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

阮元（1764-1849），字伯元，一字梁伯，号芸台^[注1]、雷塘庵主、揅yán经老人，晚号怡性老人 ，江苏扬州仪征人，清朝学者、政治家、文学家。^[1][5]

阮氏以武功起家，但阮元自幼在父母的严格教导下攻读诗书，稍长师从于名儒，乾隆五十一年（1786）得中举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参加恩科会试及第，赐进士出身，因朝考成绩优异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少詹事、南书房行走等职。^[2][6][4]乾隆五十八年（1793）阮元出京，担任山东学政；乾隆六十年（1795），转任浙江学政；嘉庆三年（1798）回京，后授兵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己未科会试副考官等职。在此期间，阮元挖掘了杨蟠、张霖、王书田、张澍、陈官俊、陈寿祺等一大批人才。^{[7][8][6][4][9][10]}嘉庆四年（1799），阮元调任浙江巡抚，任内彻底根除了困扰闽浙沿海十余年的盗乱之外，还在整顿吏治、救灾济赈、兴修水利等方面颇有建树。^{[4][6][11][12]}嘉庆十四年（1809），因受科场舞弊案牵连，阮元遭到革职，而后又逐渐受到重用，先后任工部右侍郎、漕运总督、江西巡抚、河南巡抚等职。^{[4][13][14][15][16]}嘉庆二十二年（1816），阮元转任广东，担任两广总督。面对外交上强势的英方，阮元一方面加强防务和严禁销售鸦片，一方面也在交涉中强硬以对。^[4][17][18]道光六年（1826），阮元调任云贵总督。期间，除了重视边务，阮元还妥善解决与越南的疆界争端以及盐务、铜政等问题。^[4][17]鉴于阮元政绩斐然，道光八年（1828），阮元获准“在紫禁城内骑马”；道光十三年（1833），七十寿辰之际，道光帝又赏赐亲笔御书“亮功锡祜hù”四字匾；道光十五年（1835），加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兵部事务。^[1][19]道光十八年（1838年），阮元因老病请求致仕，道光帝允准，给半俸，晋太子太保衔；^[4][1]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晋加太傅衔，准其重赴鹿鸣筵宴，并在籍支食全俸。^[1]道光二十九年（1849），阮元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葬于扬州邗江区槐泗镇永胜村北老坝山的雷塘祖墓，获赐谥号“文达”，入祀浙江名宦祠、扬州乡贤祠。^[4][3][20]

《清史稿》评价阮元，称其为官时安民靖边都很有成绩，同时还以治学成就著称于世，是世人推尊的德高望重者。^[4]

乾隆二十九年（1764）阮元出生。阮氏一门自元末以来，世代以武功起家，祖上多有武举、武进士出身。其中，二世祖阮国祥，被授明威将军；三世祖阮文广，在明代万历年间，官至陕西榆林卫正兵千户；曾祖父阮时衡，被授昭勇将军，累授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祖父阮玉堂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武举同进士，官至湖南参将。受此影响，父亲阮承信酷爱练武，骑射，同时自幼喜欢读史书，曾修治《左氏春秋》，不过终生未参加科举；母亲林氏出身仕宦之家，通晓诗书。^[21][22]五岁时，阮元便在母亲的严格教导下开始读书；六岁入私塾，从学于姑父；熟读《资治通鉴》的父亲则教“成败治乱，战阵谋略”，并教授骑射。此后，阮元相继师于扬州名儒胡廷森、乔椿龄等人，得到二人的赞许。^[23][12]

乾隆四十四年（1779），阮元第一次应童子试不第后，经胡廷森介绍，入李道南所办的私塾学习。^[2][1]乾隆四十六年（1781）母亲林氏逝世，阮元丁忧期间开始研究经学，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才再次参加县试，以第四名的成绩入仪征县学；乾隆五十年（1785）以科试一等第一名成绩得中秀才，补廪lǐn膳生员^[注2]，从而得到江南学政谢墉的青睐，招入幕府。期间除了随谢墉yōng到镇江、金坛、江宁等地阅卷之外，大部分时间是跟着谢墉学习制义，练习八股文的写作。^[6][2]

