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发动了戊戌政变；九月二十八日，将维新志士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在北京菜市口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1]

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在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的呼声此起彼伏。^[1][4]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注1]，宣传鼓吹维新思想，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7][8]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康有为连续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全面政治改革方案，强调变法维新已刻不容缓。^[7][1]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陆续颁布谕旨230余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1][2][9]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愈发激烈。9月5日，光绪任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品卿衔，在军机处帮助处理变法事务，史称“军机四卿”；^[1][7]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软禁光绪，废除新政，并搜捕维新党人。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于北京菜市口被杀害。新政历时103天，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其余措施全部取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史称“百日维新”。^[1][7][3]

戊戌维新运动是包括“戊戌六君子”在内的维新志士发起的爱国救亡政治运动，表现了他们鲜明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维新运动中，“戊戌六君子”通过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中国近代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要求变法图强，发展资本主义，促成了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的涌现；他们积极宣扬西学，使民权、民生等进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促成了近代史上首次思想解放运动。^[1][10]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华相众生、东海褰qiān冥氏、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六君子”之一，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11]其父官至湖北巡抚^[12]。谭嗣同的童年与少年时代主要在北京度过，十二岁后因父亲官职变迁，前往西北磨砺，此后往来南北各地，结交友人，购买西学书籍，西学常识大增。^[13]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战败，谭嗣同深受刺激，“绕屋彷徨，未知所出”，促成了谭嗣同思想由旧到新的急剧转变。^{[14][15][注2]}他开始致力于维新变法，应湖南巡抚之邀，回湘投身维新运动。谭嗣同将“兴民权”视为救亡图存之道，与梁启超^[注3]、唐才常^[注4]、熊希龄^[注5]等人通力合作，参与了湖南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不缠足会等新政机构的创建与经营，宣传变法维新，但遭到顽固派的攻击。^[19][20][21]他撰写了维新派的第一部著作《仁学》，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权、平等学说，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对晚清知识界具有深远影响。^[11]

“百日维新”期间，谭嗣同应召北上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务，积极为变法出谋划策，组织联络，负责处理司员士民呈递的改革条陈。^[21]新政失败前夕，谭嗣同试图游说袁世凯率军参与“围园劫后”计划，未能成功。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重新“训政”后，谭嗣同拒绝出走，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四日被捕入狱，二十八日被清廷处死，时年三十三岁。^[22][11]谭嗣同的代表作有《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11]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又号钝叔，四川绵竹人，清末维新派人士，“戊戌六君子”之一。^[23]杨锐早年进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院试时获张之洞赏识，后考取知县，被张之洞招入麾下，成为他倚重的幕僚，掌管着机要文牍dú，并参与规划加强海防、兴办实业诸事。^[24][25]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锐任内阁中书，在京参与政治。甲午战争后，他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参与“公车上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起组建了“强学会”，使之成为维新运动中，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学会。^[24]他鼓吹开发民智，讲求经济之学，学习西方科技等变法自强之道。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杨锐组建蜀学会，招收在京川籍人士，为新政训练人才，之后与其它学会扩大为保国会；6月，他参与戊戌变法，任军机四章京之一，负责推行新政。他对新政的意见，与洋务派的变法观相似，主张采取温和渐进的方式，在中央或地方的人事上基本不做大的变动。^[26][24]同年9月28日，因戊戌变法失败，杨锐在北京菜市口被处死，时年四十一岁。杨锐的著作有《杨叔峤文集》《杨叔峤诗集》等。^[23][27]

林旭（1875~1898），字暾tūn谷，号晚翠，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戊戌六君子”之一。^[28]林旭出生在一个贫寒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十七岁时，江南水师学堂总办沈瑜庆赏识其才华，招为婿。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林旭入京参加会试时，正逢甲午战争战败，林旭参加“公车上书”，此后投身维新变法运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林旭在福建会馆成立“闽学会”，协助康有为在北京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组织“保国会”；他召集366名福建举子联名上书，抗议驻青岛德国士兵闯入文庙、捣毁孔子像。^[28][29]同年9月5日，林旭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一起被授予四品卿衔，入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时称“军机四卿”。^[28]9月12日，慈禧发动政变，囚光绪皇帝于瀛台，并宣布“临朝训政”，下令逮捕维新变法领袖人物，林旭被捕；9月28日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时年二十四岁。^[30]

