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办大学士

协办大学士为中国清代职官之一，品级为从一品。^[1]1658年，清政府将文馆与内三院统一且更名为内阁，后经反复，1670年再次改内三院为内阁。雍正年间，在内阁大学士之外，设“额外大学士”“协理大学士”，乾隆年间设协办大学士，满人与汉人各两名，成为定制。^[2][3]

协办大学士这一职位的设立，可以追溯到清朝初期对中央官制的不断调整和完善过程中。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七月，清王朝效仿明朝制度，将内三院改制为内阁，大学士的头衔也随之更改，包括“中和殿大学士”等六衔，至乾隆十三年时调整为“三殿三阁”制。大学士作为内阁长官，若遇内廷行走或奉差外出，则另派人员协办阁务。雍正元年至五年间（公元1723—1727），曾先后设置署大学士、协理大学士及额外大学士等职位，但这些均非常设职位，无固定员额。直至乾隆四年（1739年），协办大学士才成为常设职位，并在十三年时明确规定满、汉各设一员。同时，大学士职位也固定为满、汉各二名。

协办大学士作为内阁大学士的副职，其职责主要是协助大学士处理内阁事务。在清代，大学士名义上是辅助皇帝处理机要政务的高级官员，但实际上更多地承担了替皇帝草拟诏书、处理奏章、编写史志等文书工作，以及充任会试考官等职务。当大学士因故不能在内廷行走或奉差外出时，协办大学士便需承担起署理内阁事务的重任，确保政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协办大学士虽为副职，但其职权范围却相当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他们不仅要参与国家重大政策的制定和讨论，还要对地方上报的各类奏章进行审阅和批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言事。因此，协办大学士在清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协办大学士的品级为从一品，与六部尚书、左都御史等部院堂官的品秩相当。然而，由于其直接服务于皇帝和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的实际地位往往要高于这些普通的部院大臣。在清代官场中，协办大学士被视为一种极具荣誉和前途的官职，许多六部尚书和地方总督都渴望能够晋升到这一职位上来。

协办大学士不仅品级高、地位重，而且其选拔和晋升也极为严格。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德才兼备、政绩卓著的官员才有可能被选为协办大学士。一旦担任此职，官员们往往能够借此机会进一步展示自己的才能和政绩，为未来的晋升打下坚实的基础。事实上，许多著名的清代官员如曾国藩、纪晓岚、李鸿章等人都曾担任过协办大学士一职，并在此基础上晋升为大学士甚至更高的官职。

协办大学士作为清代官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和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在清代前期和中期，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和内阁制度的逐步完善，协办大学士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他们不仅是皇帝的重要辅弼之臣，也是朝廷内外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因此，协办大学士的任免和升迁往往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

然而，到了清代晚期随着国家内忧外患的加剧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干预使得清朝的统治基础逐渐动摇，内阁制度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协办大学士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左右朝政，而是更多地成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应对外部压力的工具之一。

协办大学士在清朝历史上担任过的重要人物包括：

- 雍正年间：徐元梦、田从典、张廷玉、逊柱、尹泰、陈元龙、福敏、彭维新、三泰、徐本、巴泰。

- 乾隆年间：福敏、徐本、讷亲、三泰、史贻直、刘于义、高斌、来保、阿克敦、傅恒、陈大受、尹继善、汪由敦、梁诗正、孙嘉淦、蒋溥、达勒当阿、鄂弥达、刘统勋、兆惠、刘纶、阿里衮、陈宏谋、庄有恭、官保、于敏中、程景伊、阿桂、英廉、嵇璜、永贵、蔡新、伍弥泰、梁国治、和珅、刘墉、福康安、彭元瑞、孙士毅。

- 嘉庆年间：保宁、庆桂、书麟、吉庆、琳宁、朱珪、禄康、纪昀、刘权之、费淳、长麟、戴衢亨、明亮、松筠、邹炳泰、托津、曹振镛、百龄、章煦、伯麟、戴均元、吴璥。

- 道光年间：伯麟、长龄、吴璥、孙玉庭、英和、蒋攸铦、汪廷珍、富俊、卢荫溥、李鸿宾、文孚、阮元、穆彰阿、王鼎、琦善、伊里布、汤金钊、卓秉恬、奕经、敬征、陈官俊、耆英、祁寯藻、赛尚阿、杜受田。

- 咸丰年间：琦善、裕诚、杜受田、讷尔经额、禧恩、贾桢、文庆、桂良、叶名琛、彭蕴章、柏葰、翁心存、官文、周祖培、肃顺。

- 同治年间：麟魁、倭仁、瑞常、曾国藩、骆秉章、朱凤标、李鸿章、文祥、全庆、单懋谦、左宗棠、宝鋆。

- 光绪年间：英桂、沈桂芬、载龄、全庆、灵桂、文煜、李鸿藻、额勒和布、恩承、阎敬铭、福锟、张之万、徐桐、麟书、昆冈、荣禄、翁同龢、刚毅、孙家鼐、王文韶、崇礼、徐郙、敬信、裕德、世续、那桐、荣庆、瞿鸿禨、张之洞、鹿传霖。

- 宣统年间：荣庆、鹿传霖、陆润庠、戴鸿慈、徐世昌、李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