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

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笔名毅，^[1]出生于江西南昌，^[4]祖籍浙江绍兴柯桥钱清镇江头；^[1]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3]

罗家伦1914年进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入北京大学文科，师从蔡元培；^[3]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8][4]同年，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期间，亲笔起草了唯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3]

1920年到1925年赴欧美留学，1926年归国参加北伐，1928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1930年后，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1]1941年8月，由教育工作岗位转向党政工作，1949年，赴中国台湾；^[3]1952年，任台湾省考试院副院长；1969年，病势渐重，同年12月25日，病逝于台北，享年72岁。^[1]

罗家伦任职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大刀阔斧革故鼎新，提出“学术化、民主化、廉洁化、军事化”治校方针，^[9]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1]摆脱了民国外交部官僚把持学校的局面，将清华纳入国立大学管理体制；^[9]罗家伦执掌国立中央大学期间，提出“安定、充实、发展”六字治校方针，建立“诚、朴、雄、伟”的新学风，改革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3]主要著述有《新人生观》《科学与玄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等。^[2]

罗家伦于1897年12月21日生于江西进贤，^[2]其父亲曾任江西进贤等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罗家伦幼年就受其父影响；^[1]两岁时，罗母就开始教他识字、背诵短诗，长大后，父亲也常传授古今诗词，每天还亲自选录二三则有趣且富有教育意义的典故，如此持续了好几年，对日后罗家伦认为“教育本来是要把以往人类宝贵的经验，提取优越的部分，镕róng铸过交给后代，指示他们去发扬光大”具有深远的影响。^[5]

罗家伦四岁进入私塾读书，九岁母亲去世，十三岁读《周礼》《仪礼》《尔雅》，十五岁进入美教士高福绥所办的南昌英文夜校学习外文；罗家伦童年时期的家庭教育远比私塾教育产生更深远、更直接的影响力；私塾教育的体验，对罗家伦日后的主张文学革命，要创造国语文学，打破古典文字的枷锁，以现代人的话，来传达现代人的思想、表达现代人的感情有着深远的影响。^[5]

罗家伦于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由于复旦公学的创办人中有马相伯、于右任、叶仲裕等革命党人，且孙中山在1913年被推举为校董会主席，所以复旦公学特别重视言论自由的精神，学生的政治兴趣比较浓厚；在中学时代，罗家伦崇拜君宪派的梁启超，他不只学业优异，还任《复旦杂志》编辑，运用文字发表他的理念，开始探索个人与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系。^[5]

1917年，20岁的罗家伦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同年，26岁的胡适开始担任北大教授，给外文系学生开设英国文学、亚洲文学名著等课程，之后又开设西洋哲学史、欧洲文学名著等；陈独秀则是文科学长，罗家伦成为胡适与陈独秀的学生。北大讲究学术自由，罗家伦入学以后，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主张激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平安相处，而新派的胡适更受年轻学子们的追捧，罗家伦在这种学习风气中接受良师益友的启发熏陶。^[4]

在北大，学生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一个是北大一院二楼的的国文教员休息室，这里的核心人物是胡适、陈独秀的同道钱玄同，另一个是一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核心人物是李大钊。在这两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繁琐的礼节和客套，大家在这两个地方特别随便，一进屋子就辩论，互相诘难，所以每到下午三点以后，这两个地方总是人满为患。大家辩论的话题，最初一个阶段就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罗家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评论《青年学生》。^[4]

1917年就职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当时罗家伦的心目中，很自然的发出共鸣。他曾以《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篇章来表达他对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长也相当欣赏他，并极力提拔。罗家伦虽然是新潮派学生，但只要是有见解的教师传授课程，无论那个科别，他也会去听课；胡适则是罗家伦经常讨教甚而争辩的对象，所谈大半是文学革命之事。^[5]

1918年，罗家伦、傅斯年等人不满《新青年》的有些文章，决定要创办一份刊物；同年11月，罗家伦与20多名人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并提议取名《新潮》；大家推傅斯年担任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印刷经费。1919年元旦，《新潮》杂志出版了第一期；罗家伦在《新潮》的1到5期，共发表了13篇文章，其中3篇是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的各种现象，作出了尖锐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建议。远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看到这些评论后，很受启发，对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几份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进行了革新，使得销路大增。^[4]

1919年4月胡适的美国老师杜威来华讲学，次年来到北大作长期讲学，胡适担任口译，罗家伦则是负责笔记的两个学生之一。在北大的三年，罗家伦深受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4]

