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成王庙

武成王庙，简称“武庙”，旧称“太公尚父庙”和“太公庙”，是祭祀周太公吕望（姜子牙）的庙宇。该祠庙由唐玄宗建立，废止于明太祖洪武年间^[1][2]。

唐朝时期，唐玄宗为了表彰历代名将便设置了用于祭祀的庙宇，名为“太公尚父庙”^[1]。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姜子牙被封为武成王，太公尚父庙也改名为武成王庙。庙内以周朝开国太师姜子牙为主祭，仿照文宣王的从祀规则，选择历代良将十位作为十哲陪侍于武成王左右两侧，其中包括张良、白起、韩信、诸葛亮等^[1][3]。之后唐德宗时期，颜真卿建议将武成王庙中祭祀的名将增加至64人，其中包括关羽等人^[1]。宋真宗时期，姜太公被封为“昭烈武成王”，武成王庙又增设至72名将为从祀。到了元朝时期，武成王庙中的名将被剔除了一部分，但是依旧以姜太公为武庙主神，而只以张良、管仲等十人为从祀。与此同时，民间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姜太公的神话传说^[4]。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明太祖废除了武成王庙，并以吕尚从祀帝王庙^[5]。明朝时期，因武成王失去爵封，武成王庙被废止。^[6][7]

唐朝开创太公崇拜和武庙祭祀先河是大唐上下崇武的最主要体现，并与之兴起了一股以历史或当朝武将为载体的军功崇拜的文化潮流。太公庙始以张良配享，并置亚圣“十哲”配祀，武庙的祭祀体系自此形成，也标志着唐朝以太公信仰为代表的军功崇拜达到一个高峰。^[8]

武成王庙，简称“武庙”，旧称“太公尚父庙”和“太公庙”，是祭祀周太公吕望（姜子牙）的庙宇。^[1][2]中国古代起先尊崇孔子为文宣王，有文就应该有武。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姜尚起了决定性的将帅作用。《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姜尚“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于是，历史上就把姜太公作为用兵权谋的祖师爷。开元十九年(731年)，唐玄宗始建武庙一太公尚父庙。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尊姜太公为武成王，与文宣王并列，凡军队出师、朝廷命将等重大军事活动，都要祭告于武庙。就这样，从唐代开始，人们把辅佐周武王伐纣的姜太公列为武将之首。^[9]

吕望，即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别号飞熊，西周开国元勋，周代诸侯国齐国第一任君主，中国古代杰出军事家、政治家。四岳后裔，被周文王尊称为“太公望”，又称姜太公。先后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官至太师，在周朝的建立和稳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唐宋以前被尊称为武圣，著有《六韬》，被视为兵家之祖。^[10][11]

南北朝以来之旧士族门风多重文轻武，旧士族如此，而新兴的关陇集团成员特点本为出将入相、文武双全,观武德、贞观年间重臣,多半都可披坚执锐、为王前驱,但是随着承平日久,难免向慕旧士族之儒雅。久而久之,不论新旧贵族都逐渐丧失军事才能。^[7]

更甚一步的是,唐承隋制,大兴科举,其项目以文学为主,吸引当时知识阶层竞相以文学为能事。虽然科举入仕在唐前期只是入仕门径之一,但却是各种门径中最为人们所崇尚者。所以导致社会风气进一步转向重文轻武。到了武则天时期已经是“比为久属太平,多历年载，人皆废战,并悉学文”。这种现象造成兵员素质低下,不再是那种召之即来、来则能战的善战之士了。这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国家安全。^[7]

开元十九年（731年）时，唐朝朝廷欲改变社会重文轻武的现象，因此抬高周太公吕望的地位，设立太公庙。^[7]

民间对于周太公吕望的崇拜则日甚一日，观《隋书》卷34《经籍志》可知，截止到唐初，光是托名太公的兵书就不下十种。到了唐朝贞观年间，朝廷终于在传说中的吕尚钓鱼处——磻溪设立了太公祠，这是官方祭祀太公之肇始，但是仍然未见有特别崇重之处。^[7]

