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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晚清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1]。谭嗣同的童年与少年时代主要在北京度过，十二岁后因父亲官职变迁，得到前往西北磨砺的机会，养成了热血任侠的性格。中日甲午战争后，谭嗣同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回到湖南投身改革活动。谭将“兴民权”视为救亡图存之道，与梁启超、唐才常、熊希龄等人通力合作，参与了湖南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不缠足会等新政机构的创建与经营，同时也引来了湘省守旧士绅的反对和攻击。[2]
百日维新期间，谭嗣同应召北上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务，负责处理司员士民呈递的改革条陈。新政失败前夕，谭嗣同试图游说袁世凯率军参与“围园劫后”计划，未能成功。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重新“训政”后，谭嗣同拒绝出逃，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十三日被清廷处死，时年三十三岁。[3]
谭嗣同早年受过传统儒学教育，推崇王夫之的学说，后又接触西学并受到康有为的影响，思想驳杂。其代表作是《仁学》。这部著作追求中外平等、君民平等、男女平等，充满民权理念与反清思想，对晚清知识界有深远影响[4]。《仁学》与谭嗣同的牺牲精神，感染启蒙了中国近代的许多革命志士。[5]
京城少年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别署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寥天一阁主等。室名寥天一阁、石菊影庐、壮飞楼、虫虫虫天之微大弘孤精舍、楚天凉雨轩、寸碧岑楼、思纬壹壹台。[6]
同治四年（1865年），谭嗣同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孄眠胡同（今北京市西城区烂漫胡同）。其父谭继洵是咸丰九年（1859年）贡士，时在户部八旗现审处任职，之后担任过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户部郎中、甘肃巩秦阶道、甘肃按察使、甘肃布政使、湖北巡抚等职。谭嗣同是谭继洵的第三子，在谭氏家族同辈男丁中排行第七，又称“七公子”。[7]
十二岁之前，谭嗣同多数时间随父亲在北京生活。同治十三年（1874），湖南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来到京师，谭嗣同拜其为师[8][注1]。欧阳中鹄推崇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等人，谭嗣同受其影响，自称王夫之的“私淑弟子”。[9]
光绪二年（1876年）初，京城流行白喉。谭嗣同的二姐谭嗣淑、生母徐五缘、长兄谭嗣贻染疾，在五天内相继去世。谭嗣同昏死三日，缠绵病榻数月才康复。谭继洵为谭嗣同取字“复生”，以作铭记。[10]徐五缘去世后，谭嗣同在家庭中的处境恶化，“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11][注2]。这些经历影响了谭嗣同的生死观，他成年后在《仁学•自叙》中追忆往事，称自己早年遍遭纲常伦理之厄，屡陷濒死之境而未死，于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有了为世人谋利而不惜性命的觉悟。[12][注3]自本年起，谭嗣同渐好博览群书，并接触技击剑术。谭后来结识大刀王五（王正谊）等江湖人物，与他爱好技击剑术有关。[13]
西北磨砺
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谭继洵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次年春赴甘肃上任。谭嗣同随父移居西北，在巩秦阶道官署中读书。光绪五年（1879年）秋，谭嗣奉父命自甘肃回到湖南浏阳，拜在当地学者涂启先门下，学习科举制艺。欧阳中鹄此时也回到了浏阳，谭有机会继续向其求教。除时文外，谭嗣同此一时期还接触到了算学和格致学。[14]
光绪八年（1882年），谭嗣同再次前往甘肃。谭继洵此时在甘肃安定（今甘肃定县西）主持军事，招募兵勇维持地方治安[15]。谭嗣同来到军中，与将领士兵“群相饮博，欢呼达旦”，尤喜在西北风大作之日，与军中健儿冒着狂沙飞石策马驰骋，夜宿沙漠，饮黄羊之血，拨琵琶高唱秦腔[16]。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谭嗣同追忆豪迈往事，说自己曾于隆冬下雪之日策马疾驰七个昼夜，行程一千六百里，进入全无人迹的岩谷深处，忍饥挨饿凿冰为饮。回返驻地时，大腿内侧已被马鞍摩擦至血肉模糊。对此情景，同辈之人目骇神战，谭嗣同不以为意。这些经历，养成了谭嗣同豪放任侠的性格。[17][注4]
光绪九年（1883年），谭嗣同赴湖北与李闰结婚。李闰之父李寿蓉是长沙人，进士出身，时任湖北候补道。完婚后，夫妇二人返回甘肃兰州。光绪十年（1884年），谭嗣同进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府，在新疆甘肃总粮台（设于兰州）任职。[18]光绪十三年（1887年），刘锦棠向朝廷奏保谭嗣同以候补知府补用[19]。光绪十五年（1889年），谭继洵命谭嗣同赴京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同年十二月[20]，谭继洵升任湖北巡抚，谭嗣同结束西北生涯。[21]
