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

方汉奇（原名方汉迁），男，广东普宁人，1926年12月27日出生于北京丞相胡同的潮州会馆。^[1][2][3]他是新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新闻史学界的泰斗。^[4]方汉奇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多项重要学术职务，包括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常务理事、首都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新闻学科编辑委员会委员和第三版总编委会委员。^[2]

1932年秋，方汉奇在西安培德小学开始接受学校教育。1946年夏，他读完中学并准备高考，随后考入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2][3]1950年毕业后，方汉奇到上海新闻图书馆从事《申报》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1953年8月，他开始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58年，他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并于1972年至1978年再度回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78年起，方汉奇回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198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导师之一。^[2][5]1987年，方汉奇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1989年，他与宁树藩、陈业劭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5]

1991年起，方汉奇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6]1996年，他被授予中国新闻教育界的最高荣誉——韬奋园丁奖一等奖。^[7]1998年，方汉奇加入早期网民队伍，通过自己摸索操作步骤学会了上网。2004年，方汉奇从中国人民大学退休，但仍继续担任博士生导师。^[8]2017年9月，他荣获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9]同年12月24日，他决定将所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100万元全部捐赠给中国新闻史学会。^[1]2025年3月，他参加的访谈节目《百岁仍少年》播出。^[10]

方汉奇的代表作包括《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国新闻传播史》等。^[4]方汉奇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的诸多空白，更为新闻史研究的框架体系、方法内容作出了示范，是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一座高峰。^[1][8][11]

方汉奇，广东普宁人，1926年12月27日生于北京丞相胡同的潮州会馆。^[2][3]1932年秋，他进入西安培德小学接受学校教育。这是一所由穆斯林教会创办的学校，地点临近西安历史最悠久的莲湖公园（建于1916年）。方汉奇选择在西安上小学，是因为当时父亲方少云在河南开封工作，未带家眷。从1931年起，他便与母亲林君壁、弟弟方汉英住在西安祖父家，与祖父母、叔叔和姑姑同住，直到1933年下半年才回到北京外公家。在培德小学就读一学期后，方汉奇转学至西安女师附小，不到一年又因随母亲回外公家，转学至北京西直门小学，几个月后又转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这所学校是他小学期间就读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地方。^[3]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方汉奇来不及在师大二附小读完小学，便随家人逃难。他们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等待一个月后从塘沽上船，历时八天八夜，经青岛、上海，最终抵达香港。在香港读完小学六年级后，1938年秋，方汉奇进入九龙文化中学读初中。由于战乱不断转学，原本六年就能完成的中学学业，他竟然读了八年。1939年，他曾就读于重庆的中正中学（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子弟学校）。1942年上半年，他开始读初三上学期，就读的学校是韵关志锐中学“春三班”。^[3]

1946年夏，历经八年辗转多地，方汉奇终于完成中学学业，准备高考。当时，一个考生可以报考多所大学，各大学独立命题招生，考生可自行选择最终就读院校。方汉奇报考了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即今中国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前身）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1946年7月，他与两位同学从汕头出发北上参加高考。8月7日、8日，他参加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的入学考试；9月14日、15日，又参加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招生考试；之后赴南京参加了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的考试。最终，他被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录取。1948年上半年，方汉奇根据所收藏的1000多份报纸，撰写了13000多字的论文《中国早期的小报》，并于1948年6月至8月连载于上海《前线日报》的《新闻战线》周刊。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3]

1950年，方汉奇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毕业，到上海新闻图书馆从事《申报》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2]3年多的时间，他研读了已出版78年的27000多份《申报》。^[12]1953年8月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2]为讲好课，方汉奇5年读了2000多本书。大体上以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主线，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看报刊原件。^[5]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被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2至1978年再度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78年开始，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新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2][8]

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1984年，方汉奇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之一。1989年，和宁树藩、陈业劭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其成为新闻传播学领域唯一的中国全国一级学术团体。^[5]1991年起，方汉奇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6]

1996年，他学会了五笔字型输入法；1998年，他加入网民队伍，通过自己摸索学会了上网。2004年，方汉奇从中国人民大学退休。2010年，他的微博粉丝已超过160万。^[8]2017年12月24日，方汉奇将自己所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100万元奖金全部捐赠给中国新闻史学会，用于推动新闻学、新闻史研究和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1]2025年3月，他参加的BRTV百集系列融媒访谈节目《百岁仍少年》正式播出。在节目中，他回顾了自己数十年的新闻史研究与教学历程。^[10]