开元十九年（731年），《大唐开元礼》即将修成之时，文武双修作为国家大礼不可偏废，玄宗有诏于两京各置太公庙一所，“置齐太公庙，以张良配，太常卿及少卿、丞充三献官”。由此周太公吕望正式成为国家大典的祭祀对象。天宝六载（747年）以后，乡贡武举人贡送到尚书省，先要谒yè太公庙。乾元元年（758年），太常少卿于休烈奏“请以张良配汉祖庙”。乾元三年（760年）闰四月十九日，唐肃宗御明凤门，大赦天下，改元上元，同时追封周太公吕望为武成王，依文宣王例置武成王庙，“择古今名将，准文宣王置亚圣及十哲等”，意在提高武人、武举的地位。祭祀时间为二月、八月的上戍日，即上丁日祭祀孔庙的次日，时间相当，以示相同，于是在国家礼典中周太公吕望第一次与文宣王孔子平起平坐。^[7][12]

由于开元十九年（731年）敕择古今名将配武成王庙的命令没有最终确定，建中三年（782年）闰正月二十五日，礼仪使颜真卿奏：“武成王庙用乐，臣伏以自太公封武成王，追封之礼，与诸侯王名位义同；庙庭用乐，合准诸侯之数。今请每至释奠，奏轩悬之乐。”德宗让中书门下省进行讨论，至七月十一日，史馆伏奏表：“今年五月十五日敕，武成王庙配享人等，宜令史馆参详定名闻奏者。又准开元十九年四月敕，宜拣取自古名将充十哲、七十二弟子。”从此正式确立了十哲和七十二弟子的名单和排序，^[12]，即秦武安君白起，汉淮阴侯韩信，蜀丞相诸葛亮，唐卫国公李靖，英国公李𪟝，汉留侯张良，齐大司马田穰苴，吴将军孙武，魏西何守吴起，燕昌国君乐毅。其中张良又坐在姜太公旁边，称为亚圣。^[13]

德宗贞元二年（786年）二月，由于刑部尚书、知删定礼仪关播对武成王庙的配飨xiǎng提出“删去名将配享之仪及十哲之称”的意见，武成王庙的“十哲”取消，武成王由此比文宣王降低了档次。随后不久李纾对武成王庙祝文措辞、致献者身份提出异议，其后又有于颀等46人附议，并提出取消太公王号。经过文武重臣的讨论，特别是左领军大将军令狐建等武将的极力争取，至九月十六日，德宗最后中和了文武百官的意见，以上将军以下充献官，其余依李纾所奏，武成王的基本地位还是保留了下来。此后，唐一代没有大的变迁。直到昭宗迁都洛阳后，哀帝天祐yòu二年(905年)八月十三日，中书门下奏：“迁都以来，武成王庙犹未置立，今仍请改为武成王选地建造。”武成王庙又在开封落成。^[7][12]

据《宋史·礼志八》记载，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不久，即令于东京开封修建武成王庙，与国学相对，庙内依然是周太公吕望居中。又据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宋太祖视察新落成的武成王庙，“历观两廊所画名将”，诏令吏部尚书张昭等人共议，“别加裁定”，重新审定历代名将的去取升降，要求“取功业始终无瑕者”配享。张昭等人议定后，经宋太祖批准，重新选取了灌婴、耿纯等二十三人，而将孙膑、廉颇、韩信以及关羽、张飞等二十一人黜退。当时虽有秘书郎、直史馆梁周翰上言指出“关羽则为仇国所擒，张飞则遭帐下所害。凡此名将，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谁当无累”，表示反对黜退关羽等人；但宋太祖认为“升降之制，有所劝惩”，未予听从。直至庆历(公元1041年-1048年)年间，朝廷又定议“自张良、管仲而下依旧配享，不用建隆升降之次”，关羽等人才又重新回到了配享的历代名将行列之中。^[14]但是“十哲”的名号被取消，两列相对的人物也变更为：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𪟝(西向)，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东向)，两廊另列七十二将，东廊有白起、孙膑、廉颇、李牧等，西廊有吴起、田单、赵奢、王剪等。关羽仍在七十二位之中。另外，与宋代不同的是，唐代把本朝名将都列入武成王庙中，而宋代则把本朝名将另行安置。^[13]宋朝末年，独立供奉关羽的祠庙开始在民间出现。^[15]

元朝时期，元朝皇帝仍以周太公吕望为武庙主祭，将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每岁春秋仲月上戊，以羊一、豕一、牺尊、象尊、笾biān、豆、俎zǔ、爵，枢密院遣官，行三献礼。^[16]但随着蒙古民族的入驻，更多的关庙在京城及各地修建。此时，除民间外，官方也开始对关羽进行祭祀，据《元史》卷三十二记载，“加封汉将军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遣使祠其庙”。^[15]