西北时期，谭嗣同多次奉父命多次往返于甘肃、湖南与北京之间，或为家事，或为学业，或为科举，足迹遍及南北[22]。婚后次年（1884年），谭嗣同开启十年漫游，往来于直隶、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等地。据谭自述，他遍历名山大川，总行程八万余里，“堪环绕地球一周。”漫游期间，谭结识了许多友人，对国情有了更深的认知[23]。眼界开阔之后，谭对科举制艺之学渐持批判立场。谭继洵检查其科举时文习作，在日记中写道：“七儿好弄，观近作制文，不合式”；谭嗣同则在时文课本上题字“岂有此理”，令谭继洵颇为失望。[24]
西北时期的谭嗣同对西学心存抵制。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自述：“嗣同少时，何尝不随波逐流，弹抵西学，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25]中法战争期间（1883-1885年），谭写有《治言》一文，认为西洋各国政教皆源自中国的墨家学说[26]。
思想大变
光绪十六年（1890年），谭继洵抵达湖北就任巡抚，谭嗣同随行。此后数年，谭嗣同主要在湖北与湖南活动。谭继洵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同驻武昌。张之洞幕府中延揽有诸多了解洋务的名流学者，谭嗣同以巡抚公子的身份与这些人交往，且有机会参观张之洞在湖北经营的新政，增加了对洋务运动的了解。[27]此后几年间，谭嗣同往来南北各地，结交友人，大量购买西学书籍，包括由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自然科学著作、由广学会翻译出版的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宗教及时事评论类书籍。这些书籍让谭嗣同的西学常识大增。[28]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战败后，谭嗣同深受刺激，“绕屋彷徨，未知所出”[29]，思想学术大变，由旧学转向了西学[30][注5]。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谭嗣同与老师欧阳中鹄、好友唐才常等人筹划在湖南组织算学馆，招生传授西学知识。同年夏，谭嗣同听闻康有为等人在京城创办强学会，遂动身北上。适逢康有为离京返粤，谭只见到了梁启超。梁启超向谭嗣同介绍了康有为的思想与学说，谭非常赞同，自称康的“私淑弟子”。[31]同年冬天，康有为托人自上海给谭带去一本《长兴学记》。谭与康门师生的关系，自此渐趋密切。[32]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末夏初，谭嗣同北上京师。期间前往天津参观了在洋务运动中建设起来的机器厂、轮船、船坞、铁路、火车、电报线及炮台等。并在京城拜见了帝师翁同龢，与之谈论洋务。六月，谭嗣同奉父命以江苏候补知府身份前往南京任职。南京期间，谭与黄遵宪、梁启超、夏曾佑、宋恕、郑孝胥、章炳麟、徐仁铸等及广学会人士多有往来，并为上海《时务报》撰稿，参与金陵测量学会和上海不缠足会的创建，写成代表作《仁学》五十篇。该书痛斥清朝统治者，已存有革命思想[33]。谭还结识了佛教居士杨文会，受其影响阅读了不少佛教典籍。[34]
湘省改革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谭嗣同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离开南京回到湖南，参与时务学堂、南学会与《湘报》的创办。谭回湘，一是不满南京官场黑暗[35][注6]，二是湖南此时已形成维新风气，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均支持改革，熊希龄、唐才常及康门弟子梁启超等也群集湖南[36]。
时务学堂
创办时务学堂的提议出自湖南士绅蒋德钧、王先谦等人，熊希龄是创办工作的具体主持者。谭嗣同在创办过程中做了两件事，“一是帮助购买教学仪器，一是帮助聘请梁启超、李维格为中、西文总教习。”[37]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末，时务学堂正式开学。湖南巡抚陈宝箴委任熊希龄为总理（校长），谭嗣同是学堂董事会成员[38]。
在梁启超等人的主持下，湖南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以宣传民权为主，包括向学生介绍清代开国的血腥历史、介绍清朝政府的失政行为，批判自荀子以下为君权专制提供思想资源的历代学者，甚至倡导革命[39][注7]。还暗中刊刻《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添加按语秘密向学生散布[40]。
这些教学内容超出了部分湖南士绅的接受底线，叶德辉、王先谦等人联名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呈递《湘绅公呈》，要求审查时务学堂的教学札记与教习批语。熊希龄、唐才常等人提交了一批内容平和的课堂札记给陈宝箴审查[41]。有传言称时务学堂教习临时篡改批语，欧阳中鹄写信向谭嗣同谈及此事，谭在回信中断然否认，称众人主张无不可告人之处，“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不会变更初心做出篡改教学批语之事。戊戌变法启动后，清廷电召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入京，梁启超等康门弟子与熊希龄也陆续离开了时务学堂。[42]
南学会
