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直道

秦直道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207年命蒙恬监修的一条重要军事通道，号称中国古代的“高速公路”，在陕北俗称“皇上路”“圣人条”。因其路线大体南北相直，故称为“直道”或“秦直道”。^[1]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久，就竭尽全国人力、物力，从事两项规模巨大的国防工程建设，一是修长城，二是治直道和驰道。驰道是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的国道，直道则是秦始皇为打击匈奴，令大将蒙恬率十万人工突击修筑的国防道路。据考证，秦直道南起咸阳的军事要地云阳林光宫（今淳化县），北至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穿越14个县，全长800千米。路面最宽处约60米，一般亦有20米^[1]。建成之后的秦直道在清朝之前都在使用，至清朝时逐渐废弃。20世纪70年代时，考古学界重新展开了关于秦直道的研究，关于秦直道的走向问题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2009年，延安市境内的秦直道经过考古发掘被确认，至此，关于秦直道的走向几乎已全部确认^[3]。

1996年5月，秦直道遗址（东胜段）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成立了秦直道遗址研究保护发展中心，对秦直道遗址东胜段进行研究保护与利用，先后对秦直道遗址（东胜段）全长17.5公里保护范围及控制范围修建2000余根保护界桩，修建5块保护界碑，对秦直道遗址周边的城梁古城及苗齐圪尖古城修建保护性网围栏2000余米。2010年，东胜区秦直道遗址研究保护发展中心重新编制了《秦直道遗址（东胜段）保护规划》（2012-2030）。秦直道在促进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往、推动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早期经济开发、推动战国时期勘探、筑路技术的发展等方面都曾发挥过无与伦比的历史作用。^[2][4]

秦直道由于道路宽阔平坦，能适应大队人马快速驰援，故称“驰道”，又因其南北遥遥相对、直线相通，亦称“直道”^[2]或“秦直道”，在陕北俗称“皇上路”“圣人条”^[1]。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成为第一个统一全国的封建皇帝，自比三皇五帝，因而称“始皇帝”，史称“秦始皇”。秦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是有名的“河南地”、又称“新秦中”，是“水草肥美”的河套地区，匈奴居住足以养育人口牲畜，南下可以直接威胁秦朝的心脏地区，战略位置相当重要。秦始皇面对北方强大的匈奴民族，采取强硬政策，公元前215年，命蒙恬发兵三十万，大举出击，很快就收复了河南地以及榆中一带的广大地区。之后，秦始皇在黄河沿岸兴筑了44座县城，并且派蒙恬征招10万民夫，修筑了绵延千里的“秦直道”，作为防御和打击匈奴的军事专用交通线和后勤补给线。^[5]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六国年表》，秦直道始筑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至于何时完工、总共修筑了多长时间，史籍语焉不详。据《史记·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埋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可见当年秦始皇崩逝沙丘之际，直道并没有完全竣工，但其遗体是通过秦直道运回咸阳的，说明已经修通了一部分，可通车马。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矫诏立后，“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成无已。”说明直道一直到秦二世时期还在持续修建，一说到秦二世三年（前207）其目的应该是延续了秦帝国的军事部署的需要。^[1]

直道的最早使用者当属其修筑者秦王朝。秦始皇第五次出巡途中病死，随同出巡的赵高、李斯决定从直道归咸阳。“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其棺柩是经由“直道”运回咸阳的。这时“直道”已修竣完工，交付使用。这是史籍中记载的第一批走完直道全程的秦人。当然，未见史册的直道的秦军或大或小规模的调动与粮草的运输，才是直道发挥的最主要的功能。^[4]

秦末以来天下纷争，雄踞北边的匈奴趁秦朝无暇北顾之际恢复元气。此后乘势南下，成为直道的受益者。汉文帝三年（前177）五月匈奴南侵。匈奴军队的这次南进，有可能利用了直道便利的交通条件。《史记·孝文帝本纪》记载：“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帝初幸甘泉。”《史记·匈奴列传》还有这样的记载：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的14万骑兵入侵，出“奇兵”突袭内地，据说“候骑至雍甘泉”。也就是说，匈奴轻骑前锋的侦察部队，已经沿直道到了甘泉宫。匈奴南下和中原王朝出兵北上或多或少都会考虑直道这条捷径，若非长城防御阻隔，匈奴沿直道大举入侵关中腹地次数或许更多。^[4]

