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

曹聚仁（1900年6月26日-1972年7月23日），字挺岫xiù，浙江浦江人（今属浙江兰溪市）。中国现代作家、学者、记者。^[4][2]

1921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上海教书，后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以散文创作立足文坛。20世纪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等刊物。1937年抗战开始，从书斋走向战场，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曾采访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及东南战场，并主持《正气日报》编务。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大学任教，并从事报刊新闻工作。1950年到香港，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并参与主办《循环日报》《正午报》。1956年后，为国共和谈之事频频北行，密商两岸和平统一事宜。1972年病逝于中国澳门。^[4]

曹聚仁不仅在文学、新闻上有成就，在国学、哲学、教育学、戏曲学、红学、传记文学等领域也有很高的成就。^[5]曹聚仁既是著名的教授、作家、学者、记者，更是一位以身报国的伟大爱国主义者。^[6]他逝世后，周总理为曹聚仁盖棺论定，称得上是“爱国人士”，并亲自为其拟写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之墓。”^[4]

1900年，曹聚仁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南乡蒋畈fàn村（今属浙江兰溪市）。曹聚仁天生聪慧，幼承父训，先读私塾，后转到育才学堂就读。他3岁始读《大学》，4岁读《中庸》，5岁读《论语》《孟子》，6岁动笔，7岁背诵《诗经》。^[1]

1915年，曹聚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被卷入革命的旋涡，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主编《浙江新潮》。^[2]五四运动时，杭州一师成立学生自治会，他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和宣中华、冯雪峰等领导了著名的“一师风潮”。^[1]

1921年毕业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在报考武昌高师时因患疟疾未完整参加考试，便乘船至上海开始闯荡。^[3]他先后任教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暨南大学等校。^[7]次年到上海创办沧笙公学，并在爱国女中任教，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长期撰稿。1923年5月，与柳亚子等人成立“新南社”，并成为章太炎入室弟子。^[2]同年，他成为一名年轻的教授，先后在复旦大学、大夏、路矿学院、中国公学、持志大学等校任国文或史学教授。1927年秋，曹聚仁应单不庵的邀请赴杭州，在浙江图书馆西湖分馆担任了一年的馆员；在那里主要整理、补充文澜阁的《四库全书》。^[8]

1931年8月在上海创办《涛声》杂志，刊行四五期以后，刊物进行了重新包装，刊头图案是一只乌鸦，取其报忧不报喜之意。^[9]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袭上海闸北，曹聚仁被迫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园坊107号居住。在此期间他一边在复旦、大夏等大学执教，一边坚持挥笔呐喊，为《社会日报》写社论，为《申报》副刊《自由谈》撰稿，再次成为上海望平街的活跃人物，与鲁迅等交往甚密。^[7]1933年11月20日，《涛声》被当局以“袒护左翼，诽谤中央”为由下令停刊。^[3]次年与陈望道等合编《太白》期刊，任《太白》月刊编委。^[2]1935年3月，曹聚仁又与徐懋mào庸共同主编《芒种》半月刊，^[1]反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鲁迅主动投稿予以支持。同年，他与邹韬奋、沈钧儒等成为抗日救国会11名委员之一。^[2]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曹聚仁奔赴战场，开始战地记者生活。^[2]10月，他进入谢晋元第五二四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并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10]由于他对淞沪战场出色的现场报道，不久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聘为战地特派记者。^[2]1938年4月7日，曹聚仁率先报道台儿庄大捷；4月9日，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的长篇报道又在全国各报相继刊出。次年，曹聚仁应蒋经国的邀请到赣州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并成了蒋经国的高参。^[10]抗战期间，他巡游东线战场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写下了大量的新闻报道、人物通讯和战地杂感，广为《东南日报》《前线日报》《大刚报》《立报》《星岛日报》等报刊登载。^[2]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论功颁奖，曹聚仁获得“云麾胜利勋章”。他重新回到上海，过起编报、教书的生活。他起初负责《前线日报》编务，后因国共关系愈加复杂，导致言论、报道无所适从。在1943年春，曹聚仁即与商务印刷馆的王云五先生会晤，透露自己准备编写战史的计划。1946年夏天，曹聚仁蜗居上海家中，埋头撰写《中国抗战画史》，舒选配图片，半年时间完成编撰工作。1947年5月，《中国抗战画史》由联合画报社正式印行。^[2]

解放前夕，《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先生，为曹聚仁全家买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他最后还是留在上海迎接解放。1950年7月，他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10]同年，曹聚仁在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并主办《学生日报》《热风》，还为新加坡《南洋商报》写特约文章。^[2]

