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明史》共计336卷，其中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目录4卷，体裁为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明朝从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间277年的历史。^[1][2][3]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灭亡。三个月后，清军攻入北京，入主中原。清军入关后，各地的抗清斗争十分激烈，为强化清朝统治的正统性，平息民众反清情绪，按照易代修史的传统，大量征调民间藏书，于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纂zuǎn修《明史》。其后几十年间，《明史》纂修几次停滞，历经准备、奠基、中断、成稿四个阶段，先后由徐元文、徐乾学、王鸿绪主持修撰，万斯同协助审定，前后190余人参与编写，最终由张廷玉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主持定稿，乾隆四年（1739年）刊行，先后历时95年，是中国历史上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史书。^[1][2][3]

《明史》材料翔实，前后修订三次，体例严谨，文字简洁，新设了《七卿表》《阉党》《流贼》《土司》等前史没有的表、传，但在描述建州女真和南明历史方面有所不足，对清朝统治者多有回护。《明史》在纂修中强调伦理纲常，也体现出浓厚的正统论思想。通过纂修《明史》，清王朝加强了统治的正统性，强化了思想专制，抑制了史学家私人对明代历史的纂修与评论，同时也推动了官方史学与私家修史的互动。梁启超认为《明史》是唐朝以后官修史书中体例、内容最完善的一部。^[4][5][6]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灭亡。一个月后，辽东总兵吴三桂投降清军，引清兵入关，是年六月，清军攻入北京，入主中原。^{[7][8][9][10]}清军入关后，各地的抗清斗争也十分激烈，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为强化清朝的正统性，平息民众的反清情绪，在多尔衮的倡议下，清王朝遵照历朝易代修史的传统，设立明史馆，开始纂修《明史》。^{[11][12][13][11][14][15][16]}

《明史》纂修之初，明史馆面临史料不足的问题。顺治、康熙两朝先后向民间征集史料，大量民间藏书家主动或被动地将藏书提供给官方，或通过私下借予纂修官参阅的方式为修史提供材料，直接或间接参与《明史》的纂修，从进献、借阅所藏史籍，到草拟、编纂《明史》稿，乃至审阅、考订《明史》稿本，对《明史》的最终成书做出了贡献。^[12][15]

《明史》馆开设后，冯铨等人任总裁。95年中，修史几经兴废，徐元文、王鸿绪、张廷玉等人先后担任总裁，万斯同等190余人参与纂修。^[13][11][17]

徐元文，昆山人，字公肃，号立斋，与兄弟徐乾学、徐秉义均是进士，并称“昆山三徐”。顺治十一年（1654年）中举人，顺治十六年（1659年）中一甲一名状元。康熙十三年（1674年），徐元文升内阁学士，任重修《太宗实录》副总裁，次年改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康熙十八年（1679年），担任《明史》监修总裁官。修至南明抗清一段，力主遵照事实记录南明诸事，得到康熙认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升任文华殿大学士。不久，因子侄霸占他人田房，革菅人命，被迫致仕回乡，康熙三十年（1691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18][19][20]

万斯同，鄞县人，字季野，号石园先生，浙东学派代表人物。万斯同是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的门生，精通文史，在明史领域有极深的造诣。康熙十七年（1678年），万斯同被推荐为博学鸿儒，但他拒绝应诏。次年，万斯同到北京参加纂修《明史》，但他不署名、不领俸禄。万斯同前后为明史馆工作了十九年，这一时期的《明史》书稿大多出自他之手。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21][22][23]

王鸿绪，华亭^[注1]人，初名度心，字季友，号俨斋、横云山人。康熙十二年（1673年），王鸿绪中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升侍读学士，任《明史》总裁，主持《明史》纂修。后历任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因和徐乾学等结党与权臣明珠争权，被弹劾罢官，后起复为《明史》总裁。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任工部尚书，卷入皇位继承的纷争中，再度罢官。归家时，把《明史》书稿带回家中修改，最终成《明史稿》310卷。雍正元年（1723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24][25]

张廷玉，桐城人，字衡臣，号砚斋，康熙时大学士张英的次子。康熙三十九年（1701年）中进士，历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雍正即位后，升任礼部尚书，值南书房，担任《明史》总裁官。雍正四年（1726年）升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乾隆十四年（1749年），张廷玉因年老辞官回乡，乾隆二十年（1755年）去世，享年83岁，按照雍正帝的遗诏，张廷玉获得配享太庙的荣誉，谥号文和。^[26][27]

