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克·易卜生

亨利克·约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挪威戏剧家、诗人^[3]。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3][1]

1828年亨利克·易卜生出生于挪威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现名奥斯陆Oslo）南部的小城希恩(Skien)。^[1][4]

易卜生幼年时家境殷实，但1836年父亲经商破产后，家道中落，日益贫困。1843年，15岁的易卜生步入社会，成为一名药房学徒；闲暇时，他痴迷文学并自学拉丁文和希腊文。易卜生的创作生涯始于青年时期，早期作品以诗歌和诗剧为主，后创作出了《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和《人民公敌》等经典作品。^[1][5]

1863年9月，易卜生获得挪威当局的旅行津贴并开始跨国旅行，此后其作品的国际主义日益凸显。1891年7月，易卜生结束异域漂泊回到挪威。1906年5月23日，易卜生在克里斯蒂安尼亚逝世，享年78岁。^[1]

易卜生的剧作以现实主义打破了西方浪漫主义的传统叙事基调，在改变欧洲戏剧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6]为纪念其功绩，挪威政府在易卜生逝世时举行了国葬。^[7]

1828年3月20日，亨利克·易卜生出生于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现名奥斯陆Oslo）南部的小城希恩。^[1]希恩不通公路，依靠有限的水域与内地进行断断续续的联系。年幼时，易卜生家境殷实，父亲借交通之便经营木材，两个叔叔均身处政坛，一个是当地市长另一个则担任地方法官。^[8]易卜生体态俊俏，聪明活泼，颇得母亲爱护和纵容。致使他从小任性。1832年，父亲的木材生意愈发壮大，年幼的易卜生家中常常高朋满座、觥gōng筹交错，他也被这种氛围影响，一度不愿意和穷孩子玩耍。^[1][9]

随着西欧各国航线的恢复，希恩的交通地位日益衰落，易卜生的生活条件伴随着父亲的木材事业破产而一落千丈。^[1]1843年，刚满十五岁的易卜生不愿意呆在家里增加家庭负担，前往离家七十多公里外的格利姆斯达一家药房当学徒。在学徒生活阶段，易卜生努力学习文学，尤其喜爱莎士比亚、歌德和拜伦的作品。1848年欧洲各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9]易卜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诗作风格则发生了较大变化，典型如坚决支持丹麦人反抗普鲁士侵略的《醒醒吧，斯堪的纳维亚人!》。^[1][9]

初入社会的易卜生仍拥有满腔热血，1849年《凯蒂琳》便是最好的例证，作为易卜生的第一部戏剧，它饱含对英雄时代的追怀与向往。^[10]1850年，易卜生满怀希望前往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投考大学，但未被录取。此后，他留在首都从事报纸编辑和写作，并积极参加马尔库斯·特内拉所领导的工人运动。^[1]1858年6月，易卜生与苏珊娜结婚，苏珊娜非常关心易卜生的工作和创作，逐渐成为他有力的支持者。^[11]1864年，普奥联军再次进攻丹麦、挪威统治者不出兵援助，结果丹麦惨败。^[12]此事激起易卜生极大义愤，促使他毅然离开祖国。^[8][13]

1864年4月，易卜生乘船前往罗马，在那里居住了四年，先后写作、出版了诗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1866年，易卜生创作了《布朗德》。这部诗剧震动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奠定了诗人在欧洲文坛上的声誉。1867年1月，易卜生开始写作在他头脑中酝酿了九年《培尔·金特》，同年十月完成，该诗剧从选材、构思、创作到问世，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标志着他早期创作的高峰。^[1]诗剧触及当时诸多重要政治事件，如瑞典的大国主义，普鲁士对丹麦的侵略战争，希腊人民对土耳其的武装起义，美国内战，列强的殖民政策等。《布朗德》与《培尔·金特》是两部紧密联系的作品，在易卜生全部戏剧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14]两剧上承浪漫主义历史剧和传奇剧，下启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易卜生日趋成熟的追求绝对真理和个性自由的思想特征。^[1][2]

1868年2月为了躲避战争，易卜生决定离开罗马，迁往德国。并在文化名城德累斯顿住下来。1869 年，他应邀赴瑞典首都出席斯堪的纳维语言专家大会。此后，他奉挪威国王之命考察瑞典文化艺术，受到瑞典文化界的热烈欢迎和瑞典国王查理十五的重视，并荣获“瑞典勋爵”奖章。^[1][13]