刘光第（1859~1898），字裴邨cūn，四川富顺人，原籍福建武平，清末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31]。刘光第出生在贫寒家庭，父早亡，与母亲艰难度日。清光绪九年（1883年），刘光第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写了《甲午条陈》一文，从爱国救亡的目的出发，向光绪提出了四点主张，因堂官推诿而未能上达。甲午战争后，刘光第的思想发生明显变化，认识到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必要性。^[32]他宣传推广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时务报》，对维新运动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刘光第与杨锐一起组建了“强学会”；^[31][32]同年9月，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推荐下，刘光第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他在维新变法中并无政治派别，虽然与军机大臣刚毅等顽固派相妥协，但是并不属于守旧派，也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有所区别。^[31]因戊戌变法失败，刘光第于9月28日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时年三十九岁。^[32]

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又号大中，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报人，“戊戌六君子”之一。^[33]康广仁自幼丧父，在长兄康有为的启蒙和教育下成长，行事立身深受康有为的影响。他轻视科举致仕的道路，在杭州府巡检司任上一年有余，即弃职而去。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康广仁到澳门着手创办《知新报》，推介西方国家政体沿革和政治学说，启迪国人的救亡意识，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蓬勃开展。同时，他创办大同译书局，以出版维新变政的书籍为主，为维新派在变法前作短促的理论准备。^[33][8]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发动政变，康广仁被捕；九月二十八日，他与谭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处死，时年三十一岁。康广仁的主要著作为《康幼博茂才遗稿》。^[33]

杨深秀（1849~1898），字漪村或漪春，本名毓yù秀，号孴孴子，山西闻喜人，“戊戌六君子”之一。^[34]清同治初年（1861年），杨深秀以举人入赀zī为刑部员外郎，仍居于山西，在太原崇修书院主讲，任令德堂书院院长。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考中进士，先后任刑部主事、郎中等职；杨深秀为官清廉，性格耿直，德国武装侵占胶州湾事件对他影响较大，使之在行动上向维新派靠拢。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杨深秀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向光绪上了《时事艰危谨贡刍chú议折》，阐明“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的道理，这是胶州湾事件后光绪皇帝第一次听到的变法倡议。^[35]在“百日维新”前夕，杨深秀即与康有为等人频繁往来，过往甚密；由于他们政治主张相同，因此，杨深秀便利用身居台谏之便，多次代递康有为上书。他在整个“百日维新”过程中，对封建专制制度表示不满和反对，多次与顽固派斗争，以至踏上与之决裂的道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不惧危险，谏阻慈禧垂帘听政，遂与谭嗣同等六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八日被杀，时年四十九岁。^[24]

戊戌变法是在近代经济初步发展基础上诞生的政治变革。以维新志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借鉴西方和日本的经验，推动了以变政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改革。^[36]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渐进式改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清王朝的落后，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境况，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于是涌现了从更基本层面、包括进行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的呼声。^[1][4]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时值日本逼签《马关条约》，遂发起会试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并在各地创办报刊，组织译书，兴办学会，鼓吹宣传维新思想，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7][8]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国发生了德国强占胶州湾(青岛)事件，俄、英、法、日等国家乘机提出侵略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康有为连续向光绪皇帝上书，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批判固守祖宗遗训，主张效仿俄国、日本的改革，并呈上自己的著作《俄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和其它各国改革书籍，提出了全面政治改革的方案，强调变法维新已刻不容缓，受到了光绪的赏识，同时增强了光绪对改革的决心。^[7][1]

光绪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推行新政。此时，拥护变法的御史杨深秀两次上书光绪，要求“明定国是”，即决定变法大计；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任命康有为为参赞新政，命谭嗣同由湖广总督护送进京，辅佐新政；^[1]6月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商讨变法步骤。^[2]为了缓解变法压力，维新派提出了保留旧官旧衙门，提拔新官增设新衙门的主张。^[7]光绪据此陆续颁布谕旨230余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维新变法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社会上守旧势力的不满和抵制，触动了士人、官僚和乡绅的利益；他们除面对面与维新派公开争斗以外，还采取拖延的方法，甚至一部分群体倒向了反对阵营。^[1][9]

