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片

爱情片（Romanticmovie）又称为爱情文艺片，是以爱情为主要表现题材，并以爱情的萌生、发展、波折、磨难直至大团圆或者是悲剧性的离散结局为叙事线索的类型电影。它们通常以爱情的艺术表现为主要吸引力，以对爱情的追求和对爱情的阻碍产生的冲突为叙事的主要动力，通过表现爱情的绝对超越性来探讨爱情这一永恒的人类情感和艺术主题。^[1]

爱情电影诞生最初，是法国导演乔治·梅里爱和美国导演乔治·尼克尔分别于1899年和1911年相继拍摄了两个版本的《灰姑娘》 (Cendrillon)。1934年囊获五项奥斯卡大奖的影片《一夜风流》 (It Happened One Night,1934)的出现，才确定了爱情片的基本叙事模式^[1]。中国的爱情片发源于1921年的《海誓》，^[3]30年代末到40年代，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以悲剧题材的爱情片居多；^[3]21世纪以来，除了贺岁爱情片外，另一个明显的爱情商业片类型化创作的标志当属“情人节电影”。^[3]

爱情片可细分为剧情、喜剧、惊悚、爱情及奇幻类。^[2]无论什么现实的表现，爱情片无疑是类型电影中最为持久与多变的类型之一。^[1][4]在新世纪不断壮大的主流电影中，爱情电影将意识形态诉求与爱情传奇整合在一起，构成了艺术话语和大众娱乐话语的双重表述。爱情叙事的深层结构，勾勒出当下中国主流电影的爱情意识的价值观、道德观与伦理观。^[2]

在电影诞生最初的年代里，法国导演乔治·梅里爱和美国导演乔治·尼克尔分别于1899年和1911年相继拍摄了两个版本的《灰姑娘》 (Cendrillon)。同时期，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et Juliette，1912)也被反复搬上荧屏。然而，此时的爱情片无论是在爱情表现上还是人物性格塑造上都比较简单，并未产生较大影响。直到1934年囊获五项奥斯卡大奖的影片《一夜风流》 (It Happened One Night,1934)的横空出世，才确定了爱情片的基本叙事模式。在之后的好莱坞电影黄金时代，又相继诞生了《魂断蓝桥》 (Waterloo Bridge，1940)、《卡萨布兰卡》 (Casablanca，1942)、《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1945)、《罗马假日》(RomanHoliday，1953)等影片，这一个个耳熟能详的片名都成为了当代电影史上不朽的经典之作。^[1]

20世纪80至90年代，《佩姬苏要出嫁》 (Peggy Sue GotMarried，1986)、《月色撩人》 (Moonstruck，1987)《人鬼情未了》(Ghost，1990)、《风月俏佳人》 (PrettyWoman，1990)、《西雅图夜未眠》 (Sleepless in Seattle,1993)、《泰坦尼克号》《天使之城》 (City ofAngels，1998)等爱情片亦是影响深远、流传甚广。进入21世纪，凭借《冷山》(Cold Mountain，2003)、《幸福终点站》(The Terminal，2004)、《情人节》 (Valentine’sDay，2010)、《在云端》(Up in the Air，2009)、《乌云背后的幸福线》(Silver Linings Playbook，2012)等影片的成功，好莱坞继续为世人提供浓郁的爱情香料。^[4]

除了好莱坞，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爱情片也是星光闪耀，如英国的《简爱》 (Jane Eyre，2011)、《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1981)，澳大利亚的《钢琴课》 (The Piano，1993)，意大利的《云上的日子》(Aldila delle nuvole，1995)，日本的《情书》(Love Letter，1995)，韩国的《八月照相馆》(Christmas in August，1998)、《触不到的恋人》 (ALove Story，2000)等。^[4]

