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名琛

叶名琛（1807-1859），字昆臣，祖籍江苏溧lì水，出生于湖北汉阳，晚清官员。^[1][2][3]

叶名琛家境优渥，自小勤读诗书，道光十五年（1835年），叶名琛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为编修。道光十八年（1838年）起，历任地方官，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叶名琛赴广东任布政使，后累迁至两广总督。任职广东期间，叶名琛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两次配合广东巡抚徐广缙阻止英军入城。清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叶名琛参与镇压起义。同时，英、法、美三国试图与中国修约，但都被叶名琛拒绝。咸丰六年（1856年）10月，“亚罗湾”号事件发生，面对英国公使巴夏礼的逼迫，叶名琛最终选择妥协。但巴夏利仍以“亚罗湾”号事件为借口，炮轰广州城，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英法联军再次向广州发起进攻，因叶名琛未下令予以抵抗，广州失陷，叶名琛也随即被俘虏。叶名琛被俘后，由香港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在吃完从中国带来的粮食后，叶名琛开始绝食。咸丰九年（1859年），叶名琛于印度加尔各答绝食而亡，时年五十二岁，遗体由英国归还中国。^{[2][4][5][6][7][8][9]}

叶名琛被俘后，晚清名士薛福成，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来形容他，称他是“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7][8]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黄宇和（Jhon Y. Wong）则在其作品《两广总督叶名琛》中评价叶名琛在处理“亚罗湾”号事件时，“竭尽全力，守土作战”，完全是一位合格的官员。^[10]

叶名琛出生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字昆臣。叶名琛祖籍江苏溧水，曾祖父叶廷芳于18世纪初期迁往湖北汉阳居住。^[1][2]

叶名琛是家中长子，受家庭的熏陶和祖父的教育，叶名琛自小勤读诗书，与弟弟叶名沣fēng曾以诗文闻名一时。^[5]

清道光五年（1825年），16岁的叶名琛在乡试中考取副榜贡生，录为“武英殿校录”。道光十五年（1835年），叶名琛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为编修。^[5][4]

道光十八年（1838年），叶名琛升任陕西汉中知府，同年调任同省兴安府（今陕西安康市）。次年，叶名琛调任江西盐法道。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起，叶名琛接连任云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甘肃布政使。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叶名琛因母亲去世，服丧三年，期间短暂担任过顺天府尹。^[4]

守孝期满后，叶名琛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赴广东任布政使。同年，英属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德庇（C. M. Maltby）庇率军舰侵入广东珠江，要求进入广州城，十万余人集聚两岸示威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叶名琛和当时的广东巡抚徐广缙害怕允许英国人入城会引发群众暴力反抗，遂拒绝英国人的入城要求。英国人被迫退出珠江，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答允英国人两年后入城。^[1][6]

次年，叶名琛擢zhuó升广东巡抚，徐广缙jìn接替耆英任两广总督。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英国人借口两年之期已到，再提进入广州城。叶名琛协助徐广缙与时任英属香港总督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进行商谈，最终英国人未强行进入广州城。二人因顺利解决此事而受到朝廷嘉奖，叶名琛被授予世袭男爵爵位。^[4][6]

清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叶名琛镇压罗镜（属罗定县）等处会党有功，受封太子少保。次年，因太平军包围广州，徐广缙被朝廷调往广西。叶名琛接替他指挥广东高州境内凌十八所率领的太平军，叶名琛耗时两个月将其击败。^[6]

不久，太平军攻下湖南，准备从粤北挥师南下，叶名琛赶往韶州（今韶关）稳定局面。清咸丰二年（1852年），叶名琛接替徐广缙任两广总督并兼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6]

随着太平军攻入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后，广东境内的各会党也接连起事。咸丰四年（1854年），天地会会中在李文茂、陈显良等任的率领下，以十万人围攻广州。叶名琛一面督促广州的官绅兵勇防御，一面照会美国公使麦莲(Robert M·Mclane)，其余勾结西方势力镇压起义。在英、法、美等侵略者的支持下，于次年初撤退。叶名琛乘势发动反扑，民众多遭屠戮。^[1]

叶名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时，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接任英属香港总督，与美、法等国力图同中国修约。咸丰四年（1854年），三国就修约一事与叶名琛提出交涉，但叶名琛以“清政府没有修约必要”答复三国，且叶名琛态度强硬，尽量避免与外国人直接接触。^[4]

英、美使节开始辗转上海和天津，企图迫使清政府答允修约，但都未得到成效。于是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与美国使节麦莲(Robert M. Mclane)返回南方，企图诉诸武力。咸丰六年（1856年），三国再次向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叶名琛仍断然拒绝。^[4]

咸丰六年（1856年）10月8日上午，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查获了一艘涉嫌走私的中国货船“亚罗湾”号，并从船上逮捕了曾经做过海盗和有嫌疑的水手十二人，押往广东水师的巡船。当时的“亚罗湾”号船长肯尼迪向英国驻广州的领事巴夏礼(Harry S·Parkes)报告。后者向叶名琛提出交涉，并歪曲事实，声称该船曾在香港注册（实际已经过期），受到英国的保护，且当时穿上挂有英国国旗，并指责广东水师扯落英国国旗。此外，巴夏礼还要求将犯人带到领事馆进行审讯，待证据确凿后再行引渡至中国。巴夏礼一面要求叶名琛赔礼道歉，一面向总督包令报告，希望借机对中国发动武力。^[11][12][13]