罗家伦当年为《新潮》创刊号写的社论，其中的一些言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启示意义。例如他在社论中说：“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固然日益接近，就是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也是相关而不是反对的。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的力量，来扶助那班稚弱无能的人发展个性。”这些话与《共产党宣言》都相接近。在当年，《新潮》在青年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新青年》。因为它更激进，更有诱惑力，特别符合青年学生躁动的情绪和在那转型期间并不成熟、定型的世界观。^[4]

在胡适、陈独秀提倡的文学改良、文学革命遭到守旧人物的攻击时，罗家伦发表了一篇长论《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反驳胡先骕sù对胡适、陈独秀的攻击。他还和胡适共同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在《新青年》上发表。^[4]

当胡适撰文鼓动解放妇女时，罗家伦正担任《新潮》总编辑。在第二卷的五期中，罗家伦共发表了22篇文章，抨击社会弊病，其中的《妇女解放》是呼应胡适主张的。保守人物江瀚看到《新潮》上的文章后，找到时任总统徐世昌，坚决反对新思想。徐世昌将此事转交教育部长傅增湘办理，傅增湘给蔡元培发了专函说：“自《新潮》出版，辇niǎn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要蔡元培辞退两个支持学生的教员：胡适、陈独秀，辞退《新潮》的两个学生编辑：傅斯年、罗家伦。在那时，这师生4人被旧派人物视为北大“四凶” ，蔡元培顶住压力，保护了新思想的师生四人。^[4]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18年5月，有留日学生代表到北大演说，痛陈冯国璋、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缔结《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的阴谋；罗家伦随即发表演讲，提议全体北大学生赴中南海新华门请愿和抗议；同年5月21日，北京各校2000多名学生到总统府进行示威游行，时任大总统的冯国璋接见了请愿学生，亲自向学生详细解释条约内容，再加上各校校长劝说，学生示威游行才偃息鼓。这次为时三天的学生运动成为第二年五四运动的热身，这次学潮中的活跃分子，如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张国焘、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方豪等人，成为一年后五四运动的重要骨干。^[4]

五四运动前，不断传来巴黎和会的不利消息，学生们已经是按捺不住了，罗家伦、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刘仁静等一大批学生一致决定在5月7日“国耻日” 那天举行大规模请愿示威活动。5月3日，蔡元培将北洋军阀政府同意和约中关于山东条款的消息告诉了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康白情等几位学生；北京各高校学生连夜开会，一致决定第二天上街举行示威游行活动。^[4]

5月4日，罗家伦联络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4]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其中文言篇由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1]在游行中，罗家伦被推选为三人代表之一，遍访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美法英意各国公使馆，^[5]当天的游行还发生了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郭钦光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一名“烈士”。^[4]

5月5日，各校代表3000多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23所高校共9860名学生签字上书大总统和教育部，向政府提出外交和教育政策方面的要求，以及通电罢课的决议；大会还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段锡朋为会长，罗家伦为北京学界代表，往南京、上海等地与当地的大学联络，并在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4]5月26日，罗家伦在《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并一直沿用至今。^[1]

蔡元培和教育部长傅增湘在政府压力之下，一个被迫出走，一个被免职；学生们在罢课的同时，一面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发起挽蔡运动，一面策划全国性的抗争。6月3日，演讲学生被捕，学潮再一次扩大，遭拘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超过1400人；“六三”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转折点。^[4]4日，罗家伦冒险将把北京学生遭捕的情况拍电报到上海，引发全国范围的“三罢”（罢课、罢工、罢市）；5日，迫于强大的压力，政府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10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被免职；28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宣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胜利结束。^[4]

在五四运动期间，5月26日，上海的《星期评论》发表了罗家伦以笔名“毅”写的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指出五四运动表现出三种“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的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 、“民族自决的精神”；期间，罗家伦陆续发表了近20篇专文、讲话和演说，谈五四运动。^[4]

1920年5月1日，已经临近毕业，罗家伦写了《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全面检讨了五四运动的得失，肯定了五四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思想改革的促进，社会组织的增加，民众势力的发展；但是也暴露出学生运动的弱点：“学生万能”的观点所导致的无力感，长期荒废学业造成学术的停顿，思想贫乏导致行动落于形式的窠kē臼。甚至表示，由于参加学潮，耽误了自己的学术，使得想译的几部书都未能完成，不免懊悔。^[4]

