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

民国四公子指的是民国初年，京津沪的上层社会对当时四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豪门子弟的合称。不过，四公子所指何人，说法不一，若把各种版本的四公子加在一起，有八九位之多。^[8]

最早提出“民国四公子”概念的人是报社记者包天笑。1924年9月15日，他在《晶报》以“曼妙”笔名发表文章，^[9]称：“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孙文之子孙科、卢永祥之子卢小嘉，这四位公子，帮着他老太爷，正在出风头的当儿，而且都是反直派。”^[10]1931年社会舆论开始产生分歧，张孝若、袁克文开始出现在四公子之列，报纸上也有人把袁克文、张学良、张伯驹、卢小嘉称为“民国四公子”，作为“洋场名士”盛传于上海。^[7][10]根据不同的排列组合，出现不同版本的民国四公子，此外还有袁克文、刘仲迈、伍朝枢、唐榴；张学良、卢小嘉、段宏纲、方达智；李壮飞、张学良、卢小嘉和张孝若等较为生僻的版本。纵观1938年到1940年的多份报刊，多推段宏业、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为四公子。^[10]

这些人物因风月艳闻和家世背景而闻名，开始以四公子之名盛行于上海时，被人讥笑其风情浪荡。^[7]传到北京之后，说法有所改变，变成了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由于张学良后来的形象改变，以及在流传中以溥侗置换了卢小嘉，“民国四公子”的称谓便发生了由贬义而到褒义的变化。^[7]而张伯驹也曾提出三种说法：一、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二、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张孝若；三、溥侗、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1]期间，虽然民国四公子的具体人选有所不同，但张学良、袁克文、张伯驹、溥侗等人均被广泛认可为民国四公子的代表。^[2]

最早提出“民国四公子”概念的人是报社记者包天笑，1924年9月15日，他在《晶报》以“曼妙”笔名发表文章，将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孙文之子孙科、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并称为“四位公子”。因包天笑发文时适值齐燮元与卢永祥江浙战事初起（1924年9月初）继而引发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此前一年，曹锟以贿选担任总统职位，德不配位，引发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浙督卢永祥，与直系吴佩孚、冯玉祥联军对战。此前，张作霖、段祺瑞、孙文三方已结成三角同盟，张作霖曾秘密拨付段祺瑞巨额军事活动费，由后者将部分资金转给冯玉祥以示拉拢。这场战争终以冯玉祥阵前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吴政权而收尾。因此民国四公子概念的提出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相贴合。^[10]

1924年12月17日，《时报·小时报》重述包天笑版本，并在此基础上增加黎黄陂。此后，1930年《铁报》刊文“素衣”《四公子》、1934年《风月画报》刊文“实翁”《古今之四公子》、1958年中国香港《工商日报》刊文“春痕”（刘麟生）《卢公子暗恋坤伶》都将卢小嘉与段宏业、孙科、张学良并列为民国四公子。^[10]

除去包天笑版本的说法外，1931年4月6日，《金钢钻》刊出“佩珍女士”《拟以袁刘伍唐为最近四公子议》一文，称：“最近，世禄之家，成就复不逊于古人”，并推翻包天笑版本，另将袁克文、刘仲迈、伍朝枢、唐榴四人列为民国四公子。同年5月《小日报》“龙居士”《所见略同之张汉卿与张孝若》将张学良、张孝若、卢小嘉、段宏业列为四公子，张孝若开始出现在其中。7月6日，《上海画报》“石翁”《谈四公子》承袭“佩珍女士”说法，将张学良、伍朝枢，孙科，唐榴列为四公子。^[10]

1931年，报纸上还出现几件风月艳闻：其一，袁克文死后风流、群妓送葬；其二，张学良迷恋舞女，置军情于不顾；其三，是张伯驹在上海与潘妃热恋、虎穴夺姝的事；其四，是上海有个卢小嘉，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公子吃喝嫖赌，洋场驰名，那年他正恋上一个叫袁慧燮的“青岛美人”，同居于上海愚园路的西园公寓。报纸新闻加上这四个人父亲都是风云人物的背景，于是有人又把袁克文、张学良、张伯驹、卢小嘉称为“民国四公子”，盛传于上海。^[7]

《社会日报》（1933年）刊载“徐行”《四公子》中，谈及四公子中，孙科的存在感逐渐走低，有被张孝若取代之势。1935年8月20日，《社会日报》刊“慕云”《四公子死生异路》中将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张孝若列为四公子，但这两篇文章中对于卢小嘉等人物的叙述存在诸多谬误。^[10]1935年10月17日晚间，张孝若在寓所中被老仆枪杀，年仅37岁。次日的《社会日报》刊有“逸鱼”的追踪报道。^[11]1939年，《新申报》“湘楼杂写”专栏中将张学良、张孝若、卢小嘉、冯庸列为四公子。^[10]