1869年至1890年期间，巴黎公社革命引起欧洲社会矛盾的激化，易卜生把注意力从中世纪民间文学转移到当前现实生活方面来。^[15]

易卜生迁居德国德累斯顿后，也步入了创作的中期。从1868 年定居此地到 1875 年离开，易卜生先后完成了《青年同盟》《皇帝与加利利人》。值得注意的是，创作完《青年同盟》后，他就不再用专用韵文写作剧本。^[16]这标志着抒情诗人易卜生让位于戏剧家易卜生。同时，他的创作也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其往往以日常生活为素材，从多方面剖析社会问题，揭露和批判的锋芒直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弊端，触及到法律、宗教、道德乃至国家、政党、体制等各个领域。因此人们称之为“社会问题剧”。^[8]1884年，他和苏珊娜的独生子辛古尔德担任外交官，同年被派往美国，在挪威驻华盛顿使馆任职。从1875年到1886 年，易卜生的国际荣誉进一步提升，他也获得了挪威政府和文化界的认可。1864年以后的27年间，易卜生一直侨居在罗马、德勒斯登、慕尼黑等地。1891年，易卜生回到挪威。^[9][13]

1891年7月，久离挪威的易卜生荣归故国。^[1]进入老年后，易卜生的作品凸显出强烈的自否意识，正是自否精神，使得易卜生在取得中期剧作的辉煌成功之后没有跌落下来，而是愈老愈精，在登上高峰后又攀上了一座又一座插入云霄的险峰。他的《小艾友夫》就是旨在探索人类生命之“变化规律”的典范性作品。此外，《罗斯莫庄》、《海上夫人》、《海达·高布乐》、《建筑大师》、《博克曼》、《复活日》等杰作对人类内在生命运动的规律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它们不仅展示了人类内在生命运动过程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些形式，也揭示了推动其运动的人性人生之根———精神与欲望（灵与肉）、理智与情感、生命与意识（或冲动与反省）、理想与现实、存在与虚无等等内在的矛盾。^[17]

1906年5月23日，易卜生在挪威克里斯蒂安尼亚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八岁。为了表彰易卜生促进挪威戏剧文化发展的不朽功绩，挪威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2][9]

封面出版时间出版社作品名创作时间---《凯蒂琳》（Catilina/Catiline）^[8]（1849）---《武士冢》（Kjempehajen/The Burial Mound）^[8]（1850）---《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Norma eller En Politikers Kjaerlighed/Norma or a Politieian's Love）^[8]（1851）---《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Fru Inger til Osteraad/Lady Inger of Oestraat）^[8][18]（1854）---《苏尔豪格的宴会》（Gildet p Solhaug/The Feast at Solhoug）^[8][19]（1855）---《奥拉夫·里列克兰斯》（Olaf Liljekrans/Olaf Lijiekrans）^[8][18]（1856）---《海尔格伦的海盗》（Haermendene paa Helgeland/The Warriorsat Helgeland）^[8][18]（1857）---《爱的喜剧》（Kjarlighedens Komedie/Love's Comedy）^[8][18]（1862）---《觊觎王位的人》（Kongs-Emnerne/The Pretenders）^[8][18]（1863）---《布朗德》（Brand/Brand）^[8][18]（1866）--《培尔·金特》（Peer Gynt/Per Gymt）^[8][18]（1867）---《青年同盟》（De unges Forbund/The League of Youth）^[16]（1869）---《皇帝与加利利人》（Kejser og Galileer/Emperor and Galilean）^[8][18]（1873）---《社会支柱》（Samfundets Stotter/The Pillars of Society）^[18]（1877）--《玩偶之家》（Et Dukkehjem/A Doll's House）^[20]（1879）---《群鬼》（Gengangere/Ghosts）^[9]（1881）---《人民公敌》（En Folkefiende/An Enemy of the People）^[9]（1882）---《野鸭》（Vildanden/The Wild Duck）^[8][18]（1884）---《罗斯莫庄》（Rosmersholm/Rosmersholm）^[9]（1886）---《海上夫人》（Fruen fra Havet/The Lady from the Sea）^[9]（1888）---《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Hedda Gabler）^[8][18]（1890）---《建筑师》（Bygmester Solness/The Master Builder）^[8][18]（1892）---《小艾友夫》（Lille Eyolf/Little Eyolf）^[8][18]（1894）---《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John Gabriel Borkman）^[8][18]（1896）---《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Nar vi dade wigner/When We Dead Avaken）^[21]（1899）