汉人继秦而主宰关中，利用直道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孝文帝本纪》载：三年（前177），匈奴军队入据“河南地”（秦九原郡、汉五原郡以南之地），攻掠上郡，“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其发边更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颖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孝文帝也就于同一月的“辛卯，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从甘泉到高奴，当时除秦直道南段以外，没有更好的道路可供选择。另外，这个时候距蒙恬修通“直道”只有三十五年时间，从理论上讲黄土夯成的“直道”不会有大的破坏，汉文帝是有利用的条件。^[4]

以雄才大略著称于史的汉孝武帝刘彻大规模的反击匈奴的活动与直道密切相关。据《汉书·武帝纪》中著录的武帝元封元（前110）的一则巡边诏令把武帝往返于朔方和甘泉之间的路线都讲清楚了。冬，十月，下诏曰：“‘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振匈奴。”“还，祠黄帝陵於桥山，乃归甘泉”。汉武帝这次往返於朔方、云阳甘泉宫的路线，正是秦直道所经之地，武帝避开直道之便而另择它途决不可能。和汉文帝不同，汉武帝走的是包括南、北两段在内的秦直道全程。汉武帝在登封泰山之后，“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无疑，这是孝武帝又一次走了秦直道全程。因为，九原和甘泉，恰好是直道的终点和起点。由此也可证明，汉武帝时期直道沿途亭障保存完好，畅通无阻。^[4]

除去军事征伐以外，直道在秦汉王朝的移民实边中发挥了作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向榆中（今榆林县附近）大规模移民一次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六年），又“徙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另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右邓西南二百里，本有邓氏。秦始皇徙上郡实之”。据《汉书》等文献记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关东贫良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凡十二万口；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徙天下奸滑吏民于边；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发习战骑士赴朔方。以上四次军屯和徙民实边，主要是在上郡、西河及朔方郡一带，其都为直道沿线附近。^[4]

东汉定都洛阳，中原和大漠南北的交通，多走河东道。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奴日逐王比被拥立为南部单于，两年后建单于庭于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境），控制了整个漠南。他们和中原交往的重心，亦由关中的咸阳转移到了关东的洛阳。从此，秦直道在史籍中失载。唐中期以后关中通往延州、银州的驿道虽移于子午岭东侧的洛河河谷中，但内地经由“直道”去宁夏一带的商旅，仍络绎不绝。特别在南北朝、晚唐、五代北宋时期，“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一段因政治、军事原因受阻时，中西使者、商旅也多绕至贺兰山下经宁夏越子午岭至长安，子午岭上的道路长期被人们利用着。也正是在唐朝，秦直道重新出现在唐人的著述中。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襄乐县》条下，著录有：“秦故道，在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始皇三十（五）年，向九原抵云阳，即此道也。”“秦故道”即秦始皇三十五年修筑的直道。从此往后，秦直道再难见诸史籍。^[4]

唐朝以后，随着政治中心东移，秦直道在沟通陕甘、宁及内蒙古等地区的经济文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秦直道上，单于朝贡的车队络绎不绝，“昭君出塞”“文姬归汉”的仪仗熙熙攘攘^[6]。一直到了明代，直道仍旧是一条通途，清朝初年才渐趋湮塞。据乾隆《正宁县志》：“此路一往康庄，修整之则可通车辙。明时以其道直抵银、夏，故商贾经行。今则塘汛废驰，通衢qú化为榛莽。”不过又据正宁刘家店子林区和旬邑石门关的当地老人回忆说，数十年前，刘家店子林区的古道一直通向定边，平时驴驮马载，络绎不绝；石门关至马莲河一段子午岭的主脊凤子梁，正是关中棉花向北运输的必经之路。每年运花季节，梁上路旁的灌木枝上，粘花带絮，一路皆白。解放战争前，石门关为陕甘宁边区后勤部所在地，设有大型储粮仓库，凤子梁更成为转运军需粮草的大路。这些事实说明，自唐代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西北地区的交通道路格局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直道仍在沟通陕、甘、宁诸省区的经济交流方面发挥着作用^[7]。