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爱情片发源于1921年的《海誓》，故事描写的是：一个名叫福珠的女子和穷画师周选青相爱，两人订立了婚约，并盟誓如将来负约，当跳海而死。后来，福珠被有钱的表兄诱惑，竟负前约与表兄结婚。当福珠和表兄在教堂举行婚礼之时，福珠忽然良心发现，逃离了教堂去找画师周选青，周选青拒绝了她，于是她跑去投海自杀，幸而周选青前去相救，最后两人终成佳偶。这一时期的电影，发展历程相对较短，对其艺术创作规律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发掘和纪录生活中的谐趣上，因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爱情片创作多带有喜剧色彩。除此之外，像《劳工之爱情》 (1922)、《马路天使》 (1937)等也是这一时期爱情喜剧片的代表之作。^[3]

到了30年代末到40年代，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相继爆发，深处民族危亡、战火连天的时代背景下，个人的爱情亦难圆满，与之相应的是出现了《不了情》(1947)、《小城之春》 (1948)等悲剧题材的爱情片。前者说的是女教师深深爱上了男主人，然而为了不破坏他的家庭，最终然离去，后者则描绘了一段纠缠于情感欲望与道德伦理间的三角情，结局依然是以第三者的离去来捍卫传统道德和伦理。^[3]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和爱情相关的电影只有《刘巧儿》(1956)、《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1959)、《五朵金花》 (1959)、《李双双》 (1962)等寥寥几部，其创作主题也仅仅是以爱情故事为线索，表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以及对作为主人公的各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赞美。^[3]

再这后的“文革”时期，个人情欲更是被极左的政治运动所压制，甚至被视为资产阶级遗存，《红灯记》 (1971)、《沙家》 (1971)等样板戏呈现的是一种无爱情的价值观，男女间的情感纠葛与婚恋曲折也消失殆dài尽。这种禁铜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伴随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爱情片开始解禁。1979年出现了影片《归心似箭》 (1979)、《她俩和他俩》(1979);时隔一年后，黄祖模导演的《庐山恋》 (1980)获得了极大成功，影片也重启了国产爱情片的大幕;紧接着《天云山传奇》 (1980)、《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1981)、《如意》 (1982)、《大桥下面》 (1983)、《人生》(1984)、《邮缘》 (1984)、《良家妇女》 (1985 年)、《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 (1986)、《湘女萧萧》 (1986)、《给咖啡加点糖》 (1987)、《红高粱》 (1987)、《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1989)等影片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并在当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由于长年的思想禁锢gù，电影创作者们对爱情片的创作热情在这一时期被充分释放，从而使爱情片在创作数量上呈现出井喷之势，其创作意图上也大多隐含了对“文革”的控诉和批判，进而缅怀失去的宝贵时光并开始呼唤人性中的自我表达。^[3]

纵观之前的中国电影，我们可以发现，尽管诞生了不少与爱情相关的影片，但描写纯粹意义上的爱情的影片并不多见，大部分影片都夹杂着历史、政治等爱情之外的主题，爱情故事又往往被借用来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这无疑与纯粹化的爱情片产生了矛盾，毕竟在纯粹意义的爱情片里，情节主要聚焦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发展过程，即使有宏大的战争、灾难、历史变迁等元素，也往往只是作为爱情故事的背景或主人公炽热爱情的障碍而处于陪衬地位。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产爱情片总在承担思想教化的任务，将影片故事赋予更多的社会内涵。”^[3]

21世纪以来，除了贺岁爱情片外，另一个明显的爱情商业片类型化创作的标志当属“情人节电影”。1997年，香港著名导演许鞍华的《半生缘》(1997)在内地上映，开启了情人节上映爱情片的先例。面对其取得的高票房收益，内地电影人认识到了情人节市场的巨大潜力，并迅速接起“情人节电影”的大旗，为情人节档期量身定做影片。于是像《说好不分手》 (1999)、《谁的谁心疼》 (2000)、《一见钟情》 (2000)、《那时花开》(2002)等系列影片都在情人节推向市场。这些影片大都选择帅哥靓女级别的偶像明星，然后给其赋予爱情类型片的结构元素，推出后自然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但真正让“情人节电影”深入人心的当属《周渔的火车》 。该片由孙周执导，力邀梁家辉和巩俐出演，并在前期宣传和媒体炒作上下了较大功夫，吸引了大批观众进入影院，同时也确立了情人节电影档期的市场地位。2004年的《恋爱中的宝贝》 (2004)以同样强大的制作班底和明星阵容再次将情人节电影推向高潮。此后几年，《美人依旧》 (2005)、《情人结》(2005)、《上海伦巴》(2006)、《失恋三十三天》 (2011)、《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2015)等影片陆续在情人节上映并取得了成功，情人节档期也成为继贺岁档之后最重要的电影档期。随着影片的增多，单纯的情人节档期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于是在此基础上近几年又出现了“白色情人节电影”“七夕情人节电影”等档期。^[3]