1981年，方汉奇耗时两年撰写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出版。^[1]该书详细讲述了1815年到1915年这100年间的报刊史，订正了前人错漏200余处，涉及报刊1160种，介绍了报人1500位，其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前所未有。1987年至1999年，方汉奇组织全国50位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完成了280多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全书上起先秦两汉，下至1990年，其当代部分填补了诸多空白，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三大突破之一。此后，方汉奇于2000年出版了《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这部由他组织13位新闻史学者编写的巨著，时间跨度从713年中国古代报纸肇始一直到1997年，以丰富可靠的史料进一步夯实了中国新闻史学科基础，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8]

此外，方汉奇还先后组织编写了《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等多部著作。《中国新闻事业通史》3卷本分别于1992年、1996年、1999年完成，全书共计268万余字，研究了自先秦两汉以来两千多年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1998年，217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编写完成，编撰了自《开元杂报》到1997年中国新闻史上的大事记。2013年12月，《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英文版10卷本面向全球发售，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走向海外的重要里程碑。2015年，《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修订版将编年史的下限延伸至2015年。^[1]方汉奇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广泛认可，其传记被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注1]，并被收录于1993年出版的《剑桥世界名人传记辞典》和《（美国）世界名人录》。^[6]

方汉奇的研究之路始于高中时代的集报活动。到大学时，他已集有1400多种报刊，其中不少是“海内孤本”。截至1947年10月，他集报最多时达到3000多种、5000余份。凭借丰富的第一手史料，方先生开创性地完成了多项研究，如首次对中国最早官报雏形“敦煌进奏院状”的研究、对《开元杂报》的文献研究以及对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新闻传播问题的研究等。他的论文题目朴实无华，如《记新发现的明代邸报》《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于右任主持时期的〈神州日报〉》《一代报人成舍我》等，行文自然，看似随手写成，实则史料丰富、涵盖广泛且研究细致。在史料运用上，普通研究者很难与之相比。^[15]

方汉奇认为，新闻史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必须充分占有材料。恩格斯曾说，没有第一手材料，研究就无法开展。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引用了1500本书，并进行了大量调查。没有史料，只能说出一些抽象的、想当然的观点，这对分析和解决问题毫无帮助。当前的新闻史研究并非史料过多，而是仍显不足。由于史料不够，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当然，新闻史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史料搜集和汇集阶段，那只是初级阶段。真正有价值的是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去芜存菁、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探寻资料背后的深层含义。既不能仅满足于“史料的汇集”，也不能否定史料的重要作用。有了新的史料，才能在研究中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前进。例如，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胡政之是第一个且唯一采访巴黎和会的中国记者。然而，《胡政之文集》出版后，发现胡政之本人曾提到，与他同时采访和会的还有另一位中国记者张君劢，只是张未进入会场。这段文字登在当时的《大公报》上，若未查证原文，就会得出错误结论。这一新发现的材料推翻了旧说法，充分说明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不可忽视。^[15]

方汉奇还主张新闻史研究应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目前，“通史”类新闻史教材已有五六十种，其中很多属于重复劳动，短期内再投入力量意义不大。他希望大家多花力气做基础性工作，深入挖掘，达到前人未曾达到的深度，实现重要突破。具体而言，要重视报刊原件、新解密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加强对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报刊和报人的个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开拓新局面。^[15]

2004年，方汉奇从中国人民大学退休，但他依然担任博士生导师，每年指导一名博士生，从开题到论文答辩全程负责。截至2019年，他已培养了50多位博士。^[8]

在退休后的日常生活中，方汉奇的生活忙碌而充实。他通常早上6点多起床，晚上12点才入睡。每天，他都会通过手机、电脑、报纸和电视等多种媒介阅读资讯文章。在指导学生时，他熟练地打开电脑文档，帮助学生完成博士论文写作。^[16]

2015年12月20日，方汉奇参加《方汉奇传》出版座谈会。^[17]2017年5月18日，他来到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学指导。^[18]202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方汉奇向8800多名新生寄予厚望。他鼓励同学们多读书、坐冷板凳、泡图书馆，做有目标、有担当、会思考的人，同时叮嘱大家锻炼身体，全面发展。^[16]

2023年10月，方汉奇将所藏3045本新闻传播学科相关图书，捐赠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这些书，由方汉奇一本一本挑选整理出来，收藏时间跨度从1959年到2021年，亦是新中国新闻史发展的写照。^[5]

方汉奇七十余年如一日，潜心致学中国新闻史，为新中国新闻学重要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所撰述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成为中国新闻史学科扛鼎之作，他所创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学术重镇。^[8]（吴玉章终身成就奖颁奖词评）

方汉奇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空白，更为新闻史研究的框架体系、方法内容作出了示范，是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一座高峰。他创立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体系，截至2016年，成为中国高校该领域教育的标准。国内高校使用的新闻史教材，大多以方汉奇创立的体例为蓝本。他培养的学生活跃在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前沿。^[7]（光明网 评）