1962年，延安地区富县报社的记者兰草，随一个陕甘边界考察队来到位于富县西50多公里处子午岭上进行边界考察，他在人烟稀少的山岭他偶然看到一条苍茫宽阔的古道肆意穿行在山脊之上，势无可挡地伸向远方，路虽无言却显露出一种摄人魂魄的霸气，兰草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震惊世人的秘密。随后他多方研究考证，认定这条古道就是秦直道。为此，他写了一篇题为《秦直道》的散文发表在《新民晚报》上，不久海内外众多学者写信询问，兰草所发现的这段秦直道就是位于富县张家湾镇的车路梁，它完整保存了4公里的路面，是秦直道全线最具视距冲击和心灵震撼的一段，兰草也成为当代发现秦直道的第一人。^[8]

1974年7月，内蒙古博物馆的考古专家田广金带领伊克昭盟文物干部培训班的学员，在现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一带开展田野文物调查实习，发掘秦直道的遗迹，便是他们这次田野文物调查实习的任务之一。因为通过研究，田广进认为秦直道肯定经过东胜区一带，最终在他们在东胜县（今鄂尔多斯东胜区）发现了一段残存长度约100米，具有明显人工填垫痕迹、好似道路路基的遗迹，从此遗迹向北一看，迎面的几个丘陵顶部有明显的“豁口”，这些豁口在绵延起伏的丘陵中时隐时现直线向北延伸，和《史记》记载的“堑山堙yīn谷，直通之”的秦直道相吻合，随后通过挖掘考古，发现了夯土层，他们判断这就秦直道遗迹。^[8]

1971年，史念海被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将军从牛棚里请了出来，编写陕西历史地理军事志，秦直道正是他们必须考证的一个重要古代军事工程。1972年6月到7月，史念海一行6人，对秦直道进行了全程考察，史念海首次考证了秦直道的起点和终点，首次明确了秦直道全程的具体路线，即南起咸阳市淳化县铁王镇梁武帝村的汉甘泉宫遗址，沿子午岭主脉北上，经旬邑、黄陵，再由黄陵兴隆关转向甘肃庆阳、陕西榆林，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至终点包头市麻池古城，也就是秦代的九原郡遗址，史念海所确定的这条线路被学术界称为秦直道西线说。1975年，史念海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了一篇名为《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的文章在历史学界引起了很大轰动。^[8]

1996年5月，秦直道遗址（东胜段）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直道考古队于2006年11月至12月7日和2007年4月9日至5月6日，先后对陕西富县车路梁段的“秦直道”进行了考古发掘，还对马莲沟梁、桦沟梁、大麦秸沟梁的“秦直道”进行了考古调查。2009年3月至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直道考古队为配合国家青（岛）兰（州）高速公路建设，对“秦直道”陕西富县桦沟口段进行了考古调查、钻探、发掘、回填。2009年成立了秦直道遗址研究保护发展中心，对秦直道遗址东胜段进行研究保护与利用，先后对秦直道遗址（东胜段）全长17.5公里保护范围及控制范围修建2000余根保护界桩，修建5块保护界碑，对秦直道遗址周边的城梁古城及苗齐圪尖古城修建保护性网围栏2000余米。2010年7月21日至10月31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直道考古队对“秦直道”的调查、发掘地点移至陕甘交界的子午岭上兴隆关（即沮源关）一带。2010年，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秦直道遗址研究保护发展中心重新编制了《秦直道遗址（东胜段）保护规划》（2012-2030）。^[2][9]

秦直道由云阳林光官（今淳化县北铁王乡凉武帝村）首途，就进入子午岭南端的甘泉山，循岭北行。经今陕西省旬邑县东过七里川，沿庙沟缓坡北行，约4千米达石门关。石门关为天然崖口，东西山崖壁立，高达一二百米。西崖壁下有两个天然的形同关闭着的拱形石门图形，这可能与“石门”的得名有关。石门口宽200余米，直道穿石门北去。行至风子梁，再经今甘肃省正宁县刘家店子林场、黑马湾、野狐崾yào岘、南站梁，而至今陕西省旬邑县调今关（雕翎、雕岭关）。^[1]

从调令关开始，直道盾子午岭主脊，大致呈西北走向，过陕西省黄陵县艾蒿店、甘肃省宁县湘乐五里墩，到达兴隆关，再经甘肃省合水具的黄草崾岘到青龙山，沿合水、华池两县分水岭向西北延伸，到华池县的麻芝崾岘。然后纵穿华池县境，经大红庄、墩梁、老爷岭、新庄畔、羊沟畔、黄蒿池畔、深崾岘、高崾岘、墩儿山，过打扮梁的雷崾岘、五里湾、张新庄、田掌，进入陕甘两省交界的丁崾岘、墩梁，直达营崾岘。^[1]