此外2010年后最为火热的影片还包括青春爱情片，此类型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2013，《匆匆那年》 (2014)、《同桌的你》(2014)、《左耳》 (2015)等影片为代表。在表现策略上，它们往往以爱情和怀旧为核心，通过标签化的青春符号，写意性地对过往时空进行重构，再通过相似的故事情节设置完成对人物群像青春成长的再现。^[3]

随着青春爱情片的发展，慢慢开始融入各种节日档期电影，最明显的就是情人节，是情侣表达爱意的日子。随着中国电影院、银幕数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情侣在情人节约会时，会选择走进电影院看电影。近年来，无论是西方的情人节，还是中国的七夕节，两个情人节档期正在逐渐形成规模，也培养了一批情侣观众。^[5]

早年时，电影市场只有暑期档概念，没有单独分出一个七夕节档期。直至中国电影市场井喷之年2015年，杨颖、倪妮主演的《新年大作战》定档七夕节(8月20日)开启了影片定档七夕节的先河。之后，2018年七夕节(8月17)上映了《欧洲攻略》，2019年七夕节(8月7日)上映了《使徒行者2：谍影行动》。^[5]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当年7月20日中国内地电影院才开始有序复工。影院刚刚复工时，大多数上映的是一些经典老片和小体量、小成本影片。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观众的观影情绪和欲望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培养和调动。当年七夕档，爱情片《我在时间尽头等你》《荞麦疯长》《小妇人》登陆大银幕。其中最大的赢家，当数李鸿其、李一桐等人主演的《我在时间尽头等你》，此片最终斩获5.05亿元的总票房。^[5]

纵观2017到2021年爱情电影发展的类型特点与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当下爱情电影呈现类型建构的多类型融合杂糅róu、与社会现实问题相勾连爱情的绝对超越性和突出性地位受到挑战等特征，但整体质量有待提升、档期依赖比较明显、下沉特征突出。^[6]从猫眼研究院发布《国产爱情电影数据洞察》来看，中国国产爱情电影在经历两大黄金时期之后，市场总值和单片票房遇到挑战，影片“剧情”“真实感”等关键词受到观众关注，市场急需打破“同质化”困局。^[7]

2022年，国内首份聚焦爱情电影的专业调研报告《中国爱情电影调研报告(2021)》于第三届庐山国际爱情电影盾期间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此间爱情电影观众年轻化趋势明显，统计显示有112部、31.5亿元，爱情电影呈现出上映数量基本稳定、票房产出波动下降的特征。^[6]通过对2011到2022年国产爱情电影市场进行了纵向盘点，从数据可以看到，12年间国产爱情电影经历两大黄金阶段，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的突破期。^[7]

爱情片可以说是电影艺术中最富美感的一类,无论是《雨中曲》 (Singin’inthe Rain，1952)中唐的雨中起舞，还是《泰坦尼克号》中杰克和露丝的船头飞翔，都彰显了电影艺术浪漫多姿的一面。在东方的爱情片中，这种美感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诗意化的意境。诗意化不但是诗歌、绘画等艺术形式所追求的品味形式，也是电影艺术不可或缺的意境表达。因此，在影视作品中常常追求用最简练、最传神、最生动的视听语言，来打造诗一般的画意、诗一般的情怀、诗一般的故事，从而使观众获得浓郁的审美情趣。^[8]