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灭亡。明清易代后，社会经济凋敝，各地的抗清斗争也十分激烈，不具备纂修大型史书的条件。但为了强化清朝的正统性，平息反清情绪，清王朝遵照易代修史的传统，于顺治二年（1645年）组建了明史馆，任命大学士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注2]，开始纂修《明史》。^[13][11]

顺治年间，明史馆的主要工作是从宫中保存的明代实录中搜集史料。史官以抓阄的方式划分年段，各自按抓到的年份抄录《明实录》。多尔衮去世后，顺治帝对纂修《明史》持消极态度，刚林等人几次上奏要求征集《明实录》缺失的天启四年、七年和崇祯年间的史料，顺治帝仅批示同意，并未安排落实。^[28][29]

康熙四年（1665年）八月，清王朝决定为纂修《明史》征集史料，征集范围扩充到明末史书，搜集到大量天启、崇祯时期的史料。但《明史》纂修仍未启动，史官的主要工作是用满文翻译《明实录》。到康熙六年（1667年），《明史》纂修再次中断。^[30][31]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为了拉拢汉族士人、缓和遗民学者的反清情绪，康熙帝下令推选“博学鸿儒”，举办特科^[注3]。次年三月初一日，博学鸿儒科开试，月底，录取了彭孙遹等50位博学鸿儒。康熙帝授予这些博学鸿儒翰林院侍读、侍讲、编修、检讨^[注4]等职位，安排他们全部参与纂修《明史》。^[14][15]

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月，康熙帝任命内阁学士徐元文担任《明史》监修总裁官，掌院学士叶方霭、右庶子^[注5]张玉书担任总裁官。年底，徐元文抵达北京，《明史》纂修正式开始。^[15][32]

徐元文上任后，采取了几项措施推动《明史》纂修。一是增加纂修官。二是在全国征集有关明代史事的书籍。三是邀请李清、黄宗羲等前朝遗老参与编修。四是发动朝野学者讨论《明史》的纂修义例。在徐元文的努力下，《明史》纂修进展迅速。大儒黄宗羲和顾炎武虽然拒绝参与修撰《明史》，但也为《明史》纂修提供了一定的帮助，黄宗羲命其子黄百家加入明史馆，支持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与编修，顾炎武通过书信向徐元文提供了一些建议。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明史》底稿416卷已基本形成。^[15][33][34]

康熙四十年（1701年）前后，康熙帝纂修《明史》的态度由热情逐渐转向冷落。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十一月，康熙发布御制文评价《明史》纂修，文中，康熙帝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他批评了史官可能依赖传闻、主观见解或不可靠来源编撰史书，质疑了《明史》的可靠性。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与大臣们交谈时，提出纂修《明史》没有意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八月，康熙帝应对大臣们请求尽快完成《明史》的要求时回应：“书中没有记载实际的内容，编成也没有用”。晚年的康熙帝频繁表达对史书内容可信度的怀疑，《明史》纂修、《大清一统志》纂修全都停止，起居注馆也被撤销。^{[35][36][37][38]}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时任明史馆总裁王鸿绪罢职，他将已修成的列传史稿全部带回家乡，清廷和明史馆均未过问。返乡后，王鸿绪以个人身份加紧修订《明史》底稿，经过5年的增删润色，形成了《明史列传稿》208卷。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王鸿绪将《明史列传稿》进呈朝廷，清廷将文稿存放于明史馆。后来，王鸿绪又修订了《明史》底稿中的本纪、志、表，再略改先已进呈的列传稿，将它们合为《明史稿》310卷进呈。^[35][39]

雍正帝即位后，《明史》开始恢复纂修。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雍正帝发布谕令重新组建明史馆，张廷玉担任总裁。史官拟定凡例后，在王鸿绪史稿的基础上开始修订。^[16]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明史》终于完成，此时雍正帝已经去世。继位的乾隆帝下诏称《明史》纂修多年，其中存在错讹之处，要求史官用半年的时间再次修订《明史》。这样，就将《明史》纂成的日期推延到乾隆初年。乾隆四年（1739年）七月，《明史》全部刊刻完毕，一般将这一年作为《明史》成书时间。清修《明史》，先后历时95年，《明史》是中国历史上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史书。^[16][40]