纵观1938年到1940年的多份报刊，多推段宏业、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为四公子。^[10]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民国公子不过就是“洋场名士”，近乎于鲁迅所说的那种跑到上海洋场来的“才子”。^[6][7]除上述外，还有张学良、卢小嘉、段宏纲、方达智（1949年《力报》所刊“吴稽之”《纪二十年来四大公子》）；李壮飞、张学良、卢小嘉和张孝若（1979年中国台北《传记文学》所刊叶林枋《关于胡若愚其人其事》）等较为生僻的版本。^[10]

四公子的说法传到北京之后，又有所改变。北京是一个文化古都，而不是上海的“十里洋场”。后来北京的说法，四公子为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张伯驹《补注·九四》诗提到的“两将军”：一个“辽东”，指张学良；一个“红豆”，即溥侗，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别号“红豆馆主”，世袭镇国将军。“双词客”：一是袁克文，一是张伯驹，二人都喜好填词，又都是戏曲票友，克文号“寒云”，伯驹别号“冻云楼主”，故曰“双词客”“号二云”。^[7]

张伯驹曾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这样说：“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袁克文)，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张伯驹实际上是提出了民国四公子的三种说法：一、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二、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张孝若；三、溥侗、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1]

张学良的身份与另外三人（袁克文、张伯驹和溥侗）并不相同，虽然也在风月场上驰名，但他毕竟属于军政界的人物，更多为世人所关注的是他的政治行迹。随着张学良的政治声誉的变化，也使“民国四公子”的含义在人们心目中发生着演变。由于张学良后来的形象改变，以及在流传中以溥侗置换了卢小嘉，“民国四公子”的称谓便发生了由贬义而到褒义的变化。^[7]期间，虽然民国四公子的具体人选有所不同，但张学良、袁克文、张伯驹、溥侗等人均被广泛认可为民国四公子的代表。^[2]

张学良（1901年-2001年），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奉天省（今辽宁）海城人，生于台安县桑林，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之长子。^[12][13][14]

1928年6月，张学良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同年12月，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使日军很快侵占东三省。12月任国民党北平绥靖主任。1933年3月，热河省沦陷后，蒋介石、张学良受到全国舆论谴责，张学良代蒋介石受过辞职。1934年2月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1935年10月，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面对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12][13][14]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最终得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中国也由此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即被扣留、判刑，先后被囚禁于浙、赣、湘、黔等地。在1946年国共两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曾提出释放张学良，未获蒋介石同意。后国民政府撤往台湾之前，蒋介石于1946年10月将张学良转至台湾继续软禁，并限制人身自由。开始了后半生被囚禁的生活。他于囚禁中，由佛教改奉基督教，1964年受洗。^[12][13][14]

1990年起张学良才逐渐得以恢复人身自由。虽然恢复了部分人身自由，能到美国探访，但张学良想返回中国大陆探访东三省老家的期望，未能得到台湾政府的许可。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下午2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寿100岁。^[14]

袁克文（1890年-1931年），字豹岑，又作抱存，号寒云，小名招儿，出生于朝鲜汉城（今韩国首尔），祖籍中国河南项城，袁世凯次子，其生母金月仙是朝鲜人。^[15][16]袁克文出生后，由嫡母沈氏抚养，娇惯恃宠，养成贵公子习气，从不认真读书，但聪慧过人。^[16]

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时，在家中设了学馆，请了扬州才子方地山、天津硕儒严修、名士董宾古等人为家中孩子教授学识，在这些文人的教导下，袁克文学业进步很快。十五岁开始，袁克文就读于天津北洋客藉学堂，孙师郑任监督。^[17]在众多老师中，袁克文受方地山影响最大，两人脾气、秉性、爱好都大致相同，最后还结为了儿女亲家。^[18]袁克文在十六七岁时，慈禧太后为笼络袁世凯想指婚给袁克文，袁世凯为了推脱，匆忙挑选了一个天津补道刘尚文的女儿刘姌（字梅真），让两人成了亲。^[19]成亲后的袁克文并没有一心一意与妻子生活，生性风流的他陆续娶了多位侍妾，包括薛丽清、小莺莺、情韵楼、小桃红、唐志君、于佩文、亚仙、眉云等等。^[20][21]

1912年，因有流言提及袁克文与他父亲的一个妾，袁克文为避嫌去了上海。在上海他以“大”字辈的身份加入了青帮，拜了兴武六帮老大张善亭为师，并陆续收了16位徒弟。^[22]1915年，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对此袁克文持反对意见，但他一个人的意见并不被重视，1915年秋天，郁结之中的袁克文泛舟昆明湖时写下了两首七律，以感怀时事。大名士易顺鼎看到后非常欣赏，将两首合并为一，命名为《感遇》。这首诗在反对帝制的人中流传很广，袁克文兄长袁克定得知这件事后告知了袁世凯，袁世凯一怒之下将袁克文软禁在北海中。^[23][24]1916年，其父去世后长居于上海。1931年3月22日，袁克文因患猩红热病逝于天津两宜里宅，享年41岁。^[15][25][22]