南学会由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创建于1897年冬，总部设于长沙。学会得到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的支持。南学会的创立有三个目的。一是救亡御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在清廷朝野引发列强即将瓜分中国的强烈担忧。谭嗣同等人希望通过创办南学会，将以湖南、广东为主的南部各省联结起来，“他日虽遇分割，而南中国犹可以不亡。”[43]第二个目的是开启民智。谭嗣同认为要想救亡，最不可缓的上策是开设学会。他希望各府州县的所有传统学院都改为新式学堂和学会，一面造就人才，一面联合起来成为有组织的力量。第三个目的是以南学会为未来议院的雏形，将地方绅权以学会的形式结为实体，“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44][45]
为提高绅智，南学会设有藏书处，西学新书种类占到了约三成，谭嗣同捐出了自己的藏书[46]。南学会聘请学者皮锡瑞担任会长，由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本地绅士十人担任会董。学会组织形式分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议事会友”，由十名会董组成，负责确定学会章程。第二层级是“讲论会友”，公举推选学问精湛、擅长演说者担任，负责定期就学术问题与现实问题做演讲并答问，谭嗣同被推举主讲天文。第三层级是“通讯会友”，这些人散在各地州县，可通过信函与学会众人交流学问、传递信息、增强联络[47]。南学会每月讲四次，七日一讲。自1898年2月21日至6月18日，共讲学13场，参与演讲者45人次。[48]谭嗣同在南学会共讲演六次[49][注8]。
《湘报》
《湘报》由湖南士绅集资创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50]
《湘报》之前，湖南已有官方支持的改良派旬刊《湘学报》，由谭嗣同的好友唐才常主持报务并担任主笔。后因《湘学报》的政治立场日趋激进，引起湖广总督张之洞不满。张施压强迫报纸修改言论尺度，谭嗣同对此很有意见[51][注9]。为摆脱官方控制[52]，并将时务学堂、南学会与报刊联为一体[53]，唐才常、谭嗣同等人决定另办一份日报性质的《湘报》。《湘报》设有“论说”栏目，用于宣传维新变法，同时也刊登南学会讲义。谭嗣同在报馆内担任董事与撰述，是报纸早期的重要撰稿人。后因北上担任军机章京参与维新变法，渐渐脱离报纸经营[54]。《湘报》自戊戌年二月创刊，至戊戌政变后不久被迫关闭，共计刊出177号[55]。
军机章京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光绪皇帝下达《明定国是诏》启动维新变法。同月，翰林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保荐谭嗣同等人。七月份，谭嗣同应召入京觐见光绪皇帝，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事务。同时被提拔的还有杨锐、林旭与刘光第三人，时人将他们合称“军机四章京”。[56]
应召北上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湘省改革已陷入困境。谭嗣同、唐才常与梁启超等人批评君权、扩张民权的改革理念，遭到湖南守旧士绅的集体抵制。时务学堂被指责“伤风败俗”，南学会被指为“无君无父之乱党”，扩张民权的改革主张被指责是在“背叛圣教，败灭伦常”。[57]大约同期，谭嗣同接到被保举进京的消息。自长沙赴武昌途中，谭给妻子李闰写信说：“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58]抵达武汉后，谭因病滞留，期间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张问谭：你一贯提倡“自立民权”，如今为何又响应朝廷的征召？谭回答：倡导民权是为了救国，如果皇上有权能够变法，自然更好[59]。七月初五日，谭嗣同抵京，十一日给李闰写信说：“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并给李闰寄去《女学报》与女学堂书籍一包[60]。
谭嗣同北上参与维新前，已形成反清思想。在代表作《仁学》中，谭直呼爱新觉罗皇族为“贱类异种”[注10]，有“誓杀尽天下君主”、号召志士仁人效仿推翻暴秦的陈涉与推翻暴隋的杨玄感等内容[注11]。唐才常之弟唐才质的《戊戌闻见录》记载，湘省改革期间，谭嗣同曾让友人唐才常与毕永年前往汉口联络江湖势力哥老会，欲与之合作共谋大事。接到朝廷的征召电报后，谭嗣同继续与唐才常“擘画联络哥老会事”，且嘱咐唐才常须“缜密接纳”，不要泄露消息。唐才常告诉唐才质：谭嗣同虽北上为清廷做事，“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61]。历史学者羽戈认为，不必纠结谭嗣同政治立场的变化，因为“政治家讲究经权并用，通晓权变，顺势而为，与时俱进（退），乃是政治生活的本色”，“在改革与革命之间周旋、徘徊、左右摇摆，抑或千回百转，乃是转型时代的常态。”[62]
参预新政
军机四章京入值前，军机处原有大臣六人，章京分满汉两班共三十八人。杨锐、谭嗣同等四人奉光绪皇帝谕旨“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63]，属破格提拔，职务与普通军机章京不同。四人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无上奏权的司员士民通过都察院代递的关于新政时务的条陈，判断是否可行并拟出处理意见，然后送交光绪皇帝阅看。四人分两组轮班，杨锐与林旭一组，刘光第与谭嗣同一组。四章京进入军机处时，正值司员士民响应变法诏书踊跃提交条陈。四章京工作强度很大，当日下发条陈往往难以在当日全部处理完毕，加之四人缺乏在中枢工作的经验，导致大量条陈积压，获得处理的只是少数。[64]