《明史》记载了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间277年的明代历史。《明史》纂修主要取材于《明实录》《大明会典》、档册、邸报，以及文集、奏议、稗bài史、方志、传记等档案、著述。作为纪传体断代史，《明史》共336卷，除4卷目录，剩余332卷由本纪、志、表、列传四部分构成，其中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中本纪依照皇帝世系，记载了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思宗朱由检统治时期的重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事件；志分15类记录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等情况；表包含5个类目，按时序记录了重要人物、职官；列传记录了明朝的重要历史人物、民族、邻国等相关事迹。《明史》的体例有一些不同于前代正史，《历志》中新创的图表，简便易明，《艺文志》只记述明代著述，较前代诸史增加了《七卿表》，设置了《阉党》《流贼》《土司》等列传。^[41][42]

本纪共24卷，叙述了明朝16位帝王的生平，其中《太祖本纪》3卷，《恭闵帝(建文帝)本纪》1卷，《成祖本纪》3卷，《仁宗本纪》1卷，《宣宗本纪》1卷，《英宗本纪》前后共2卷，《景帝本纪》1卷，《宪宗本纪》2卷，《孝宗本纪》1卷，《武宗本纪》1卷，《世宗本纪》2卷，《穆宗本纪》1卷，《神宗本纪》2卷，光宗纪附于神宗后，《熹宗本纪》1卷，《庄烈帝本纪》2卷。本纪的体例与《明实录》有所不同，由于建文帝朱允炆wén、景泰帝朱祁钰分别被明成祖、明英宗废黜，《明实录》中二人的生平分别附在《太祖实录》《英宗实录》之后。《明史》中为二人正名，分设《恭闵帝纪》《景帝纪》。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刺俘虏，群臣拥立景泰帝即位，英宗获释回京后，发动政变重新登位，故《明史》分设《英宗前纪》《英宗后纪》排于《景帝纪》前后。^[2]

《明史》共有志75卷，包含15个类目，《天文志》3卷，《五行志》3卷，《历志》9卷，《地理志》7卷，《礼志》14卷，《乐志》3卷，《仪卫志》1卷，《舆服志》4卷，《选举志》3卷，《职官志》5卷，《食货志》6卷，《河渠志》6卷，《兵志》4卷，《刑法志》3卷，《艺文志》4卷。《天文志》详细记录了天文学的观测器材和天象变化，而日食的详细情况由于已在本纪章节中提及，故在志中没有体现。《五行志》以水、火、木、金、土五行分纪各种自然现象及灾害，并提出了自然与人事并非总是相关的观点，观点较前史有所进步。《历志》记录了历法修订的过程，包括徐光启等人引入西洋历法的事迹，还收录了《大统历法》和《回回历法》。《地理志》记全国行政区划，以京师、布政使司等为叙述单位。《礼志》记祭祀及朝廷大典等仪礼。《乐志》记庙堂乐舞、乐器、音律等。《仪卫志》记君主、后妃、太子、百官等仪仗及侍卫制度。《舆服志》记君臣各级的服饰及车辂。《选举志》记学校、科目、荐举、铨quán选。《职官志》记官制。《食货志》记经济制度、贸易情况、生产活动。《河渠志》记各大河系及其支流，与水利工程。《兵志》记以卫所为核心的军队编制及其制度。《刑法志》记《大明律》、司法机关及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艺文志》不同于前史，仅记载明代著述。^[2]

《明史》共有表13卷，包含5个类目，其中《诸王世表》5卷，《功臣世表》3卷，《外戚恩泽侯表》1卷，《宰辅年表》2卷，《七卿年表》2卷。《七卿年表》为《明史》首创，明朝废除丞相后，提高了六部的地位，又设都察院纠察百官，六部尚书及都御史并列为七卿，由于九卿中之通政使、大理寺卿权力较轻，故没有列入表中。^[2]

列传共220卷，先记后妃诸王，随后记述元末群雄，再记述明朝开国功臣，之后按人物活动时代依次记述。类传有后妃、诸王、公主、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隐逸、方伎、外戚、列女、宦官、阉党、佞nìng幸、奸臣、流贼17目。其中《阉党传》《流贼传》为新创，前者记述专权的宦官，后者记述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人的事迹。少数民族及领国传有土司、外国、西域3目，其中《土司传》为首创，记载了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5个地区的土司政权。^[2]