易卜生的戏剧通过精巧的安排完整而深邃suì地向人们呈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用理性的、哲理的话语无法完全表达的人生存于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困境与悖谬，传递了有关现代人生活与生命最丰富、最复杂与最微妙的信息。对戏剧形式与语言的匠心独运丰富了易卜生戏剧的审美内涵，对人存在悖论的反复探勘则铸就了易卜生戏剧的哲学深度，两者的结合成就了既是艺术家也是思想家的易卜生，也成就了其戏剧经久不衰的无限魅力。^[15]

易卜生主义是对其作品特点的整体性概括。最早提出易卜生主义的是长居英国的爱尔兰文学家戏剧家萧伯纳。1890年7月18日萧伯纳在伦敦做了题为《易卜生主义的精华》的著名演讲，后来还成书出版。^[22][23]萧伯纳认为，易卜生这些剧作打破了陈规陋习，运用了全新的戏剧创作方法，他把这种方法和观念称之为易卜生主义，简单来说即“没有公式”（There is no formula），即否定一切已有的公式。如此的易卜生主义，是一种革命的、造反的、推倒旧世界、颠覆历史的主义。在戏剧创作和戏剧观方面，即不落窠kē臼，不拘泥于陈规陋矩，能别具一格，艺术创新。而在人生观社会观方面，则是敢于挑战传统道德教条、宗教戒律和家庭规范。^[22]

易卜生和一般女权主义作家的不同。他发表了一些重要的女权主张，但更着眼于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性解放，是以人类社会的法则来诠释妇女的社会存在，同时以妇女的命运来揭示深刻的社会冲突。他笔下善良进取的现代女性有时是作为神圣化、净化的力量出现的。吕贝克、海达、吕达等残酷自私、冷得象冰的女人未见得是出自作者对女人的偏见，而是要通过性关系显示人类社会是一个人与人相互征服的社会。女权思想是易卜生作品主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妇女运动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一些独到见解高于他的时代，他的作品不仅推动了十九世纪女权运动的发展，也对当下思考妇女解放、人类解放有重要启迪。^[24]

“五四”时期，易卜生是在中国新文学界影响很大的外国作家。1918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6号出版了“易卜生专号”，翻译了他的《娜拉》《玩偶之家》)、《国民之敌》，还刊载了袁振英写的《易卜生传》。在介绍易卜生的过程中，戏剧界出现了模仿易卜生的热潮，很多作家模仿易卜生的《娜拉》创作“社会问题剧”，从胡适的《终身大事》开始，大约有十几部之多。以至后来仍不断地有人模仿这样的创作形式。^[25]模仿易卜生戏剧风格创作的“社会问题剧”数量众多，其中较为出色的有曹禺的四幕剧《雷雨》(1934)，还有白薇的三幕剧《打出幽灵塔》 (1928)。在独幕剧中，比较好的是《获虎之夜》(田汉)《泼妇》(欧阳予倩)和《一只马蜂》(丁西林)。^[25]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曹禺的《雷雨》，这部剧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深受易卜生的影响，写作时从生活出发，以塑造人物为主，让自己的思想从情节与人物形象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先人为主地概念化地去结构剧本。^[26]

自鲁迅于1907年向国内介绍易卜生以来，易卜生剧作中所体现的“社会问题”关怀也影响了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一批先行者。同时由于各种环境的变化，易卜生对中国思想和社会的影响也在随之发生着比较明显的变化。鲁迅先生因《玩偶之家》提出的“娜拉走后怎么办”的命题，一直影响着中国知识界对个人以及个人如何改革社会的思考。1907年，鲁迅和一些留日学生出版《河南》，介绍西方新的理论和文化概念以及一些具有反叛性的作家，刚刚去世的易卜生就是其中之一。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鲁迅借评论《人民公敌》一剧，表达了希望国人能够有勇气，面对来自旧道德、旧文化和旧社会制度的压力，寻找新文化的理想。鲁迅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了易卜生作品里的精神：人为什么要生存，人的价值在哪里，人需要真实地生活在真理里。^[27]