1920年，24岁的罗家伦从北京大学毕业；罗家伦获得五位赴美留学的名额之一，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和哲学；1921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因为傅斯年等人正在英国求学，1922年转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与傅斯年朝夕相处，互相辩难。1923年，到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1925年再转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仍以历史与哲学为主修。^[5]

罗家伦在国内外十年的大学教育中，在中、美、英、德、法五个国家六个学府就读过，虽在国外未获学位，但其视野开阔，学问渊博，对其日后执掌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大有裨益。^[10]譬如他主持中央政治学校时，把普法战争后的法国政治学校的水准当作目标；主持清华大学时，以力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水准为目标；主持国立中央大学时，目标设定在普法战争前的德国柏林大学水准。罗家伦留学回国后，担任过各种公职，但他的志趣仍在教育学术上术，贡献最大的也是在教育方面。^[5]

1926年，罗家伦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东南大学），^[5]并追随蒋介石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同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大学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3]1927年，罗家伦任中央党务学校（政治大学的前身）的教务主任、代教育长，^[5]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1932年到1941年，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3]

1941年8月，罗家伦请辞中央大学校长，由教育工作岗位转向党政工作。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zuǎn委员会副主任。^[3]1951年，结束驻印度大使工作，自印返台后，定居台北，^[11]先后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国国民党史会主任委员、中国笔会会长、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1969年，病势渐重，同年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3]

1947年，民国政府任命罗家伦为首任驻印度大使。到任后，他很用心去了解印度的文化、历史、政情，并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当时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之下的政要、国会议员等经常来请教罗家伦，印度的宪法有些即是仿自中国宪法。印度国旗本想以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革命时期纺织土布的纺纱机做图案。^[11]罗家伦作为一个外国人给了最后的建议并被采纳：去掉木头架子，只剩一个圆轮，表示生生不息之义。^[12]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失败后退往台湾，12月30日，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1]印度方面要求台湾外交机构必须马上撤离，很决绝；^[12]罗家伦基于“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古训，发表极简短的声明：“在两年八个月以前，我带了我政府和人民热烈地希望到印度来，催促象征印度独立的及早实现。就这方面来说，我的使命是达到了。”^[11]

1951年1月25日，罗家伦离开新德里前夕，特偕甘地的媳妇孙儿孙女到甘地的火葬场上，放了一个花圈，行了一个礼后，静默无言地站了一分钟，隔天即飞加尔各答转道抵台北。^[11]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收复北京，张作霖退往关外，北洋政府垮台，蒋介石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外交部和大学院（由教育部改制而组建的主管全国教育的机构）却上演了清华控制权的争斗，双方想要谋取清华校长一职的就有30多人。^[9]罗家伦力主在清华大学前加“国立”二字，^[10]经过一番争执后，大学院和外交部达成一致：一、将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直接受国民政府管辖；二、由大学院和外交部共同组成新的校董事会，掌管清华大学；三、原“清华学校暨留美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改由大学院院长（恢复教育部后为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美国公使三人组成。同年8月29日，31岁的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9]

罗家伦只带了一个秘书走马上任，将留美同学杨振声、冯友兰从燕京大学“挖”了过来，由杨振声任教务长，冯友兰任秘书长（遂后改文学院长），这四个人组成了清华大学的首届领导班子。罗家伦在任期间的功绩主要有五方面。^[9]

此前清华的管理人员地位比教师地位高，工资也是如此，其他学校称为“教职员”，而清华则为“职教员”；罗家伦的对策是给教师发新聘书，提高工资；给管理人员发委任状，降低工资，对此不满可以立即走人；纠正了官本位现象。^[9]

清华学校是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庚子基金都存储在美国；罗家伦通过国民政府外交部和教育部争回了这笔款项，专门成立了清华基金，委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国立清华大学除了享有政府拨付的教育经费之外，每年还可以动用清华基金四十万元，因此国立清华大学的教育经费非常充裕，这在全国所有大学当中都是独一无二的。^[10]

罗家伦进清华时，清华分“西学部”和“国学部”两部分，实际上是将教师划分华籍教员、华籍西文教员和美欧籍教员三类；最初美国教员在传播现代文明、促进清华“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等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在校内享有特殊待遇，新招来的外籍教师质量差，教学效果不佳；罗家伦到任后正巧发生荷兰籍音乐男教师性骚扰女生事件，罗家伦趁势将他解聘，为了防止出现不必要的纠纷，罗家伦给该国公使写了封信，说明委由。通过这件事，学校里的外国教师趾高气扬的气焰一下子就给打了下去，不再以高人一等自居。^[9]

