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督商办企业

官督商办企业是指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委派商人招徕民间资金，雇佣工人使用机器或机械动力经营的民用企业。这类企业最初由官方酌量垫借部分官款，随后根据经营状况逐渐归还官款的本息。官督商办企业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特殊企业形态，体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合。其承办人多与官府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旦受委派后，均取得半官半商的身份。^[1]

官督商办的模式并非始于晚清洋务运动，而是源于明朝时期的食盐贸易。明初政府将粮食运往北方边境的驻军，以食盐作为抵押物，换取商人的运输服务。商人完成运输后可以获得盐引，用于兑换食盐。盐引贸易迅速发展，但由于商人大量囤积盐引导致价格下跌，最终盐引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纲法”，即将食盐专卖权授予大盐商，形成了官督商办的雏形。

清朝沿袭明朝的盐法，并有所改进。其中，“官督商销”的盐法实施广泛且时间长久。这一模式在明清之际就已经存在于食盐贸易中。

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一方面是因为鸦片战争后的巨额赔款，另一方面是由于太平天国造成的税收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无法直接投资新式企业，因而采用了传统的“纲法”向私人募集股本，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派员管理，这种方法被称为官督商办。^[2]

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原则是由官府掌握企业的用人及理财权，具体业务由商人经营。早期的大型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及上海织布局主持人的进退和主要经办人的变动，都取决于洋务派淮系集团。同时，这些企业在筹办过程中，也是通过洋务派官僚从清政府借垫一部分官款。官督商办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依靠官的庇护，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例如，轮船招商局从创办时起便享有从上海到天津随漕运货免天津进口税二成的权利。上海织布局的产品在上海地区销售，不负任何税厘；分销内地，则免抽厘金。汉阳铁厂的产品可免百分之十的出厂税等等。在贷款方面，轮船招商局到1879年得清政府贷款，累计达一百九十二万八千馀两，约占当时企业资本一半左右。开平矿务局在1886年和1890年先后利用公款修建铁路。上海织布局在1897年清理时，所借官款也达二十六万五千余两。这些贷款又常常得到缓付利息或免付利息的优待。这些企业还享有若干特权，如招商局自开办之日起就享有承运漕粮的特权，每年漕运收入约在二十至二十五万两银左右。开平矿务局开办时，经北洋总督李鸿章批准，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汉阳铁厂所产铁轨有优先供应国内修建铁路之用的特权。^[3]

尽管官督商办企业获得了清政府的各种优惠，但在发展的初期却遭遇了重重困难。许多商人对此种制度持观望态度，早期创立的官督商办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在70年代都遇到了难以招徕资本的局面。直到70、80年代之交，由于这些企业的股利较高，筹资情况才有所改善。80年代初，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为扩充企业增招资本，上海织布局和中国电报局招集开办资本等活动，都能在短期内达到集资目标。特别是在市场上，这些企业的股票经常以高于票面价值的价格被抢购，促进了私人资本流向新式企业。此外，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还出现了多家中小型企业，如各地创办的矿冶公司等。它们大抵由商人和地方官员出资筹办，并无官款参预其间；但为了争取官僚的庇护，也都以官督商办名义相标榜。从1877年到1883年，它们先后在上海招集到相当数量的股金，其股票在市场上也间或表现为溢价出售的景象。新企业的创办和资本市场的活跃，反映了官督商办企业在80年代初进入了兴盛阶段。然而，中法战争的爆发以及1883年秋出现的上海金融市场的货币恐慌，使官督商办企业遭受重创。在货币恐慌期间，握有企业股票的商号、钱庄和商人为了收回现款，纷纷向市场抛售股票，导致企业股票价格暴跌。不少正在招徕资本的中小型官督商办企业因集资不足陷入停顿，甚至破产。而几家大型的官督商办企业也因运营资本的困难进行了重大改组。官商之间的矛盾变得明朗化，企业的商办成分日益淡化；公开招股活动名存实亡，遇有资金周转困难时，便以企业财产作抵押，向外国洋行借款应对。官督商办企业的信誉因此下降，以至于1887年筹办官督商办漠河金矿和1896年改官办为官督商办的汉阳铁厂时，在招徕资本的活动中都未能获得私人资本的支持。官督商办企业是民族企业的一部分，与外国资本主义处于对抗状态。轮船招商局在筹组过程中就受到英、美航运势力的阻挠，在它初步发展时，更是多次经历外国航运势力的联合打压和打击；开平矿务局在投产后，首先面对的是与外国输入煤炭争夺销售市场的竞争。为了谋求自身发展，这些企业不得不努力排除外国势力的各种干扰，在客观上发挥了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作用。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抑制了英美势力在上海建立纺织公司的企图。轮船招商局在创办三年后，即从洋商手中夺回了一部分航运市场。又如开平煤矿从1882年全面投产后，经过三年的竞争，收回了久为洋煤占据的天津市场。然而，官督商办企业是在国家处于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并且长期被代表封建集团利益的洋务派所控制，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大型官督商办企业在最后大都被内外反动势力吞噬。在这些企业中，有的直接被外国侵略势力吞并，如开平煤矿；有的在边疆危机中，因外国势力干扰、威胁而陷于停顿，如漠河金矿；有的被强制改为官办，如电报总局；有的则落入洋务派官僚之手，成为官僚集团的私产，如招商局、华盛纺织总厂、汉阳铁厂等等。因此，从若干主要的官督商办企业的结局来看，除了被外国侵略势力吞并之外，它们大都在为中国官僚资本的逐步形成铺路。而被保存下来的中小型官督商办企业则在艰难的挣扎历程中由商办转变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但为数不多。因此，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官督商办企业的地位日渐削弱。

官督商办企业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李鸿章庇护下的财务结构十分庞大，他不仅掌控了轮船航运，还涉及兵工厂、矿业、电报及棉纺业等领域。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下台，原本在他庇护体系内的企业分化重组，大型官督商办企业纷纷转向私营，这是由于作为李鸿章手下企业大股东，为了减少新上位官员的控制，借助1890年公司法的结果。与此同时，垄断权的分散也为私人企业发展提供了空间。晚清官督商办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在招商过程中，中国人重新认识到了可转让股份的买卖。在此之前，股份通常是庙产或族产式的股份，不具备随意转让的特点。此外，由于需要公开招股，这也开启了按照西方惯例公开账目的做法。在会计账目中，可以看到折旧等西方概念的萌芽。这些举措有助于未来金融市场的复苏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