百日维新中，杨深秀率先上疏请更文体，面对守旧派阻挠新政，他以奏章作武器，代康有为呈上《请御门誓众更始庶政折》《请申谕诸臣力除积习折》《时局艰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折》等多个奏折，成为重要的骨干分子。谭嗣同到京后在给妻子李闰的信中说：“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37]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5日，谭嗣同被光绪召见。刘光第、杨锐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推荐下，进京参与维新变法。^[38]实施新政后，荣禄欲将林旭招入幕府，林旭征询康有为意见，康有为告之并无害处，如能利用此时机，晓以大义，开导其迷途知返，并暗中洞察阴谋，却是一大好事；于是林旭应允入府，后来得到光绪召见，深受赏识与器重。^[39][40][24]康广仁是戊戌变法的直接参与者，他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989年）3月入京，帮助抄写奏折、奔走联络，协助兄长康有为将变法思想诉诸文字，进呈皇帝。很多变法意见即来自康广仁，如关于改变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关于“变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刷此辈之心目，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等。在政变前夕最紧张的时刻，康广仁与谭嗣同等谋划保救光绪之策，但均未成功。康广仁既是康有为的助手，又是维新变法的谋划人。^[8]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愈发激烈。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次日，为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处帮助处理变法事务，史称“军机四卿”。^[1]谭嗣同等四人主要处理无上奏权的司员士民关于新政时务的条陈，提出处理意见呈光绪审阅。^[41]

9月14日，光绪赴颐和园，意图说服慈禧同意开懋勤殿，设立变法新机构，当即引发慈禧不满。次日，光绪返回，自知事态有变，连下三道谕诏，让杨旭、林旭交康有为，命其速去上海督办官报；杨锐胆怯失态并未出示，林旭二次受命，立即与康有为、谭嗣同商讨对策。^[42][7]9月16日，光绪召见统率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升他为侍郎候补；隔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欲废黜光绪帝的计划，希望以其掌控的陆军诛杀荣禄，控制慈禧。袁世凯首应，返回天津后即泄露给荣禄。^[1][3]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宣布恢复“训政”，软禁光绪帝，废除新政，并搜捕维新志士。^[43]，同时下达懿旨命步军统领衙门抓捕康有为与康广仁，只捕获康广仁及家丁五人。^[44]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等五人皆继续开展活动，或希望新政推行，或留守静观局势变化。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积极争取美、英、日等国公使援助，设法保护光绪帝；并与侠士大刀王五计划营救光绪未果。友人劝其东渡日本避难，谭嗣同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杨深秀在政变发生后继续与守旧派抗争，他上疏朝廷，请求慈禧撤帘归政，并准备劝说董福祥军队勤王，拥立光绪帝，还未实施即被抓捕。林旭、杨锐和刘光第在政变发生后，均未赴外地避难，至终未离开京师；9月24日，谭嗣同等五人均被捕入犾yín。^[45]为担心外国干涉，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未经审判即于北京菜市口被杀，称为“戊戌六君子”。新政历时103天，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其余政策措施被全部取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史称“百日维新”。^[1][7][3]

政治思想方面：谭嗣同以兴民权、废君统为政治改革理念的核心内容。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愚弱，主要原因是君权与官权太重，民权太轻，以至于社会没有平等，也没有公理，触目皆是惨酷蒙蔽之祸。^[注6]谭嗣同主张，改革的首要之务是兴民权、开民智，^[注7]具体包括创办学会、变更科举、设立公司、发展报业等。^[46][47]他还主张与《万国公法》接轨，反对“仇洋闹教”^[48]。

经济思想方面：谭嗣同主张自由贸易，反对闭关锁国，希望国与国之间互通有无。他对晚清洋务派创立的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持批评态度。^[49]谭嗣同从奢俭观入手，思考了经济模式与政权制度的关系。^[50]

社会思想方面：谭嗣同重视男女平等。在《仁学》一书中，他将“仁”的具体内容分为上下通、中外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四个部分。其中的男女内外通指的正是男女平等。^[51][注8]他反对强迫女性穿耳、缠足；反对将女性禁锢gù在家庭之中；反对严防男女自由相见的所谓礼制；反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认为这些残毁女性肢体和精神的做法，是将女性视为鬼物和仇雠chóu。^[52]