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元参加乡试，以第八名的成绩得中举人；次年（1787）进京参加会试，不第，遵照父命留京，完成了《考工记车制图解》的撰写；乾隆五十四年（1789)，以恩科^[注3]会试第28名的成绩参加殿试，最终以二甲第三名，赐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散馆考试中，以一等第一名被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大考翰詹中，阮元起初位列一等第二名，后被乾隆帝改擢zhuó为一等第一名；不久，又升为少詹事、南书房行走，正詹事。^[2][6][4]

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阮元出京，担任山东学政^[注4]。期间，阮元一方面相继出试兖州、曲阜、济宁州、沂州等地、并主持孔庙祭祀。另一方面，阮元也开始着手修撰《山左金石志》，并同山东巡抚毕沅yuán商讨金石志的编纂zuǎn条例。^[24]乾隆六十年（1795），任山东学政期满的阮元转任浙江学政。在汉学兴盛的浙江，阮元主持宁波、绍兴、嘉兴等各地考试时，一反以往以八股文为主的考试方式，另以天文、算学别开一科，强调学用结合。经过考试改革，阮元挖掘了杨蟠、张霖、王书田、李遇孙、蒋浩等一大批学有根底、精通汉学的人才，同时也开始编撰《经籍纂诂》《畴人传》等。^[6][4][1]

嘉庆三年（1798），浙江学政任上期满的阮元回京，鉴于担任其鲁、浙两地学政颇有建树，朝廷先后授兵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次年调户部左侍郎 。^[4]不久阮元出任己未科会试副考官，由其负责全面批阅一千三百多份考卷，从中遴选出比较优秀三个等级的二百份，其中高中的22名进士便是阮元在浙江学政任期内选拔培养的。如状元姚文田是浙江归安人，殿试以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尚书；汤金钊，浙江萧山人，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此外，阮元还提拔了甘肃的张澍、福建的陈寿祺、山东的陈官俊等人。其中，张澍日后成为了乾嘉时期西北史地与西北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陈寿祺则壮年致仕，先后受聘于杭州敷文、泉州清泉、福州鳌áo峰等书院，培育了一批名士；陈官俊官至道光朝官至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加赠太子太保衔。^{[7][8][6][4][9][10]}

嘉庆四年（1799），嘉庆帝亲政后，阮元先后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算学；十月，奉命署理^[注5]浙江巡抚 ，次年实授巡抚一职。此时东南海盗猖獗jué，以安南^[注6]夷盗实力最强，其与境内的凤尾、水澳、箬ruò黄等帮派相互勾结，肆虐沿海。阮元到任后，广泛征集弭盗之策，制定了造船炮、练陆师、杜接济三方面的针对性措施。嘉庆五年（1800），阮元先是命黄岩镇总兵岳玺统兵消除了箬黄帮这个内患，而后亲赴前线，同时奏请定海镇总兵李长庚统辖定海、温州、黄岩三镇水师以及调入粤闽的军队助剿。在将帅的上下一心之下，悉数歼灭了安南夷盗，其中安南四位总兵，三位溺亡，一人被生擒；嘉庆八年（1803）阮元又与李长庚数次击败兼并凤尾、水澳残部的蔡牵，从而使东南海盗猖獗的情况得到遏制。^{[4][6][11][12][1]}

不过，嘉庆十年（1805）阮承信逝世，阮元去职回乡丁忧，加之李长庚在围剿蔡牵时不幸战死，导致东南海盗逐渐死灰复燃。嘉庆十二年（1807）十月，结束丁忧的阮元回京，授户部右侍郎；十一月，赴河南按事，补授兵部右侍郎 ，而后再次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暂时署任河南巡抚。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才抵浙就职，^[4][25][26]其驻守宁波，先是督率三镇官军击退来犯的蔡牵、广东海盗朱濆。接着与福建巡抚张师诚同心合作，起用李长庚的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分别任浙、闽两省提督，继续追剿败退福建海域的蔡牵，最终于次年八月，在定海渔山大破蔡牵部，蔡牵无可奈何，只得开炮自炸座船，沉海而死。至此，困扰闽浙沿海十余年的盗乱得以彻底根除。^[4]

