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去病

陈去病（1874年8月12日-1933年10月4日），男，江苏吴江人，原名庆林，字佩忍、巢南、病倩，别号垂虹亭长，笔名季子、醒狮、南史氏等，中国现代革命家、诗人。^[1][2][3][4]

陈去病出身于商人家庭，自幼学习文史、书画，22岁得中秀才，执教于家乡。^[2][3][4][6]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家乡创立雪耻会响应维新运动，并在之后加入蔡元培等发起的中国教育会。^[1][4][7]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陈去病赴日本留学，改名为"去病"，同年回国任教于上海爱国女校。^[4][7]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加入同盟会，此后相继参与了革命团体“黄社”“神交社”“秋社”“匡社”的创建，并与柳亚子等人筹划，于宣统元年（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召集了“南社”成立大会。^[2][3][4][8]

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去病先后参与筹办《大汉报》《黄报》《越铎日报》等并任总编辑。^[2][4][9]“二次革命”爆发后，他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秘书，并在民国六年（1917年）的“护法”运动中任非常国会秘书长、参议院秘书长，随后到杭州浙江法政学校任教。^[2][3][4]民国十一年（1922年）出任北伐大本营前敌宣传主任，随后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1][4][3][10]}民国十三年（1924年）任江苏省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随后任清理清宫故物委员。^[2][3][4]次年，孙中山去世，陈去病任葬事筹备会委员，主持选陵事宜。^[2][3][11]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陈去病脱离政界，先后任上海持志大学教授、江苏省革命博物馆馆长等职。^[2][3]民国二十年（1931年）回乡养老，两年后病逝，终年60岁。^[1][2][3][4]

陈去病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多慷慨悲歌、忧愤国事之作，多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鼓吹反清斗争，风格质朴苍劲，不事雕琢，代表作品有《浩歌堂诗钞》《巢南诗》等。^{[2][5][12][13]}在新文体散文创作方面，陈去病以报章体政论文最为突出，言语犀利。^[12][14]他的诗文对于清末唤起人民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在反清、反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5][16]他积极倡导戏曲改良，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戏剧主题杂志，成为晚清戏曲改良运动的主要的宣传阵地。^{[4][17][18][12]}陈去病是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主要发起人，反对清朝腐朽统治，提倡民族气节，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称为“辛亥革命的宣传部”，为辛亥革命作了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19][10][20][21]}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初一（公历8月12日），陈去病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的一个商人家庭，祖上世代经营榨油业。^{[22][1][4][23]}陈去病出生的四个月前，父亲陈允升早逝，因而陈去病是遗腹子。^[6][4]陈去病的生母倪氏生育时，住在娄门平江路庆林桥旁的旅社内，因而就用桥名给陈去病取了乳名“庆林”。^[6]陈去病自幼靠母亲抚养、教育，陈去病5岁时，倪氏就安置了书桌，开始亲自教他识字读书。^[6][3][4]陈去病7岁时，倪氏在陈家设立了私塾，专门请了老师，并且安排族中子弟伴读，陈去病开始学习《史记》《汉书》等中国文史典籍。^[6]

陈去病自小性情急躁，负气而慷慨，为了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倪氏常给他讲述做人要忍耐的道理和名人故事，设法开导、使他佩服，并且特意为他取名“佩忍”。^[6]陈去病9岁时，倪氏安排他跟随苏州的名画家陆恢学习书法绘画。^[6]倪氏除了请人授课外，还经常请有识之士来家中做客，使陈去病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接触和认识社会，进而鼓励他外出交游，因而陈去病在少年时期就有了远大抱负。^[6]陈去病16岁时，倪氏送他到苏州大儒诸杏庐先生家里，拜师学习文化。^[6][3][2]

陈去病年少时喜好读书，而且有江湖任侠之风。^[5][7][4]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军在和日本的“甲午战争”中惨败，因而清政府割地赔款，陈去病感怀时事，写下“北海血千里，腥风吼石鲸”诗句。^[24][4][23]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21岁的陈去病补了吴江县博士弟子员。^[2][4][6]同年，他奉母亲之命，与自小一起长大的唐安霞完婚。^[6]次年，他参加科举考试得中秀才，因成绩优等而补了廪lǐn生。^[3][6]随后，他在家乡开始教书，同时自学进修。^[6]