两日后，叶名琛在给巴夏礼的复照中对该事件做出了详解的解释，叶名琛称“亚罗湾”号是中国商船而不是英国船，且船员中确有2名在中国有过犯案记录的海盗，需留下进行审讯，另有一名船员留下进行作证，其余九人由南海县丞徐文深带回。^[13]

巴夏礼没有接受叶名琛的说辞，又叶名琛未交还全部水手且非梁国定亲自送回而拒绝接受。在包令的授意下，巴夏礼对叶名琛做出四八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全部交还被缉拿的水手，并且赔礼道歉，否则将实施必要手段。^[13]

10月14日，四十八小时通牒将满之时，叶名琛在照会巴夏礼的答复中仍坚持上一次答复的意见。当天下午，英军夺取了一直中国大沙船，将其拖到黄埔进行监视。巴夏礼以此威胁叶名琛，英国海军已经到位，如争议问题仍未解决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最终叶名琛予以妥协，决定将十二名被扣押的海盗和水手全部交还。^[13][12]

但巴夏礼以叶名琛没有按要求出具道歉信为理由，进攻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3][12]

10月23日，英军向广州发动进攻，兵分两路分别攻占了大黄滘jiào炮台和猎德、中流砥柱等炮台，随即英舰停泊于广州十三行河面，向叶名琛发出照会要求中国政府给予补偿。^[12][13]

叶名琛未对英方的照会予以答复，也未下令广东水师进行还击。^[3]英军开始炮轰广州城，焚烧广州十三行附近的民房，并于10月29日攻入广州城内烧杀劫掠，引起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于攻入广州城当晚撤出。^[11][14]叶名琛于当日派部下通过英商斯多吉斯向包令建议停战，但包令未采纳。次月，叶名琛下令反击，收复失陷的炮台，并在三库海绵首次战胜英军，在争夺珠江的控制权中占据了上风。^[15]

咸丰七年（1857年）初，叶名琛又带领广州军民对英军展开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攻击和袭扰，英军被迫撤离广州。叶名琛下令广东水师前往追击。^[15]

咸丰七年（1857年）7月，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率领英国陆海军抵达香港，与陆续抵达的法国全权大臣葛罗，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共同策划。12月英法联军集结五千余人进攻广州，12月24日额尔金和葛罗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叶名琛答应全部条件。但叶名琛认为敌人是前来恐吓，只要不予求和，敌人便会撤退。叶名琛的部下请求调兵设防，但也未得到叶名琛批准，且叶名琛较为迷信，他告知部下自己占卜过不会有事。^[16][12]

叶名琛对英法联军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也未作任何防御准备，英法联军于12月28日开始对广州城进行了长达27小时的炮轰，最后攻入广州城。^[16]守城将军穆克德讷、巡抚柏贵竖起白旗投降。广州失陷时，叶名琛躲进了花园中，于咸丰八年（1858年）1月5日被英法联军俘获，囚禁于“无畏”号军舰，押往香港。在香港停留48天后，叶名琛被俘往印度加尔各答，于3月15日登岸印度。^[7]

叶名琛登陆印度加尔各答后，被囚禁于威廉炮台中，后前往郊区的托里贡住宅。在被俘期间，叶名琛每周都会接见印度政府官员、法官、教授、传教士、军人等。他每天让人给他翻译《加尔各答英国人报》，了解关于清朝的情况，此外也获取了一些关于英国议会的知识。^[7]

叶名琛从中国被俘时带来了大量的中国粮食，在吃完从中国带来的粮食后，叶名琛开始拒绝进食，咸丰九年（1859年）4月9日，五十二岁的叶名琛死于绝食，英国人遂将其遗体归还中国。^[7][3]

叶名琛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威廉炮台被囚禁五十多天，或许是威廉炮台与广州的镇海楼略有相似，叶名琛曾在此作诗一首，在诗中自称“海上苏武”。^[7][8]

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7]

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7]

向戍何必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7]

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7]

叶名琛被俘往印度后，英国人柯克（G.W.cooke）曾访问过他，在柯克（G.W.cooke）所作《中国》一书中，如此形容叶名琛：他意志坚强，性情顽梗。他生性俭朴，所穿之袍费油渍光硬，据他自己说已穿了十年；他在中国的家属要求给他三千元作为在印度的零用，但至死未动用过分文。在私人生活方面，叶名琛是一位极可敬的中国人。^[5]

叶名琛被俘后，晚清名士薛福成，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来形容他，称他是“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3]叶名琛“六不总督”的名号也开始被后世所流传。^[8][17]

已故的南京大学教授蒋孟引对叶名琛多有贬斥，称其是“三个促使战争爆发人”之一。^[17]

澳洲华裔学者黄宇和（Jhon Y. Wong）对中国史籍中对叶名琛声誉不佳的现象做了剖析，他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中国人便把与敌作战失利的叶名琛当作“替罪羊”。加之，当时广州衙门的档案悉数被英军掠走，没有档案为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作证，于是被歪曲的叶名琛形象，一代一代传了下来。^[9]在他的作品《两广总督叶名琛》中对叶名琛的政绩、经济、外交、军事进行考评后，驳斥了“六不”的说法，认为叶名琛在处理“亚罗湾”号事件时，“竭尽全力，守土作战”，完全是一位合格的官员。^[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