此外，阮元两次主政浙江巡抚期间还在整顿吏治、救灾济赈、兴修水利等方面颇有建树。如面对亏空严重的情况，上疏建议采用“年清年款”的方法，即以本年征收的银两还清本年应付之款项，不得挪新掩旧，还敦促督、抚、司、道各衙门，以身作则，崇尚节俭，严禁以任何借口掠取州县钱银以及严禁额外征收税负等，从而大力整顿了吏治；^[6]遭逢大涝之时，阮元奏请广设粥厂，并严明纪律，赈灾数十日秩序井然，无一人死于粥厂；阮元为了农田水利，重新疏浚了西湖。^[27][28]嘉庆十四年（1809），阮元因驻守宁波剿匪，所以奏请浙江学政刘凤诰代己监考乡试，不料却出现了舞弊，遭到言官弹劾而被革职；嘉庆十六年（1811）补授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嘉庆帝接见阮元时，认为其在浙江乡试一事上属于失察，并没有存心隐瞒，于是逐渐重视起阮元。嘉庆十七年（1812），阮元奉命赴山西、河南按事；补授工部右侍郎，管钱法堂事务。同年，调任漕运总督；嘉庆十九年（1814），调任江西巡抚，因任上及时发现余干人朱毛俚、胡秉耀等准备起事，并迅速调兵擒获而加太子少保衔。^{[4][13][14][15][16][29]}

嘉庆二十一年（1816）阮元调任河南巡抚 ，同年转授湖广总督 ，任内组织民众修武昌江堤，建江陵范家堤、沔miǎn阳龙王庙石闸等水利工程。^[4]嘉庆二十二年（1817），阮元转任广东，在两广总督任上任职将近十年。基于多次交涉事务中，英方的逐渐强势，阮元上疏清廷，根据英人“长于水短于陆，强于外洋短于内洋”的特点，主张加强内海和陆上防务，增建了大黄窖、大虎山两座炮台，前者总扼香山、黄浦、虎门通道，后者位于狮子山洋外，为中路外洋进口要道。其次一旦英方擅入内海，违反例禁，即“随机应变，量加惩创”，同时停止与其贸易，断绝其食物采购，使其不敢轻犯清廷法令。不过，嘉庆帝以“以德威相济，勿孟浪”为由，没有同意。^[4][17]

道光元年（1821），外国船只挟带鸦片入境时常发生，以致鸦片泛滥。对此，兼任粤海关监督的阮元除了对敢于销售鸦片者一律严办之外，还奏请对于外国船只挟带鸦片知情不报的十三行总商伍秉鉴^[注7]，摘掉其三品顶戴，以起到震慑作用。^[4][18]次年，阮元屡次索要打死中国农民的凶手，英方以停止贸易相威胁；因担心获“孟浪”之罪，阮元只得放弃，但仍坚持禁止英国兵舰来华，直至其离开广东。^[4]不过，阮元却积极推动进口洋米。当时广东民多田少，粮食供应紧张，广东海关也免除了进口大米的关税，但却规定运米船将米卖出后要“放空回国，不准装载出口，以示区别”。这样一来，空船回程一则无多利可图，其次无压舱回货抵御风浪，增加了行船的风险，所以鲜有洋商运米来粤。了解个中缘由后，阮元奏请“如有专运米船来粤，并无夹带别项货物者”，可以照规定免税，在粮米卖出后，“准其原船装载货物出口”，只要“照例征收货税”就可以了，使得洋商愿意运米来粤，缓解了广东的粮食短缺。^[30]

道光六年（1826），阮元入滇，接替此前在云贵总督任上逝世的赵慎畛。^[4][31]深知边务的重要，出任云贵总督不久，阮元即到仅距越南130余里的开化镇阅查军务，随后又阅查了滇西的大理、永昌、鹤庆、维西、永北、剑川以及贵州安顺、镇远等屯兵重镇，考察了各镇官兵、武器装备以及粮草车马等情况，尤为看重“新演速战抬炮阵”的实战演练。速战抬炮阵为杨遇春^[注8]所创，具有机动灵活、配置快捷以及火炮密集度高的特点。为了强化“抬炮阵”的实施，阮元奏请铸造了300余门，其中昆明部署了60门，其余200余门则部署在各镇，并在阮元巡阅时进行实弹演练。重视边务的同时，阮元有理有节地批驳了越南重新划分疆界中“六猛”^[注9]地界的无理要求；盐务方面，通过打击私开私采，增加国家盐井及盐务产量以及调整盐务税收及相关政策，从而扭亏增盈；用盈余的盐税招募了三百七十户傈僳族边民集中开荒种地，以腾越边境以外土人的劫掠；铜政方面，则是整治铜政之弊的同时，加强了矿物管理、扩大开采、铸钱造币等方面，以宽松奖励的方法，增加铜的产量。^[4][17]