其他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小时代》系列、《同桌的你》《栀子花开》 (2015)《左耳》等青春爱情片则更强调一种清新朦胧的诗意。此类影片在叙事上多以成长主体为核心视角，以主人公的爱情、友情经历为线索，穿插树荫间洒下的余晖、环形跑道上轻快的身影、宿舍内带着些许杂乱的生活气息，以唤起年轻观众的情愫，结尾则往往以错过或是遗憾收场，印证了诗词里经常寄托的离别相思之意。除了故事和画面风格之外，爱情片里的对白也常常。是极富诗意和韵味的，它们或含蓄或直白，或激情或平淡，却都能让无数人感同身受，并成为他们在内心反复念叨的故事。比如《开往春天的地铁》《苏州河》 (2000)《廊桥遗梦》。^[8]

尽管爱情片里的台词也常常被人诟病有造作的成分，但却能将观众变成独白者唯一的听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并让观众在剧情中找到内心深处的自我。现代社会里，对纯美爱情的讲述不仅是对传奇的向往，更是对逝去的纯真年代的追忆缅怀。当残酷现实中越来越不可能产生传奇、爱情的面目日益变得千疮百孔时，银幕上的传奇带着观众重温理想，回味感动。总之，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将一遍遍被光影书写，重复着人们对纯真情感的渴望和向往。^[8]

传统的爱情片的主要故事情节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经历，它旨在为观众展现一个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以期让观众在追随主人公的心理变化中获得审美快感。其在叙事上受到古典文学的影响较深，矛盾的障碍大多来自传统的思想、门第的偏见、时代的局限或是天灾人祸。此种叙事模式以东方的“梁祝”以及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代表，表现为“彼此相爱的男女由于受到阶级差异、家族矛盾、父权意志、天灾人祸等外部条件的阻碍而进行激烈抗争，最终结合或通过死亡来获得灵魂上的“结合’”，以此模式来作为叙事策略的通常称为古典叙事模式。采用古典叙事模式的爱情片，其目的在于“张扬人性自由，歌颂青春与爱情，同时批判与之相左的非人性的等级制度、阶级压迫、门弟观念等”。^[9]

在现代爱情片里叙事模式发生了变化，即男女主人公并非一见钟情，而是在共同经历了诸多事情后才确认彼此相爱。其矛盾的设置并非来自外力干扰，而是更多地转向自我，个体对于爱情的态度、追求方式和性焦虑成为叙事的动因。许多影片甚至为了增加戏剧效果，故意设置男女主人公在影片开始时互相嫌弃，但是当二人不得不因为某些原因被捆绑在一起并共同经历磨难后开始了解对方最终确定对方才是真爱。这种现代叙事模式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阻碍来自自身的思想和观念，整个叙事过程就是主人公发现内心并寻求真心的恋爱旅程。类似的影片有《西雅图夜未眠》《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Four Weddings andaFuneral，1994)、《电子情书》 (You’ve GotMail，1998)、《非诚勿扰》《失恋三十三天》《北京遇上西雅图》等。^[9]

传统叙事模式和现代叙事模式的差异与时代背景和社会主流意识的转变密切相关。前者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基本的叙事动力来自人的自由意志与社会规范、集体利益、社团价值之间的对立，人的内在价值需要通过爱情的胜利来肯定。在现代后工业社会，等级制度、门弟观念、父权意志不再是主流的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导致的“人的孤独”转而成为大众关心的话题。因此，社会状态的变化导致爱情片的模式也逐渐由古典叙事模式转为了现代叙事模式。这一转变的原因，则是由于新时期的爱情价值基础由“忠诚”过渡为了“信任”^[9]

早期的爱情片，受传统思想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主人公均以绝对“忠诚”的价值基础为核心，捍卫爱情，捍卫伦理道德。^[9]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转型状态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各种新观念、新思潮都在冲击和颠覆着现代人的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整个城市灯红酒绿，却让人觉得陌生，甚至极度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于是，“个人主义的自我保护机制使得个性张扬、独立自我的人们不愿意受到某种固定关系的束缚，但又期望在某种关系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因此，两者的对立矛盾使都市人开始对爱情产生深度怀疑，以往“爱情至上”的观念在逐渐瓦解，爱情的价值基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动摇。越来越多的爱情片开始执迷于爱情的“信任”旋涡中，由此也滋生了诸多普遍性、社会性的问题。^[9]