杨锐具有爱国救亡图存的文人思想。^[53][54]他以维新派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但由于其与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关系密切，思想也受其影响，并不完全认同康有为的激进变革思想，倾向于稳健的改革，强调稳妥为主，尽量避免中立势力站到改革的对立面。杨锐在变法上与其他维新人士意见不同，难以统一；他不赞成设立议院，对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尽量妥协，慈禧同意的先变，不同意的不变；对守旧大臣的进退，也依慈禧旨意为准，故杨锐主张的变法最多只能以洋务派的变法观为依据，与维新派主纸并不融合。^[55][56]在文化思想方面，杨锐推崇相传为三国吴皇象书的《天法神谶碑》，提出了“文无定式”，不可拘泥于许慎六书，“要当兼收而并蓄之”的书法观点。同时杨锐还认为只有求变造新才是弘扬中国书法艺术的必经之道。^[57]他主张诗歌应反应社会生活，主张紧扣现实、针砭时弊，他的诗作着重表现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社会，并尝试将诗歌作为维新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27]

甲午战争后，林旭的政治思想发生变化，他更加关心政治，忧国忧民，参加了“公车上书”，明确表达“保教以保国”的政治主张。维新运动中，林旭的政治主张与谭嗣同不谋而合，他力主开议院、伸民权，把为民立政作为变法的主要任务；他作风激进，处理奏折所加签语言之激烈，与同班杨锐多有分歧，经常“强令改换三、四次”。林旭擅长诗歌创作，其诗作属于诗坛中的“同光体^[注9]”，在后期创作中，已摆脱了“同光体”一味拟古诗风的不良影响，在外患频仍、国运衰败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甲午战后，林旭的诗风苦涩幽僻，多以感慨时事为主，艺术上日渐成熟。^[59]

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爱国官员，刘光第认识到，必须以日本为榜样，走变法维新的道路，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基于此，刘光第针对当时中国的弊端，提出了自己的变法维新主张和方案，已经具备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体制的内涵：政治上，他主张重国权，削皇权，要求设立议院，期望当时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在经济上，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发展现代农业和经营管理方法，裁减冗员以节省费用，提高进口税，设置商务专官，允许私人开设公司，鼓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军事上，他主张开设武备学堂，聘用洋将训练军队；在文化上，他主张重视教育改革，废除八股应试教育，加入算学、测量等考试内容，科举之外辅以特举之法，重用士人以开民智等等。^[60]

康广仁致力于妇女解放事业，倡导妇女不缠足运动，是中国不缠足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他冲破世俗观念和习惯势力，兴办女子学堂，是中国女学的倡导人和筹划者。戊戌变法以后，康广仁作为直接参与者，参与了变法的全过程，既是康有为的助手，又是维新变法事业的谋划人。“百日维新”前，康广仁的思想较为激进，主张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革；“百日维新”时，他对变法策略和步骤有自己的见解，力主废除八股制度，并协助康有为拟定新政奏稿，多方奔。他对于变法有独到见解，认为以当时情况在中国进行改革，最重要的是变科举，废八股之制，使举国之士人在改革中受益，让社会公众明白国家之所以有强有弱的根本原因，从而产生强烈的爱国心，引导造就大批兴国之才。康广仁对于改革有清醒的认识，在取得阶段性成果时，他认为改革断然不会成功，主张告以段落，专心培养人才，韬光养晦，待时机成熟再图将来；同时他深谙康有为的个性弱点，为变法的前途和兄长的安危担忧，曾规劝康有为宜激流勇退，从长计议。在政变前夕最紧张的日子，他更是谋救光绪的关键人物之一。^[8]

杨深秀上书光绪，主张“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这是光绪从维新派方面直接听到的最早的变法呼声。从奏章中，可以看出杨深秀对世界形势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比较早地揭破沙俄和德国相互勾结的企图，反对向德国妥协投降，同样认为沙俄靠不住。他主张“今若北联俄矣，南更结英，立可以制德人之死命，即俄亦不敢包藏祸心，持两端以观变，矧shěn他国而敢生凯觑乎?”他主张联合英国，即可制服德国。^[61]

维新变法以来，以“戊戌六君子”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四处奔走，唤醒人民变法图强，捍卫国家主权，肩负起救国的历史重任，表现了他们鲜明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维新运动中，“戊戌六君子”通过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中国近代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戊戌六君子”出生不同，所受教育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目标及政治主张是相同的，要求变法图强，发展资本主义，促成了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的涌现。维新志士积极宣扬西学，著书立说，使处在封建闭塞中的人民觉醒，“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旧观念被逐步破除，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思想解放运动。^[1][10]政变发生后，顽固派的叶昌熾^[注10]在日记中侮斥谭嗣同“凶忽狡悍，死当其辜”，斥责林旭“少年浮躁”，对刘光第、杨锐致以“惋惜”。^[39]戴逸^[注11]在《千秋功过论戊戌》一文中评价道：“戊戌主要贡献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动摇和局部改变了传统的封建制度，人们尝试着要建立一个独立、繁荣、富强的近代中国。”^[64]