据杨锐称，谭嗣同在四章京当中最支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65][注12]。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七日，湖南邵阳举人曾廉呈递条陈弹劾康有为、梁启超，称康、梁师徒罪大恶极，主张无父无君的“民权平等之说”，并摘录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任总教习时为学生札记所写四条批语为证。其中有批评中国“君统太长”、要求取消跪拜之礼、读《扬州十日记》等内容。条陈送至军机处时，正好是谭嗣同与刘光第当班。谭拟写处理意见，以自己的性命为康有为、梁启超作保。光绪皇帝将条陈搁置，未追究康、梁，也未谴责曾廉，且未将条陈送呈慈禧太后。[66][注13]
谭嗣同在军机章京任上二十余天，期间仅于七月二十日获授军机章京之职时被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我史》称谭嗣同担任军机章京期间“欲开议院”，被康有为以朝中旧党太多为由制止，历史学者茅海建考据称“我没有读到相关的史料”；康有为《我史》中还说谭嗣同被光绪皇帝召见时“奏请开懋勤殿”，茅海建考据称“我还没有读到相关的史料”。[67]
围园劫后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有意重点改革人事。先是罢黜礼部六堂官、破格提拔军机四章京，又有意开设制度局或懋勤殿作为新的中枢决策机构，还命编练新军的袁世凯入京陛见，并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这些举措恶化了光绪皇帝与朝臣的关系，也恶化了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关系。[68][69][70]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二日，原本由军机四章京签拟意见后交光绪皇帝决策的司员士民上书，改为全部呈送慈禧太后披览。同日，光绪皇帝明发谕旨，让康有为出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71]八月初三夜间，谭嗣同奉康有为之命前往法华寺面见袁世凯，劝说袁诛杀上司荣禄，派军队入京包围颐和园，并入宫保护光绪。袁世凯虚词应对，未给出明确答复。[72]
历史学者杨天石认为，湖南会党领袖毕永年的《诡谋直纪》可确证康有为与谭嗣同有包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的计划。毕永年是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夕抵达北京，由谭嗣同介绍给康有为。康有为欲令毕永年进入袁世凯军中，率领百人参与包围颐和园的行动，然后乘机杀掉将慈禧太后。毕以袁世凯不可信任为由拒绝。[73][74]历史学者羽戈认为，谭嗣同谋划围园杀后，意味着他“发现改革一无可冀，毫不迟疑，立马回归革命路线。”[75]
流血牺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自颐和园回宫。初五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告知荣禄[76][注14]。初六日，慈禧太后宣布恢复“训政”[77]，同时下达懿旨命步军统领衙门抓捕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康有为已于初五日乘火车离京前往天津，步军统领衙门只捕获康广仁及家丁五人。[78]
八月初七日，谭嗣同到日本使馆访梁启超[79]。日本公使与梁启超劝谭留下避难，谭对梁启超说：“我与你不同。理由是：一、大概往后十年八年，国内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逃亡的话，我既不会讲英语，又不会讲粤语，而华侨多是广东人，我的一切活动能力都会消失，成为废料。二、我父亲在官，我跑了，一定株连家属。三、我有肺病，寿命不会很长了。四、世界史先例，政体转变，无不流血，让我来做个领头人吧。你该逃生，我则待死。”[80]谭将《仁学》一书及部分诗文稿交给梁启超，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注15]“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81]稍后，谭又前往友人徐致靖家中吃饭，徐致靖问他作何打算，谭用筷子敲头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就从谭某开始。”[82]同期，谭嗣同写信给友人毕永年，与之诀别。谭在信中说，自己已做好引颈就戮的准备，希望毕永年出逃海外后，尽力为苦难深重的民族寻找栖身之地[83][注16]。此外，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也曾劝谭嗣同进入英国大使馆避难，谭嗣同以自己逃走则父亲必受株连为由婉拒。[84][注17]
八月初八日，谭嗣同被捕[85]。同期或稍后被捕的还有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86]。被捕后，谭嗣同在监狱墙壁上题有一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87]此诗最早由梁启超披露于1898年12月的《清议报》，黄彰健、高阳、傅剑平等部分历史学者认为此诗是伪作[88]。
十三日，未经正式审判，谭嗣同、杨锐、康广仁、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六人被匆匆杀害于北京菜市口刑场，后世将六人并称为“戊戌六君子”[89]。谭嗣同时年三十三岁。《申报》驻北京记者报道行刑当天场景，称“观者人山人海”“当行刑时，有某犯官之弟呆立人丛中，见兄俯首就戮，悲痛迫切，如醉如痴，幸经家人极力唤醒，扶之而去。”[90]有说法称，谭嗣同临终留有遗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91]