《明史》材料翔实，史料丰富，纂修时不仅参考了《明实录》、邸报等官方档案，还参考了大量的方志、文集和私家史著。据朱彝尊在《上总裁第二书》中的记述，纂修时征集了各地的方志3000余册。明代学者的大量著作也被史官所参考，如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锦衣志》《中官考》，何乔远的《名山藏》等。^[47][48]

《明史》编撰时，纂修者态度严谨认真，制定了严格的编撰体例，现存关于《明史》编撰体例的材料，除总裁徐乾学的《修史条议》、王鸿绪的《史例议》和汤斌的《明史凡例议》《本纪条例》外，还有潘耒的《修明史议》、朱彝尊的《史馆上总裁七书》、施闰章的《修史议》和沈布的《修史议》等普通史官的论述。史官在编写《明史》时，昼夜不息、废寝忘食，保证了《明史》全书体例统一，质量较高。^[47][48][49]

《明史》全书体例严谨、首尾贯穿、前后呼应、叙事稳妥、行文简洁，历来为人所称道。虽然《明史》在二十四史中的篇幅仅次于《宋史》，但由于编修者在史料的考订、史实的运用、史事的贯通、语言的驾驭等能力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读起来通畅明晓。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将辽、宋、金、元诸史与《明史》比较后，认为《明史》文笔最好、体例最完善。^{[47][48][49][50]}

《明史》中广泛存在忌讳回护现象。清朝建立后，对于早期历史尤其是未入关前的历史事件有严格的忌讳，这种忌讳源于统治者维护皇权的需要。雍正、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严禁反清思想的传播，导致史官纂修《明史》时特别小心谨慎，不仅严格遵循统治者意志，还刻意回避敏感话题，以免言辞不慎而触犯忌讳，如明朝文武诸臣在东北的功绩，尤其是与女真之间的冲突，在《明史》中普遍隐去不记。^{[49][51][52][53]}

乾隆时期修订《明史》，大量增补了伦理纲常相关的内容，突出表现在“君权独断”。乾隆帝认为稿本《明史》的本纪在论述时对明朝各帝进行回护，他亲自改了各帝的赞语，如《英宗本纪》原稿认为明英宗有“盛德”，乾隆帝改为“威福下移，刑赏僭jiàn烂”，批评了明英宗未能乾纲独断。^[54]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对意识形态和官方史学观念的控制极为重视，特别强调史学正统观的重塑和引导。清朝对于明朝正统地位的态度变化在《明史》中得到明显体现。顺治时期，顺治帝承认明朝的正统地位，认为明朝被李自成推翻，自己则是从李自成手中夺取天下，继承了明朝正统，反映在《明史》中，则是不记录南明历史。乾隆时期，乾隆帝承认南明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强调清朝为天下共主，通过改订《明史》，指出清朝是明朝的正统继承者，充分体现其正统论思想。^[55]

清王朝最初纂修《明史》的目的是平息反清情绪，强化清朝统治的正统性。在95年的编撰历程中，清王朝统治逐渐稳定，通过文字狱等方式控制思想，不断加强专制统治。《明史》也成为清王朝加强思想统治的一部分。如《明史》对清朝初期与明朝的关系描述存在明显遗漏，对于明朝历史中的建州女真等关键部分缺乏详尽记载，甚至刻意回避相关问题。同时，由于元末反元斗争涉及到“夷狄”与“华夏”的敏感话题，可能会被视为对清朝的隐喻，因此在《明史》中也被有意忽略，如朱元璋北伐时的重要文献《谕中原檄》，因有“北狄入主中国”、“胡虏无百年之运”和“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等内容，未在《明史》中记载。通过纂修《明史》，清王朝一定程度上笼络了汉族学者，加强了统治的正统性，强化了思想专制。^{[56][57][58][59]}

《明史》的义例和史实考订都是古代官修正史中水平较高的一部，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纂修中征集史料、讨论义例、组织纂修、修订史稿直至缮写、校对、刊印，使清朝官方在纂修大型史籍上积累了经验，促进了官方史学的发展。^[57][59][60]