此前清华只重视“西方学问”的课程，轻视“中国学问” 的课程，久而久之学生都深受影响。罗家伦让教务处提高中文课的要求，将中西学科放到同等重要位置，逐渐扭转了原先的“重西轻中”的风气。^[9]

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向来不招女生，罗家伦推行民主化，男女平等，在1928年的秋季招生，入学15个女生，从此改变了清华不招女生的习俗，顺利实现了男女同校。^[9]

此外，罗家伦在任期间还实行了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但他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被迫辞职。^[1]

1929年，罗家伦回到杭州省亲，同时游览西湖美景；罗家伦在杭州遇见一位藏书家杨老先生，他愿意出让其在丰华堂的全部藏书，其中善本书极多。罗家伦电请图书馆主任洪范五南下，商量购书事宜。最终以三万四千元买下了三万八千多本藏书；这批书籍大部分至今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也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最珍贵的古籍藏书。^[11]

1932年，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结束了中大这场“易长风潮”，至1941年去职，计达10年之久。这10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10年，而罗家伦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13]

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中华民族已濒临死亡，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是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而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应该对民族和国家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而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13]

“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大学使命应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大学教育必须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目标应该一致；第二，互相协调，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目标迈进，步伐也应一致。即组织起来，共求民族复兴大业的胜利。^[14]

罗家伦提出他的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13]高尚的理想，认定的目标，伟大的使命，只有养成新的学风才能达到，新学风的养成，须从“矫正时弊”入手，破而后立。所以他为中央大学提出“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并成了中央大学的校训；尤其是“诚、朴”两字，在中央大学相沿成习，蔚然成风。^[14]

罗家伦一上任便整顿校务，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他极为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添聘专门学者。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

罗家伦重视师资，不仅在于延聘，而且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心上。罗家伦为了解除教职员的后顾之忧，在经费吃紧，时有短缺的情况下，总是极力维持定期发薪，绝不拖欠。1933年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10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如留美的数学博士孙光远和曾远荣，化学博士庄长恭，生物博士孙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罗宗洛；留学法国、授业于居里夫人的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焕庸和王益崖等；罗家伦在任期间选聘为教授的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艺术大师徐悲鸿，农学家梁希、金善宝等；被聘任为“三长”和各院院长的著名教授有孙本文、张广舆、陈剑修、查谦、汪东、李善堂、李学清、庄长恭等；一时间，中央大学群英荟萃，学术景象一派繁荣。^[13]

罗家伦掌校后，鉴于国难深重、国内航空事业近于空白这种状况，罗家伦电邀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科的罗荣安回国，来中大创办自动工程研究班（后改为机械特别研究班），培养了我国最早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并于1938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航空工程系。1935年，罗家伦考虑到当时中国亟需医务人才，同时为充实中大学科起见，于5月份再度创办了医学院，6月又主办国立牙科学校。从此奠定了中大七院的格局，中央大学这种7院40余科的规模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13]

罗家伦在扩充院系的同时，还致力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他制订了8条“整理学课大纲”，要求各院系据此拟订课程，以求课时数的集中，删除不必要的课目，使学生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专业课程的学习；修业年限至少须满四年，以免除争求速效所可能带来的弊端。^[13]

为了确保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罗家伦还制订了学校行政工作的三条原则：1、厉行节约，缩减行政费；2、力持廉洁，养成廉俭风气；3、提高效能，少用人多做事。把学校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教学设施的改善，先后建成或扩建了图书馆、体育馆、生物馆、东南院、南高院、牙医院、音乐教室、游泳池和学生宿舍等。^[13]

东南大学图书馆原有中西文藏书共有4.8万册，而1937年中大图书馆收藏图书已达40.7万册（中、西文各半）。1932至1937年间所购中文书中善本极多，不胜枚举；西文书中也大多是较珍贵者，如Geographical Journal，连续刊行134年。最贵的杂志达7000元一套，但为了研究的需要，罗家伦均不惜巨资，全部购齐。此外，由于院系学科众多，教学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标本、模型等甚多，中央大学亦大量购进。^[13]

经过几年的努力，罗家伦使中大得到了“安定”和“充实”。1934年，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大新校址的提案，选定南郊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那里气象宏大，山林起伏，离秦淮河上游不远，不仅增加校景，而且还有工程和农业上的用处，于地质实习十分便利。^[13]