归葬湖南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十七日，谭嗣同遇难后的第四天，其父谭继洵被清廷革去湖北巡抚之职，谕旨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吏管束。[92]谭继洵与谭家未受到更严重的株连的原因，一是谭嗣同被捕前仿照父亲笔迹写了一封斥责谭嗣同不忠不孝、威胁要脱离父子关系的书信，该书信被抄出。二是谭继洵曾上奏清廷，认为谭嗣同不堪担任军机章京之职。此外，谭继洵思想守旧，对洋务与西学的态度保守，对戊戌维新的立场也与谭嗣同不一样。[93]获悉谭嗣同死讯时，谭继洵的反应是“噫！”，再无其他言语。后私下为谭嗣同撰写挽联：“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万世，不得而知。”谭继洵还曾安慰谭嗣同之妻李闰：“七嫂，你不要这么伤心，我也同样不好受，你要知道，老七将来的名望在我之上呀！”[94]
谭嗣同遇难后，京城的亲友故旧恐受株连，皆避而不出。浏阳会馆的老长班刘凤池“不避风险，拿了一铺芦席将遗体盖上，午夜扛回会馆，花费他自己的私蓄纹银六十两购棺殡殓，厝于会馆正厅”[95]。九月下旬，谭嗣同的胞侄谭传赞偕仆人胡理臣、罗升，将谭嗣同的灵柩运回湖南浏阳，暂厝于郊外茅坪的墓庐之中。谭家不敢举办葬礼。谭嗣同的老师欧阳中鹄出面，约集素日与谭嗣同交好者十余人举行了吊唁活动，并延请僧人诵经，做道场七日，以佛法为其超度。次年，谭氏族人在浏阳城南的牛石乡翟水村石山下为谭嗣同建墓。1904年，谭嗣同的灵柩正式入葬。[96]
著作
谭嗣同勤于著述。甲午战争之前，谭的作品以旧学居多。甲午战争之后，谭致力于变法改革，作品中新学的内容更多。其主要著作有《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石菊影庐笔识》《兴算学议》《思纬氤氲台短书》《仁学》等。此外还在《时务报》《湘报》《湘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一些与改革有关的文章。流传至今者超过四十万字。其中《仁学》是谭嗣同最重要的思想著作。[97][98]
旧学四种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谭嗣同寓居南京时，刊印过《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分别是《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和《石菊影庐笔识》。《寥天一阁文》二卷，收有书札、叙、记、传、铭及《三十自纪》等。《莽苍苍斋诗》二卷，补遗一卷，收有近体诗九十八首。《远遗堂集外文》有初编与继编，是谭嗣同汇集二哥谭嗣襄作品及与谭嗣襄有关的悼念作品而成。《石菊影庐笔识》是谭嗣同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读书札记，从中可见谭早年思想驳杂，深受中国传统典籍的影响。[99]
《兴算学议》
《兴算学议》由谭嗣同的老师欧阳中鹄刊印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收录有《上欧阳中鹄书》，附录有《浏阳算学馆原定章程》《浏阳算学馆原定章程》[100]。本书是谭嗣同经历甲午战败刺激后寻求变法自强路径的产物。谭当时欲在家乡浏阳设立算学馆，《兴算学议》一书在浏阳士绅群体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101]
《思纬氤氲台短书》
谭嗣同早期重要论著，包括《叙》《报贝元征》《治言》三篇。其中《治言》是谭嗣同二十岁的作品。当时的谭嗣同虽因中法战争的刺激而生出改革理念，却仍是传统伦常名教的拥护者。谭后来在《报贝元征》中反思，说自己当年写作《治言》时，并不真正了解中外的是非得失，犯了“尊己卑人”的过错。[102]
《仁学》
《仁学》两卷共五万余字，是谭嗣同最重要的思想代表作。本书约写作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间。书中，谭嗣同将儒家、墨家、道家、佛教的思想，王充、张载、王夫之与黄宗羲的学说，与欧美输入的算学、格致学、社会学及民权理念糅合为一体。因在政治立场上倡导民权、否定君权，对清朝皇帝、清代历史与时政皆有激烈批判[103]，故在谭嗣同生前未曾刊印，只以手稿与抄本的形式在唐才常等少数好友间流传。谭嗣同赴死前夕，将《仁学》手稿交给了梁启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末，梁启超开始在《清议报》上连载《仁学》，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末连载完毕。[104]
兴民权废君统
政治思想方面，谭嗣同以兴民权、废君统为政治改革理念的核心内容。他在《仁学》中号召国人冲破君主制度的网罗，认为君与臣原本都该是为民办事、助民办事之人[注18]，现实则是君与臣皆将自己凌驾在民众之上，故二千年来之政皆是秦政，皆是大盗之政；二千年来官方倡导的纲常名教皆是荀学，皆是伪善的乡愿之学。[注19]谭还说，中国之所以愚弱，主要原因是君权与官权太重，民权太轻，以至于社会没有平等，也没有公理，触目皆是惨酷蒙蔽之祸。[注20]
谭嗣同认为，改革的首要之务是兴民权，兴民权的首要之务则是开民智[105][注21]。开民智的具体办法包括创办学会、变更科举、设立公司、发展报业等[106]。谭还主张与《万国公法》接轨，反对“仇洋闹教”[107]。
独特的奢俭观
经济思想方面，谭嗣同主张自由贸易，反对闭关锁国，希望国与国之间互通有无。他对晚清洋务派创立的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也持批评态度。[108]谭还从奢俭观入手，思考了经济模式与政权制度的关系。谭认为，通过消费金钱来追求物质享受是基本人性，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为满足这种基本人性，民众会努力创造财富并让财富流通起来。当统治者大力宣扬、推崇节俭时，商品的生产与流通会被压制，会导致整个社会物产凋敝、民智不兴，会造成人人节俭而人人都很贫穷的结果。[109]谭还认为，政府究竟是压制民众的消费欲，还是尊重民众的消费欲，与政府的性质是“私天下”还是“公天下”有直接关系。私天下者会提倡节俭，会压制民众的消费欲，财富的流通会被阻遏，最后酿成动乱。公天下者会提倡消费，会尊重民众的消费欲，财富可以自由流通，不会造成动乱。[注22]