谭嗣同的思想主张和激进的斗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革命民主派的先驱。变法失败后，仁学即广泛在革命派中传播。^[39]

梁启超评价谭嗣同，说他“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nìng西学太甚，伯里玺（总统）之选也。”又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还赞誉《仁学》是前所未有之书和无价之宝。^[65][66]

谭嗣同曾前往拜见帝师翁同龢，与之讨论洋务。翁同龢评价谭嗣同“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67]

钱穆评价谭嗣同，说他是从学术上正面痛斥纲常名教的第一人：“晚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68]

熊十力敬佩谭嗣同的人格，曾对友人林宰平、梁漱溟说“自清季以来，真人物，唯（谭）复生一人足当之而已”。熊评价谭嗣同的《仁学》“规模甚大，志愿极宏”，同时也认为该书“不免失于浮杂”。^[69]

历史学家汤志钧^[注12]与学者刘高^[注13]评价指出，杨锐与刘光第在维新变法的根本问题上表现出患得患失，主要是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杨锐的一生，对外来侵略，他主张抗击；面对清廷政治的腐败，列强瓜分的危机，他积极地谋求挽救危亡之策；他主张变法革新，但还是为了挽救衰落不堪的封建专制的清帝国，使之富强，而不是建立资产本主义国家。杨锐在实施新政中即自称与林旭“积久恐不相能”，暴露出维新志士内部分化与政策分歧。^[39][56]

胡绳^[注14]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张之洞插手百日维新，已见前文，军机四卿中的杨锐、刘光第就是他的人，光绪皇帝的许多新政诏书是按洋务派的精神写的，当然也和他们有关。”胡绳认为刘光第当属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汤志钧在所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也说：“杨锐原为张之洞亲信，与洋务派关系密切，”又说刘光第、杨锐二人“思想行谊，实多相似。”两人同样对张之洞顶礼膜拜，期望很高。^[31]历史学家范文澜^[注15]在《中国近代史》中评价杨锐为维新派的右派，“代表假维新系”，认为他参与维新变法只是“随声附和，不出于心”^[73]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评价刘光第“性格重敦笃，不苟言笑，志节崭然”。^[38]

康有为对林旭维新改革的激进做法颇有微词，对全面实行新政持迟疑态度。他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直言：“时吾观复生（谭嗣同）及林暾谷（林旭）之相，谓卓如曰‘二子形法皆轻，不类开国功臣也。今兹维新，关中国四千年大局，负荷非常，而二子起布衣而骤相，恐祸将至矣。’”表达对林旭、谭嗣同的思想冲突和政治隔阂。^[42]

康广仁是维新理论的实践者和鼓动家，思想中有温和但更趋向激进，在幕后默默支持康有为的维新事业。梁启超在《康广仁传》中对谭嗣同和康广仁有过评价，他说：“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笃挚，惟复生（谭嗣同）与幼博（康广仁）为最。复生学问之深博，过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条理，过于复生。两人之才，真未易轩轾zhì也。呜呼！今日眼中之才，求如丽君者，可复得乎，可复得乎？”^[8][74]

杨深秀变革思想彻底，并且不畏“权贵”，在政变发生后毫不惧怕，仍然疏请慈禧“归政”，不考虑个人利益，为维新变法而死。康有为称赞他“虽惨柴市刑，能毓权好魄”。^[35]章太炎^[注16]在评价谭嗣同、杨深秀时称赞说：“戊戌变法，惟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39][76]

谭嗣同勤于著述，主要著作有《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石菊影庐笔识》《兴算学议》《思纬氤氲yūn台短书》《仁学》等，还在《时务报》《湘报》《湘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与维新改革有关的文章，流传至今者超过四十万字，其中《仁学》是谭嗣同最重要的思想著作。^[77][78]

杨锐著有《秦汉碑篆文考》一书，主要阐述其书法理论，在晚清书学领域具有一定地位。此外，他在史学研究和诗文创作上均有一定成就，完成了《隋书补注》40卷。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锐参与续修《钦定大清会典》并完成《晋书注》100卷，但两本著作在戊戌政变中散佚。此外，杨锐创作《从军乐》《劝农词》《苦寒行》《都门代人赠歌者》等诗篇，最早收录在《蜀秀集》。^[57][27]