金朝泰和六年（1206年），金章宗下诏建“昭烈武成王庙”于阙庭之右，丽泽门内。宣宗迁汴京后，仍保留武成王庙祭祀如旧。^[17]

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癸亥，“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此外，因太祖定都的应天府(今南京)并无武成王之祀，以致洪武三年“武成王”当亦保有爵封，然稍后即废。洪武二十年(1387年)秋七月，明太祖以“太公，周之臣，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为由否决礼部奏请立武学、用武举、祀太公、建武成王庙，并下令“太公之祀，止宜从祀帝王庙，遂命去王号，罢其旧庙”，故武成王因而失去爵封，武成王庙被废止。^[6][7]

明朝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与二十八年（1395年），永乐迁都后，在京师再建汉寿亭侯关公庙，并纳入京师祀典。“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敕建庙宛平县之东，祭以五月十三日。皆太常寺官祭。”根据《乾隆京师全图》，记载中所提到的宛平县东即宛平县署以东，什刹海以西，地安门外西侧的白马关帝庙。此庙留存至今，但已失原貌。此后，明历朝皇帝均修建关庙，据明代沈榜的《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城内著名的关王庙有十九处，分布于城中各坊，城外三十一处，分布于郊县农村。在京师的这些关庙中，又以正阳门关庙香火尤其旺盛，“万历四十二年(1614)十月十一日，司礼监太监李恩赍jī捧九旒liú冠、玉带、龙袍、金牌，牌书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于正阳门祠，建醮三日，颁知天下”。^[15]

清朝雍正三年(1725)，世宗帝下诏加尊关帝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追封三代公爵。曾祖为“光昭公”，祖为“裕昌公”，父为“成忠公”。令省、府、州、县各择一巨庙，朔、望礼拜，岁时致祭，并立后殿，崇奉三代先公木主。镇雄在城西南古关帝庙修葺qì致祭正殿三间，前东西各一室，为文武官厅，外为戏楼一座，下为大门。殿后为太阳阁，上奉三代先公木主。阁前厢房各五间，后小房各二间。雍正五年，知州李至创建于州城北隅。乾隆二年(1738)，镇雄参将刘应远改建于西门。^[18]至清末，朱一新在《京城坊巷志稿》中明确提到的北京内外城的关帝庙有四十余处，另外，清乾隆十五年(1750)出版的《京城全图》上标注“有寺庙 1272座，其中有关帝庙121座，大约占当时京城寺庙总数的10%”。^[15]

同治四年(1865)，雍正三年(1725)建造的关庙被焚毁，同治八年胡世杰改建于东北参将署遗址内。建正殿三间，奉武圣木主。光绪七年(1881)，守备刘正甲捐廉重建，占地五亩，庙地八亩，神像三十六尊，房间十四间，经典四种。山门之壮丽，正殿之巍峨，天井之宏阔，戏台之广大，两廊之整齐，唯后殿规模微浅宽。后有楼三间，高八九丈余，庙东隙地建有会客庭宇五间，亦广阔，又建有内戏台。正殿有帝君像，庄严高大，威武雄壮，历州县数十处未有者。后三层楼塑有诸天神像，大小不一，绝妙可慕。^[18]

民国以来，关帝信仰不衰，但因为国家动乱，关庙的兴建远不如前，基本均为前代留存。清光绪十七年(1891)，道光第七子醇贤亲王奕𫍽xuān的家庙开始兴建，至光绪二十五年(1898)建成，但醇亲王一直没有入祀。民国三年(1914)北洋政府在后寝祠殿塑关羽、岳飞像，并祀关岳，改称关岳庙。1939年3月23日，日伪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总署督办和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将关岳庙改造成武庙，主祀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开创周朝八百年天下的老武神姜子牙，配享者左右共16位，从祀者左右共72位，大殿改称武成殿，关岳殿改为武德堂。1940年进行修葺。^[15][19]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曾是国家民委交际处(接待处)所在地。1963年9月(除大殿于90年代移交外)，整个大院移交西藏驻北京办事处使用至今。2004年，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对关岳庙进行了全面修缮，包括屋面挑顶、油漆彩画的恢复和修补以及重新配备避雷系统和消防设施等，修缮面积达3017平方米。1984年5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将关岳庙列入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国务院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