受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注1]影响，陈去病倾向于改良，同年在家乡与金松岑等人创立雪耻会，响应维新运动。^[1][5][7]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去病和金松岑一同到上海，参加蔡元培等发起的中国教育会，随后回家乡组织了同里支部。^[7][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2月，陈去病赴日本留学，并在日本与黄兴结交。^[1][26][4]在日本，他痛心于国内广西巡抚王之春卖铁路、矿权以筹款镇压会党，就以汉代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自勉，毅然改名为"去病"。^{[22][5][4][19]}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沙俄以“保护”铁路侨民为借口，入侵中国东北三省，激起中国人民的抗拒，陈去病加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声援反抗沙俄侵略中国的行径。^{[27][7][4][23]}他还主持江苏留学生创办的《江苏》杂志，写文章批判清政府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鼓吹革，提出“满清王气今已无，君不革命非丈夫”的口号；他认为在面对世界列强环伺，中国应当站立起来成为一只“醒狮”，随即以“醒狮”为笔名相继发表了《警醒歌》等文章。^[7][4][23]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陈去病回国，在上海爱国女校任教，主办上海爱国学社；次年应蔡元培之邀，出任《警钟日报》编辑。^[7][4][2]因报社工作关系，陈去病结识了京剧名演员汪笑侬并受其启发，鼓励编演、宣传革命思想的新戏；光绪三十年（1904年）10月，陈去病与柳亚子等人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倡导戏剧改良。^[4][23][28]由于清政府认为《警钟日报》和《二十世纪大舞台》具有革命倾向，于次年3月将报馆查封，陈去病被迫回乡，先后任教于苏州苏苏女学和镇江承志中学。^[4][3][29]同时，他潜心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大量收集明末文人和抗清志士的著作，整理成书。^[4][2]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陈去病在芜湖加入同盟会。^[1][5][2]同年，他到徽州府中学任教，和画家黄滨虹共事并且一起组织了革命团体“黄社”，以继承明末进步思想家黄宗羲的学风和文风。^[4][2][23]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回到苏州；同年春，到上海主持国学保存会，并担任其机关刊物《国粹学报》的主编，以“研求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以民族精神砥砺人们共赴革命。^{[1][4][30][31]}

当时浙江绅商集议自建苏杭甬铁路，清政府将路权抵押给了英国，浙江民众则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发起了保卫路权的斗争，陈去病参与组织江苏铁路协会，发动苏州绅商士庶认股。^[32][2]7月，他邀集吴梅、刘三、冯沼清等人，组建反清革命文化团体“神交社”，以论文讲学为名联络革命知识分子。^[1][4][8]这时的陈去病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参加了兴中会、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直接从事宣传鼓动，发动群众的革命活动。^[29]7月，同盟会会员秋瑾和徐锡麟筹划的安庆起义失败，在绍兴被捕后就义，秋瑾生前密友徐自华为完成她“埋骨西泠líng”的遗愿，将其灵柩运送到杭州西泠下葬。^{[33][34][35][36]}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陈去病等数十位志士相约成立“秋社”，推举徐自华为社长，定于每年农历六月初六秋瑾殉难日举行纪念活动。^{[34][4][23][36]}随后，陈去病应邀到绍兴府中学堂任教，通过学生宋琳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匡社”，意在匡复中华。^[1][4]

同年7月，陈去病准备邀众去杭州祭奠秋瑾成仁一周年，但被清政府注意而张开捕网，于是他南下汕头避险。^[4][29]陈去病在汕头参加了《中华新报》编辑工作，大力鼓吹革命思想，迅速使它成为革命党人在岭南的重要宣传阵地。^[4][3]同年12月，他获知清政府准备平毁西湖秋瑾墓的消息，立即北归，但是秋瑾灵柩已由亲属被迫迁至湖南。^[4][34]陈去病北归后，不幸生了腿病而住院医疗，直到次年8月出院，到苏州张家授馆。^[4]陈去病经过与柳亚子等人酝酿、筹划，于宣统元年（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的张公祠召集了“南社”成立大会。^{[4][19][8][2]}

宣统二年（1910年）春，陈去病到杭州任教于浙江高等学堂。^[4]不久，宋琳在匡社的基础上组建越社，陈去病积极声援，并在《越社成立叙》中号召革命党人力挽狂澜，挽救危难中的祖国。^[4][36]宣统三年（1911年）6月，陈去病离开杭州返乡，在苏州创办《苏苏报》。^[4][9]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江苏巡抚程德全被推戴为江苏都督，于11月5日宣布独立。^[2][37][38]武昌起义后，陈去病应程德全之邀，创办苏州《大汉报》并任总编辑。^[39][9][4]随后，陈去病密切配合革命形势，在苏州《大汉报》发表了《规复金陵之借箸筹》《除恶可不尽乎》等不少时评，成为反对议和、主张北伐的先锋。^[9][4][19]12月19日，《大汉报》刊登了一份陈去病领衔的《南社临时召集广告》，宣布12月23日在上海愚园召开临时大会，商议组织共和政党。^[9][40]当时江苏都督府移驻南京，而且江苏都督程德全停止向报社拨款，于是《大汉报》于12月21日停刊。^[9][4]

