉族地区进行。裕固人用畜产品和副业商品交换所需的生活、生产用品，商品交换大多是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明花地区有部分牧民兼职小商小贩，他们通过收购牲畜和畜产品以及以及出卖日用品赚取利润。^[33]

历史上的裕固族作为一个游牧民族，主要使用帐篷为居住方式。裕固族帐篷是用牛毛或羊毛褐子缝制而成的。帐篷搭建避风向阳的地方，多数坐北向南。炉灶搭建在帐篷中间，可做饭取暖。帐篷顶端为天窗，白天掀开，晚上或雨雪天盖住。裕固族牧民实现定居和半定居放牧后，帐篷逐渐被弃用，主要在夏季时放牧时在夏季牧场上使用。牧民纷纷盖起了砖房，但裕固族居住比较分散，很少有集中居住的村落。其民居建筑风格基本与邻近汉族地区相同，但也保持了一定民族特色，如堂屋多为东向且两侧多有厢房，在紧靠院落的两侧又有畜圈(包括有篷和无篷的羊圈、牛圈)、草圈(用来储备冬季饲草)，另外几乎家家都有独立的水井。^[10][34]

裕固族传统的交通运输工具主要有马、骆驼、牦牛、驴和骡子。马匹是各地裕固族牧民放牧和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在山区，牦牛是最主要的运输工具。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牦牛仍然是裕固族主要物资运输工具。生活在河西走廊的裕固人主要以骆驼为运输工具，直到近代社会，驼队运输也仍然是当地裕固人谋生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过去作为牧民世代主要交通工具的马和骆驼已被汽车、摩托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所取代。^[34]

裕固族以前的饮食结构或习惯中，以奶肉制品为主，如酥油茶、糌粑（裕固语叫“塔勒坎”）和奶皮子、曲拉（一种块粒状奶制品^[注4]）等，^[10]面食次之，蔬菜较少。^[36]根据《肃镇华夷志》记载，明末清初时裕固族饮食原料，主要依赖所放牧的牛羊提供肉食及乳品，以及打猎所获的野生动物，米、面、调味料以及茶叶等，则主要从临近汉族地区换取（1949年后由政府供给），除以上外，还有从野外采集如有草原菌类、沙葱、野韭、野葱、野蒜等作为补充食材。^[35]

受近代生活影响以及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如今裕固族饮食品种大为丰富，饮食结构趋于多样化，如面食类有揪面片、烧烤饼、酥油摊饼、炸食和饺子，部分地区也做拉面吃，裕固族人制作饺馅时和汉族地区有较大的区别，他们用两把尖刀交叉划割，具有典型游牧特点。裕固族人也食用粟米（小米）、黍米（黄米），是因为明代政府救济的粮食为粟，所以一段时间内，裕固族人也受临近汉族的影响，食用粟米饭或粟米稀饭。但裕固族依然保持着饮奶茶等习惯，裕固族有一日“三茶一饭”之说，即早晨、中午、下午各喝一次酥油奶茶，晚上全家人在一起吃一顿羊肉面片或米饭，有时也吃烤馍馍和烤花卷（习称“烧壳子”^[注5]）等。^[10][35]

早期裕固族在饮食方面有一些禁忌：自家的锅不能借给别人；过去宰杀牲畜不用刀子，而是捂死；不吃鱼；不能宰杀指定的神牛、神 羊、神马；狩猎时不打大鹰（猎鹰不是为了获取肉食，而是为了用鹰骨制作烟杆）、不打刚长鹿茸的鹿，不打一上一下鹿角的鹿；不打脸上有白色印记的野兽；不吃马、驴、狗等尖嘴圆蹄及带爪的动物；腊月初八要吃素；客人来时要烧新茶，不能倒旧茶；打猎所获野生动物，不能拿到家里吃，只能在外边吃等。但如今裕固族饮食已趋于现代化，很多饮食习惯已消失或有了很大改变。^[35]

裕固族传统服饰带有明显游牧民族特色，戴毡帽、着长袍，喜欢用红、蓝、黑、白等对比强烈的颜色。^[37]由于生活、生产环境的不同，东、西部裕固族的服饰也有所不同。^[38]