男女内外平等
社会思想方面，谭嗣同尤为重视男女平等。在《仁学》一书中，他将“仁”的具体内容分为上下通、中外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四个部分。其中的男女内外通指的正是男女平等。谭嗣同认为，要想达到“仁”的理想世界，必须做到君民平等、中外各国平等、家庭内外男女平等，最后实现人我之间的平等。[110][注23]具体而言：谭嗣同反对强迫女性穿耳、缠足；反对将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反对严防男女自由相见的所谓礼制；反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认为这些残毁女性肢体和精神的做法，是将女性视为鬼物和仇雠。谭还反对婚姻由父母包办，主张男女两情相愿自由婚配。谭也反对男性可以姬妾成群、女性一旦涉及淫事即罪可至死的不平等现实。在谭看来，男性与女性同为天地所生的菁英，应同等拥有无量的盛德与大业。[111]受这种思想驱动，谭嗣同在湖南参与发起了解放女性的不缠足会，他为不缠足会起草的章程中，有婚姻须彼此情愿且年岁相当的明确规定。谭还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支持经元善在上海成立了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谭的夫人李闰，也在谭的支持下，参与了中国女学会的创办与经营工作。[112]
接轨近代教育
教育思想方面，谭嗣同反对传统的词章考据之学，将研究此类学术之人称为“亡国之士”。谭也反对传统的科举教育，尤其反对科举教育里的三纲五常，认为正是这些东西将中国拖入了落后、黑暗的境地。谭主张变传统科举教育为近代学堂教育。他希望每乡每村都有学校；要有初学院（小学）、中学院（中学）、上学院（大学）。学校传授的知识要与近代知识体系接轨，要有律学（法学）、武学（军事学）、商务（经济学）、动植物、算学（数学与几何）、医学、舆图学（地理学）、天文、矿务、测绘、航海、农务、制器、方言、税务等等。要实施义务教育，子女到了八岁，父母就有责任送其进入学校读书，否则父母将受到法律惩罚。要有女校，让女性与男子一样有接受教育的机会。[113]谭嗣同还主张普及性教育，使国人抛弃性即淫邪的陈旧观念，认识到性乃自然之事[注24]。
影响
时务学堂、南学会与《仁学》传播的反清与革新思想，与谭嗣同毅然赴死的牺牲精神，影响了许多近代仁人志士。《革命军》作者邹容求学时，将谭嗣同的遗像置于自己的座位旁，并写诗以谭嗣同的后继者自我勉励：“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114]在晚清蹈海义士陈天华的《猛回头》里，谭嗣同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是值得效仿的伟大人物[115]。革命志士吴樾在遗书中说，自己正是受了谭嗣同《仁学》的号召，才不惜性命前去刺杀清廷的出洋五大臣[116][注25]。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说：“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117]，将谭嗣同引为革命同志。杨度深受南学会建设湖南以救亡保种理念的影响，撰写了《湖南少年歌》，称“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118]顾颉刚十九岁时读到谭嗣同的《仁学》，生出“冲破一切罗网之雄心”[119]。钱穆求学常州府中学堂，读了谭嗣同的《仁学》后，毅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120]。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很敬仰谭嗣同，《仁学》是毛泽东、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常读之书[121]。总之，许多人“都是看了《仁学》一类的书，才起来革命的”[122]。
评价
梁启超评价谭嗣同，说他“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玺（总统）之选也。”[123]又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还赞誉《仁学》是前所未有之书和无价之宝[124]。
谭嗣同曾前往拜见帝师翁同龢，与之讨论洋务。翁同龢评价谭，说他“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125]
钱穆评价谭嗣同，说他是从学术上正面痛斥纲常名教的第一人：“晚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126]
章太炎对谭嗣同的人格极为推崇，称赞说：“戊戌变法，惟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127]但章在思想学术上对《仁学》评价不高，认为太过“杂糅”[128]。
熊十力敬佩谭嗣同的人格，曾对友人林宰平、梁漱溟说“自清季以来，真人物，唯（谭）复生一人足当之而已”。熊评价谭嗣同的《仁学》“规模甚大，志愿极宏”，同时也认为该书“不免失于浮杂”。[129]