民国元年（1912年）1月，陈去病与黄宾虹等人筹办《黄报》，并到绍兴任鲁迅等越社人员创办的《越铎日报》总编辑。^[9][4][40]6月，陈去病改任杭州《平民日报》总编辑，并在该报设立南社通讯处。^[4][2]同年，经过徐自华及秋社同人多次向民国临时政府呼吁，最终由陈去病和秋瑾之妹秋理前往湖南迎秋瑾灵柩，重新安葬于杭州。^[34][33][35]

民国二年（1913年）春，按照孙中山的建议，徐自华到上海接办纪念秋瑾而创办的竞雄女校，陈去病受聘执教。^[34][35]民国二年（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将宋教仁刺杀，引发“二次革命”。^[8]4月27日，陈去病、高旭等人在北京的辅先哲祠举行雅集，分韵赋诗，抒发对袁世凯统治的愤慨，并悼念宋教仁。^[4]南社社友纷纷投入讨袁革命，陈去病担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的秘书，讨袁檄文等文告多出其手。^{[2][8][10][3]}民国四年（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遭各方反对，唐继尧、蔡锷等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41][42]陈去病与徐自华在苏州声援讨袁斗争，策动武装起义未成。^[35][3][2]

民国五年（1916年）8月，孙中山赴浙江考察，陈去病辞去浙江省府秘书之职，随孙中山考察钱塘江、杭州湾、乍浦港等地。^{[35][3][29][6]}民国六年（1917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又称护法战争。^[43][44]为响应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陈去病策划在浙东组织起义未成。^{[9][2][10][29]}同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起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陈去病受孙中山之邀，获任非常国会秘书长、参议院秘书长。^[44][2][10]“护法”运动失败后，陈去病返回家乡，于民国九年（1920年）在杭州浙江法政学校任教。^[4][6]

民国十一年（1922年），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陈去病出任大本营前敌宣传主任。^{[1][4][10][29]}6月，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陈去病则到南京，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名为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并且组织岁寒社。^{[44][4][1][2]}同年，经徐自华做媒，陈去病续娶俞芬为妻。^[45]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于5月成立，陈去病奉命出任执行委员。^[46][4][3]9月，为响应孙中山的策略，陈去病在上海发起江苏民治建设会，以便“宣传革命主义，掀起民政运动”，驱逐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2][29][31]11月，他随孙中山北上，任清理清宫故物委员。^[2][31]

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组成“葬事筹备委员会”，陈去病为12名委员之一。^[2][3][47]随即，陈去病南下主持选陵事宜，经过在南京紫金山踏勘，形成陵园选址的初步方案。^[11][3]4月下旬，他随同宋庆龄、孙科等人，到南京紫金山最终确定了陵园位置。^[48][11]11月，他与人联名通电支持西山会议派^[注2]，受到柳亚子的批评。^[4]次年，陈去病当选为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察委员。^[3][50]

民国十六年（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后，陈去病不满国民党右派的反动统治，逐渐脱离政界。^[3][29]在此期间，他先后任古物保管委员会江苏分会主任、《江苏通志》编纂zuǎn委员会常务委员、内政部参事、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上海持志大学教授、江苏省革命博物馆馆长等职。^{[2][4][3][16]}江苏革命博物馆是于1929年正式成立的公立博物馆，陈去病带领同仁开展了多项业务活动，例如征集辛亥革命文物、纪念辛亥革命烈士，并创办了馆刊等。^[51]民国十七年（1928年）11月7日，他和朱梁任、柳亚子、朱少屏联名，发起纪念南社成立二十周年的苏州虎丘雅集。^[40]民国二十年（1931年），他以“年老多病”为理由，逐渐辞去各种职务，退归故里。^[4][3][29]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他在苏州报恩寺受比丘戒，10月4日病逝于虎丘，终年60岁。^{[1][4][3][29]}

民族主义

陈去病是在传统教育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的价值观中有儒家“心系苍生，胸怀天下”的情怀，综观陈去病之生平，以民族主义思想为主导。^[31][52][16]在晚清急剧动荡与变革的社会里 ，陈去病的民族主义思想观念，具体表现为种族民族主义思想、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和政治民族主义思想。^[52]他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以反满为主，反满言论直指满族最高统治者，并对满族统治者实行的融合满汉政策表示强烈质疑并否定其可行性，尤其对剃发制度不满，并将满族统治者的260年历史的兴亡以因果循环来阐释。^[52]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认为历史与文化是最宝贵的国粹和民族的根，尤其选择宋明遗民言论，以及宋明的亡国痛史作为宣传利器，并且选择戏剧作为宣传工具，借以推翻满清统治。^[52][17]他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关心国家的政治疆域、政治制度等方面，例如他对于边疆治理问题尤为关注，写了不少关于治理边疆、国家制度方面的政论文，满怀政治热情地为国家的治理建言献策。^{[4][52][19][14]}