直道沿明长城内侧向西北延伸，经营盘梁、南湾、箱子湾到白出长城，入陕西省定边县的马崾岘，与长城重合之处长达20千米。从定边县南境起，直道折向东北，经个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红庆河，再转向北行，过东胜市（今东胜区）西的二顷半、海子湾、城梁，直抵黄河南岸的昭君坟，在此渡过黄河，就是今包头市西的秦九原郡治（今麻池古城）所在地。^[1]

现存的秦直道中，内蒙古段已确定路段北起达拉特旗吴四圪堵村东，穿过鄂尔多斯高原中部区域，南至伊金霍洛旗的掌岗图四队，两端直线距离近100千米。此段全程很少有弯道，途经的丘陵均有不同程度的开凿，所经的山谷则有不同程度的垫土。遗迹受到雨水的严重侵蚀，但仍可分辨路基痕迹。在该段秦直道遗迹东侧分布有城梁、苗齐圪尖和大顺壕3座同时期古城，根据其中的出土文物分析应为秦直道的附属建筑。^[10]

红庆河古城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红庆河乡政府以西的一片田地中，在这片田地的中心有几段非常明显的夯土墙痕迹，周围有老乡从田里拣出了大量陶器碎片和陶瓦碎片，由此可以断定，这里曾是一处汉代城址。可分为外城、内城和子城。外城墙已不存。内城西墙呈土垄状。子城保存较好，平面呈长方形，长136米，宽130米，城墙夯筑，基宽6～10米，最高处为4.5米，夯层厚5～12厘米。^[11]

遗址位于罕台庙乡元圪旦村西南和漫赖乡海子湾村的交界地段。遗址北高南低，北城墙长120米，残高约1米；东西城墙残长分别为120米和100米；南城墙因沙化和沙蒿覆盖已无法辨认。城内地表遍布残瓦和陶片，在遗物中采集到瓮、瓦、盆各2件。地表由于流沙覆盖较厚，未打采到文化层。古城遗址的西南两端的不远处，分别有秦直道遗迹和汉代墓群。从古城遗址的地表遗物和秦直道、汉墓群判断，苗齐圪尖古城是汉代城郭。^[12]

秦直道从今陕西旬邑县进入甘肃正宁县，延至宁县、合水、华池县，经过四县的30个乡50余个村庄，然后进入今陕西吴起县，继续北上。其在甘肃境内的路段，正宁县70公里，宁县60公里，合水县50公里，华池县110公里，总共有290余公里。甘肃境内秦直道遗址主要沿子午岭主峰南北纵行，长度约290余公里，经过30个乡镇50余村庄。现存道路遗址，最窄4—5米，最宽6—10米。沿道路两旁的险要之地，仍保存有城障、关隘、烽燧遗址。^[13]

子午岭沿途尚有城障、关隘、烽堆遗址百余座，大多路段遗迹可辨，部分路段仍可通行。子午岭是一座高大广家的山峰，是关中屏障、兵家必争之地。子午岭两侧的河谷通道即著名的延川道（由长安通向延州即今延安，再北行通向内蒙古）和马莲河道（由贺兰山下和内蒙古南下，经环县、庆阳、长武、彬县，直达关中）。河谷地带水草主盛，成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通道，延川道和马莲河道分处于子午岭的东西两侧，直道在子午岭上，扼控着东西两侧的河谷。^[1]

甘肃省正宁县距刘家店子西侧数里，有“两女岩”古迹一处。据乾隆《枸邑县志》记载，秦始皇之长子扶苏，去上那蒙恬屯军处监军时，途中两个女儿死去，葬于此。至当代仍坟头高大，坟地周围到处可见秦汉砖瓦。刘家店子位于秦岭正脊，北行至黑麻（马）湾，直道遗办宽度都在30米以上，再北至调今关，豁口宽=四十米。在调今关南侧1600~2000米的山梁上，即当地群众称为“四十亩台”的地方，1986年发现了一个大型秦代兵站遗址，已被命名为秦代一号兵站遗址。^[1]