裕固族男女都有戴毡帽的习惯，男帽为白色或驼色，后高前低，呈扇面形，帽沿后边卷起，用锦缎或是黑布镶边，帽顶有圆形或圆八角形图案做装饰，称“牛吃水毡帽”。^[38]

裕固族妇女的帽子，是区分女子是否婚配的标志。东、西裕固族女帽的帽顶都会用红色缩线缝成帽缨，西部女式毡帽被称做“朝张匹里克”，系尖顶，帽沿后部卷起，用白色羊毛擀制而成，宽沿镶有一道黑边，内镶曲线型花边和各色丝线滚边，帽顶腰部的前面缝有一块绣着图案的布带；东部地区则为大圆顶帽，形似礼帽，是用芨芨草秆和羊毛线编织成坯，用红布缝帽里，用白布缝帽面，帽檐缝黑边，镶花边。^[38]

裕固族男女皆着长袍，着长裤。男子长袍高领、大襟、 左衽rèn，长度与其身长相当；长袍的衣襟和袖口上有镶边，袖口在过去多为马蹄形袖口，现在则几乎全部改用平袖口；上面用长盘扣，数目为单数；下摆左右开衩，在衣衩和下摆处镶边；腰系大红、紫红或蓝色腰带。逢年过节或出席重大活动，裕固族男子会习惯在长袍上面罩一件黑色短褂。^[38]

女子长袍高领、大襟、右衽，衣领、袖口、下摆、衣衩边缘都镶有花边；颜色以绿色、蓝色为主，下摆两边开衩；已婚妇女长袍衣袖为马蹄型袖口；腰扎桃红色、紫色或绿色的腰带；腰带右下方通常挂两块或四块方形手巾。西部裕固族妇女还会在长袍上面罩一件高领偏襟马甲。^[38]

裕固族妇女一年四季都喜欢穿长靴，裕固语中将其称做“亢沉”。冬季穿“皮亢沉”，是一种前面尖而翘的皮靴。平时一般穿蓝色等单色布靴，只在靴帮上绣简单的云转子花纹，称为“素亢沉”。逢年过节和有重大喜庆活动时，穿尖鼻子软腰绣花布靴，靴帮上绣花草、小鹿、小羊等动物，称为“绣花亢沉”。男子通常穿手工制作的双鼻梁圆头高腰布靴，冬季则穿一种用牛皮制成的高腰尖鼻的皮亢沉。^[38]

裕固族男子有在手上带扳指、戒指、手镯等饰物的习惯，腰带上戴腰刀、火镰、鼻烟壶。上年纪的老人，腰间要挂香牛皮缝制的烟荷包，荷包上还带有弩烟针和铜火蛊。^[38]

裕固族妇女则喜在腰带上挂三寸小腰刀、刺绣的荷包、针扎等物。裕固族小孩会在前额戴一条缀有珊瑚珠组成的各色图案的宽约三寸的红色长带，下有珠穗，叫“沙日达什戈”；胸前会佩戴用红布做成的方形硬布牌饰物，叫做“捎尕gǎ儿”；背后的饰物叫做“曲外代尕”。结婚时，女子会带头面，裕固语称为“凯门拜什”，为三条长带，前胸两条，背后一条，上有用红色珊瑚珠子、白色海贝块、玛瑙珠、珍珠、孔雀石、银牌、铜环等组成的各种精美图案。^[38]

裕固族传统的婚姻习惯有正式婚姻与非正式婚姻两种形态。正式婚姻，即男娶女嫁婚，婚礼仪式繁多而隆重。^[10]由于裕固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裕固族婚俗中多有喇嘛的参与。^[27]

