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kān（龛kān、堪、盒），号太夷，别号海藏，晚年亦有号夜起，福建闽侯（今福州）人。中国近现代诗人、诗学家、书法家，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1][2]

郑孝胥八岁丧母，十七岁丧父。早年师从叔祖郑世恭习举业。清光绪八年（1882年）福建乡试中举，后“三应会试不第”，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以举人身份考取内阁中书一职，开始仕宦。^[3]光绪十七年（1891年）随使日本，历任使馆书记官、神户大阪总领事等。回国后先后担任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督办广西边务等职务。^[4][5][6]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任命为湖南布政使，还未到任，辛亥革命爆发。^[7][8]清朝统治被推翻后，郑孝胥不事民国，以逊清遗老自居。民国十二年（1923年）经逊帝溥仪的师傅陈宝琛引荐，进宫（紫禁城）辅助溥仪，次年被任命为内务府总管大臣。此后开始跟随溥仪，后在日本人的利用下，唆使溥仪于前往东北，建立傀儡政权^[9][10]，先后担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满洲帝国”总理大臣。 ^[11][12][13]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病逝于长春。^[14][1]

郑孝胥擅诗词、书法，在诗词上有“同光体”领袖之称，书法尤以楷书见长。书法家沙孟海评价他的字，“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15]2023年5月，《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发布，其代表作被列入不准出境名单。^[16]《郑孝胥日记》的整理者劳德祖评价郑孝胥的一生“生当封建末世，颇知民生疾苦，早岁奋发有为，深思力学。先后规划甚多，成就殊鲜，终则以贞事一人为节操，以逆时代潮流而动为卓特，由遗老沦为国贼，助纣为虐，身败名裂”。^[17]

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二日（1860年5月2日），郑孝胥出生于苏州胥门，郑家数代仕宦^[1]，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苏州地区正值战乱。郑孝胥生未逾月，其父郑守廉为避战祸，便率全家回到祖籍福建老家后仍返京供职。^[18][19]

郑孝胥“幼而英异”，四岁时就开始跟随叔祖郑世恭学习《尔雅》，“辄能上口”。清同治五年（1866年），时年七岁的郑孝胥服侍母亲赴京，与其弟郑孝柽师从从福建士子李兆珍“授读经史”。其父郑守廉对他的日常学习监督甚严，每天的功课内容都制定有严格的计划。次年九月，郑孝胥母亲去世，其十七岁时，父亲郑守廉也于北京逝世。郑孝胥遂回到福建，继续跟从叔祖习举业。曾入沈葆桢幕府数月，期间，光绪五年（1879年）九月，福建巡抚兼船政大臣吴赞诚欣赏其才华，将次女婚配给郑。^[20][18]

光绪八年（1882），郑孝胥回到福州，参加乡试，以第一名中举人。后随其岳父吴赞诚一家居于南京，吴赞诚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世交，故郑孝胥在岳父去世后，赴天津入李鸿章幕府，在水师营务处随办洋务，“月领三十六金”。^[4][20]此后，郑曾先后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均未考中。^[6]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郑孝胥在“三应会试不第”的情况下，以举人身份考取了内阁中书一职^[3]，从此开始仕宦之路，不再参加科举。^[6][20]

光绪十七年（1891年），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出任清政府驻日公使，李奏调郑孝胥随使，出任驻日使馆书记官。该年四月，郑孝胥登舟离沪，启程赴日。驻日期间，李经方对郑孝胥颇为倚重。日本各界与驻日公使间的信件、诗文往来，李经方大多请郑孝胥代笔，信稿写件也多由其主笔。李鸿章在致李经方的信中，也盛赞郑孝胥“文笔入古，人且清挺”。^[21]而郑孝胥本人也十分谦逊，“且学习以备驱使”，每日阅览旧案一二宗，处事循序渐进，办理外务交涉思路清晰。^[4]后李经方母亲离世，李去职丁忧，由翰林院编修汪凤藻暂时署理驻日公使^[22]，郑孝胥得任神户理事，开始在对日交涉中独当一面。在任期间，每日公务繁忙，照会频频，但他办理交涉井井有条，与各国领事往来密切，曾在日本八十番客寓宴请美、德、俄、法、葡等领事。郑孝胥对涉及华人与日人讼诉的管辖权问题较为敏感，对华人的权益给与保护，处置果断，具有一定的条约意识。在外事交涉中，始终坚持两国对等地位，对于日方的不合理要求进行驳斥，交涉颇为得心应手。同时郑对西式报刊如《申报》《沪报》时有阅读，且有大段摘录，思想渐趋开放。在任时屡有朝鲜人求助，郑多给予帮助，朝人也视清朝外交官为可托之人。郑孝胥的外交才能亦受到汪凤藻的赏识，称赞他于一切交涉词讼案件均能“慎持大体，经理得宜”，同僚也誉其“政声甚卓”。^[4][5]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乞援，日本乘机也派兵到朝鲜，蓄意挑起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该年七月郑孝胥等人乘船下旗归国，结束了驻日外交生涯。^[4][5]