杨廷福在《谭嗣同年谱》中说：“（谭嗣同）先生的思想更富于革命性，并提出了反对异族统治、反对君主专制的理论，抨击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反对死节、反对阴阳五行谶纬之说，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勇敢地以身殉变法，这都是康有为所不及的。”[130]
纪念场馆
北京谭嗣同故居，位于北半截胡同41号的浏阳会馆。该处一度成为普通民宅[131]。现已被北京市文物局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32]。
湖南谭嗣同故居，位于湖南省浏阳市城区北正街98号。始建于明代末年。谭嗣同之父谭继洵出任湖北巡抚后，将之命名为“大夫第”。现存有谭嗣同的书房、卧室、会客厅等[133]。现已被中国国家文物局列为第四批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4]。
谭嗣同墓，位于湖南浏阳市荷花办事处翟水村，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建造。谭嗣同墓占地面积约160平方米，墓呈半圆形，以圆扁的小鹅卵石铺盖墓顶，以石柱和青石板相围。1958年，墓地的华表与石围板被全部撬走去兴修水利。1983年，墓地整修复原。[135]2008年，谭嗣同墓险些被盗，盗墓贼在墓地挖掘了一个70×80厘米见方、90厘米深的盗洞[136]。
谭嗣同祠，位于浏阳市才常路。1913年，由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呈报民国政府动工修筑，门额题字“谭烈士专祠”，内有梁启超手书“民国先觉”横匾。[137]谭嗣同墓与谭嗣同祠现已被中国国家文物局列为第七批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4]。
谭嗣同家庭关系简表
注：本表仅收录谭嗣同的直系亲属。[注26]
关系姓名概况祖父谭学琴无功名，在县衙做管理簿记的小吏[138]祖母毛开生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卒年不详父亲谭继洵道光三年（1823年）出生。咸丰九年（1859年）贡士，官至甘肃布政使、湖北巡抚。谭嗣同遇害后，谭继洵被革职，勒令回籍交地方官管束。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病逝，享年78岁母亲徐五缘湖南浏阳人，国子监生徐韶春之女，生于道光九年（1829年），光绪二年（1876年）感染瘟疫去世同母兄姐谭嗣怀长姐。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生，同治五年（1866年）去世谭嗣贻长兄。咸丰三年（1853年）生，光绪二年（1876年）感染瘟疫去世谭嗣淑二姐。咸丰四年（1854年）生，光绪二年（1876年）感染瘟疫去世谭嗣襄次兄。咸丰七年（1857年）生，做过台湾凤山县盐税官，后留台候补，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台湾去世[139]异母弟妹[注27]谭嗣准男，生卒年不详，早夭谭嗣茀女，同治四年（1865年）生，同治十一年（1872年）夭折谭嗣嘉女，同治五年（1866年）生谭嗣囧男，光绪五年（1879年）生，国子监监生，候选主事谭嗣揆男，生卒年不详，早夭妻子李闰长沙李寿蓉之女，同治四年（1865年）出生。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辛亥后曾任浏阳女子学校名誉校长。1925年去世子嗣谭传铎光绪十五年（1889年）生于兰州，次年夭折，母李闰。杨廷福《谭嗣同年谱》写作“谭传檡”谭传炜谭嗣襄之子，过继给谭嗣同为嗣[140]
文学影视
参考资料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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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杂院”到腾退：北京谭嗣同故居的前世今生 — 新华网
- 浏阳会馆 — 北京市文物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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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移动文物信息 — 国家文物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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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晚报：湖南浏阳谭嗣同墓险些被盗 — 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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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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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走向共和》 — CCTV-电视剧频道
- 田沁鑫x奚美娟x周杰，《北京法源寺》归来 — 新京报
注释
- 另据杨廷福《谭嗣同年谱》：“（同治十三年）七月，（谭继洵）请同乡内阁中书欧阳中鹄主持他的家事，先生与仲兄谭嗣襄俱从欧阳中鹄读书。”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 张灏认为，谭嗣同二十四岁时写的《三鸳鸯篇》，是在“影射谭的父亲和生母之间的情感生活因妾的介入而演出的悲剧”。见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 谭嗣同《仁学?自叙》原文：“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