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应邀回国采访与商谈国事，往返于内地与香港之间。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根据主席意见，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张治中将军、邵力子先生等，与曹聚仁先期商谈。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邀请曹聚仁，夜宴于颐和园。关于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发表在同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三版上，正式向台湾方面传递中共认为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曹聚仁的报道，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同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进行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1959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前几天，毛主席再一次接见了他，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给蒋氏父子。后来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了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11]1959年后同林霭民合办《循环日报》《循环午报》《循环晚报》。^[2]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门镜湖医院逝世。^[3]周恩来总理盖棺定论称赞他为“爱国人士”，并指示“叶落归根”。骨灰送至南京，安葬于雨花台侧望江矶。^[2]1998年7月23日，曹雷和曹景行等将父亲曹聚仁的骨灰移葬到上海近郊青浦福寿园，并塑有一尊铜像。^[3]

曹聚仁一生主要著作有《国学概论》《中国近百年史话》《中国文学概要》《书林新话》《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我与我的世界》《万里行记》《国学十二讲》等80余部，计4000余万言。^[12]

《涛声》是20世纪30年代较为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它始终以一种特有的姿态游走于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之间，推崇理性的“乌鸦主义”。在主编曹聚仁的经营下，《涛声》汇聚了鲁迅、陈望道、陶行知等一批文坛名宿，同时涌现了如陈子展、曹礼吾、周木斋、李又然、杨霁云等一批青年作家。^[14]

《正气日报》原名《新赣南报》，但曹聚仁认为这个名字不响亮，带有浓重的地方性，建议改名为《正气日报》，蒋经国听从了他的建议。1941年10月1《正气日报》正式创刊，是时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的蒋经国创办的一份专员公署机关报。^[15]由蒋经国、曹聚仁任发行人，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正气周刊》秉承“反映一切现实问题，指导新中国的出路”的宗旨，并将这一宗旨印在刊物的封面上。^[16]

《芒种》创刊于1935年3月5日，徐懋庸、曹聚仁主编。先后由群众杂志公司、北新书局发行。同年10月5日终刊，共出11期。该刊以杂文和小品文为主，有新语、长篇论文、半月读报记、国外消息、飞短流长、历史小品、讽刺小品、瓦釜、随笔、书评、游记、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写作、语录等十八个门类。撰稿人除编者外有鲁迅、陈子展、姚雪垠、魏金枝、聂绀弩、李辉英、胡绳等。^[17]《芒种》批评现实，剖解时事，借古喻今，继承了《涛声》的批判精神和泼辣文风，成为左翼文坛中很有影响的刊物。^[12]

曹聚仁的散文书写可以说是一种介于文史之间的边缘文类，众多的历史书写注定他采用历史的态度、手法等去观照文学，于是，他的散文书写中，往往追求强烈的历史感、以史家立场和眼光来书写文学、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同时，他的散文又充满着文学气和书卷气，这主要表现在随处可见的引经据典、善于生发联想并讲究叙事技巧、重意境营造和追求画面美等。^[18]

幼年离开家乡漂泊在外、晚年客居他乡的生命体验使得曹聚仁的笔触无不投放在农村、故土上，于是，他在散文中便常常以“土佬儿”自居，关注乡村教育运动，关注各时期农民生活和农村动态，并直抒乡愁情怀。^[18]曹聚仁的乡土情结绝不是个人的自然萌发，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来自于亲人、师友和游子自身催发的结果。而这个深刻的社会大环境，正是最动乱多变的20世纪的中国。曹聚仁的乡土情结是有爱有恨的立体情感，它包含了对农村风土人貌的无限怀念，也有着以一种旁观者眼光批判和解剖的全面认知。然而，曹聚仁的乡土情结是复杂的，他是“土佬儿”出身，却一直游离于上海大都市的繁华市井中，国府政要的浮华圈子里，这种来自城市异文化的挤压，让曹聚仁不免产生了抵触的情绪。在曹聚仁看来，无论是自己的家乡，还是中国广大农村，无不呈现着一种鲁迅笔下的萧条、衰败景象，是一种“混乱”的状态。而这，正是缘于现代社会、时代政治带来的冲击。^[19]

情感作为散文的灵魂，是作者精神风貌在文中的直接投射，曹聚仁长期以来矛盾复杂的心态反映在其散文中便形成了多种风格的磨合与较量，主要包括了理性之笔与情感之笔、轻松与沉重、“战士精神”与“隐士情怀”三方面的交织上，这就使得他的散文没有传统作家那种固定的文风走向。^[18]

曹聚仁与传统散文家很大的一个不同之处便是他同时拥有两岸的生活体验，这就注定着他会在无形之中对两种社会进行关照和对比书写，一方面，他散文中对北京形象、新中国形象的书写中建构了乌托邦式的大陆想象，另一方面，他为数不多的关于香港思想环境、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的提及展现的是一个资产阶级享乐天堂的香港形象。^[18]