男方向女方求婚时，媒人要携带类似于哈达的“拜立克”和酒等礼品，若女方收下 “拜立克”，便说明认可这门婚事。^[27]婚礼当日，新娘会带上象征女子已婚的头面和尖顶红缨毡帽，俗称“戴头面”。送亲时，男方会在途中铺毡毯、备羊酒迎候送亲队伍，女方客人要故意刁难男方的代表，俗称“打尖”（裕固语叫‘杜苏尔池’）。到达男方家中后，送亲队伍会骑马冲击男家门前的小帐房，男方家则事先早已派人躲在小帐房内大声喊叫，防止小帐房被女方家送亲队伍“踏倒”，俗称“踏房”。^[10][26]婚宴上，会举行“阿斯哈斯”仪式，由“总东”（负责主持礼仪的人）朗诵祝词《尧达曲格尔》，给新郎赠送象征已婚的“尧达”，“尧达”是一根绵羊后腿骨，缠以黑白两色羊毛。^[10][26]进大帐房前，新娘须先从门前两侧的两堆火中间穿过，然后新郎手持软箭向新娘连射三箭，意为驱魔辟邪。射完之后，将弓箭折断后丢入火中焚烧，以示夫妻一生无灾无难。^[27]

非正式婚姻主要指帐房戴头婚。裕固族女孩到十五或十七岁时举行戴头面仪式时，父母回为女儿另立一顶帐篷，裕固语称“道尔朗”。在戴头仪式时多半要请喇嘛念经，并由其选定戴头的吉日和戴头的合作伙伴，一般由属相和姑娘相合的女人担任。^[27]此后，女子便有了社交自由，可与自己心仪之男子在“道尔朗”同居、生活、生儿育女不受非议。帐房戴头婚的女子，有的与一男子白头到老，也有中途感情发生波折而与另外男子同居的。^[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裕固族中也开始提倡男女自由恋爱结婚，家长一般不加干涉。^[10]一般情况下，裕固族同户族不能通婚，不同辈分的不能通婚，过去裕固族极少与其他民族通婚，现在异族通婚已非常普遍。^[39]

裕固族有三种丧葬形式，裕固族西部地区主要使用火葬，一般人死后，会用酥油封七窍，将尸体收拢为“胎儿状”，并用绳子捆扎放在白布围帐内，供亲友前来吊唁，期间有喇嘛念经超度。出殡多选在傍晚时分，送殡者必须是已婚男性亲属而且人数必须是去时为单数(包括死者)，回来时为偶数(留下死者)。^[40]到达家族固定火化地后，脱掉尸体上的衣服，仅留个别内衣，将尸体头南脚北，面东背西放在井字形柴堆上，待喇嘛念经后焚烧。柴堆燃尽后方可回家，进入家门前须从火堆上跳过。火化后的第三天，死者的女性亲属前去拾骨灰，然后按死者的年龄辈分埋入家族坟场相应的位置。49天之内，死者亲属中男子不剃须发，妇女不洗头梳头，每日须朝火化地点燃火祭奠。死者的“头七”到“七七”及周年都要请喇嘛念经超度，其中“七七”及周年的祭祀活动较重要。“七七”祭祀后亲属方可抹孝，恢复正常生活。^[40]

裕固族东部地区则受藏族影响使用天葬^[27]，人死后在家中停放一天，供亲友吊唁，期间请喇嘛念经超度。次日将死者抬到本家族固定的天葬地点，脱去衣物，头南脚北平放在一块大石头上或三块石头上，待喇嘛念经后送殡者即可离去。三日后亲属前去察看，若尸体已经被啄食干净，则认为死者已升天，否则就要再次请喇嘛念经超度，直到啄食干净为止。然后在原来放尸体的地方垒起一堆白石头，象征死者的升天之地或坟墓。^[40]

而黄泥堡裕固族地区和肃南县前滩乡裕固族地区，由于靠近汉族农业区，受当地汉文化影响使用土葬，^[40]仪式与当地汉族类似。^[41]

家庭

裕固族多为父母与子女组成的两代人的小家庭，一顶帐篷即为一个家庭单位。儿子结婚后，多另立帐篷分居，成立一个新的家庭单位。过去一个家庭中若兄弟多，要有一个人入寺当僧人。亲生子女与养子、赘婿均有财产继承权，不受族人的干涉。舅舅在家庭中具有重要地位，婚丧大事，舅舅是必到的贵客，而且有权决定外甥的财产继承及婚嫁事宜，亲生父母也要尊重舅舅的意见。^[39]

