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话

广义的重庆话是指居住在重庆市区和各区县的居民的地方方言，归属于现代汉语北方方言中的西南官话，是西南官话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方言之一。而学术上所指的重庆话，仅仅只是重庆主城区（老巴县以及老江北县）的语言，具有入派阳平的特征，使用人口约占重庆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而狭义的重庆话是指流通于重庆主城九区(渝中区、江北区、渝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巴南区、大渡口区、北碚区等)的地区方言，且又与行政区划上的其他区县上作出分别一在重 庆全市范围内还存在万州话、丰都话、江津话、南川话等各具特色的区县方言。重庆话是隶属于西南官话的分支片区，是其中较为独具特色的一种地方语言。^[1]

重庆话具有高度的一致性，38个区县的人彼此交际基本无障碍。语音方面一些基本的特点各个地区都有，词汇方面大多数方言词基本上各地区通用，语法方面差异更小。尽管如此，重庆方言内部并不完全统一，主城区与各区县之间固然有差异，就是在同一县内，城镇与农村，乡与乡，平地与山地，河这边与河那边等都可能有差别。与普通话比较起来，区别主要在于语音，同时重庆方言还有大量的方言词，语法上的差别相对较小。^[2]

重庆方言的语音特点表现在语音系统和特殊字音两方面，部分白读音和声调继承了明朝官话的特征。^[2]

重庆方言声母数量比普通话少。普通话有21个辅音声母，重庆方言只有19个。 声母的主要特点是边鼻音不分，平翘舌不分。如没有n声母，全说成边音。另外，f与x也有相混的情况。^[2]

韵母的总数也比普通话少，普通话有39个韵母，重庆方言只有38个。重庆方言没有普通话的 uo、ing等六个韵母，却有普通话没有的五个韵母，如io (药）、iai（解）。^[2]

重庆方言有四个调类。重庆38个区县除江津、綦江等少数地区外，一般没有入声，古入声字在重庆方言中一般归入阳平。四个调类的调型各地区基本一致，分别是:高平调、低降调、中降调、中升调，但 只是各地具体调值高低有微小的差异。^[2]

重庆方言没有区别意义的轻声，音变主要体现在儿化和变调上。儿化有构词儿化和修辞性儿化两种。构词儿化是强制性的，必须儿化，例如"孙儿、豆瓣儿、豆花儿”就必须儿化，否则不成词。而修辞性儿化是可以儿化也可以不儿化，儿化时有一 定的修辞作用，表示喜爱或东西小，或略带俏皮轻松的语气，例如“电灯儿、桌桌儿”。^[2]

除与普通话不同的有规律的特点外，重庆方言中还有一些字的读音也比较特殊， 这些字或者是规律之外的例外，或者是由于保留了古音，或者是由于语音的变化，包括声母的转读,韵母的对转、旁转等。具体来说，发音又有多种区别。这些字既有声母的差异，也有韵母的差异，如“研”读“lian”。^[2]

重庆属于西南次方言区，因此词汇大多与普通话相同，随着近几十年来推广普通话工作的进展，这种趋同性更为明显。人们口头中方言词的数量日渐减少，许多过去常用的方言词已不用或使用频率大为减少，使用人群的范围也日渐缩小。不过，重庆话仍有很多方言词，这些方言词不仅与普通话有所不同，就是重庆内部不同地区也可能各不相同。重庆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差异表现在词形、词义、用法等方面。^[2]

重庆话与普通话在语法方面的差别此较小，基本句型有高度的一致性。^[2]

总的来看，重庆大部分地区属于西南官话的成渝片，在整个重庆地区，方言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各个区县的人互相通话完全不存在障碍。不过，重庆方言内部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有的甚至同一县内也有差异。这一方面是由于受邻近其他省市的影响，例如，秀山、酉阳等地接近贵州，受贵州方言影响较大。而巫山、巫溪、奉节等邻近湖北，受湖北方言影响较大，像巫山县人自己就认为巫山话与湖北巴东方言没有明显差异。另一方面， 由于重庆各区县居民很多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裔，有些地方还或多或少保留着早期移民的语言特点，因而使重庆各地方言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这些差异一方面表现在语音上，另一方面词汇也有不同，如北方人说的“馄饨”，重庆主城称为“抄手” ，万州、忠县等地称为”包面”。以常见的”蜻蜓”而言，在重庆各区县就有“丁丁猫儿、点灯儿、咪咪羊、羊巴弟儿、羊丁丁儿、羊阿丁儿、羊咪咪、羊羊丁、羊芋丁、羊点灯儿、点灯猫儿、扁担娃儿、嘀嘀猫儿”等十多种说法。^[2]