秦直道起点段位于淳化县境内，自汉甘泉宫遗址宫墙北门起向北，至北庄子村处开始收窄，上行1千米后拓宽至17米，其后向北延伸至海拔1769米处的鬼门口，此处宽约为20米，再向北进入旬邑县境内。旬邑县境内的秦直道平均宽20至30米，由于有植被覆盖，保存较为完好。其路线从淳化、耀县、旬邑三交界的箭杆梁下盘头坡，过姜姬河、上大草沟梁高地，绕梁直到石门关石门处下坡，沿子午岭主脉至大店村。从大店下坡到马栏岔沟过马栏河，直从马栏革命旧址窑洞处上坡，沿子午岭至雕灵关。从雕灵关东南300米处转向直北慢坡下山，从石底子水库西边进东沟上子午岭支脉，与黄陵县境内的秦直道相连，全长约90千米。黄陵县境内的秦直道全长60千米，道基宽10-60米不等，途经艾蒿店老芦堡、五里墩、沮源关等村庄。老芦堡、艾蒿店一带还保存有多处高达6米的烽火台遗迹。直道遗迹两侧还保存有6处垭口，3处兵站和1处驿站遗址。^[10]

陕西富县古寨子山发现烽火台一座，残高3.9米，底边长6米，夯层厚9~11厘米，平夯，夯质坚硬，夯层内未发现杂物，周围地表散见大量秦汉时期板瓦和泥质灰陶卷沿盆口残片。烽火台南为一故城遗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220米，南北长160米，城皆大部分已毁，唯南城墙谓可辨认夯层，夯层厚9~12厘米，厚层内未发现杂物，夯质坚硬，平夯夯成。城墙残高1~1.5米左右。地表除有大量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陶片外，还发现部分秦汉时期陶片。^[1]

甘泉县洛河河床较宽，是横绝直道的一条大河。洛河北侧的“圣马桥”引桥”遗迹尚存。该“引桥”路基高出地面20余米，可清晰地看到夯土层，层厚10~12厘米，残宽30余米，与山梁上直道路基相近。由此向南能看到洛河南侧山梁上“直道”的走势如巨蟒一样直对引桥而来，可以确定当年洛河上“圣马桥”的位置，山梁上的路基残宽为30~45米，坡度为7°，转弯处半径不少于40米，路线为南北方向，直指志丹县“安条林场”。^[1]

志丹县境内的“圣人条”在甘泉县与志丹县交界处附近，明朝建有“云山寺”。寺内石碑《云山寺记》记载，云山寺“东有圣人条”。《保安县志》和《州志》均记载了保安县（今志丹县）东约70里处的“圣人条”。据《庆阳府志》记载：“秦直道俗名圣人条。秦以天子为圣，故名。”由于圣人条纵贯志丹县东境，沿途以“条”命名的村庄比比皆是，如安条、杨条、李条、何条、周条、刘条、新胜条、胶泥条等，都是位于直道旁的居民点。安条林场至土门间，路基遗存较多。牛棚吃（土+劳）的直道路基宽40米，曹畔一带路基残宽30米。志丹县东35千米处的土门，为一址口，东、西崖壁宽50米，与富县车路梁上的址口宽度相等。当知直道的标准宽度为50米。“圣人条”由土门北去，经新观、大庄科、白杨树湾、花园寺等地至新胜条，路基宽45米。又北，李条、何条、周条、刘条等处，路基均残宽30米以上。直道沿途出土的秦半两钱、汉五铁钱、汉代铜镜、修路工具，以及筑路民工的墓石残片很多，当为秦汉遗留。^[1]

据考证，秦直道南起咸阳的军事要地云阳林光宫（今淳化具），北至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穿越14个县，全长800千米。路面最宽处约60米，一般亦有20米^[1]。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为消除边患，命大将蒙恬带兵30万北击匈奴，尽取河南地及黄河一线，设为四十四县，重置九原郡，从内地迁徙民众戍边屯田。次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阴山、北假，控制了阴山地区。之后，秦又新筑长城，西段沿用秦昭王旧长城，中段和东段则因用赵、燕长城的故址加以增葺qì，首启临洮，循贺兰山、阴山山脉，东抵辽东，长城东西绵延万余里。同时，秦始皇又命蒙恬修筑直道，遣长子扶苏监其事。直道与长城呈“T”型相交，加强了秦都咸阳所在的京畿jī关中与北方河套地区的联系，使得匈奴不敢轻易南下进犯，对维护秦国统一安定的局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4]。