人生礼仪

裕固族小孩100日时，会有命经名礼俗，通常的做法是事先选定吉日，喇嘛根据孩子的属相、生辰八字及父母血缘的来由和家庭经济状况等，经过念经和查阅经典，最后取定经名。在小孩3岁时还会有剃头仪式，剃头前必须由喇嘛选吉日、定时辰；剃头后还要对佛爷举行一个献祭仪式，将参与剃头仪式的客人们所赠送的礼品贡献在佛龛前。男孩15岁时要举行成丁礼，有部落首领、喇嘛 和孩子的长辈参与，由喇嘛选定吉日决定某些孩子未来的职业取向。^[27]

裕固族每逢初一、十五烧香拜佛日，禁止出卖牲畜，俗人禁呼喇嘛的名字等，都是针对藏传佛教的禁忌。此外，俗人穿红衣、骑红马不得进入裕固族的帐房，也不得携带枪支、弹药、牧鞭、生肉进入帐房，这是因为裕固族有在帐房供奉“点格尔汗”的习惯，据传说“点格尔汗”最早也是穿红衣、骑红马来到裕固族中的。裕固族中还有关于火的禁忌，这是萨满教敬火观念在裕固族生活中的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忌往火中扔不洁之物，忌往火中吐唾液、擤xǐng鼻涕；忌将刀、弓箭、针等利器放在火上或砍、射、刺火；冬日取暖忌将脚直接放在火盆或火炉上面，也不能将鞋袜、内衣等衣物放在火上烘烤。^[27]

裕固族的节日除了祭“点格尔汗”和祭鄂博活动外，还有春节和剪马鬃节等。^[6]春节是裕固族一年中最大的节日。节前要包饺子（用作冻饺）、炸油馃子、馓子等，并有祭祖的习俗。节日期间放鞭炮，点酥油灯，互送哈达、礼品以示祝福。^[10]

剪马鬃节在农历每年四月中旬，一般在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后的几天内择日举行，为期一至两天。剪马鬃节是在小马驹满一周岁时，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剪鬃仪式，进行首次剪鬃，以示对小马驹的爱护，如同是少年的成人礼。剪马鬃节时，主人家会准备奶茶、酥油、青稞酒、手扒肉等食品，并在剪场上放一个摆有用炒面疙瘩垒成七八层小塔的盘子，塔上浇以酥油，象征既有中心，又有四面八方，凝固的酥油可使塔固定在盘里，做塔的材料可象征富足。^[6]

剪鬃仪式时，主人邀请客人中有经验的牧人执剪，所用的剪刀把上系着吉祥的白色哈达，经过再三谦让后，由一位公认的既善剪鬃又会歌舞的人开始为小马驹剪鬃。剪鬃者唱起《剪鬃歌》，将酥油抹在马驹的鬃毛上，剪下的头一绺鬃毛送进帐篷，敬献给“毛神”，祈求“毛神”保佑，随后客人们开始边剪边唱，在将所有满周岁马驹的鬃毛剪完后，大家便进帐篷入席宴饮。宴饮时，客人会称赞主人家的马好，并祝福主人家牲畜膘肥体壮。客人告别后，主人会骑上刚剪过鬃的小马驹，逐家接受别人的祝贺，同时也表示马驹已经长大。^[6]

裕固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民间口头文学非常发达，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叙事长诗、民歌、谚语、谜语等多个种类。^[12]

民间传说、故事中，保留了本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原始素材，^[12]流传较广的有《神箭手》《洋人盗宝》《骗子舍拉》等，《神箭手》讲述了一位裕固族王子为民除害的故事；《洋人盗宝》讲述一位西洋人深入祁连山区企图盗走宝藏，但被裕固族人民阻止的故事；^[42]《骗子舍拉》讲述一个骗子冒称喇嘛行骗的故事。^[43]叙事诗有叙述和歌唱两部分，以唱为主，以叙为辅，^[12]有名的叙事长诗有《黄黛琛》《萨娜玛珂》等，《黄黛琛》叙写了一位年轻姑娘在封建社会包办婚姻下的不幸遭遇；《萨娜玛珂》主要是讲述了裕固族民族女英雄萨娜玛珂的事迹，表达裕固族人民对民族英雄的怀念与景仰。^[10][44]