方汉奇在任何时候都积极乐观。换言之，他能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来对待各种逆境，如辛弃疾的《鹧鸪天·不寐》中所写：“随巧拙，任浮沉。”^[19]（《方汉奇传》作者、南京财经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刘泱育评）

1983年1月，方汉奇发表论文《从大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提出“中国报纸始于唐代”，称“《进奏院状》是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报纸和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报纸”。《进奏院状》由北大历史系向达教授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求学时，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发现，是斯坦因从中国窃走的7000件敦煌文卷之一。向达在《唐代文化与西域文明》中提及但未展开。方汉奇委托在新华社当记者、常驻伦敦的学生孙文芳，到不列颠图书馆查《进奏院状》。孙文芳誊录并拍照，新闻史课本中《进奏院状》照片即其拍摄。方汉奇得到誊录件后，对进奏院与邸的关系、进奏官与邸吏的关系，以及封建官报异称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经严密考证，他得出结论：现藏不列颠图书馆的《进奏院状》，是唐僖宗光启三年的官方报纸，也是现存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报纸，证明唐代是中国新闻事业开端。^[7]

在疫情期间，方汉奇以撰写日记的形式，对疫情之下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状况进行了记录。方汉奇先生称：“我的日记仅记事，不抒情，不议论，日后这些都将成为史料。”在这位资深新闻史学家的认知中，如实记录当下的实际情况，能够为后人留存具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资料”。^[16]

2022年初，短视频《96岁大陆新闻学泰斗方汉奇先生和岛内98岁新闻学泰斗李瞻先生拜年》网络刷屏。两位九旬老人情谊跨越海峡与时间。“高山流水觅知音，海峡两岸一家亲”，体现老一辈新闻人带动两岸新闻学界携手共进。^[16]

方汉奇出生时，其祖父为他取名“方汉迁”。祖父此举意在寄望孙儿能够效仿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学术等领域有所建树。然而，“汉迁”一词与“汉奸”谐音，方汉奇先生在求学期间常因此遭到同学的戏谑。鉴于此，其外公为他改名为“汉奇”。^[16]

方汉奇幼年时，林君壁曾以吟诗的方式教儿子背诵过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长恨歌》等名篇。《琵琶行》和《长恨歌》都是长诗，能背诵下来需要花不少功夫。也许是经过儿时的这种记诵训练，方汉奇的记忆力直至晚年仍然极好。^[3]

1944年，青年时期的方汉奇在梅州中学求学。一次，他前往一位梅州籍的长辈家中作客。这位长辈是中共地下党员，其先生曾是北伐时期的将领，可惜英勇牺牲在抗击日寇的前线。长辈毕业于燕京大学，她不仅与方汉奇的姑姑方群凤是同窗好友，同在一个班级学习，而且与方汉奇的父亲方少云也有着深厚的交情。在长辈的家中，方汉奇偶然发现了十几份种类各异的旧报纸。这些报纸主要是在20世纪30年代于北京和上海出版发行的，其中不乏如《申报》《新闻报》等当时较具影响力的报刊。方汉奇看到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旧报纸后，瞬间被深深吸引，对它们爱不释手。长辈察觉到了方汉奇对这些旧报纸的喜爱之情，于是将这些珍贵的报纸作为“礼物”赠送给了他。正是从这次特别的作客经历开始，方汉奇踏上了集报之路，从此与集报结下了不解之缘。^[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汉奇继续集报，所收藏的名类旧报一度超过3000种，后来他将这些报纸都捐了出去，主要是捐给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资料室。在方汉奇的藏报中，有一种1884年创刊于广州的《述报》，这8册《述报》属于“海内孤本”，是方汉奇在苏州读书期间于旧书店内淘到的。《述报》虽然出版的时间不足三年，但由于它是“中法战争”时期报道战况进展和省港地区民众抗法斗争情况最详尽、信息量最大、评论最及时的一份报纸。2010年5月，方汉奇将自己珍藏了60多年的“海内孤本”《述报》捐赠给了苏州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为此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3]

大学时，方汉奇在老师曹聚仁的引导下，他掌握了一种受益终身的本领——做卡片。方汉奇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做的卡片累计已达10万张。卡片上或是摘引资料或是剪报信件，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字，然后归类存放备用。^[8]

1965年春夏之交，方汉奇带领学生到大公报社印制车间参加劳动锻炼时注意到，来自粤东惠来的学生余炳荣基本上没有穿过鞋。原来，他只有一双传了几代人的软胶底鞋，天冷时才不得不穿几天，赤足是常态。了解情况后，方汉奇就把自己的两双皮鞋包好，在其他同学不在时塞给了这位小老乡”。^[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