根据考古研究，秦人修建秦直道时，沿途还建有附属建筑，如：烽火台、宫殿、兵站、哨卡、夯土护坡、排水沟、驿站等。夯土护坡和排水沟保障了道路的稳固和干燥，使秦直道更加平坦耐用；烽火台、哨卡和驿站等，是特别为秦直道的军事功能设计的。这些设施为传递军情、抵御外侵、巩固边防提供了便捷。^[2]

秦直道工程乃是肇于始皇而成于二世，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一共修筑了约5年之久，其中前2年多为第一期工程，虽粗可使用，但仍然“道未就”，后2年多为第二期工程。据粗略估算，以秦直道的最保守长度600公里，平均宽度50米，夯土路基厚50厘米计，秦直道的夯土土方量大约1500万立方米，取土工程量大约2000万立方米。^[4]

 从秦直道修筑方式，可以看出，在秦代原生地层上，秦直道在修筑时，通过填充沟谷、下挖豁口，秦直道保持了较小的坡度和很小的弯度，基本上呈正南北向从关中地区直达黄河之北。秦直道遇山开山、遇沟填平，一般都修在山脊上，坡度很小，另外急弯很少，基本上呈15°正南北向分布。这样的运输在古代非常方便快捷，秦朝能够将对匈奴作战的大批军队和战略物资快速运往前线，是当时联通中原和北方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秦朝修筑了通往六国都城的多条驰道，而直道仅此一条。^[5]

昭君出塞的路线，林幹教授在《昭君与昭君墓》和《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中详细的考订，证实昭君出塞的路线主要是经过了秦直道。王昭君随呼韩邪单于出塞，经由现在的陕北、鄂尔多斯秦直道，渡黄河北行进入大漠。^[5]

在达拉特旗黄河南岸，城拐子古城东，秦直道西，有一处昭君坟遗址，为一高约40多米，底径约100米的自然圆形山丘。据考证，这里不仅是著名的北魏金津渡口，而且从春秋战国开始，就是北方草原通往中原内地通道上的重要渡口。传说王昭君经过秦直道后，即由此渡河出塞，渡河时，曾将梳妆钵跌落，年长日久，竟化作洁白如雪的圆球状。如今在昭君坟西侧，确有一处粉矿，盛产用作粉刷品的白粉球，已有一千多年的开采历史。在昭君坟的顶部，早已修建了昭君庙，以纪念昭君出塞。^[5]

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十月，汉武帝刘彻亲率十八万大军沿直道北上，出长城，登单于台，威震匈奴。班师回朝，路过翟道县境时，听说桥山上有祖先轩辕黄帝的陵墓，便动员全军将士一人一袍土一夜之间在黄帝陵墓前筑起一座高13米的祭台，这便是汉武仙台。^[15]

东汉末年，蔡文姬在战乱中为南匈奴所俘，后嫁匈奴右贤王为阏氏，走的就是秦直道。后来蔡文姬思乡心切，其归汉行动因受单于所阻，不能成行，于是曹操率50万大军沿秦直道前往匈奴边界，单于迫于压力，只得同意文姬归汉。就在蔡文姬被俘12年后，曹操派使者往接蔡文姬，蔡文姬为曹操思慕贤才的精神而感动，毅然离别丈夫、子女沿着漫漫的秦直道回到中原，继承父业，参与编撰《续汉书》。^[16]

秦直道不仅仅是在为秦汉帝国调动军队、输送粮草、传达政令，它在促进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往、推动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早期经济开发、推动战国时期勘探、筑路技术的发展等方面都曾发挥过无与伦比的历史作用。深入的发掘直道的历史文化内涵，把掩埋于尘土中的直道真实面目重新的展现出来，对于世人重新认识和定位直道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不可或缺的工作。秦直道和与之相关的城、障遗址对于研究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特别是战争史、交通、通讯史和民族关系史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4]

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区在南起长城沿线，北抵贝加尔湖，东尽辽河，西逾葱岭的辽阔区域内。而农耕文区主要集中在黄河、长江等大河流域。在两大文化区之间绝多是高山、沙漠与戈壁。在这样的地理状况下，秦直道成为沟通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交流的捷径。从民族文化层面上讲，秦直道促进了多民族融合，也就是南北文化大融合。秦直道对中国民族大团结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大漠文化、蒙古族文化、陕北文化、草原文化有机结合，形成特殊的民族文化效应，它是民族多元文化的荟萃，更促进了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流和融合。^[4]