袁克文生前并未过多参与政治活动，主要活跃在文人圈子中。其主要作品有介绍古钱币的《泉简》、1914年刊行的诗文合集《寒云诗集》、词作合集《洹上词》，以及1920年连载于上海《晶报》记录其在辛亥革命期间所见所闻的《辛丙秘苑》等。^{[25][26][27][28]}

张伯驹（1898年-1982年），原名张家骐，字丛碧，别号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29]

张伯驹7岁入私塾，9岁能诗文。1916年，张伯驹进入袁世凯的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毕业后先后在曹锟、张作霖、吴佩孚部下任职，还在盐业银行中挂了个常务董事，但担任的都是名誉性职务。^[30]

张伯驹一生酷爱京剧，前半生一掷千金学戏、票戏，成为名票。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邀请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等名伶组织北平国剧学会，出版了具有学术价值的《国剧画报》《戏剧丛刊》等期刊，筹办国剧传习所，培养出像刘仲秋、郭建美等许多有水平有文化的京剧演员，张伯驹曾多次与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等京剧名宿同台演出。1937年，恰逢张伯驹40岁整寿，余叔岩提议，齐集当时的名伶与张伯驹合演一出京剧：全部《空城计》。主角诸葛亮由张伯驹担纲，而所有的配角皆是当时菊坛上最顶尖的人物，包括余叔岩王平，杨小楼马谡，王凤卿赵云，程继先马岱，钱宝森张邰，郭春山、王福山两位名丑的老军，名票陈香雪的司马懿。^[30]

1947年6月，张伯驹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1956年，张伯驹加入民革，任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30]同年，张伯驹与夫人潘素将其一生收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黄庭坚《诸上座帖》等价值连城的珍贵书画无偿捐献给国家。^[1]

从1962年起，张伯驹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第一副馆长，“文革”中遭到迫害和诬陷，周恩来总理得悉后，指示有关部门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晚年张伯驹还担任过中国书协名誉理事、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许多社会职务。1957年，张伯驹被划为右派。1982年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30]

张孝若（1898年-1935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本名怡祖，以字行，又字潜庐，著名商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之子。^[31][32][33]

张孝若是张謇的独子，张謇对其管教严格，倾注无限心血。张孝若6岁起，由日本人森田政子任其家教，8岁进入南通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并由名士张景云课读，1913年小学毕业后，张孝若到德国人办的青岛大学中学部及上海震旦大学求学。191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次年张孝若自美国游学回国后，在南通创设自治会，希望以全民自治的模式经营南通。1919年，张謇创淮海实业银行，张孝若任总经理。此后，张孝若又任南通学院院长、大生纱厂董事长、大达轮船公司总经理、淮南各盐垦公司常务董事长等职。1922年6月，张孝若作为北洋政府所派专使对英美法等10国进行实业考察，后将所见所闻整理成30万字的《考察欧美日本十国实业报告书》，以《张孝若演说稿》出版。^[34]回国后，他被任命驻智利国公使。1926年，张孝若担任扬子江水道委员会会长。1926年8月张謇逝世后，张孝若继承先志，承担起经营建设南通的重任；同时闭门谢客，搜集张謇一生的资料，整理、撰写，出版了《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张季子九录》。1935年10月，张孝若被旧仆吴义高误伤枪杀，年仅37岁。^[31][34][33]

爱新觉罗·溥侗（1876年-1950年），^[35]出生于中国北京，字后斋（一作厚斋），号西园，别号红豆馆主，“票界大王”^[注2]，“京朝派”昆曲代表人物，^[36][37]是四公子中唯一的少数民族和皇族。^[1]

溥侗生于清室宗亲家庭，是爱新觉罗·载治的第五子，人称“侗五爷”。1881年，载治卒，被封为镇国将军。^[38][39]自幼在上书房陪读，酷爱剧艺。因其在戏曲上的精深造诣，获得“票圣”“票界大王”的美誉。^[38][40]1907年，主持北京业余昆曲社团言乐社，使京朝派昆曲得以传承。^[41][42]1911年，他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巩金瓯》作曲。辛亥革命后，他将言乐社扩建为言乐会，成为清末时期具有影响力且规模最大的业余曲社之一。^[39][42]1927年，任“乐律研究所”所长。^[43]1929年，主持重组言乐会。^[42]1930年初，溥侗被聘为北京清华大学特别艺术导师，^[40]直至1933年离任。^[36]同年，受聘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38][44]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期间，在汪伪政权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38][43]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列入汪伪汉奸审判者之列入狱，后改监外执行。^[45][38]1950年8月9日，病故于上海，安葬在昆曲发源地苏州的灵岩山。^[35]