郑孝胥回国后，对甲午中日战局仍十分关注，他主战甚坚，认为“朝廷能坚持力战，不过数月，倭必自困。”对清政府与日议和之事，不以为然，并着眼时局，有“开陆军学堂及制造洋火药局、鱼雷艇”的提议。后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媾gòu和，郑孝胥听说要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痛心疾首，感慨“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可复问”^[23]。^[24][5]

光绪二十年（1894年11月10日）十月，郑孝胥面见两江总督张之洞，进入张之洞幕，任督署洋务文案一职。不久，又升洋务局提调，并在商务局委差。张之洞非常赏识郑的才华和谈吐，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郑孝胥还曾以张之洞保举，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因戊戌六君子遇害，而告假南归。^[24][5]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7月5日）五月，郑孝胥在两广总督岑春煊的举荐下，奉旨调任广西边防督办，专门办理广西边防事务。^[6][25][26]

郑孝胥出任广西边防督办时，广西边疆形势严峻，中越边境散兵游勇流窜，对抗官府。社会经济萧条，文化落后，边防军力不足。郑孝胥到任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在龙州设立“边防将弁学堂”，从清廷每年支援边防的边饷中拨付办学经费。招生对象半取军中，半取边裔弟子”^[27]。除进行操练外，还教授近代化军事理论。使将弁学堂成为广西第一所近代化意义上的军事学堂。^[28][26]

次年，郑孝胥又开始兴办近代教育，“为边民兴学”。成立龙舟学社，郑任社长，负责学社的教习、教材和管理，聘请当地硕学人士为学生授课，订购国文、笔算、习画三类教科书。^[29]为使边地学子开阔眼界，郑孝胥还为学社订阅《万国公报》等期刊，还经常给学社赠送各种新学图书，并亲到学堂向学生讲演，宣传新学。由于龙州地处边地，人才荒芜，师资有限，郑孝胥还选派资助青年学子到日本或广州学习。^[28][26]

此外，郑孝胥在任期间续办龙州制造局、创设边防医院、成立通力局（运输公司）、并采用官商合办的方法，创办新龙银行，汇兑可达上海。在郑的经营下，广西边境的军事防御、医疗、教育、经济和交通得到了改善和发展，使广西的近代化水平取得较大提升。^[30][26]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郑孝胥辞去广西边防督办一职。^[31]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郑孝胥发起成立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并任会长。次年，还创办日辉织呢厂，又受两江总督端方延请，"襄理军事外交一切要政"。宣统元年（1909年），郑孝胥赴奉天，为东三省总督锡良筹划锦瑷ài铁路及壶芦岛筑港事宜。清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郑孝胥获授湖南布政使^[32] ，但因该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郑孝胥遂未到任。^[7][8]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后，郑孝胥以清室遗老自居，寓居上海，不事民国。^[8]

民国十二年（1923年）郑孝胥在帝师陈宝琛的引荐下，于8月奉召入京觐见溥仪，并得到溥仪的赞誉，“吾目中未尝见如此人，惜不能常见之耳”。 ^[11][12][13]