1935年11月，征得石子岗8000亩土地为中大新校址，并由教育部聘请叶楚伧等9人为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1937年1月，新校址正式凿井动工。同年5月，工学院和农学院主要建筑着手兴工，预计次年秋季便可落成，二院即可先行迁入。殊料，新址刚刚动工，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数月之内，上海、南京相继陷落。罗家伦另建新址的蓝图被日军的魔爪撕得粉碎，中央大学也不得不举校西迁。^[13]

1937年，罗家伦制作迁校计划，在敌人炮火炸弹中，包用民生公司轮船，陆续将在南京的一整所大学，包括全体师生和眷属及全部设备，用船载运，溯江抵达重庆沙坪坝新校舍，继续正常上课，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真是史无前例！1938年，中央大学学生人数激增到二千人以上，沙坪坝校址已达饱和状态，于是选择风景清幽的柏溪作为分校。^[13]

1941年八月，罗家伦请辞中央大学校长，由教育工作岗位转向党政工作。^[13]

罗家伦在1932年的国立中央大学就职演说中提出，中央大学的使命是为中国“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一个国家沦落到遭受外敌的入侵，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一种整个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罗家伦主张教师应以专任为主，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14]

1941年7月，罗家伦即将离任国立中央大学，在这一年的毕业典礼上谈到青年修养时又说：“胸襟狭，格局小，藩篱隘，成见深的人，就无从谈风度，我常常勉励中大同学，做人处世，要持一种‘泱泱大风’的气度。”好的学风与“泱泱大风”的气度是相辅相成的，大学教育只有为民族、国家培养出能通达事理，气度雍容的领袖人才，才能承担起创造有机体民族文化的使命。^[14]

罗家伦曾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激励学校师生：“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3]

1917年，罗家伦的北大入学考试，当胡适批阅罗家伦的作文试卷时，激动地给了满分，但翻阅这位学生的成绩单后，却发现他的数学成绩是零分，其他科也表现平平；但招生委员会和主持会议的蔡元培校长，都对于破例录取罗家伦无异议，最终罗家伦成功入学北大。^[11]

罗家伦就读北大时，曾以文情并茂的情书攻势苦追北大校花张维桢；初始因相貌丑陋遭拒，后来张维桢被罗家伦的才华所感动，终于开了三个条件才答应嫁给他：1、要留学取得洋博士学位，2、学成后回国任教大学校长，3、夫妻不可公开并行，要保持相当的距离。罗家伦为了求得美人芳心答应了，但这个传闻与张维桢资料不相符合。^[11]

罗家伦还曾给蔡元培校长写信，请求和蔡先生的女儿订婚；蔡先生回信一封，大意是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无权包办；况小女未至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这件事在北大传为笑谈。^[11]

无论是罗家伦年仅三旬即出任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时期，还是他执掌中央大学近十年的光阴，“赫赫声名”的背后却是难抵毁誉参半的忧伤和壮志未酬的遗憾。（书籍《近代中国的歧路人罗家伦评传》 评）^[43]

他著书立说，撰写了《新民族观》《新人生观》等著作，从中华民族起源的角度，构建其“新民族”的理论体系，以“文明史”替代“政治史”，强调政治的统一与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通过从体格、品格等多方面塑造“强者”的形象以影响青年，试图培养一代具“新人生观”的“新青年”，以应对民族生存的危机。（书籍《近代中国的歧路人罗家伦评传》 评）^[43]

“父亲是研究历史的人，自然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使命感也就格外强烈。他在中大所作出的努力及获得的成就，不仅自己留下了丰富的纪录，许多同事和校友们也都写过详细的回忆，为校史的编撰人提供充足的资料，作出了公允的论述。”（罗家伦女儿罗久芳 评）^[44]

在罗家伦并不算成功的政学生涯当中，领导五四运动、担任清华校长、主持中大十年以及担任驻印大使，显然是四个最光辉的经历。（新京报 评）^[45]

在中大任上，罗家伦也有好大喜功之讥，并缺乏远见。1936年，罗家伦在南京郊外圈地八千亩，向政府索款240万元，打算建造一所航母式的中央大学。不料开工才两月便抗战军兴，留下了烂尾工程。中大迁渝后，经费在国立大学中名列前茅，罗家伦仍觉不敷使用，与财政部长闹矛盾。（新京报 评）^[45]

罗家伦主政清华时，常着一身军装马靴，以“纪律化”“军事化”管理学生。此种做法与北洋以来大学的独立自由风气格格不入，给师生留下了恶劣印象，至今仍为教育史的研究者所诟病。（新京报 评）^[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