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

杨锐（1857年-1898年），字叔峤，四川绵竹人，晚清维新派人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遇害身亡。^[1]

清咸丰七年（1857年），杨锐出生于四川绵竹的一个书香门第。早年间进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才学得到张之洞赏识。后考取知县，被张之洞招入幕府，成为张之洞倚重的幕僚，掌管着机要文牍dú，并参与规划加强海防、兴办实业诸事。^[2]中法战争中，杨锐向张之洞献策起用冯子材，取得了镇南关大捷。^[3][4]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锐任内阁中书，参与修纂zuǎn《大清会典》。甲午战争后，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参与“公车上书”，参与创办“强学会”，鼓吹开发民智，讲求经济之学，学习西方科技等变法自强之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杨锐组织建立蜀学会，招收在京川籍人士，为新政训练人才。随后杨锐又参与戊戌变法，向光绪帝提出兴办教育、操练兵士的主张，任军机四章京之一，负责推行新政。^[5][1]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28日，因戊戌变法失败，被处斩于北京菜市口，年仅41岁。^[1]

杨锐被后世称其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著作有《杨叔峤文集》《杨叔峤诗集》等，^[6]并著有阐述其书法理论的《秦汉碑篆文考》一书。^[7]

杨锐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出生于四川绵竹的一个书香门第，得益于家学渊源博览群书。^[2]年少时就因聪明才智闻名于乡里。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杨锐考中秀才，清光绪元年（1875年）进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1]在尊经书院期间，他得到张之洞的赏识，山长王闿运称赞杨锐：“有骆宾王本事。”^[1][5]

尊经书院肄业后，杨锐参加优贡朝考，考取知县，随后被张之洞招入幕府，^[2]追随张之洞前往广州、武昌、南京等地，参与军政运筹，掌管机要文牍之事，常代张之洞起草奏牍，并参与规划加强海防、兴办实业诸事。^[4][5][8]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杨锐又被聘任为文案。^[4]次年，法军入侵谅山，边疆告急，杨锐向张之洞献策起用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随后，杨锐代张之洞草拟《广军援桂破敌奏稿》并写下《闻越南战争》一诗来讲述中法战争。^[3][4]

光绪八年（1882年），杨锐赴京参加朝考，中第一名。1885年，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锐任内阁中书，参与修纂《大清会典》，成书后升为内阁候补侍读。^[5][1]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杨锐看到清廷军政的腐败，慨于国耻，逐渐走向维新改良的行列。杨锐联络御史安维峻、内阁林旭等人，抨击慈禧专政误国，杨锐还代御史王鹏运作疏上奏，激励清政府，促其战败后奋发图强。^[9][5]慈禧看后非常恼怒，要恭亲王奕䜣将其充军，奕䜣以言官无罪的理由劝谏慈禧，使杨锐逃过一劫。^[2]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要求变法，杨锐参与署名积极支持。^[1]同年11月，康有为联络杨锐等革新志士发起“强学会”，鼓吹开发民智，讲求经济之学，学习西方科技等变法自强之道。^[10]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慈禧授意当局查封“强学会”，杨锐领衔上书，率领会中同人进行抗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杨锐与刘光第等人在京成立蜀学会，创办蜀学堂，招收在京川籍人士，为新政训练人才。^[11][12]同时杨锐参加了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这段时间里，杨锐一直在为维新变法运动进行努力。^[13]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正式开始。张之洞推荐杨锐参加经济特科。9月1日，在张之洞的授意下，湖南巡抚陈宝箴向光绪推荐杨锐。杨锐被光绪帝召见，向光绪陈述兴办教育、操练兵士等一系列救国之策，得到光绪赞许。^[2]并且杨锐还提出三条意见缓和光绪与慈禧之间的矛盾。一是劝皇帝不要固执己见；二是主张变法应循序渐进；三是辞退旧臣不需一步到位，避免因人事骤变引起反对声势强。^[13]9月5日，光绪帝任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4人并加四品卿衔，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拥有代帝处理有关新政相关事务的大权。^[2][14]新任四章京的主要职责是推行新政，与原有军机大臣并不冲突。但是新任四章京实际上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以及光绪不信任部分守旧大臣，因而将许多重要事务直接交于四章京，导致新任四章京与原有军机大臣形成对立之势，为后来的政治变动埋下伏笔。与此同时，慈禧感受到光绪新政措施对自己造成的威胁，对此逐渐做出反击。^[14]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14日，光绪前往颐和园与慈禧当面商议开懋勤殿事务，这一构想严重侵犯慈禧手中权力，因此光绪被慈禧斥责。^[15][13]光绪意识到慈禧对此事持反对态度，内心感到不安，因而在次日（9月15日）召见杨锐，与杨锐商讨对策。杨锐表示这是帝王家事，自己不应该插手。光绪于是向杨锐下达了一份密诏。^[15][13][14]密诏中光绪希望四章京商议出一个办法，既能继续推行新政，又能不违逆慈禧。杨锐等人此时已经意识到危机。维新派众人试图拉拢袁世凯举兵，但没有成功。^[15][13][14]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9月21日，慈禧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软禁光绪，发布“训政”。^[2][14]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慈禧下令抓捕康有为及康党众人。^[14]9月24日，杨锐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捕，关押至刑部监狱。9月28日，在没有审讯的情况下，杨锐等六人于北京菜市口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2][13]张之洞曾极力斡旋，但未来得及营救，杨锐已被处决。^[13]