入声是古代汉语中的一个调类，发展到现代，部分地区入声作为一个调类已经消失，古代读入声的字归入了其他调类，例如北方方言的广大地区。也有一部分地区 ，入声仍然作为独立的调类保留下来，例如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等都有入声。重庆方言属于北方方言，重庆大部分地区没有入声，古代读入声的字在重庆方言中一般归入了阳平。但是在重庆的江津、綦江及与之接壤的南川的部分地区还保留有入声调，另外，荣昌与四川泸县接壤的部分地方有入声。^[2]

f是唇齿音，x是舌根音。在普通话里，这两个音区分严格，但在重庆各地区，这两个声母都有混淆现象。有三种情况：^[2]

第一种是有和x，绝大多数也能分清，只有韵母u前的x说成f，这样，fu与xu合流，全说成fu。例如，“户护互”与 “富”同音;“壶狐胡” 与”福”同音。重庆绝大多数地区包括主城区都是这种情况。^[2]

第二种是没有f，一般都说成x。例如: "饭” 与"换"同音，都说成xuan;“肥” 与“回”同音，都说成xuei。有这种现象的主要是靠近湖北的巫山、巫溪等地。^[2]

第三种是有和x，但混用，同一字或者是f与开口呼相拼，或者是x与相应的合口呼相拼，在当地人其中没有什么区别，例如酉阳话中，“冯”与“红”都是，“分”与”昏”都是hun。有这种f和x相混的情况的地区有开县、云阳、奉节、酉阳等地和合川、潼南、荣昌、秀山的部分地区。^[2]

在重庆方言中，大多都不分n与1,只有边音声母I。但有少数地区，把普通话的部分鼻音声母字(中古的部分泥母字和个别疑母字)去掉了声母，说成零声母字。例如:"年”与“言”同音，说成ian; "娘” 与"杨”同音，说成w;“女” 与“雨”同音，说成y;”牛” 与“油”同音，说成iou; "尿" 与“要”同音，说成iau; "讓” 与"央”同音，说成间。有这种情况的有万州、忠县、梁平、石柱、丰都、合川、潼南等地。另有少数地方，没有n,但把普通话中齐齿呼前的舌尖鼻音声母n说成舌面鼻音声母。例如:泥心、年nimn。 有这种情况的地区有綦江、大足、荣昌、武隆、云阳、酉阳等地。^[2]

在重庆大多数地区，这两组韵母分得清楚。但有少数地区，这两组韵母相混。例如，"张” 与”沾”同音，“糖”与 “潭"同音。这种情况的主要存在巫溪和秀山的部分地区，永川的何埂、仙龙区一带也存在这种情另。另一种情况是an和uan相混，例如，“短” 说成dan，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酉阳。^[2]

另外，变调的类型、“你”有无敬称等方面也是分区的依据之一。^[2]

根据各区县方言的主要特点可以对重庆方言进一步分类，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片区及两个与其他片区差别较大、不宜归入其他片的独立地区，包括：主城片区、江綦qí片区、万州片区、巫奉片区，另有酉阳县、秀山县两个独立地区。这种分片是综合多种特点确定的，但由于方言的复杂性，不排除有些片区有特点交叉现象，各个片区内部又有差异。^[2]

主城片区包括重庆的大部分区县。有重庆主城区(包括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璧山、铜梁、长寿、永川、合川、大足、荣昌、潼南、南川、武隆、涪陵、垫江、彭水、黔江、城口等。主城片区具有西南官话成渝片的主要语音特点。^[2]

江綦片区包括江津、綦江及与之接壤的南川部分地区，江綦片属于西南官话的灌赤片。所谓灌赤片，是指从四川省的灌县到贵州省的赤水，沿线包括温江、邛崃、乐山、自贡、宜宾、泸州、江津、綦江等市县的方言,俗称川南话或川西话。灌赤片方言的语音特点是保留了入声调，像“一、得、不发”等字音就是念的入声调。另外，荣昌县的“泸州腔”地区也有入声。^[2]

万州片区包括万州、丰都、忠县、梁平、石柱、开县等区县。万州片区地处重庆市中部，三峡库区腹心地带。^[2]

奉巫片区包括巫山、巫溪、奉节、云阳。这些地区与湖北邻近，故语言带有明显的湖北话特点。^[2]