鉴于云贵总督任上政绩斐然以及有足疾之患，道光八年（1828），阮元获准“在紫禁城内骑马”，道光十二年（1832年），升协办大学士，仍留云贵总督任。期间，车里宣慰司的刀绳武与其叔刀太康曾为争夺宣慰使一职大打出手，后经阮元调停，最终择取刀太康之子刀正综承袭宣慰使。^[17][4][19]道光十三年（1833），七十寿辰之际，道光帝赏赐亲笔御书“亮功锡祜”四字匾。^[1]

道光十五年（1835），阮元奉旨回京，加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兵部事务；道光十八年（1838年），因老病请求致仕，道光帝允准，给半俸，晋太子太保衔；同年，阮元返扬州定居于大东门福寿庭宅。^[4][1]道光二十三年（1843），阮元八十生辰，道光帝赏御“书扁联福寿字”及珍玩、文绮；^[32]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晋加太傅衔，准其重赴鹿鸣筵宴，并在籍支食全俸。尽管已致仕，不过阮元仍心怀国家，鸦片战争期间，曾向钦差大臣伊里布建议用以美夷制英夷之法，甚至为抵抗英军的侵略，还在扬州捐制钱1000缗，以补国用；长江水倒灌，家乡仪征县受灾严重，又捐款赈灾。^[1][33]道光二十九年（1849），阮元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葬于扬州邗江区槐泗镇永胜村北老坝山的雷塘祖墓，获赐谥号“文达”，入祀浙江名宦祠、扬州乡贤祠。^[4][3][20]

嘉庆五年(1800)，清查帐目发现，浙江全省仓库亏损达四百多万两。原因在于地方官员贪赃枉法，上下勾结，收受陋规，侵吞库银。于是阮元采取了诸如严参勒追前任官吏、严禁各级衙门从地方搜刮掠取等三项措施，卓有成效，得到了嘉庆帝的赞赏。^[34]

阮元任职两广、云贵之时，对于禁烟不遗余力。道光元年（1821），在两广总督阮元的积极推动下，清廷再次重申禁令：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无鸦片之甘结，方准开仓验货，如有夹带，即将行商照例治罪，同时对鸦片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徙。使得从事鸦片贸易的洋商有所收敛。^[35]调任云贵总督后，阮元专门制定了三条禁烟措施。一是常态化严查鸦片种植；二是每年冬令罂粟出土之时，会同营员，亲往中查锄毁一次，次年春未，开花结苞之时，再查锄毁一次；三是将种烟之民的田地收归为土司的练田，土司查办不力，查处土司。^[36]

阮元担任两广总督期间，主张对英方采取强硬态度，但嘉庆帝不同意其主张，并告诫阮元“断不可孟浪从事”，使得此后阮元在对英事务上，不得不采取折衷的办法。如道光元年（1821)，阮元索要打死中国农民的凶手；英方以停止贸易相威胁后，阮元只得退而求其次，允许商船贸易，但不许兵船复来。^[12]此外，担任云贵总督期间，阮元有理有节地批驳了越南重新划分疆界中“六猛”^[注9]地界的无理要求。^[17]