戏曲改良

晚清时期，中国大地兴起各种改革运动，其中一批资产阶级维新分子纷纷掀起文艺界的改良运动。^[17]陈去病在担任《警钟日报》编辑期间，发现当时很多戏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因此他重视戏剧并且极力主张戏曲界改良。^[4][17][52]他在《论戏剧之有益》一书中，全面地阐述了戏剧可以对社会产生的积极作用，着重介绍了戏剧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价值，为戏曲界的改革找到了合理的解释。^[17]他认为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艺的主要部分，可以担当教育与宣传的作用，对其进行实用化、现实化、民族化的改革。^[23][17]他的戏曲改良思想，在功能上倡导爱国，内容上反对庸俗，认为戏剧的作用不仅仅只体现在娱乐大众的消遣作用方面，更应该发挥其政治教育的作用，倡导借助戏曲易懂、容易被人们接受等特点，用包含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内容的戏曲来取代以往庸俗的戏曲作品，以鼓动人们的情绪，激发爱国情怀。^[17]

文学观点

陈去病反对统治当时文坛的桐城派古文和同光体诗。^[7]1917年，南社中有人狂热地为郑孝胥等鼓吹，认为他们的诗“穷愁抑郁，苦语满纸”，“语意之间莫不优国如梵”，此事引发南社内部关于唐、宋诗的一场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柳亚子受到南社内外宋诗派围攻，陈去病则奋起支持柳亚子，提倡唐诗，反对清末以模仿宋诗为主的同光体，激烈指责宗法江西诗派的闽派诗人陈宝琛、郑孝胥等，认为"其声益噍杀而厉"，他在《论诗三章寄安如》的序言中说：“自后世拨西江，死灰而复燃之，由是唐音于以失坠。闽士晚出，其声益唯杀而厉；至于今，绸糖沸粪，莫可救止，而国且不国矣。”陈去病这里所指的“闽士”正是崇尚宋诗的同光体代表郑孝胥。^[4][23]

在散文写作上，他反对分门别户，他说"文无论古今，总祈一是，义理、词章、考据三者何适而不可，只须用得其当而已，于彼宗派何与乎?"^[23]他推崇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家，反对桐城派，认为他们的作品“空谈义理，但浅不根”。^[4]

诗文启蒙思想

陈去病始终把诗文视为改造现实、改良社会、启蒙民众的重要工具。^[53]他主张文学应当体现现实生活，反映民间疾苦，以引起人们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而促进国民性的改造和社会问题的解决。^[53]例如他尊唐抑宋，提倡盛唐豁达奔放的诗风，而反对以宋诗为主的“同光体”，主要是因为唐诗更能言志，便于表达其干预社会的思想情感，以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陈去病的民族民主革命意识。^[7][53]他的文章多数以革命为主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古色古香的传统文体，一类是为普及民众而作的报刊体文，后者对公众的思想启蒙作用尤为明显。^[53]陈去病的诗歌主题明确，其中关于缅怀明末史事和民族英雄，抒发推翻满清统治豪情的作品占据了大量篇幅，试图以自己的诗作改变社会风气，惊醒沉睡的国人，以激发人们的反清革命意识，启迪民智。^[53][52]

妇女解放思想

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与平等的民主思想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也激发了兴女学、倡女权的社会潮流。^[54][53]陈去病较早关注女子教育并且较早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主张女子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他在《与竹庄、宪畅论女学》一诗中写道：“女学萌芽魄量低，要须俚俗导其迷，梁园词采邹枚笔，一例推崇待异时。”认为女子启蒙教育的关键在于所需教育材料必须“俚俗”。^[53]1907年，陈去病为《神州女报》题词：“嗟哉女界，世纪沉幽。欣兹弘撰，光我神州。千秋万岁，花开自由。’’呼唤女界积极争取自身的自由权利。^[53]他还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女子教育事业，先后在上海爱国女校、苏州苏苏女学、镇江承志中学任教，用爱国、革命思想教育女学生。^[4][53]陈去病利用自己熟谙史学的有利条件，在《五石脂》《清秘史》等著作以及在很多报刊上撰稿，称颂女性英雄和勇于抗清的精神，以此来启蒙女性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情操。他还写下《江上哀》《鉴湖女侠秋瑾传》来悼念革命女英雄秋瑾，邀集仁人志士举行秋瑾追悼会，发起、组织“秋社”纪念秋瑾，鼓励女性勇敢地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之中。^[4][36][53]