林旭的文学创作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戊戌政变后，友人李宣龚等将林旭作品收集整理编辑成《晚翠轩集》，仅收集诗作154题192首、应试诗文9篇、遗札8封，其政论文章均散失未收录。^[42]

刘光第著文大多涉及时政，如《甲午条陈》《论<校邠bīn庐抗议>》等，其数篇《杂说》从文题到寓言形式，均深得韩愈精要；论学文字如《都门偶学记》，表达了治学治文的独到理念。刘光第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上，其诗文有《介白堂诗集》《衷圣斋诗文集》，诗作收入《戊戌六君子遗集》，1986年中华书局将刘光第诗文整理编辑成《刘光第集》。^[79]

康广仁创办《知新报》，宣传维新变法，并撰文力主废除八股取士制度，主要著作为《康幼博茂才遗稿》。^[33]

杨深秀擅长汉学，力主今文，其文章以奏疏为主，大多思想激进，言之有物，引经据典；他在修《闻喜县志》中，新创《志斟》《志补》《志续》三种体例，著作有《杨漪村侍御奏稿》《虚声堂诗抄》《闻喜县新志》等。^[34]

谭嗣同故居：北京故居位于北半截胡同41号的浏阳会馆，该处一度作为普通民宅使用，2011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80][81]湖南故居位于浏阳市城区北正街98号，始建于明代末年，谭嗣同之父谭继洵出任湖北巡抚后，命名为“大夫第”。现保存有谭嗣同的书房、卧室、会客厅等，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2][83]

杨锐祠：旧址在四川省绵竹县城关小西街，后人在民国五年（1916年）为了纪念杨锐而建，面积约2600平方米，内有紫微山馆、说经堂、杨锐纪念馆、崇经壁、聚书楼、爱莲水榭xiè等建筑。因管理不善，解放前已成为居住杂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绵竹县政府在城关人民公园内将原文化馆阅览室改建成“杨锐纪念馆”，并矗立杨锐全身玉石像一座。^[84]

刘光第铜像：刘光第铜像于1988年9月7日在富顺县城西湖旁的刘光第墓园落成，由四川美术学院院长、雕塑家叶毓山等人精心设计制作。铜像高1.23米、黑色大理石像座高1.8米，矗立在刘光第墓前。^[85]

谭嗣同墓：位于湖南浏阳市荷花办事处翟水村，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建造。谭嗣同墓占地面积约160平方米，呈半圆形，以圆扁的小鹅卵石铺盖墓顶，以石柱和青石板相围。1958年，墓地的华表与石围板被全部损毁；1983年，墓地整修复原。^[86][87]

杨锐墓：在四川省绵竹县城南，杨锐遇害后，其遗体由亲友辗转运回绵竹，葬于南轩祠右侧，1958年曾一度被毁；杨锐墓于1985年修复，为绵竹县文物保护单位。^[88]

刘光第墓：刘光第遇难后，安葬在富顺县赵化镇普安寨下，为自贡市文物保护单位。因年久失修，土墓垮塌严重，1984年6月，刘光第墓迁至富顺县城内西湖公园的五府山上。^[89]

林旭墓：林旭遗体归葬家乡福州，墓旁题曰：“千秋晚翠孤忠草，一卷崦yān楼绝妙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林旭妻子沈鹊应离世，同葬于福州北门外义井。^[90][91]

康广仁墓：民国九年（1920年），康广仁遗体由北京迁葬至广东省句容县南浮山脚下，墓冡méng于1973年遭受损毁。^[92]

杨深秀墓：位于山西省闻喜县城东北3公里的仪张村南，墓冡呈圆形，高3米，下部用石条砌成，直径6米，1996年1月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3]

《谭嗣同》，历史故事片，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84年摄制。刘耕路编剧，陈家林导演，达式常饰演谭嗣同，影片以谭嗣同为中心人物，再现了戊戌变法的过程。^[94]

《戊戌风云》，历史电视剧，北京电视台1998年首播。编剧胡建新，导演许同均，王民益饰演谭嗣同。电视剧塑造了慈禧、光绪以及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思想深度。^[95][96]《走向共和》，中国电视连续剧，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影视部等于2003年出品，共59集。编剧盛和煜、张建伟，总导演张黎，主演王冰、吕中、孙淳等。该剧表现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历史事件，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题材电视剧。^[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