阮元第一次任浙江巡抚时，针对海盗在沿海游弋，打西则窜东，打东则窜西，不限于江浙，也涉及两广，一是上奏由定海镇总兵李长庚统一指挥定海、温州、黄岩三镇水师，再奏请两广水师协同剿匪；其次主张该分剿时，则分剿，该会剿时则多省诸镇一同会剿；第三围剿之时，派出间谍分化各帮海盗。从而一举歼灭了实力最强安南^[注6]夷盗以及凤尾帮；第二次任浙江巡抚时，阮元提出了“首逆分船隔攻之法”，即改变过去舟师主力直接仰攻蔡牵坐船的办法，改用“围点打援”的策略，组建两个兵船作战群，一个专门攻打蔡牵坐船，另一个专门隔断蔡牵的护卫船，使其陷入被独围于一隅的绝境，逼着蔡牵炮自炸座船，从而彻底根除了困扰闽浙沿海十余年的盗乱；两广总督任上，阮元又奏请增建了大黄窖、大虎山两座炮台，紧紧扼守着南大门。^[17][6][11]转任云贵总督时，阮元尤为看重“新演速战抬炮阵”的实战演练。为此，阮元奏请铸造了300余门，其中昆明部署了60门，其余200余门则部署在各镇，并在其巡阅时进行实弹演练。^[17]

嘉庆五年（1800），阮元在浙江创立了“诂gǔ经精舍”，选两浙诸生入其中读书，并聘请了当时王昶、孙星衍、陈鸿寿、严杰等名儒在此讲学。嘉庆二十二年（1816），仿浙江“诂经精舍”之例，在广州创办了“学海堂”，在两广选士读书，并组织了一批学者，在“学海堂”辑录汇刻了清初至乾隆、嘉庆时训释儒家经典的经学著作《皇清经解》，共七十四家一百八十余种一千四百余卷。在浙江、广州兴办学堂期间，阮元先后培养出大批人才。此外，阮元还分别在浙江杭州设立“灵隐书藏”，在江苏镇江设立“焦山书藏”，并亲手写定了“灵隐书藏”和“焦山书藏”的有关收书、藏书、阅书的条例，保存了大量图书典籍。^[37]

嘉庆五年（1800年），浙东水灾，三十万人陷入绝境，阮元出仓谷四十万石救济灾民；嘉庆十年（1805)，浙江发生水灾，仁和等15州县被淹，阮元如实上奏之后，本着“务令实惠在民，无使一夫失所”的原则，购米煮赈，而放赈一般不用胥吏，以免他们从饥民口中夺食，特邀请品德好的士人参与其事，同时奏请以15州县之新粮并旧欠地耗，缓至秋成后分别征收；其次命三府州县，择佛寺立大芦棚，使百姓暂时了栖身之所。道光十三年（1833)，云南发生地震，省城南至临安、开化十数州县同时被灾，数千人伤亡，由于时任云贵总督的阮元组织救灾及时，受灾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38][39][12]阮元还广办慈善事业，嘉庆七年（1802年）在杭州设立“普济堂”，收养无依靠的老病贫民，寒冬赈粥；在浙江建立“育婴堂”，建立了管理规程“计三十六则”，并每年增拨经费四千两，收养弃婴比从前增加一倍。阮元让其父阮承信出面，给抚养女婴者以喜银，使得浙江金华府溺女之风得到遏制；道光元年(1821)，在广州兴办“恤嫠lí局”，专门抚恤贫苦无靠的寡妇。^[40][12]

阮元，在浙江修海塘，疏浚西湖；任漕运总督时，又修建微山湖堤闸，注意保护水资源；在江西，修建省城漳江水闸。^[40]

关系姓名简介备注祖父阮玉堂字履庭，号琢庵。康熙五十四年（1715）参加武科考试，结果殿试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为镶蓝旗教习；雍正三年（1725）得到了赏识，改任苗疆九溪营游击；乾隆五年（1740）率军征苗中，力劝云贵总督张广泗，保全了数千苗民，后官至湖南参将父亲阮承信国学生，修治《左氏春秋》母亲林氏福建莆田人，福建大田知县林廷和之女元配江氏（1765-1792），安徽歙县人。江州同知江振箕四女，赠一品夫人继室孔璐华（1777-1832）字经楼，出身曲阜孔氏，七十一代衍圣公昭焕公孙女。翰林院博士、封衍圣公宪增公女，封一品夫人侧室刘文如（1777-1847），封恭人谢雪（1782-1836），封恭人唐庆云（1788-1832），封安人长子阮常生字寿昌，一字彬甫，号小云。原是阮元妻江氏卒后，遵父命由族子过继，后娶宝应著名学者刘台拱之女刘繁荣（字涧芳）。嘉庆初年，恩旨得二品荫生，后由主事荐升云南司郎中，擢清河道，官至直隶按察使阮玉堂虽有四子，但是四房中唯有阮承信一房生下阮元一子次子阮凯早夭三子阮福所生之日，恰逢嘉庆皇帝所赐“福”字，故以“福”命名。字赐卿，号喜斋。娶浙江钱塘许宗彦之女许延锦（字云姜），官甘肃凉平知府四子阮祜因出生之地为康熙皇帝御书“受祜堂”之所，故名。字受卿，一字叔锡。道光二十二年（1843)举人，娶钱楷之女钱德容，官至刑部郎中五子阮孔厚一品荫生，娶彭希濂之女彭氏长女阮荃早夭次女阮定字孔静三女阮正改名为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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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阮元是有清一代最富盛名的官员型学者之一，被誉为乾嘉学派强有力的殿军和总结者，也是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对经学、史学、文字、音韵、训诂、校勘、金石、书画、天文、历算、舆地、文学、哲学诸方面皆有精深的研究，生平著述丰富，撰有《揅经室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三十余种著述传世。^[43][44]