其他如《我爱你》 (2003)、《绿茶》 (2003)、《大城小事》 (2004)《独自等待》(2005)、《阿司匹林》 (2006)等影片也展现了年轻人对爱情的追寻、迷茫和困惑。《一声叹息》 (2000)、《手机》 (2003)、《夏洛特烦恼》 (2015)等影片则聚焦中年人的情感生活，引发人们对情感与理智、任性与守矩的深入思考。^[9]

由此可见，现代爱情片更多的是在反映当下社会转型期，由于爱情价值基础的转变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由于人与人之间较难得到相互“信任”，因而不得不寻求物质、道德和情感等因素的捆绑，并以此来衡量彼此，只是此中的爱情价值观却始终是模糊的。^[9]

不管是在表现现实爱情还是虚构爱情的影片里，男女主人公总会遭遇许多阻碍，而爱情片的基本主题是爱情至上，即用爱情的力量来超越一切社会矛盾和现存的价值观，因此在不同的影片里，爱情在与阻碍力量抗争的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结局。爱情或许是无坚不摧的，它能够战胜经济和地位的差别、家族的偏见以及常规伦理等一切阻碍，收获皆大欢喜的浪漫结局；爱情或许是悲情的，它在与层层阻碍进行抗争后，最终不得不以生离死别为结局，这种爱超越时间和生命，绵绵不绝，而以悲剧结尾又使得爱情愈发永恒且彰显出独特的艺术感染力。^[10]

作为类型化的片种，爱情片的故事情节往往都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经历，一般包含了爱情的萌芽、发展阶段以及接下来的波折、磨难阶段，最终导致或团圆或离散的结局。在经典的好莱坞爱情片中，情节模式往往有着约定俗成的开端、发展、结局。开端往往是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坠入情网;发展阶段则是在交往的过程中与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层层阻力进行顽强抗争;结局要么是美梦成真，要么是赔然离别。^[10]

这一沿用多年的情节模式虽然看起来陈腐庸俗，但却对观众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同时也是许多商业类爱情片最常用的情节模式。^[10]

在传统叙事模式的爱情片中，爱情往往要承载来自周围的诸多压力，因此人物形象多被设定为坚守爱情的痴情男女，他们爱得无怨无悔，至死不渝。此类形象如《魂断蓝桥》中的玛拉和罗伊，《泰坦尼克号》中的杰克和露丝，《人鬼情未了》中的山姆与莫莉，《云水谣》中的陈秋水和王碧云，《理发师》中的路平和宋嘉怡，《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父亲”和“母亲”等，他们是完美爱情的诠释者和代言人。这类影片往往将故事背景设定为过去时空，在讲述爱情传奇的同时表达着对纯真爱情的向往。然而，此类人物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却显得过于理想化。反观现代题材的爱情片，主人公大都为社会中的普通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稳定的收入和一定的生活品位。他们既不受制于封建礼教，亦无需背负国仇家恨，却依然被情感束缚，且在越来越自由的选择面前茫然失措。就像陈可辛在一次访谈中说：“从前的爱情，总是有种种的外来阻力，但是现在，当外界阻力没有了，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自身。”^[11]

爱情总会让人不禁设身处地地去遐想和体会,爱情片是电影市场上永不衰落的类型电影。^[16]

从精神分析范畴的“移情”作用是把对过去生命中一些重要人物的情感转移到目前所遇到的人，或者曾想从一些重要人物身上获得却未能如愿的情感需求，希望从目前的关系中得到满足。而作为电影欣赏机制的“移情”是指人的主观的感情移到客观的事物上,反过来又用被感染了的客观事物衬托主观情绪,使物人一体,能够更集中地表达强烈感情。“移情说”诞生于19 世纪的德国。最早把“移情”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提出来的是德国美学家费舍尔父子。父亲弗列德里希·费舍尔(Friedrich Visher)把移情作用称为“审美的象征作用”,说这种作用就是“对象的人化”。在爱情片的欣赏过程中，观众在黑暗的影院中，似乎化为荧幕上的男女,一起经历爱情的考验和洗礼。^[16]