淞沪会战时，上海抗战情绪高涨，但无法传导到外界，这情形大大妨害了中国的抗战宣传。作为记者，他深感中方抗战宣传存在严重缺陷。他将我军宣传不力归咎于中国的战时新闻政策。于是，他力促我军变通了新闻发布制度。淞沪会战期间，曹聚仁都始终以乐观的战况报道鼓舞国人，刻意避免报道对我军不利的战局。曹聚仁尽可能在战地旅行通信中介绍了各地情形，目的在于坚定国人抗敌必胜的信念，主张以持久战消耗日军。针对汉奸问题，曹聚仁一面痛斥汉奸“向敌通款”的罪行，一面大声疾呼加强后方民众组织工作。他特别强调要组织青年，尽其救国的能力。曹聚仁还以事实揭露日本法西斯制造的种种暴行。例如日军对沪西一带轰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轰炸或烧毁上海的学校，以及给上海市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曹聚仁多次强调军备的重要性，多次以战地见闻击碎各种谣言。^[20]

长期的授课经历使曹聚仁在写作现代文坛回忆时，常常采取一种“课室中文艺批评者”的笔法，这种书写风格不似学术论文那般刻意追求周密的构思、理论的深度和理性的思辨，它的叙述似闲庭信步，随手拈来，不拘成法，一如课室中和学生从容淡定的娓娓对谈，字里行间飞扬着自由灵动的思想，充溢着洒脱诚挚的性情。同时，他在写作中还善于结合自己的教学体验，行文运笔注重青年学生或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接受。他于20世纪30年代便出版了《文思》《笔端》《文笔散册》等集子，其创作的历史小品文不乏讽喻时事、针砭时弊的现实意味。^[21]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香港相较于当时的大陆和台湾，无论是从政治设防和政治禁忌的角度还是在现实人事方面都具有一种相对自由的文化语境，使曹聚仁在创作现代文坛时能独抒己见，创作出较少受政治意识形态制约的、相对客观公正的“见证式"的新文学史；但资料的严重匮乏及过于浓郁的商业气息，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曹聚仁在现代文坛回忆中对学术性的追求。^[22]

曹聚仁主张的自下而上的文字简化改革——“新形声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很多受过新思想洗礼的人都提倡过文字的改革，来解决汉字的难读难写问题，如上文提到过的鲁迅先生的“文字拉丁化”，而曹聚仁的“新形声字”的主张与师从章太炎的著名语言学家沈兼士的“右文说”有异曲同工之处。^[23]

曹聚仁是中国大众语运动的发起人之一，20世纪30年代，与上海文艺界众多好友依托《申报》《太白》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表明自己拥护、提倡大众语的态度和主张。曹聚仁主张语言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工具，应由大众来创造属于自己的大众语文学；可以利用方言，发展方言文学，逐渐完成一元的大众语文学。他主张大众语从方言中寻找答案，这与当时众多主张大众语的学者不谋而合。^[23]

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周恩来总理为他题写了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30]

曹聚仁自比“灯台守”，为了祖国统一，他放弃自由主义，走向了孤苦伶仃、无怨无悔的爱国道路。他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秉持民族大义，心系两岸，苦盼统一。^[26]（人民网评）

曹聚仁既是著名的教授、作家、学者、记者，更是一位以身报国的伟大爱国主义者。^[6]（人民日报海外版评）

曹聚仁传奇的一生，有时声誉雀噪，有时沉沦坎坷，也曾深入枪林弹雨，还曾成为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曹聚仁的弟子、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方汉奇曾为自己的业师作过如此的评价：曹聚仁在近代文坛和报坛上，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复杂，很不寻常，当过教授，当过记者，当过作家，当过各类报刊的自由撰稿人。和近代文坛上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包括周氏兄弟（鲁迅等），都有过密切来往。对曹聚仁的一生和他的一些作品、活动，历来众说纷纭，毁誉参半。^[12]（光明日报评）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当中，像曹聚仁这样高产的，除了梁启超、郭沫若和林语堂之外，似乎还不多见。成名的记者当中，像他这样的饱学之士，也实在找不出几个...为进步的文学和新闻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和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情的人，他是不应该被忘却的。^[31]（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汉奇评）

曹聚仁旧居位于溧阳路北端的长春小区，近长山路和四川北路。房子坐北朝南，为典型的石库门里弄建筑。与4号赵家璧旧居毗邻，为双拼联体别墅。二层砖木结构，三角式屋檐，外墙原为黑色，在窗檐处添红色修饰。一楼采用几何形拱门，上端为梯形，饰有花纹浮雕，工艺精致。二楼的露台设在一楼住房的房顶，有田字窗，白砖墙面和木质窗框相映。2017年6月9日，曹聚仁旧居被公布为虹口区文物保护点。^[7]

1997年，曹聚仁家乡投资1000万余元，创办了以曹聚仁命名的学校，1999年8月，该校师生写信给程思远副委员长，请求他为该校题写校名。程思远欣然亲笔题写了“兰溪市聚仁学校”。^[26]

2000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与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为纪念曹聚仁诞辰100周年而编写了《曹聚仁先生纪念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不顾年事已高、政务繁忙，亲自撰文，为之作序，称赞曹聚仁的一生为“战斗的一生，爱国的一生”。^[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