陈去病一生笔耕不辍，笔名有季子、醒狮、大哀、南史氏、有妫guī血胤yìn、东阳令史子孙等，有大量诗文问世及留存，仅后世辑校的《陈去病诗文集》内容就包括《浩歌堂诗钞》《巢南词》《巢南文集》《巢南集外文》《明遗民录》《杂著》等，共约五十万字。^[4][55][56]他的诗文内容多是感怀国事，系念苍生，议论时政，感叹平生，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7]其中以江南一带明末遗民之事迹居多，尤其是明末吴郡的抗清斗争。^[2][16][57]除宣扬民族气节，慷慨壮烈之文字外，他的一些诗文是揭露国民党内部腐败的内容，以箴党内某些人士。^[16][55]陈去病的诗文总体风格深沉、凝练，蕴意厚重。^[55]

诗歌

陈去病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方面。^[12]他的诗歌理论绝大部分出现于其晚年执教东南大学所作讲义《诗学纲要》之中，其中既包孕有追溯传统、呼唤诗学精神的回归，提出保持文学的独立品格及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推崇诗歌的社会功用性与传统诗教；同时，又主张创新精神的光大，在对待学养、才情的态度上把持着难得一见的平衡与适度原则。^[1][12]他在《诗学纲要》中说：“今人学诗，非从汉人五言入手不可。所谓探河积石之源，其流派自正也。”^[1]他的《诗学纲要》及《辞赋学纲要》，作为教材，深受学生欢迎，并一度流传到上海、安徽的各大学校中。^[1]他的诗歌作品主要有《浩歌堂诗钞》《浩歌堂集外诗》《病倩词》等。^[1]

陈去病的诗歌作品中的表现内容，具有民族主义旗帜下的振臂高呼的时代特征，同时也是最能代表他精神追求的一部分作品。^[58][59][12]例如1913年3月20日，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宋教仁（字遁初）被刺杀身亡，^[60]陈去病写下一首《哭遁初》以示哀悼：“柳残花谢宛三秋，雨阁云低风撼楼。中酒恢人愈病，思君故故日增愁。財狼当道生何益？洛蜀纷争死岂休！只恐中朝元气尽，极天烽火掩神州。”^[4][26]

陈去病的诗多咏怀之作，集中抒发推翻清朝的壮志：《将赴东瀛赋自以策》写离乡去国，探求救国真理的愿望；《重九歇浦示侯官林獬、仪真刘光汉》写年华虚度而所志不送的怅惘；《图南一首赋别》劝慰妻子以"补天填海"的千秋大业为重，不必为远别感伤；《访安如》写向挚友辞行，"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相信尽管道路崎岖，但终有胜利相见一日。^[9][29][23]同时，陈去病的诗体现了清末《国粹学报》派的特点，即借历史作反清宣传：《门四律》追怀文天祥等抗元事迹，《题明孝陵图》抒发"几时还我旧山河"的抱负；《题郑延平战捷图》《自厦门泛海登鼓浪屿有感》写对于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思念；《校定〈长兴伯遗集〉书其后》《九月初七日新安江上观水嬉，并为有明尚书苍水张公作周忌》等诗，缅怀明末抗清英雄吴易、张煌言等人。^[4][23]

另外，他大量的游记类诗作多创作于旅途之中，以行者过客的视角捕捉画面，展现更多的是独属于个人的情怀，同时也成为他负面情绪的宣泄途经，这种类似于背景式的情感基调，也使他的诗歌作品从整体上呈现出苍凉、沉郁的风格。^[4][12]

中国古典诗歌诗、史互证的传统具体到诗作者及其诗作品来说就是人、诗互文，人如其诗，诗如其人。这在陈去病的诗作尤其是他在南社时期的诗歌创作活动上得到了鲜明体现。^[13]陈去病的诗作尤其是古体诗中，以散文笔法入诗的现象大量存在；另外，意象的组合与大胆运用，想象的新奇险怪等诸多方面，也能从中看到唐人韩愈的影响；但同时，陈去病更为推崇的是诗歌创作的自由态度与气节精髓。因此，他的诗歌风格多样，但其中绝少“无意义之作”，广存暗指也成为其诗歌的特色之一。^[12][61]

陈去病的早期诗歌多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鼓吹反清斗争，风格质朴苍劲，不事雕琢；晚年，随着革命意志消沉，他的诗歌内容也失去了进取精神。^[5]

政论文

陈去病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文人，身份的复杂性使他具有非同一般文人的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深入的洞察力，而政论文是融合政治观点和个人创作的绝好表现形式。^[14]陈去病的政论文作品数量较大，且绝大多数集中创作于1906--1915年间，即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共有七十余篇，文章内容庞杂，形式多样。^[14]