通过纂修《明史》，清朝官方在在明史学上取得了主导地位，排抑了私家对明代历史的纂修与评论。《明史》纂修时吸引了一部分民间史学家，给明代史的叙述与评论定出基本的标准和口径，是官方和私家历史观念的一次整合协调，为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的发展模式，增强了向良好方向前进的动力。^[57][59][60]

乾隆年间修订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明史》在志、表、传的编纂上的独具特色。^[61]

清代学者赵翼认为《明史》是历代史书中最为完善的一部。^[50]

清代学者钱大昕认为《明史》的议论公正、考证细致，前代诸史难以与之比拟。^[62]

清代学者周中孚认为《明史》集历代史书之长，文风简洁、内容丰富，尤其在附书和各传赞的处理上表现出色。^[63]

近代学者梁启超认为《明史》是唐朝以后官修史书中体例、内容最完善的一部。^[6]

当代学者柴德赓认为《明史》史料丰富，是研究明代历史的主要材料。^[64]

当代学者仓修良认为《明史》编撰时采用史料丰富，文字也比较简炼，是唐以后官修“正史”中比较完善的一部。^[65]

当代学者高国抗认为《明史》是一部经过仔细整理的史著，是“前四史”后历代正史中最好的一部，是研究明代历史的主要参考书。^[66]

清代学者杨椿认为《明史》在王鸿绪《明史稿》基础上，仅进行了部分词句的修改和论赞的添加，并未进行深入的讨论和校对，导致存在大量的矛盾和错误。^[67]

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明史》在搜集材料时有众多漏洞，导致了很多讹误。^[68]

清代学者李慈铭认为《明史》在评价人物时存在褒贬不当。^[69]

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认为《明史》在编纂上的多种不足，如对历史的改窜和避讳，以及在食货、兵政等志传上的疏漏。^[70]

近代学者陈守实认为《明史》是清朝官方意志的产物，存在学派偏见、资料搜集的漏洞，对明清关系的处理也有失真之处。^[71]

自乾隆四年（1739年）刊行以来，《明史》版本众多，主要版本如下表所示。^[72]

此本以武英殿本为基础进行了点校。在校勘过程中，主要参考了《明实录》《明史稿》《明会典》《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明经世文编》《国榷》《绥寇纪略》《怀陵流寇始终录》等文献。首版刊行于1974年。^[74]

此本使用了涵芬楼影印的武英殿本，在每卷后附清末王颂蔚的《明史考证捃jùn逸》，1986年出版发行。^[75]

《明史考证捃逸》：清王颂蔚辑，其子王季烈补，共42卷，另有补遗1卷。王颂蔚是光绪六年进土，官至军机处行走。光绪十三年，王颂蔚在史馆见到了《明史》蓝面册进呈本，于是将进呈本中黄签所记内容逐一记录，与稿本、正本、明实录等书，参校互证，在光绪二十年修成《明史考证捃逸》，考订了《明史》内容的伪讹之处。《明史考证捃逸》是已知最早全面考订《明史》的著作。百衲本《明史》将其附刻于书后。开明书店二十五史则将其分别附于《明史列传》各传之后，以便阅读。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二十五史版本也采用了类似的附加方式。^[76][77]

《廿二史札记》：清赵翼著，共36卷。本书按二十四史顺序先后编排，以类相从，各立标题。每卷除利用纪传、表志互相勘校文字错误外，还分别探讨各正史的编撰过程、时间、体例、方法、史料来源及其真伪，并评价各史书的高下优劣。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的主题是《明史》。^[78][79]

《明史》问世后，有一些著作增补了《明史》未记载的事实，如清人邵远平《建文帝后纪》1卷记述了《明史》所缺建文帝相关事件，贺宿《懿安后事略》1卷和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1卷记载了明熹宗懿安皇后的相关事件，徐鼒《小腆纪传》46卷记载了南明福、唐、桂、鲁四王和台湾郑氏的史事。^[80]

《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田继琮编，以《明史》等89种明代传记资料为基础编排，分为字号引得和姓名引得两部分。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35年版，中华书局1959年校订重印。^[81]

《明督抚年表》，吴廷燮编著，该书以年表形式详细记录了明代地方官吏的任期，补充了《明史》中记载疏略的部分，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82]

《明史人名索引》，李裕民编撰，依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编制而成，分上下册。该索引收录了《明史》中出现的元、明、清时期人物的姓名，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