郑孝胥离京返沪后，溥仪欲清理产业，但左右无信任之人可用，遂召郑孝胥来京“商榷què倚办”，任命为内务府总管大臣，委以全权。上任三个月，郑孝胥就为内务府节省了上万元开销，并提出拍卖内务府名下房产以增加经费等。但其开源节流的工作办法触及内务府官员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强烈抵制，甚至向民国政府造谣郑孝胥另有所图。^[33]后因工作推行艰难，事务繁杂，年过花甲的郑孝胥便以身体不佳为由请辞。^[12][34][35]

民国十三年（1924年），北洋军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在郑孝胥等的前清遗老的策划下，溥仪辗转出逃日本公使馆，后又移居天津日租界的张园。^[36]次年2月，郑孝胥入津，重回溥仪身边，并被授以“驻津顾问兼总务处任事”一职。在此期间，郑孝胥向溥仪鼓吹“三共论”，认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必然亡于共管，提出对于那些愿意帮助复辟的国家，应该给予特权。^[11][10]

民国二十年（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据了中国东北，为谋求利用溥仪在东北建立由关东军操控的政权，进而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频频拉拢溥仪，但溥仪仍有所顾虑，曾连数日向郑孝胥询问“出行事宜”。而郑认为，日本在东北惹出事端，“ 不迎圣驾，焉能收场” 。但随后，郑孝胥意识到日本人表里不一，认为溥仪赴东北风险太大，又劝溥仪慎重考虑。为此，日本关东军不断活动，关东军参谋长土肥原贤二亲自来津劝说溥仪，一面许诺溥仪在满蒙成立“独立帝国”“大清帝国行政主权等，均不成问题” ；一面又策划使溥仪收到了藏在果篮里的炸弹、恐吓信、威胁电话等。最终，郑孝胥转变态度，劝说溥仪“勿失日本之热心”前往东北^[11]，该年11月10日，在郑孝胥父子等人的陪同下，溥仪经由白河偷渡至东北。^[9][10]

溥仪等抵达东北后，就处于日本关东军的控制之下，溥仪君臣随即就复辟问题不断与关东军展开谈判。溥仪和郑孝胥等人提出建立同前清一样的君主制国家，但日本意图扶植建立一个与清朝毫无关系的满蒙自由国。溥仪与众遗老们不愿面对事实，部分遗老还唱高调，非帝制不就。郑孝胥则劝溥仪认清现实，暂时忍让，再图进取。最终，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三月，在日本的扶植下，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在长春宣誓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郑孝胥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 ^[11][12][13]

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后，为了争取伪满洲国的自主权，郑孝胥一再要求改变伪满洲国政府日、满系官员人数比例。^[12]1932年9月，郑孝胥便以日本人把持，工作难度大为由请辞总理之职，日本关东军方面为避免郑辞职后造成的不良影响，作出了妥协，还撤换了与郑有矛盾的伪满洲国总务厅长驹井德三以换取郑孝胥留任。^[11]当月，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定了《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 ^[13]

由于在伪满洲国建国问题上，郑孝胥劝说溥仪向关东军妥协，出任伪满洲国的执政而非皇帝，遭到了其他遗老们的指责，加之与日本人签订《日满议定书》出卖主权，遭人诟病。^[12]留任伪满洲国总理后，郑孝胥迫切希望复辟大清，以洗刷卖国之名。他计划在日本庇护下，开放国境，吸收各国资本，将伪满洲国“发展成一个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王道社会”，“消灭民国再造一个光辉的大清帝国”。为此，郑孝胥不断向关东军将领提出恢复帝制的要求，次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称日本政府已经同意伪满洲国实行帝制，溥仪加帝号为“大满洲国皇帝”。该年12月，郑孝胥被推举为筹办帝制委员会委员长。 ^[11][13]