易卜生比较广地传播开来是在1918年，中国“五四”运动前夕。当时《新青年》第四卷第六期出版“易卜生专号”，胡适和北大学生领袖们翻译并全面介绍了易卜生，同时继承了鲁迅“人要活在真理里”的解读——不能活在过时的伦理道德中，那是虚假的人生。应该面对新生活，反对旧的伦理道德和家庭制度，觉醒中的人，不论男女都要寻找个人新的界定。“五四”运动后，不少男女青年离家出走寻找新的空间和个人解放，在这个时期，有了这样的观点：个人应该参与到群体中，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去改变社会，个人主义应融入集体主义中，但同时也当保持个人空间。到了1937到1945年中，集体主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家存亡是高于任何问题的，许多女性参军、游行、抗议，为了祖国与男性并肩作战。新中国成立伊始到文革结束，这个时期提倡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把个人主义看作自私自利的危险想法。这个时期，一些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提出对易卜生的不同看法：具有革命性，但是不彻底。原因之一在于《玩偶之家》只说到娜拉离家，摔门而去，但没有讲述之后她如何生活、如何反压迫。而中国国内主流观点认同了这种看法，但并不否定易卜生。比如1956年《中国青年报》一篇文章，基本表示了对易卜生的肯定，但也认为他的革命思想不彻底。文革后，作家萧乾完成了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全译本，书表达这样的观点：个人主义是要的，但不能极端；而文革时期完全没有个人、只看政治风向的墙头草作风更加有问题。于此，个人主义被重新诠释——个人要做有原则、有责任感的人。^[27]

在西方戏剧发展史上，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被公认是现代戏剧的最早源头。1877年，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社会支柱》问世，紧接着，他的《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相继被搬上舞台，一时间引起整个欧洲的震惊。公开宣称“莎士比亚过时了，易人生伟大，我是他的鼓吹者”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以《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康蒂姐》等加入新戏剧行列。随即，约翰-高尔斯华绥、尤金·白里欧、奥德茨、霍普特曼及爱尔兰剧作家辛格等纷纷开始了关注“问题”的戏剧写作，并由此创作出《银烟盒》《苦斗》《正义》《海损商品》等一批揭示金钱世界的丑恶和不公的作品，直至19世纪末，薪火不绝。欧洲问题戏剧由此成为戏剧的一个流脉，以易卜生为旗手的欧洲问题剧关注和讨论各种社会问题，从宗教、道德、法律等角度抨击利己主义、市侩主义和不平等等多种整病，倡导个性解放，呼吁社会改革，通过塑造“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许万众不慑之强者也”^[28]之形象，揭示了旧社会、旧制度、旧道德的虚伪和冷酷，以强烈的反抗精神直面历史、直面人生，改变了欧洲戏剧表意方向，其突出的启蒙精神和艺术力量赢得人们普遍欢迎。作为独特的戏剧类型，问题剧重视戏剧冲突，在意性格塑造，具有严谨的解剖式的戏剧结构和画面式的生活场景，情节紧凑、平凡、真实，戏剧语言多强调讨论式、政论式，倒叙和插叙被大量采用，为近代欧洲戏剧之面貌一新竖立了典范。^[29][30]

1918年，《新青年》杂志“易卜生专号”发表了胡适所翻译的《玩偶之家》中文译本，之后这部戏剧对中国的文学、戏剧、文化关系、国际关系、表演艺术，特别是对女性主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剧作中，易卜生批判了整个社会对于娜拉的压迫，女性自我意识的构建和整个社会、家庭的影响密不可分。他通过娜拉这个反抗家庭不平等地位的人物的离家出走来展现他对男权中心社会的批判。经历了一场悲剧的婚姻，娜拉在最后感慨，“无论如何，我应该努力做一个人。”在此,娜拉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娜拉在最后的一段话就像"女性解放”的宣言，她最后关上大门，对世界女性解放的影响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中国。鲁迅写了一篇题为《娜拉娜拉离开后发生的事情》的文章,以及《诺拉的回答》反映了中国文化运动的影响。它促进了人们对旧传统和精神奴役的反抗。(王忠祥,1995) 这部戏剧对于促进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31][32]