爱情片还给观众提供了一次关于爱情的抉择，对爱情的描摹离不开爱情、婚姻、性和生存现实的探讨。这四者之间关系复杂,谁是谁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对此影视作品的创作者会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放到作品中,毕竟.爱情是人人都需要.也是人人都向往的。爱情片无疑为人们提供了无数个关于爱情的“蓝本”。以下我们将从时代背景、人物角色、满足幻想、情节冲突、物品隐喻五个方面探求爱情片中的“移情”和“共鸣”。^[16]

爱与恨，生与死，战争与和平，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自电影诞生以来，无数摄人心魄的爱情传奇在上演，无数感天动地的恋歌在谱写。因为爱情是永恒的，电影人拍摄爱情电影的热情亦是永恒的。^[17]

因此，爱情片是一个源远流长而永不衰落的电影类型。它永恒的魅力来自于人们对纯真爱情的永恒向往。在电影诞生成长和成熟的年代里，人们经历着不同于以往的困境，忍受着不同于祖辈的焦虑。这些人走进电影院，看到银幕上似曾相识的困境和焦虑有了象征性的解释，而这种面对爱情、性、婚姻的困境仍是今天人们不时要面对的道德难题和生活抉择。因此，植根于生活的爱情素材源源不断，电影人创作爱情片的动力也源源不断。^[17]

在中国，电影虽然是舶来物，但也慢慢成为了艺术创作者抒情和反思的主要载体之一。在早期的中国爱情电影当中，创造了很多经典的形象。1937 年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中，那个虽身处底层但仍然坚持追求爱情与幸福的美丽女子小红，一首“天涯海角觅知音”仍然余音绕梁。1949 年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中“发乎情，止乎礼”纠结无奈充满情感欲望与伦理道德冲突的妻子周玉纹，在废旧城墙边远眺凝望的背影依然鲜活生动。早期的爱情之于电影，已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个人情感，而是一个时代缩写，最直接的表达着当下社会的意识形态。纵观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曾经淡出国内电影市场的爱情电影，正在前赴后继地重新回归大银幕，在新世纪这一时期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的特征。可是，经典的桥段,典型的人物形象，动人的情感互动，好像都消失不见了。社会转型期男女价值观的变化深深影响着爱情电影的创作，浮华炫丽的城市喧嚣掩盖不了人们内心的寂寞。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不能在电影中引起共鸣反而引来骂声一片。^[17]

对新世纪背景之下的国产爱情电影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仅是爱情片作为电影类型一个最主要组成部分的必然要求，更是现代社会爱情意识观念建构的重要途。^[17]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世界电影对中国电影越来越显而易见的影响，爱情电影逐渐成为最受电影创作者青睐的题材之一。近几年，国产爱情电影平均每年出品30 部，而且票房成绩喜人。《爱情呼叫转移》在 2007 年影市较为低迷时期便获得了3 千万票房;冯小刚导演的《非诚勿扰》从 2008 年第一部的 3 亿，至 2010 年第二部的 4.2 亿;2009 年暑期档的《非常完美》票房 1.1 亿元:2010 年的《杜拉拉升职记》则以不到两千万的投资成本创下了 1.2 亿元的票房佳绩;2011 年张一白导演致敬电视剧之作《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收入 2 亿票房:同年在传说中的“圣光棍节”上映的《失恋三十三天》，以仅 890 万的投资，在与《丁丁历险记》等好莱坞大片相撞的情况下取得了 3.5 亿元的票房成绩，刷新了电影的投资回报率，改写了国产小片遇到好莱坞大片必成炮灰的历史纪录，甚至有望改写中国电影的投资模式。这些都说明国产爱情电影占有绝对的观众群和电影市场份额。进入 2013年，“奇迹”再次上演，《北京遇上西雅图》以超五亿的票房刷新了国产爱情片的票房纪录，口碑也一路飘红。低投入，高回报率，必然使爱情片成为电影人越来越重视的类型。但是，在部分申影票房乐观的同时，绝大部分的国产爱情片欠缺口碑，票房惨淡。国产爱情片面临的尴尬处境让人担忧。因此，系统全面的对新世纪以来国产爱情的审美价值进行研究，同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