但在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皇帝的典礼问题上，郑孝胥与关东军产生较大分歧。关东军方面认为溥仪仅是就任伪满洲国皇帝，而非大清皇帝。庆典要避免复辟清朝的嫌疑，不能穿龙袍、不能祭天、祭祖等，并以拒绝参加溥仪的即位典礼为要挟，郑孝胥非常不满，认为“若废配天，则为悖礼”。^[37]他甚至欲辞去筹办帝制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在郑的交涉下，最终关东军同意溥仪祭天时穿龙袍，但登极大典时必须穿伪满洲国海陆空军大元帅服。此外，关东军要求溥仪的即位诏书，须指明“大满洲国帝国”的成立，是“日本以天意协助”的结果，郑孝胥则讥讽日本关东军参谋“诸少年不谙汉文”。经过郑再三交涉修改后，诏书方才定稿。 ^[11][12][13]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三月，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国号“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由执政改称皇帝，改元“康德”，还兼任伪“满洲帝国”陆海空军大元帅。郑孝胥出任伪“满洲帝国”总理大臣。此后，日本人并未放弃加紧对伪满的控制，鉴于郑孝胥在多个场合发表抵触日本控制的言论，阻碍“日满一心一德”。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五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以郑孝胥“倦勤思退”需要养老为名，由张景惠代替郑孝胥出任伪满总理。但为了掩盖矛盾，避免影响，在郑下台后，仍被赐给“前官礼遇”。 ^[11][12][13]

卸职后，郑孝胥移居长春柳条路自筑的新宅，创办“王道书院”，还著下《王道图说》等众多理论合集，日日忙于演讲宣传。^[38]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6日，郑孝胥在“王道书院”公开演讲后，突患肠疾，于当月28日因十二指肠溃疡死于长春柳条路寓所。^[14][1]

光绪十二年（1886年）郑孝胥在北京时，与陈衍标榜“同光体”之名，宣称指“同治、光绪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随着后期大批文人的追捧，“同光体”逐渐成为一种成型的诗风。郑孝胥诗学古趋向，在于谢灵运、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陈与义、姜夔、元好问诸家，它的特点是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清言见骨。其代表作为《海藏楼杂诗》。^[39][40][41]

郑孝胥不仅工诗，而且善书。在书法创作方面，郑孝胥诸体皆通，犹以楷书见长，其书法创作作品种类较多、传播较广，具有一定影响，其寓居于沪上海藏楼时期，求书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在上海、北京、东北等地留下了大量的匾额对联。由其所书写的“交通银行”四字，至今仍在使用。^[42][43][44]

郑孝胥书法早期以学习颜真卿、柳宗元为主，同时受到馆阁体书法的影响，在其29岁出任内阁中书后，在书法方面师从翁同龢，同时另辟蹊径不断拓展笔路，博采钱沣、何绍基等大家之所长。其后间习欧阳询、柳公权、苏东坡诸家，参以六朝碑刻的笔意，在结体上，将魏碑的扁势拉长为纵势，把魏碑的峭利凌厉、拙率蕴藉之势变成了端重敦实、肃壮雍和之姿，渐成一体。至晚年，郑氏书法愈趋完善、成熟，书风雄健古茂、遒丽宏肆，气势酣畅，撷xié碑、帖之精华，陶熔笔端，为近代书法增添了新的审美形式和内容。张谦曾评价郑孝胥作品“早年灵巧略有不足，并无出彩之处；中年雄浑壮丽，远超同代；晚年瑰玮雄奇，比肩秦汉。”^[45][46][47]

书法字体上，郑孝胥诸体皆通，以楷书见长，注重笔画间的轻重对比，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风格清刚、遒劲、凝炼；^[45][48]由于篆书年代久远、篆文难识，郑孝胥曾称“专习篆书，可俯视一切”，其作篆取法先秦两汉篆书名迹，“平和节静是其长，线条痴钝是其短”，有自家风貌；郑孝胥作隶，主张以汉为宗，笔法横平竖直、铺毫转笔、雍容大度，笔势劲瘦无波，风格以含古意、平正为上；在草书技法上，郑孝胥讲求“悬肘运指”，作草时还时常查阅《草韵》等工具书参悟。^[49][46]

晚清名臣李鸿章：“文笔入古，人且清挺。”^[50][51]

清末大臣端方：“在东三年，保护商民，维持权利，毅心敏腕，中外推重。”^[51]

近代社会活动家胡愈之：“甘心卖国的叛逆”。^[17]

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地区流传的对联：“认贼作父郑孝胥，甘做牛马殷汝耕。”^[52]

《郑孝胥日记》的整理者劳德祖：“由遗老沦为国贼，助纣为虐，身败名裂。”^[5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