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

胡焕庸（1901年11月20日-1998年4月30日），字肖堂，中国江苏宜兴人。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后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进修。地理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和首届理事，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1]

1919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1928年9月，回国担任中央大学地学系教授、气象研究所研究员。中央地理系迁川后改教中国地理和经济地理课程，提出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以黑河—腾冲线（胡焕庸线）为界而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基本差异区。1936年，胡焕庸在《地理学报》发表的《中国之农业区域》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区划科学方案之一。^[2]1957年，胡焕庸在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人口地理研究室，这是全国大学中第一个有关人口的研究机构。1998年4月30日，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98岁。^[1]

著有《中国八大区的人口密度与人口政策》《中国八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3]《世界人口地理》^[4]《淮河的改造》^[5]等作品。

胡焕庸，字肖堂，出生于1901年11月20日，江苏宜兴。他的父亲早逝，家境贫寒。1912年，他进入高校学习，并开始接触英文。随后，他考入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在五四运动高潮期间毕业。这一时期，他下定决心攻读地理学，以挽救国家危亡。1919年，他成功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第三班。1921年，该校扩建为东南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由竺可桢担任主任。1923年，胡焕庸毕业后担任江苏省立第八中学的史地教员。1926年，他返回东南大学补修学分，获得理学士学位。同时，胡焕庸与几位经济拮据的同学共同筹集资金前往法国留学，他们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深造。^[1]

胡焕庸于1928年9月完成在法国的学业后回国，担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和气象研究所研究员。他成为竺可桢zhēn在这两个研究机构中的得力助手。当时，中国的近代地理学刚刚起步，而西方已经形成了落后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在中国学术界广泛流传。胡焕庸感到中国地理学研究与西方存在差距，因此撰写了《西洋人地学说晚近之发展》《白吕纳的人生地理学》《法国研究地理学的近况》等文章，向国内介绍了法国人地学派的"或然论"观点。1930年，胡焕庸接替竺可桢，成为中央大学地理系的系主任。他独自承担了几乎全部的自然地理学和气候学教学任务，成为一位孜孜不倦的地理教育家。在1930年至1937年期间，胡焕庸亲自编写教材，制作地图，并培养了许多地理学人才。他参考国外学者的著作，编写了《气候学》，该书成为中央大学的教材，第一次将德国柯本的气候分类法引入中国地理学界。此外，他还创办了《地理教育》杂志，并参与组建了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并当选为首届理事。在20世纪30年代，地理学界流传着"南胡北黄"的说法，其中南指的是胡焕庸，北指的是黄国璋。^[1]

胡焕庸于1934年创办了中国地理学会，并发起成立了《地理学报》。他先后担任总干事、学报主编和理事长，组织和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地理学术活动。^[6]在1935年发表的《论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胡焕庸首次在《地理学报》上绘制了中国的人口等值线密度图，重点研究了中国各地区的人口密度情况，特别关注东南部和西北部人口密度的显著差异。通过对比分析，他找到了一条明确的界线，即从黑龙江的瑗yuàn珲（今黑河）向西南延伸直至云南的腾冲，以标识东西部人口密度悬殊差异。这篇文章首次揭示了我国人口地域差异的格局，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被广泛引用和承认。胡焕庸所提出的这条中国人口分布的重要地理分界线被称为"胡焕庸线"，至今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此外，胡焕庸在1936年发表的《中国之农产区域》中，首次进行了人口地理与单位面积的人口容载量和农业生产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1]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被迫迁至重庆，胡焕庸转而教授中国地理和经济地理课程。1941年，他担任中央大学研究院地理研究部主任，并招收了首届三名研究生。1943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大学的教务长，并当选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在抗战后期，胡焕庸在余俊生的协助下，进行了对重庆战后行政区划的研究工作，为中国行政区划研究奠定了基础。1946年，他受聘于美国马里兰大学担任地理系的研究教授，但次年回国。1949年，南京即将解放之际，他拒绝接受前往台湾的机票，毅然决然留在内地，并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了一年。从1950年起，胡焕庸担任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委员，结合实地考察和实践经验，陆续完成了《淮河》《淮河的改造》等著作。^[1]