裕固族民歌独居风格，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杜亚雄在其《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中认为，裕固族民歌格律分别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突厥语民歌、蒙古族民歌又很多共同之处，同时吸收了汉族的小调，回族和东乡的“少年”，藏族的山歌、酒曲以及蒙古族的划拳曲等，并且将各种风格巧妙的统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民歌。^[43]裕固族把他们的民歌共分为十二类，即牧歌、情歌、织褐子歌、捻线歌、割草歌、历史歌、婚礼歌、酒歌、山歌、花儿、小调、划拳曲。^[13]

前八类为裕固族民歌固有歌种，几乎全部用裕固族语演唱，“牧歌”流行在“草原上的裕固人”中间，按所放的牲畜不同可分为“放羊歌”、“放牛歌”及“放驼歌”等几种，旋律悠扬、音域宽广、曲调高亢、节奏较为自由；青年男女对唱的“情歌”旋律古朴苍劲，音区低、音域窄，采用变节拍、有曲首等形式；“织褐子歌”“捻线歌”“割草歌”是生产劳动时所唱之歌；^[10]“历史歌”按题材可分为三类，一是说唱本民族历史的《西志哈志》，二是叙述妇女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三是童话故事；“婚礼歌”分为“梳妆歌”“戴头面歌”“哭嫁歌”“惜别歌”“送亲歌”“告别歌”等，多半是感谢父母养育之恩，舍不得离开，有时也唱出反对包办婚姻的强烈情绪，感情真挚，或是安慰出嫁女子；“酒歌”是在酒席宴时唱，内容多为敬酒词句；^[42]“山歌”流行在“山里的裕固人”中间，被称为藏族的歌，大部分用藏语或无词义的音节演唱，曲调主要来源于藏族“拉夜”(即山歌)，也有一少部分脱胎于“牧歌”，这些曲调用虚词演唱；“花儿”被称做回族的歌，是在吸收回族花儿曲调的基础上加工改造产生出来的，用汉语演唱，音域低，旋律质朴，情感真挚；“小调””被称为汉族或农区的歌，其风格和河西走廊的汉族小调近似，旋律流畅，节奏规整，结构均衡；“划拳曲”被称为蒙古族歌，是从内蒙流传过来并逐步演变成的裕固族民歌，用蒙、汉混合语演唱，歌词多为数字，因需在强拍上划拳出手，所以节奏清晰、强弱分明、诙谐有趣。^[13]

裕固族人习惯将“诗”与“歌”联系在一起，还有五种民歌，被裕固族人认为歌词不够优美，被排除在民歌之外，分别为“催眠歌”“擀毡歌”“奶幼畜歌”“学步歌”“垛草歌”。“催眠歌”是裕固人刚出生后最先听到的民歌，节奏明显但并不强烈，与拍哄孩子的动作相一致；“擀毡歌”是擀毡时齐唱的劳动号子，流行于“山里的裕固人”中间，用东部裕固语演唱，曲调短小、节奏清晰、气氛热烈；“奶幼畜歌”按所奶幼畜的不同分别叫“奶绵羊羔歌”“奶山羊羔歌”“奶牛犊”“奶马驹”等；“学步歌”是教小孩学步所唱之歌，强弱分明，速度适中便于小孩踏上步子，曲调非常短小，音域很窄；“垛草歌”是一人领唱，众人齐和的劳动号子，流行于“草原上的裕固人”中间，用西部裕固语演唱，旋律坚实有力，节奏分明，演唱时嘹亮感人。^[13]