时间十哲从祀名将唐德宗建中二年 (781年)（右列）张良、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左列）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𪟝孙膑、范蓝、廉颇、管仲、田单、赵奢、李牧、王剪、曹参、彭越、 周勃、周亚夫、霍去病、卫青、赵充国、李广、邓禹、吴汉、冯 异、耿弇、寇、贾复、马援、段颖、邓艾、张辽、皇甫嵩、关云 长、张飞、周瑜、吕蒙、陆抗、陆逊、羊祜、杜元凯、王浚、陶侃、 谢玄、王猛、慕容恪、檀道济、王镇恶、长孙嵩、慕容绍宗、斛律 光、王僧辩、宇文宪、于谨、韦孝宽、吴明彻、隋杨素、贺若弼、 韩擒虎、史万岁、王孝恭、尉迟敬德、苏定方、裴行俭、王孝杰、 张仁豆、王暖、郭元振、李光弼、郭子仪宋建隆四年（963年）张良、田穰苴、孙武、管仲、乐毅、白起、诸葛亮、李靖、李𪟝范蠡、田单、赵奢、李牧、王剪、曹参、周勃、霍去病、卫青、赵 充国、李广、邓禹、吴汉、冯异、耿弇、寇询、贾复、马援、段颊、 张辽、皇甫嵩、周瑜、吕蒙、陆抗、陆逊、羊祜hù、王浚、谢玄、王 猛、慕容恪、檀道济、王镇恶、长孙嵩、解律光、宇文宪、于谨、 韦孝宽、韩擒虎、王孝恭、尉迟敬德、苏定方、裴行俭、张仁宫、 王唆、郭子仪。增加(灌婴、耿纯、王霸、祭遵、班超、王浑、周 访、沈庆之、李崇、傅永、段韶、李弼、秦叔宝、张公谨、唐休 璟、浑、裴度、李光颜、李、郑收、葛从周、周德威、符存审庆历年间（1045年）自张良、管仲而下依旧配享，不用建隆升降之次，两列相对的人物也变更为：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𪟝(西向)，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东向)宣和五年（1124年）（西向） 张良、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𪟝 （东向）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东庑：白起、孙膑、廉颇、李牧、曹参、周勃、李广、霍去病、邓 禹、冯异、吴汉、马援、皇甫嵩、邓艾、张飞、吕蒙、陆抗、杜预、 陶侃、慕容恪、宇文宪、韦孝宽、杨素、贺若弼、李孝恭、苏定 方、王孝杰、王暖、李光弼，并西向：西：吴起、田单、赵奢、 王翦、彭越、周亚夫、卫青、赵充国、寇询、贾复、耿弇、段题、 张辽、关羽、周瑜、陆逊、羊祜、王溶、谢玄、王猛、王镇恶、斛hú 律光、王僧辩、于谨、吴明彻、韩擒虎、史万岁、尉迟敬德、裴行 俭、张仁豆、郭元振、李晟，并东向昭兴十六年（1146年）升赵充国于堂，降韩信于庑下乾道六年（1170年）升李晟于堂上，降李绩于李晟位次，仍以曹彬从祀

以上表格参考来源^[20][13][21]

唐朝国家和民间崇拜的种类繁多，既有自古遗留下来的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等，也有伴随着王朝更迭，战争频发而逐渐形成的军功崇拜。唐朝国家层面的军功崇拜主要有武将的图形凌烟阁、太庙配享、陪葬皇陵等；民间尚武信仰主要是军事人物的立祠和神化，带有强烈的地域认同色彩。而唐朝开创太公崇拜和武庙祭祀先河是大唐上下崇武的最主要体现，并与之兴起了一股以历史或当朝武将为载体的军功崇拜的文化潮流。^[8]

开元十九年大唐国礼《大唐开元礼》即将修成之时，次年该礼即颁行天下。作为国家大礼，自当宣扬文武并重，不可偏废之国策。此时朝廷将太公庙上升到国家祭祀，忝tiǎn列五礼之吉礼，完善祀典制度，正是宣告崇武之意。太公庙始以张良配享，并置亚圣“十哲”配祀，武庙的祭祀体系自此形成，也标志着唐朝以太公信仰为代表的军功崇拜达到一个高峰。^[8]

1984年5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将关岳庙列入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国务院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