陈去病的政论文选取内容，始终对于政治区划特别是边疆治理等问题极为关注，这也成为其政论文的鲜明题材；尤其是至1908年，此类选题的政论文开始大量出现，而且依然按照“关注核心区域”和“边疆治理”的原则筛选论述对象，例如《升上海为直隶州议》《南粤分疆设治议》《论筹防天山南路》等。^[19][14]辛亥革命后，陈去病仍未放弃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关注，于1912一1914年间有《西藏改建行省议》《淮北增置行省议》和《说边关三省》等作品。由此，他的创作内容范围囊括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边疆地区更是全部包括在内。^[4][14][62]

陈去病的政论文以民族主义为工具，煽动民族情绪，犀利的语言与无所顾忌的指斥在他的政论文中比比皆是，且呈现日益高涨的趋势。^[14]陈去病以报章体政论文最为出色，创作的高峰期集中在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言语犀利，一针见血，极具政治家之风。^[12]同时，他的政论文抨击对象有逐渐转变的趋势：辛亥革命前，他的抨击对象是异族统治和当朝昏聩，且随着清廷的舆论压制能力越来越弱而愈发地大胆、犀利；辛亥革命后，他的抨击对象转为袁世凯的专政行径；随后，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接踵而至，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的政论文中也不再有格外鲜明的抨击对象，更多的是一份反思与无奈。^[4][14]

散文

陈去病的散文作品主要见于清末民初的报章杂志，其中《明遗民录》是为明末遗民、义士所作的传记集，《五石脂》是记载东南文人抗清事迹的笔记，兼具诗话、文话的性质、均发表于《国粹学报》。^[23]他的散文多为报刊文体，不守桐城家法，信笔抒写而又舒卷自如，风格朴实，精练流畅，笔锋犀利。^[7]

小说

晚清时，夏曾佑、严复等人提倡“小说界革命”，陈去病积极响应，以浙江王金发事迹为蓝本，创作了一篇传记式纪实小说《莽男儿》，塑造了王金发的悲剧英雄形象,生动而真实地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面貌和社会问题,揭示了辛亥革命的种种失败症结。主人公是一位向往自由、舍生取义的“莽男儿”，曾经留学、起义、反帝、暗杀权贵，其中依稀可以看到陈去病自己的影子。^[1][63]

陈去病的史学贡献主要在于他对于各类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从1899年辑《松陵文集》开始，直到1930年仍在整理明末志士周顺昌、周宗建等人的书稿遗墨，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包括了对明遗民、反清志士的作品和传记的搜集、整理和编入，其中不乏大量学术著作。^[1][64]这些作品有大型记传总集《明遗民录》，编选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的作品《三大儒正气集》，南明抗清将领吴昜yáng作品的《吴长兴伯遗集》，明末学者吴炎作品的《吴赤溟先生遗集》。^[64][65]他辑录的清史文献主要有四部：记录明清之际史料的《陆沉丛书》、记录满清史料的《清秘史》、记录女真成为明朝祸患的史料《奴祸溯源》，以及记载清初人物施琅、李光地的《虎伥遗恨》。^[64]他还撰写有史纪传文章共36 篇，可分为历史人物、清末反清革命志士、同乡故旧的传记，以及历史事件考述，包括《南唐伶工杨飞花别传》《周宗建传》《熊开元传》等。^[64]他还创作有笔记作品，主要有记录明末清初吴江地区及江南抗清斗争的《五石脂》、描述清初汉族人民反清斗争史的《烦恼丝》。^[64]另外，他长期在做乡邦文献的整理工作，包括《松陵文集》二十余卷、《笠泽词征》二十六卷、《吴江诗录》六十卷，以及未完成的《吴江县志》等。^[64]

陈去病一生的活动遍及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新闻、宣传乃至经济建设等多个领域，但这一切活动无不围绕“革命”这一核心任务。^[29]社团活动在陈去病的文化活动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他一生发起、创建的社团共计有六个，例如早期的社团有黄社、神交社、秋社和匡社，这四个社团有着不同的特点，或是单纯因政治目的而起，或是已具备文社雏形。^{[4][12][66][21]}随后，陈去病与同盟会会员柳亚子、高旭等人商议，联络一批具有共同志向的民主革命宣传家，筹建一个以革命民主主义者为中坚，以反清革命为共同思想基础的文学社团--南社。^[4][28][8]南社名称取意“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陈去病也取名巢南，其意取自“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28][8][16]宣统元年（1909年）10月28日，陈去病在上海《民呼报》发表《南社诗文词选序》；11月6日在《民呼报》上刊出《南社雅集小启》，公开宣布召开“南社”成立的日期和地点。^[4][19]宣统元年（1909年）11月13日，陈去病、柳亚子在苏州虎丘的张公祠召集了“南社”成立大会，17人到会，会议决定编辑《南社丛刻》，陈去病当选为文选编辑员。^{[4][19][8][2]}学者赵霞认为，对于陈去病而言，南社是他精神层面上“姿态”的延续，是民国建立之后个人“笃旧”情怀的寄托，更是他革命事业中的有力工具；对于南社而言，陈去病不仅是南社发展前期的主盟者，南社更是依靠陈去病的社会活动能力得以打通地域隔断，扩大社团影响力，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陈去病是南社的一种精神象征。^[12]