卢筱嘉又名卢小嘉，^[46]是民国时浙江都督卢永祥的儿子。^[47]

由于卢筱嘉之前在上海大舞台与黄金荣产生了冲突，黄金荣被捉入淞沪督护府，严刑拷打，黄金荣把这件事视为生平最大的屈辱，始终不能释怀。卢永祥被罢免之后，许多黄金荣的徒弟都以黄金荣的名义向卢筱嘉报复，卢筱嘉为了躲避他人的报复，回到山东与“青岛美人”之称的袁慧燮成婚。1946年左右，卢筱嘉与夫人搬到了台湾，之后在台湾做进出口生意，1960年代末卢筱嘉在台湾去世。^[48][49]

段宏业，安徽省合肥市人，^[50]为北洋军阀、民国初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之长子，^[51]善围棋。^[52]

段宏业1887年出生，^[53]早年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时才回到段祺瑞身边。^[54]后在保定陆军学堂就学，但因体弱多病而退学。^[55]之后在陆军部执法处挂名提调，但基本不上班。^[54]20世纪20年代前后，段宏业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3]他与“太子派”诸人也是段祺瑞的幕府。^[56]1927年后，他由政转商，任山西正丰井陉矿区总经理。^[52][57]1933年段祺瑞南下上海时，段宏业仍住天津负责打理段家在北方的企业。^[58]他一生娶了九个老婆，生三子二女。^[54]新中国成立初，段宏业在天津病故，归葬合肥祖坟。^[56]

孙科（1891年10月20日-1973年9月13日），字哲生，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现广东省中山市南朗街道翠亨村），孙中山长子，原国民党重要官员之一。^[59][60]

孙科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因父亲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孙科随母亲前往美国檀香山投奔伯父孙眉。在檀香山读书期间孙科加入同盟会，进行革命宣传。辛亥革命成功后，孙科回到中国，三任广州市长，积极主持广州的市政改革，使广州成为同时期城市管理的典范。1928年起，孙科先后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铁道部长和交通大学校长等，主持修筑粤汉、陇海铁路。1931年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孙科当选行政院院长进行组阁，但因为难以在职位上展开工作，仅25天便提出辞职。1933年，孙科改任立法院院长，期间主持修订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五五宪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科促成《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后多次出访苏联达成贷款协议，得以向苏联购进武器支援抗战。1947年，他任南京国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他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落选，后再度出任行政院长。^[61]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孙科未跟随蒋介石前往台湾，而是先后避居香港、美国等地。直至1965年10月抵达台湾，先后任“总统府”资政、“考试院”院长。1973年9月13日，孙科因突发心脏病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享年83岁，葬于阳明山双重溪墓园。著有个人回忆录《八十述略》。^{[59][60][62][63][64][65]}

民国四公子中，张伯驹的词受当代文坛看重，此外袁克文、溥侗的诗文述作，亦见诸报刊，张学良也曾有诗作流传。袁克文、张伯驹、溥侗三人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他们做文言文、旧体诗词、演旧戏，还去搜寻和保护文物，成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7]其中，张伯驹在1956年与夫人潘素将其收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黄庭坚《诸上座帖》等22件藏品无偿捐献给国家，并把故宫给予的奖励购买了公债。^[30]

作家、教育家宋振庭在挽联中评价张伯驹：“爱国家，爱民族，费尽心血一生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重道义、重友谊、冰雪肝胆赉志念一统，豪气万古凌霄！”^[66]

张伯驹在《洹上词》的序中对袁克文的文采给出了高度评价：“寒云词跌宕风流，自发天籁，如太原公子不修边幅而自豪，洛川女神不假铅华而自丽。”^[67]

作家李自存在自己的著作《风流公子袁克文》中评价袁克文：“他（袁克文）聪颖敏慧，，才华横溢，诗词文章、书法楹联，样样精通。他读书过目不忘，真乃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他把自己完全置身于‘自由世界’，无拘无束，把他的家庭，他生活的这个社会，都抛到一边，他有自己的生活信念和独特的生活方式。”^[68]

北京晚报评价溥侗：溥侗精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下笔不事雕琢，有书卷气，淡雅有味，一笔一画间，流露出自我性情。民国许多著名的京剧演员都出身清宗室，溥侗影响最大，是民国以来戏曲票友中造诣最深、名望最高的一位。“侗五爷”之名一方面来自其在家中排行第五，另一方面则更为重要，正源自他的才，他对京剧的痴迷，他对艺术的深耕与推广。^[69][70]

中国近代史大家唐德刚先生评价张学良：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71]

孙科去世后，蒋介石于次日下令治丧时称孙科“为革命元勋，器量恢弘，才识远大，力行三民主义，学术造诣渊深”。^[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