阮元在清代经学史上具有“继往”与“开新”的桥梁式的地位和作用。“继往”是指他大规模地总结清中前期经学成果，并承传乾嘉诸老考证学的学术精神，为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开新”是指他开启了嘉道汉宋兼采、经世实学、今文经学新学风。治学方法上，阮元既承继了顾炎武、毛奇龄、戴震之绪脉，又汲纳了扬州学术之精髓，形成了其学术上博大宏通的气象，表现为治学主张训诂与义理并重、崇古与求是兼顾、求实与致用结合。这些特征是在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反对学术研究中的臆说、高张实事求是的徽帜基础上形成的。^[45]

作为一位经学研究者，阮元主张对经典作义理探求的，对晋、唐后儒者的批判，主要是不满他们受释、道二氏的濡染太深；对宋学的批评，也重在批评宋人学术方法及陆王心学所形成的空疏学风，而不是否定整个理学体系。更为主要的是，阮元的义理探求是以训诂考证为基础上的，在经学研究中主张训诂与义理并重。由于阮元特殊的身份，其经学研究又呈现出鲜明的致用特色。但在“以学术为经世之具”的同时，又坚守了学术的精神。虽然在某些问题的探讨中，可能过分强调了学术的经世功能，但在经学的总体中，还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过学者林久贵认为，阮元的经学研究也有不足之处，由于受到高官身份的限制，其学术思想的自由度是有限的，而且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还不惜以学术迁就政治，且有一定的复古性，其一味主张“道在六经”的，至于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道”是超乎六经之外而无法探求的情况，便不曾涉及，更没有提出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缺乏理论的创新和哲理的思辨精神。^[45]

阮元不仅是乾嘉汉学之总结者，在审视和总结自身学派之烦琐积弊，回应和解答盛极一时的汉、宋学术之争等重大学术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学界领袖作用，其所提出的兼采汉宋之长，“求实”与“经世”并重的学术宗旨，确实带有很强的现实关照性，起到了转捩学风、启迪晚清学者的积极意义。同时，阮元作为当时史学领域的重要领军人物，无论是带有鲜明“会通”思想的首部自然科技史专著《畴人传》，还是国史纂修的重要成果《儒林传稿》，以及蕴含进步方志学思想，综合前人修志成果与经验而成的《广东通志》，亦体现出鲜明的“总结性”特点。所谓“总结”，主要指其在编纂体例与方法上已臻于成熟与完善，成为后世同类著述撰著的范式。具体来说，《畴人传》对“通史家风”的承继和发扬，《儒林传稿》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结一代学术发展大势和学者学术渊源与宗旨的学术史撰述构想，《广东通志》重视史事记载、地理沿革梳理与历史文献保存并重的编纂思想与方法，莫不体现出这一特点。学者王曼认为，从这层意义上讲，阮元之史学，可以说是清前期史学总体特点的一个缩影。^[46]