陈去病的诗文中，以江南一带明末遗民，尤其是明末吴抗清斗争的事迹居多，这些诗文对于清末唤起人民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在反清、反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5][16]

陈去病重视并积极倡导戏曲改良，与汪笑依、著名诗人柳亚子一起创办了以戏剧为主题的杂志《20世纪大舞台》，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为宗旨，成为晚清戏曲改良运动的一个主要的宣传阵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的戏曲改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报刊。^{[4][17][18][12]}以陈去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领导的晚清戏曲改良运动，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巨大的反响，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陈去病也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倡导戏曲改良的第一人。^[4][17]

陈去病等人创立的南社，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清朝腐朽统治，为辛亥革命作了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南社引领的思想领域的革命，使之赢得“文有南社，武有黄埔”的赞誉，并被称为“辛亥革命的宣传部”。^{[19][10][20][21]}南社社员中有许多同盟会、光复会的重要政治活动家如黄兴、田桐、邹鲁、汪精卫、陈其美等，但更多的是民主革命宣传家，几乎囊括了辛亥革命前后主要革命报刊的主持笔政者，实际上组织起了一支以文学为主的革命宣传队伍。南社荟萃众多文化名人，出自南社的文化大家有李叔同、茅盾、苏曼殊、黄宾虹、沈尹默等 ，教育家有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浙江名校春晖中学创办者经亨颐、同济大学首任华人校长沈体兰、清华大学算学系创立者郑桐荪等。^{[19][28][29][35]}在中国近代史上，南社与同盟会是发动辛亥革命的一双犄角，创造了知识分子参与人民武装革命的典范；同时，也进行了一次舆论能推翻一个政权的典型实验。^[71][72]

辛亥革命前后，陈去病作为孙中山的幕僚，凭借笃诚礼贤、道德文章和渊博广深的知识，一面聚贤结社、为辛亥革命作准备，一面奔走四方、呼唤革命，酝酿策划并亲自参与武装暴动。在国民政府颁发的褒扬令中，陈去病被誉为“辛亥光复之先声”。他还在辛亥革命前后撰写了大量治国方略的文章，从政治体制、疆域设置、军事建设、国家经济、水利民生等多方面详尽阐述了治国大策，为孙中山治国方略和民国政府建立后的国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建设性意见。^[10][73]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列举了三十三位对辛亥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知名人士，其中就包括陈去病。^[21]

1981年，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会上，陈去病被列为“风云人物”。^[9]

陈去病等人创办 《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后，香港《中国日报》载文介绍，认为它“精神高尚，词藻精工 ，歌曲弹词 ，自成格调，读之令我国家 、民族之思想，悠然兴发 ”。^[52]

以十年袍泽，患难同尝，知去病者，宜莫余若。——孙中山评价陈去病^[9][29]

民国肇建，始游湖湘，旅北行，出居庸关，慨然有经略满蒙之志。癸丑讨袁，从故人于留都，颇有所规画，顾功卒无成。自是窥姑胥，谋甬东，凡东南有大征讨大建设，君无弗予焉。又累从今大总统孙公于粤东，视师浈江，抚循前敌，驰驱戎马间，几不知劳瘁cuì，洵xún可谓据鞍双矍jué铄，壮志未衰矣。——柏文蔚、于右任、马君武、田桐、叶楚伧、柳亚子等《为陈佩忍先生五秩征文启》一文^[29]

南社是二十世纪初一个以革命民主主义者为中坚，以反清革命为共同思想基础，以振起国魂、弘扬国粹为主导文化思想的全国性、近代性文学社团，是近代中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领域最宽、持续最长、影响最深的先进文人团体。^[8][21]那么谁是“南社”的发起人和创始者、主要领导者，学界主要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陈去病，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柳亚子。^{[74][75][76][77][78]}