1953年，胡焕庸调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主要从事世界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与人口有关的研究机构——人口地理研究室，胡焕庸担任该研究室主任，进入人口地理研究领域的第二个阶段，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然而，由于全国范围内出现的马寅初人口论批判运动，他不得不辞去职务。改革开放后，人口和地理研究得以恢复。1981年，胡焕庸出任中国人口学会顾问、上海人口学会会长和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室主任等职务。1983年，他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并致力于培养人口地理学硕士研究生。1984年，他成为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的第一位人口地理学博士生导师。随后，他还被确定为第一位人文地理学博士后导师。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胡焕庸形成了独特的教学风格。他采用新颖的教学方法，不墨守成规，通常会先提出核心问题，然后进行细致的分析。在课堂上，他运用地图、表格等辅助教具，内容丰富多样，讲解引人入胜。^[1]

1985年起，胡焕庸担任博士后研究站的指导教授。^[7]

胡焕庸创办了《地理教育》杂志，积极参与组建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并被选为首届理事。在20世纪30年代，地理学界流传着一个说法，即南指胡焕庸，北指黄国璋。^[1]

胡焕庸在地理科学研究方面始终如一，并成为中国人口地理学和近代农业地理与农业区划研究的奠基人。1935年，胡焕庸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名为《论中国人口之分布》的重要论文。他绘制了中国第一张人口等值线密度图，重点分析了中国各地区的人口密度，特别关注东南部和西北部的明显差异——东南部人口稠密而西北部人口稀少。通过对比分析，他确定了自黑龙江的瑗珲（即爱辉，今黑河）起始，向西南延伸至云南腾冲的一条界线，准确标识了东西部人口密度悬殊差异的分界线。这篇文章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地域差异的格局，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被广泛承认和引用。由此，胡焕庸所揭示的中国人口分布重要地理分界线被称为“胡焕庸线”，至今仍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1936年，胡焕庸又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之农产区域》一文，首次研究了单位面积的人口容载量与农业生产水平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人口地理的问题。^[1]

胡焕庸在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人口地理研究室恢复后，领导团队在人口地理学、人口经济学和人口社会学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他提出了中国人口地理的"三个台阶"理论。这一理论是按照海拔高度将中国的人口分布宏观格局划分为三个层次：0～500米、1000～2000米和4500米以上。^[1]

社会任职信息来源：^[8]

胡焕庸加入华东师大地理系后不久，就为本科生开设了世界大洲自然地理课程。

参考资料：^[9]

胡焕庸教授独立撰写的《中国八大区人口密度与人口政策》《中国八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两部著作。这些著作是基于胡焕庸教授几十年来对中国人口情况的长期研究和收集的材料而撰写的。他通过考察中国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状况的差异，将整个国家划分为八大人口区域。这种划分包括黄河下游区、辽吉黑区、长江中下游区、东南沿海区、晋陕甘宁区、川黔滇区、蒙新区和青藏区等。胡焕庸强调了人口密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注重分析人口迁移和经济发展等因素。^[1][3]

《世界人口地理》是一本编写出来满足教学需求的书籍，它是人口科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研究世界范围内以及各国各地区的人口增长、结构、分布和迁移等问题，特别关注人口过程的空间表现形式和地域差异。尽管国内一些学者在解放以来对世界人口地理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工作，但总体而言，该领域的基础还相对薄弱。因此，为满足教学工作的需要，编写了这本《世界人口地理》。该书旨在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外国情况，并从外国经验中获取有益的借鉴。^[4]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分布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密度图》展示了中国人口的分布和密度情况，是通过老一辈经验与热情与新一代的智慧和勤奋相结合、两代人通力合作的成果。^[10]

淮河是我国长江和黄河之间的一条大河。在过去近千年的反动统治下，淮河经常泛滥成灾，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害。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主席发出了修复淮河的指示，决心将其改造成为造福人民的河流。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及苏联专家的协助，经过三年的努力，对淮河进行了初步的治理，彻底改变了淮河的面貌。这本书向我们介绍了淮河泛滥的原因、淮河的地理环境和水文情况，以及过去三年改造淮河的主要工作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等内容。它还展望了淮河流域美好的未来。^[5]

主要论著信息来源：^[8]

胡焕庸的学术生涯跨越七十余年，他的所作所为对中国地理学和地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而卓越的贡献，他被公认为我国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胡焕庸教授的学生评）^[6]

胡焕庸是一位涉足文史地领域的大师，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丰富的著作。从实际影响力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胡焕庸线"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丁金宏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