易卜生试图通过娜拉在《玩偶之家》的形象来表明女权运动的崛起，促进女权主义意识的兴起和发展，并帮助女性找到自己的生活空间和社会地位。男人和女人在婚姻生活中都应是互相平等真诚的。易卜生的剧作推动了中国以及欧洲女权运动的发展，在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中，女性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男性、与整个社会紧密关联的。^[32][33]

丹麦著名评论家勃兰兑斯认为，“我们不可将易卜生看做思想家，也不可看做政治家。易卜生是理想家及奋斗者。”他同托尔斯泰一样，“是社会成见的推翻者破坏者，是超乎国家以外的新社会的预告者。”只不过“托尔斯泰尊重博爱，易卜生却宣传个人自尊”。“易卜生和尼采一 样，在他有意识的心灵生活之后，有一种天然的要求，两人的伟大都在于他们的本性。易卜生的人物并不是弃绝邻友的一种孤独的人品，像拜伦一派的。他的个人主义，不是拜伦的《曼弗雷德》的个人主义，跑到

阿尔卑斯山山上求逃脱世俗，也不是尼采的个人主义，厌恶城市，退隐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洞中，他想念“人生的炎夏世界。”^[34]

对于易卜生，鲁迅一方面肯定了他的积极意义，称他为“近来像破坏的大人物”(《热风·随感录十六》“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的旧“轨道破坏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称他“于会，敢于独战多数” (《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三)》。另一方面，鲁迅也指出了他的作品的局限性。在《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一文中，鲁迅将他和英国剧作家肖伯纳作了比较，称肖伯纳为“伟大的感叹号”，称易卜生为“伟大的疑问号”。^[35]

国际易卜生奖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戏剧奖，旨在表彰为戏剧带来新的艺术成就的个人、机构或组织。^[36][37]

该奖项两年颁发一次，颁发对象由国际易卜生奖委员会决定——该委员会由六名艺术领域的资深人士组成，由挪威文化部任命。^[36]评选结果将在当年的易卜生诞辰日（3月20日）宣布，颁奖典礼则会在当年9月挪威奥斯陆国家剧院举行的国际易卜生艺术节期间举行。^[37]

挪威政府于 2007 年设立该奖项并提供资金。获胜者将获得 250 万挪威克朗（约合167万人民币）。^[36][37]

“易卜生在中国”项目成立于2010年，是挪威王国驻华使馆、挪威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挪威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与易卜生国际的合作项目。该项目以易卜生的作品为核心，依托一系列展览、演出等，旨在中国与挪威之间建立起长期的伙伴关系。2010“易卜生在中国”将在10月在北京、上海、杭州和南京开展。^[38]

易卜生的思想充满个人主义和内生性的矛盾，这种撕裂表现在他的作品中。^[39]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最著名的剧作之一，很多人将之视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动力之一。^[40]但是他却声称:“我不是妇女权利同盟的成员，我所写的一切东西都毫无有意搞宣传的想法。”按照易卜生的解释:《玩偶之家》不是为任何人，任何组织说话，而是在追求“人的自由”。^[39]

《培尔·金特》问世后，当时的评论界亦褒贬不一。^[9]书中浪荡子培尔·金特被山妖迷惑后回到家乡，却发现山妖带着他的私生子在等着他。这段剧情常被视为药店学徒时期易卜生与年长十多岁的女仆私下生子的映射。^[39]

五四以来，易卜生戏剧在中国就一直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戏剧和“社会道德剧”的代表。而事实上，在中国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刘平研究员看来，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误读”——易卜生戏剧的多样性被特定环境下的政治需要掩盖了。美国剧作家哈罗德·克勒曼认为易卜生的剧作有深度的自传性。^[41]其对《咱们死人醒来时》评价道:“它反映了易卜生解决他终生矛盾的企图——从思想到肉体都要顺从变化规律。但是，如果他从前在世俗的事业和情欲上没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意志和愿望的话，他的内心也就没有什么矛盾了。”^[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