认为是陈去病的，以学者曾景忠为代表，他认为，在南社酝酿和初创过程中，虽然高旭、柳亚子都有积极活动，但陈去病是首倡南社第一人，并且为南社第一任社长，高旭、柳亚子、庞树柏等均称陈去病为南社主盟、盟长、总社长，南社核心人物按“陈高柳”顺序排序，南社通讯录中陈去病居首。陈去病还在南社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协助组织越社，参加长沙、北京的南社雅集活动。南社成立后屡生风波，陈去病劝导南社成员相互宽容、维护团结、避免分裂，因此他在南社中的崇高地位和声望始终受到南社成员的尊重。^[75][76][29]

认为是柳亚子的，以学者李海珉mín、汪梦川为代表，他们认为，柳亚子为南社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财力，走向南社领导核心，最终掌控了南社，是南社柱石、盟主，没有柳亚子就没有南社。而且南社在中途就变成了柳亚子独大，长期担任南社主任一职，而陈去病、高旭则逐渐淡出南社领导核心，因而柳亚子才是名至实归的“南社第一人”。^[78][77]

清末民初时期，籍贯同为江苏省吴江县的名人辈出，陈去病是其中重要代表：例如金松岑、陈去病、杨天骥和柳亚子并称为“松柏杨柳”，这个顺序是按照四人的年纪排序，而且取自四人的姓名，其中陈去病字伯儒，雅化为柏。^[79]另外，金松岑、陈去病和柳亚子并称“吴江三杰”，三人对于推动辛亥革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79][80][81]

陈去病是遗腹子，生母倪氏含辛茹苦把他抚养大，并且自幼给他诸多教诲，对陈去病的一生影响重大。民国六年（1916年），陈去病追随孙中山考察浙江期间，讲述了母亲的故事，孙中山深受感动，于1917年元旦为倪氏题写“女之师表”题刻，还亲自撰写了《陈母倪节孝君墓碑铭》：“中华民国五年八月，余再入浙，观虎林山水，遂登会稽，探禹穴，修秋禊xì于兰亭，泛娥江而东迈。从我游者，二三子外，惟吴江陈子去病与焉。舟行多暇，每为余述其母夫人倪节孝君之贤。余既闻而志之，及归，因复以表墓之文请。去病能词章，才名满天下，流冈阡表，庐陵自优为之，不敏如余，尚乌庸缀；徒以十年袍泽，患难同尝，知去病者，宜莫余若。爰为之言曰，从古节母之后无弗昌，子既自树以振家声，则昌大之说信有征矣。而余所尤望于去病者，当祗zhī承先训，敦品立行，以达贤母之孝；坚持雅操，勿敕于邪，以彰贤母之节；毁家纾shū难，毋纵于欲，以葆贤母之义；亲亲博爱，物与民胞，以广贤母之仁。夫如是而去病为人，益用竺实，节母贤孝，益以光辉，宁非显荣其亲。”^[6]

陈去病故居位于吴江市同里镇三元街，占地 1364.8平方米，主要建筑有浩歌堂、百尺楼、绿玉青瑶馆、书房、家祠等：浩歌堂曾是陈去病的会客之所，百尺楼曾是他藏书和写作的地方，家祠展示的是“百年南社”同里与南社两个主题内容，绿玉青瑶馆展示的是陈去病的“六大事迹”，陈去病故居通过120余幅珍贵图片，50余件遗物、遗著、遗稿等，反映了陈去病的一生。^[15][82]1995年4月，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陈去病故居被列入第四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同里镇政府对陈去病故居进行修缮，并对外开放；2003年，陈去病故居被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5][82][83]

陈去病去世后，1935年11月南社成立36周年之际，柳亚子等社友将陈去病灵柩自吴江同里迁葬于南社诞生地虎丘山下，即今陈去病墓址，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29][84]陈去病墓位于苏州市姑苏区虎丘西南麓杉树林中，坐北朝南，作覆釜形，青砖围砌，水泥封顶，直径5.9米，高2.2米；后筑混凝土罗成，前立碑，设置花岗石供案，铺砌墓道，碑镌柳诒徵所书“陈佩忍先生讳去病之墓”，额雕双鹤翱翔。因年久失修而日渐残破，1982年由虎丘山风景区治理处整修，同年10月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84][83]

南社纪念馆于2009年11月13日南社成立百年纪念日落成开馆，是中国唯一的全国性南社纪念馆。位于苏州市虎丘山塘街，在张公祠旧址基础上重建而成，建筑面积九百多平方米，陈列着由南社社员后裔捐赠和工作人员搜集的书籍、印章、南社社员手迹、书画作品及其生前使用过的实物器件等二千件文物资料，集中展示和介绍了南社的历史流变、革命活动、南社社员的文化艺术作品以及南社主要活动等。^[85][86]

2012年，作为江苏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献礼之作，六集电视纪录片《百年南社》在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的《探索·发现》栏目播出，全面、客观地展现了南社从酝酿到解体的跌宕命运，对于社团成员为宣传革命理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2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