佛教文化的东渐，交通是重要因素之一。佛教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进入中原，丝绸之路东部线路有固定的几条，但人们往往忽略了秦直道在这条经济、文化古道中的地位和影响。子午岭地区地处秦直道边缘，在中西交通上具有得天独厚的地位，因而在接受和传播佛教文化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众多佛教文化现代画家靳之林先生两次徒步考察秦直道，在沿线发现了许多汉、北魏、西魏及唐、宋、金、元时期的石窟、石雕及宋瓷等文物古迹，认为秦直道曾系古代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支线，对佛文化传入中原贡献巨大。^[4]

秦直道经过秦的内史、北地郡、上郡、九原郡，然后由九原郡与其他东行道路相通，可至云中、雁门、上谷等郡，它把秦汉政治中心地区与北部阴山防线连接起来，这不仅仅有效地强化了北部边境的防御能力，而且加强了沿路郡县的物质文化交流和人员的流动。从横向来看，子午岭是洛河流域和泾河流域的分水岭，马莲河谷和肖关河道分居其两侧，而连接两个河谷的道路均需越过子午岭，直道的修筑更加便利了两侧地区的交通，特别对于两大流域的居住的居民和经济开发意义重大。从全国的范围来看，直道与联通咸阳的各大驰道相连，把北部的九原郡与西南的蜀郡、东方的洛阳、太原、河东郡，西部的陇西郡、南部的汉中、南阳等重要军政重郡有机连接在一起，便利了帝国的军事调动以及彼此之间物资的余缺互补。^[4]

1972年6月到7月，史念海一行6人，对秦直道进行了全程考察，史念海首次考证了秦直道的起点和终点，首次明确了秦直道全程的具体路线。^[17]

从2003年开始，鄂尔多斯市佳丽旅行社着手开发秦直道遗址东胜段，投资1000多万元，已经建成秦直道遗址公园，包括秦直道博物馆、2000多m2的广场、6000多m2的停车场和2个独具特色的门楼。在秦直道两侧正在修建能够体现草原文化特色的绿色庄园，开设骑马、射箭、搏克^[注1]、演艺、服饰展示等活动，同时吸引有识之士投资建设秦直道影视城，迈出了秦直道旅游开发的第一步。^[19]

2006年11月至12月7日和2007年4月9日至5月6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直道考古队先后对陕西富县车路梁段的“秦直道”进行了考古发掘，还对马莲沟梁、桦沟梁、大麦秸沟梁的“秦直道”进行了考古调查。2009年3月至6月，考古队为配合国家青（岛）兰（州）高速公路建设，对“秦直道”陕西富县桦沟口段进行了考古调查、钻探、发掘、回填。2010年7月21日至10月31日，考古队对“秦直道”的调查、发掘地点移至陕甘交界的子午岭上兴隆关（即沮源关）一带。此外，考古队在陕西富县境内主要调查、钻探、发掘地点有蚰蜒岭（富县与黄陵交界处）探沟2条，车路梁（张家湾葫芦河北岸）探沟5条，大麦秸沟、桦沟口（葫芦河南岸）发掘共开5X5米探方68个，探沟9条，发掘面积2050平方米。以上共计探沟16条，探方68处，探清了路基地层和收集了许多遗物。^[9]

1996年5月，秦直道遗址（东胜段）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2]

2006年，陕西旬邑、内蒙古鄂尔多斯段境内的秦直道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

2009年，成立了秦直道遗址研究保护发展中心，对秦直道遗址东胜段进行研究保护与利用，先后对秦直道遗址（东胜段）全长17.5公里保护范围及控制范围修建2000余根保护界桩，修建5块保护界碑，对秦直道遗址周边的城梁古城及苗齐圪尖古城修建保护性网围栏2000余米。^[2]

2010年，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秦直道遗址研究保护发展中心重新编制了《秦直道遗址（东胜段）保护规划》（2012-2030）。^[2]

2013年5月，国家文物局又将陕西延安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四个县的直道遗址和甘肃庆阳正宁、宁县、合水、华池四县的直道遗址共同列为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

2021年10月12日，秦直道：秦直道起点遗址、秦直道延安段、秦直道庆阳段、秦直道东胜段等入选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