裕固族的舞蹈主要有集体舞、双人舞、男女独舞、马上舞等多种形式，主要是表现欢庆丰收、喜庆节日、婚礼、狩猎、宗教活动等内容。集体舞的形式多种多样，以鼓乐和歌声伴舞，男女老幼排队或围成一个大圈，中间置以篝火或猎物，或快或慢，或轻或重，节奏强劲有力；双人舞主要表现生活、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某些场面；男女独舞以腾跳见长，基本上保留了裕固族古老的腾跳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裕固族涌现了大批优秀舞蹈作品，如《我们来自西州哈卓》《迎亲路上》《奶羊羔》《腊梅开了》《甜甜的泉水》等。^[44]

裕固族人民擅长手工艺，他们能在自制的毛口袋、毯子和马缰绳等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上编织出各种美丽的图案。裕固族妇女的发饰也是精美的手工艺品，其上有用珊瑚珠、海贝、绿色和蓝色的绸片及各色丝线编制成的方形、三角形、圆形等几何图案，这些图案色彩鲜明，华丽大方。刺绣和剪纸在黄泥堡、大河区一带比较盛行，裕固族妇女吸取了汉族的刺绣技术，在妇女的衣领、衣袖和布靴上绣出各种花草虫鸟、家畜、家禽，剪纸的图案风格大致和刺绣的花纹相似，形象活泼、栩栩如生。明花地方的裕固族男子还擅长根雕艺术，他们将生长在沙漠中的梭梭根，依照其原始形状进行加工，刷上清漆，也是很有价值的艺术品。^[10][13]

裕固族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裕固族人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防病治病，在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过程中常有外伤发生，人们采用泥土、树叶、兽皮等包裹伤口，进行止血，防止感染，从而发现麝香等治疗外伤、痛肿疮毒之药。在此过程中，不仅发展了本民族医药知识，又融汇了其他兄弟民族的传统医药知识，由于裕固族没有文字，民族医药知识依靠身传口授的形式传承。^[45]

裕固族对疾病的认识仍为经验认识，将疾病在外为肉眼所见的归为外科，在里为肉眼所看不到的归为内科。裕固族对疾病的诊断方法，主要根据患者的自诉、询问、观察、触摸或借助某些简单工具（如头之一侧有疾患或肿痛时，裕固医常采用红头绳一根，中间做一标记，将标记点置前额正中，再将头绳由两侧绕至头后正中相遇，比较两侧头绳的长短，长者为患病侧。）加以收集病情资料，相互结合，相互参照，分析病情，探索病因，做出诊断。^[45]

裕固族医生治疾病主要依靠药物，药物治疗分为内服和外用。内服药多用水煎煮，去渣，饮用，或粉碎或研成细粉送服。外用药物方法较多样，常用的外用疗法如热敷法、外贴法、外洗法、点眼法和滴耳法等。裕固族生活的甘肃省肃南地区蕴藏近千种植物资源，多种可作药用，历史上曾出产一些质量优良的药材，因此裕固族人在较封闭的游牧生活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用药经验，常用药物如九头草、松猫、高挂草、镰英棘豆、葛缕子、锁阳、沙蓬、罗布麻、薄荷、瑞香狼毒、苦马豆、油松、侧柏、大黄、水母雪免子等。^[45]

裕固族自古游牧为生，他们的四季按照牧场的转移来划分，他们的牧场分为春场、夏场、秋场和冬场，而牧场的转移迟早，则视牧草生长情况及雨雪量而定，因此四季长短不一，无一定日数。^[4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裕固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不仅畜牧业、农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工业也突飞猛进，如今裕固族地区也逐步办起了皮毛加工、农牧机具、发电、煤炭、地毯、面粉和副食品加工等工业。^[11][47]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裕固族人的生活面貌发生了历史性改变，不仅在住房、交通运输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彻底改变了昔日居住靠帐篷、出门靠骆驼、看病靠神灵的贫穷落后面貌。同时教育、医疗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观，适龄儿童入学率大幅提高，文化事业也蓬勃发展，涌现出了铁穆尔、贺继新、贺中、安吉斯、银杏•吉斯等一批优秀的裕固族作家、诗人、画家和歌舞表演艺术家；彻底改变了旧时缺医少药的情况，扭转了裕固族人口下降的趋势。^[1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