后杨锐遗体被亲友收殓，回乡安葬。宣统年间，其子杨庆昶将光绪密诏送入京城，要求为父昭雪。^[16][17]

杨锐具有爱国救亡图存的文人思想。^[18][17]他以维新派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但由于其与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关系密切，思想也受到张之洞的影响，并不完全认同康有为的激进变革思想，倾向于稳健的改革，强调稳妥为主，尽量避免中立势力站到改革的对立面。^[13]

在书法方面，杨锐推崇相传为三国吴皇象书的《天法神谶碑》，提出了“文无定式”，不可拘泥于许慎六书 ，“要当兼收而并蓄之”的书法观点。同时杨锐还认为只有求变造新才是弘扬中国书法艺术的必经之道。^[7]

在诗作方面，杨锐主张诗歌应反应社会生活，他的诗作着重表现将19世纪末期的中国社会，并尝试将诗歌作为维新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强调诗歌创作应该紧扣现实、针砭时弊、真情实感，反对那些空虚呻吟的作品。杨锐注重从民间文学汲取营养，并主张批判地运用古典诗歌的传统样式。^[6]

杨锐著有《秦汉碑篆文考》一书来阐述其书法理论，在晚清书学领域具有一定地位。其书法自成一体，尤擅秦篆，其部分作品收录于《续益州名人书画录》，此外绵竹市文化馆也藏有杨锐篆书屏幅10 条。^[7]

杨锐著在史学研究和诗文创作上都有一定成就。1878年至1879年，他完成了《隋书补注》40卷。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锐参与续修《钦定大清会典》并完成《晋书注》100卷，但两本书都在戊戌政变中散佚。此外，杨锐著有《从军乐》《劝农词》《苦寒行》《都门代人赠歌者》等诗篇来反映当时民生。其著述最早收录在《蜀秀集》。^[6]

在政治上，杨锐参与维新运动，其爱国主义精神和为救亡图存做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其创办蜀学会等行为，传播了变法维新思想，对当时在京川籍文人也带来了一定影响。^[19]

祖父 杨士达（曾任山东曹县等县丞）父亲杨承煦（监生出身，开有春林堂药铺）兄弟杨聪（曾中举人）子杨庆昶恩师张之洞好友刘光第同僚刘光第、林旭、谭嗣同资料来源：^[1][5]

历史上，杨锐主要以维新派人物的身份，在戊戌变法中发挥作用。但同时他深受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影响，其思想与康有为也非完全相同。后世对杨锐看法主要有伪维新和温和维新两种观点。^{[18][16][20][21][17]}

一种认为杨锐虽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实则“伪维新”。进入维新派的核心，实际上是打着维新派的名号维护洋务派的权益。^[16][17]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评价他为维新派的右派，“代表假维新系”，认为他参与维新变法只是“ 随声附和，不出于心” ^[22]另一种观点认为杨锐是态度相对温和的维新派，因为杨锐积极推进变法运动，而其恩师张之洞与维新派既有矛盾又有合作的关系，所以梁启超和康有评价他伪温和维新派。^[20][21]

绵竹人民公园杨锐塑像。^[23]

1984年上映的电影《谭嗣同》中由演员李尚林扮演杨锐。^[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