文献学方面，阮元一是通过汇刻大量图书，编撰大量珍贵著作，保存了历史文献。阮元在长期的仕途生活中，一方面时时以倡导学术文化为己任，汇刻了大量的文献典籍，在文献学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其治学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多个领域，另一方面阮元辑刻的《皇清经解》网罗了清初至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达73位之多，几乎囊括了阮元之前清代学者的优秀解经之书，其中包括了很多是阮元同时期学者的著作，反映了清代学者的经学研究水平。所收书达180余种，是《十三经注疏》后之大观。为乾嘉时期学术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对于传播清代学术及推动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都有十分巨大的影响；二是编辑工具书，整理历史文献。阮元相当注重工具书的编纂，组织了一批学者，按照自己所要求编纂的《经籍纂诂》荟萃了古代经典和诸子百家训诂，群经旧注；古史及诸子旧注；史部、集部旧注以及字书等各方面的材料，几乎将唐以前的训诂资料网罗贻尽；三是搜集遗书，丰富历史文献。阮元根据《四库全书总目题要》的体例，留意散落在各地的文献，搜购秘书。凡四库所未收，存目所未载者，共著录书目175种。每部书附有《提要》1篇，都为5卷，为《四库全书未收书提要》。^[47]

阮元充分认识到上古时期，贵重而稀少的铜器仅为少数贵族所掌握，具有政治以及法律意义，认为这些铜器铭文是研究上古政治制度和历史沿革的第一手资料。平日政事之暇，孜孜不倦地从事对金石实物的搜集、整理、拓摩、辑刻以及研究等，并取得了很大成就。对此，阮元在《研经室三集》卷3中总结了《金石十事记》。不仅如此，阮元还有效地利用了这些金石资料进行考经证史，成就明显。在任山东学政时，曾修复过东汉大经学家郑玄的祠墓，在积沙中掘得金朝承安年间重刻唐万岁通天史承节所撰碑文，于是以之来校勘范晔《后汉书·郑玄传》，发现碑文和传文有不同之处。经过考证，纠正或补足了传文中的若干失误和遗漏。此外，阮元还利用碑刻考证史实，主要表现在其能够不迷信所谓正史的记载，通过亲自考察和考证阐明或纠正其错误。阮元在两广任职时，亲赴邕yōng州考察当年狄青进兵破侬智高之战场，并撰写了《由宾州至邕州过昆仑关观狄武襄进兵处》一文。该文对《宋史》的有关传记、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曾巩的《杂录》、沈括的《梦溪笔谈》、王明清的《挥尘后记》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排比和考证，认为《宋史·狄青传》中记载“追奔五十里”是错误的。^[40]

阮元继承乾嘉学者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的训诂方法，一方面在自己的研究中注重文字训诂，力求通过对文字的训释，弄清其本来的涵义，进而归纳出语言发展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则组织编纂训诂专书，为学者提供读书治经的津梁。^[48]

参考资料：^{[6][49][50][51][52][53][54][55][41]}

乾隆皇帝：阮元人明白老实，像个有福的，不意朕八旬外又得一人。^[2]

嘉庆皇帝：有守有为，清俭持躬；颇能整饬，守正才优，朕心深慰。^[56][57]

道光皇帝：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41]

清代学者刘毓崧：其持躬清慎，属吏不敢干以私，为政崇大体，所至必以兴学教士为急。^[58]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知人若水镜。^[59]

近现代思想家梁启超：嘉庆间，毕沅、阮元之流，本以经师致身通显，任封疆，有力养士，所至提倡，隐然兹学之护法神也。认为毕沅、阮元等人是乾嘉学术的护法者和总结者。^[60]

弘一法师弟子蔡冠洛：元淹贯群书，长于考证，其论学在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而尤以发明大义为主。^[61]

《清史稿》评价阮元，称其为官时安民靖边都很有成绩，同时还以治学成就著称于世，是世人推尊的德高望重者。^[4]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阮元是精确的科学史家。^[62]

英国负责东印度公司广州事务阿姆斯顿爵士曾提及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是一个非常英明、果敢、强硬的官员。^[62]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综观阮元的一生，他勤奋不息，忠君以尽臣节，并以此受知于乾、嘉、道三朝皇帝，高官厚禄以终天年。他有经世致用思想，勤政务实，既试图解决一些人民的痛苦，又残暴镇压过民众运动，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他终生辛勤治学，留下大量著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考据成就，是一笔可贵的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应予肯定的。^[12]