- 谭嗣同《与沈小沂书一》的原文是：“嗣同弱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骋。往客河西，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裤裆。此同辈所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
- 谭嗣同《与唐绂丞书》的原文是：“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
- 谭嗣同写信给欧阳中鹄：“固知官场黑暗，而不意金陵为尤甚。到此半月，日日参谒，虽首府首县，拜之数次，犹不能一望见颜色，又何论上官?”。见《上欧阳中鹄二十六通》。
- 梁启超的原文是：“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昌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
- 岳麓书社编《谭嗣同集》，收录有谭嗣同南学会讲义四篇，分别是《论中国情形危急》《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论学者不当骄人》《论全体学》；收录有谭嗣同南学会答问三篇，分别是《答杨昌济》与《答毕永年》（两篇）。
- 谭嗣同写信给友人汪康年：“湘信言，南皮强令《湘学报》馆改正素王改制之说，自己认错，而学使不敢不从。南皮词甚严厉，有揭参之意，何其苛虐湘人也。湘人颇为忿怒，甚矣！达官之压力，真可恶也。”
- 谭嗣同：《仁学》三十。原文是：“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
- 谭嗣同：《仁学》三十四。原文是：“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
- 《杨锐家书》原文是：“谭最党康有为，然在值尚称安静”。
- 谭嗣同的签注原文是：“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
- 《袁世凯日记》原文是：“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台湾历史学者黄彰健研究认为，戊戌政变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的告密加大了政变的剧烈程度。此说已获当代诸多历史研究者认同。见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 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25页。
- 梁启超《谭嗣同传》的版本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 ；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 谭嗣同《致毕永年》原文是：“诵来札，心痛，几放声大哭，然无可言，引颈而已，亦无济也。此行足为贵种觅一遗种之处乎？因病不及送，见面徒增伤感，不如其已。追及南海为言，本初甚不可恃，且有懊悔之言，求不败乃公事足矣，宁有他望乎？此作别，悲夫！”
- 刘人熙日记原文：“闻生谢李提摩太之言：‘余父受国厚恩，位至巡抚，且中国之法，臣子之与君父，生死惟命，则岂可逃乎！’……生谢李提摩太招入英使馆，又在县馆焚往来信札，惟留其父训诫之书，故其父仅免官。”
- 谭嗣同：《仁学》三十一。原文是：“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人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
- 谭嗣同：《仁学》二十九。原文是：“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 谭嗣同：《壮飞楼治事第五?平权》。原文是：“中国之官之尊也，仰之如鬼神焉。平等亡，公理晦，而一切惨酷蒙蔽之祸，斯萌芽而浩瀚矣。”
- 谭嗣同《与徐仁铸书》原文：“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
- 谭嗣同：《仁学》三十二。原文是：“私天下者尚俭，其财偏以壅，壅故乱；公天下者尚奢，其财均以流，流故平。”
- 谭嗣同：《仁学》第四十五。原文是：“仁之为道也凡四：曰上下通。天地交泰，不交否；损上益下，益反之损，是也。曰中外通。子欲居九夷，《春秋》大黄池之会，是也。曰男女内外通。子见南子是也。终括其义，曰人我通。”
- 谭嗣同：《仁学》十。原文是：“更得西医之精化学者，详考交媾时筋络肌肉如何动法，涎液质点如何情状，绘图列说，毕尽无余，兼范蜡肖人形体，可拆卸谛辨，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理之书，使人人皆悉其所以然。”
- 吴樾的遗书原文是：“谭嗣同有言曰：‘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又曰：‘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至哉言乎，可谓明于时事者矣。……今欲伸民气，则莫若行此暗杀主义。”
- 本表无单独标注内容，资料均来自贾维、谭志宏编：《谭继洵集》（下），附录三：谭继洵年谱简编。岳麓书社2015年版，以及杨廷福：《谭嗣同年谱》，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7页。
- 谭嗣同的异母弟妹，皆为谭继洵妾室卢氏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