道光元年（1821）十月，次子阮福喜得贵子，为阮元第四孙。先前三个孙子是阮元养子所生，而今第四孙由亲儿子所生，所以阮元格外高兴，同僚及下属纷纷送礼，以示祝贺。不过，他却将全部礼品予以清退。因担心阮福过于娇惯幼儿，同时也表达对刚出世孙儿的期望，于次年在孙儿抓周当日，特意用红笺题诗一首：“翡翠珊瑚列满盘，不教尔手一相拈。男儿立志初生日，乳饱怡甘便要廉。”告诫子孙从小就要做廉洁守纪的人。^[63]

阮元所著《皇清经解》刊行之时，一时风行海内。洪亮吉再传弟子傅寿彤正处于幼学之年，其母得知《皇清经解》刊行的消息后，为了给儿子购买书籍，不惜将自己陪嫁的金钗典当。傅寿彤从书中获益甚多，中举后，一度客寓京师，其学识才华得到汉学大师程恩泽、祁寯藻、阮元等人的赏识。其中，面对早年景仰的学界泰斗阮元时，傅寿彤颇为欣喜，诉说早年研习《皇清经解》心得的同时，又能聆听阮元的释疑解惑。^[64]

阮元不好虚热闹，高官耆寿，从不做生日。四十岁是大做寿辰的年龄，阮元在正月二十日生日这天，离开浙江巡抚衙门，到海塘工地视察，避免亲友属吏的祝寿。以后无论大小生辰都这样过，所谓“每于是日谢客，独往山寺”，作竟日之游。因往山林，参观古迹外，煮茶消遣，所以他把这一作法叫作“茶隐”。不仅自己不做寿，阮元也不给正妻孔夫人做生日。道光三年（1823）在两广总督任所，孔夫人生辰之日，阮元为避客，独游广州荔枝湾。^[65]

阮元任浙江巡抚时，有一位门生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在通州的旅社中买了一个烧饼充饥。门生见烧饼背面斑驳成文，于是用纸将其拓印下来，极似钟鼎铭文，马上寄给阮元，谎称是在北通古董肆中见到的一尊古鼎，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自己也不知道是哪朝的器物，便特地将铭文拓出，寄给师长，和诸人共同考证，以证真伪。阮元得信后，即刻召集幕中众名士商议，众人互相臆测，意见不同，最后阮元断定这是宋代《宣和图谱》著录的一尊鼎，于是在其后写上跋文，陈述某字与图谱所载相符；某字历年日久，已经剥蚀；某字因拓手不精，所以模糊不清。总之，他认为此“鼎”实非赝品。门生见到回信后，大笑不止。^[66]

道光二十九年（1849）阮元逝世，归葬扬州邗江区槐泗镇永胜村北老坝山的雷塘祖墓，距离隋炀帝陵约1公里。在墓南约半华里奉旨建石碑坊一座，坊三门四柱，柱两截，下端方形，上端圆形并雕以龙纹，高约一丈五尺，柱周围皆以耳形巨石作砥，坊上端有石刻“圣旨”二字，下端有横长方形玉石一块，上镌“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阮文达公墓道”十六字。阮元墓，封土高2.2米，周长24米，修建于道光二十七（1847）。墓前立有咸丰元年（1851)所立的墓表碑，宽约1.5米，高约1米，上首第一行书：“皇清诏授光禄大夫太傅体仁阁大学士阮元文达公墓表”，由兵部侍郎杨文定撰，记载了阮元生平事迹及儿孙简况。^[3][20][67]

阮元家庙建筑群位于江苏省扬州市毓yù贤街8号，均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了整修复建，分中东西三路。正门西墙嵌有“太傅文达阮公家庙”石匾，对面墙壁嵌有御赐圣迹“出门见禧”的砖刻。阮元家庙的东路六进房屋恢复了当年太傅东第的原貌；中路则通过场景复原，展示了传统的家庙祭祀文化；西路建筑除了复建了住宅部分外，还复建了阮元所建的隋文选楼。此外，家庙还陈列了阮元的书法作品、印章、著作以及诸多名人的照片等珍贵史料。^[20][68]

《清耆献类征选编》^[69]

《阮尚书年谱第一序》^[70]

《清代学人列传》^[71]

《清史稿》^[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