重庆历史上有多次大的移民活动，使本土的居民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重庆的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历史上多次从湖广移民川、黔、渝等地，把不同时期的湖广话带入重庆。今天的重庆方言正是重庆土著方言与湖广方言相结合的产物。重庆一些方言岛如荣昌的客家话和老湘语、潼南龙形镇的老湖广话、梁平龙门镇的土门场话等都是各个时期移民原语言的遗留。^[2]

重庆人自称是巴人的后代，但是巴族的起源并不在重庆。巴人原活动于今湖北省南部、西部和汉水流域一带。 巴人受当地楚人逼迫，多次发生巴楚战争，巴人处于劣势，逐渐后退，被迫迁入重庆地区。巴人由东而西，这就是最早的移民。现重庆所辖广大地区，在古代是蛮荒之地，居住着”濮pú、苴、共、竇、奴、攘、夷、蛋”等民族，这些民族在中原诸夏眼中是“蛮夷”“西南夷” 。巴人进入重庆地区后，与当地土著居民杂居共处，建立了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以江州为中心，达三百多年之久。外来的巴人与重庆当地的土著居民都是在巴国的统治下，故也统称为巴人或巴族。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地区内，各族人民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互相影响，逐渐形成一个有统-语言、统-文化的共同体。人或巴族。武王灭纣后，把自己的宗亲分封到巴国，这一举措加强了巴国与中原地区人民的往来，在语言、文化上都会有一定的交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分立36郡，巴郡就是其中之一-。为了加强统治，秦始皇迁"秦氏万家”入巴蜀。这样，中原地带人口的大量迁入，加上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使原来的土著居民包括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逐渐在语言和文化上与中原地区趋同。 《文选》四载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说，秦灭巴蜀之后，据记载“蜀人始通中国， 言语颇与华同”。以后，地处西南隅的历代重庆地区人民作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生活习俗、语言等方面与其他地区的汉人逐渐融为一体。^[2]

元末明初时战争频仍，为了躲避战乱，人们往往扶老携幼，举家外逃,而地处西南隅、偏僻荒芜的重庆广大地区往往是中原地区尤其是相邻的两湖地区人们的首选。元朝末年，湖北罗田人徐寿辉率领的红巾军在长江中上游起义，其部下湖北随县人明玉珍于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 率军由巫峡入川，陆续占有川蜀之地。至正二十年(1360年) ， 徐寿辉部下陈友谅弑杀徐寿辉自立为汉王。明玉珍拒不受命，自立为陇蜀王。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 明玉珍称帝，国号夏，定都重庆。1366年明玉珍死，子明升继位。1371年朱元璋派兵入蜀，明升降。明玉珍及其子在重庆15年，其部下多为湖北人，大夏政权灭亡后，其数万部下多留居重庆。在明升投降之前，明朝官军占领湖广后，原住湖广地区的与红巾军有牵连的人为防备明朝官兵捕杀，也纷纷迁入重庆地区。^[2]

明末张献忠起义，社会动乱，百姓民不聊生，既逢连年战乱，也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地处战乱中心的湘鄂赣等地的很多百姓举家往重庆的各偏远地区迁移。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始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 ，历经100年左右。全国各地有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云南、贵州、广西、陕西、山西、浙江、山东、安徽、江苏等14个省约623万人迁入巴蜀地区，其中以湖广省(当时行政区名，辖今湖南、湖北，雍正十七年即公元1812年才分为湖南、湖北两个省)人最多，约346万，占55.5%。 经过几代的休养生息和外地人口迁入，重庆的经济逐渐恢复，人口大大增加，康熙六十-年(1722年) ，重庆府人口已达111854户， 约56万人。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 ，重庆府人口已达234万余人，其中85%以上是外来移民。^[2]

抗日战争时期，半个中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重庆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陪都”达八年之久，大量北方和东部沿海的人民涌入重庆。据统计，抗战八年，大约有100万以上人员迁移到重庆市及其附近沿江地区，重庆市人口增长了1.23倍，外地迁渝人口占重庆市人口一半以上。这些抗战移民多是企业家、工商业者、军政官员、知识分子和工人，他们的到来直接带动了重庆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大量的外来人口，长期住在重庆，这对重庆的语言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语音、语法尤其是词汇都会吸收进一些外来成分。 这也是重庆话与相邻的四川地区有所差别的重要原因之一。^[2]

重庆方言的定形当是“湖广填四川”之后。大量移民的迁入和五方杂处的人口结构，对重庆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使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清光绪年间编的《铜梁县志》(上) 云:“土著者百之一 ，楚黔两省人最多，亦有自闽粤江右来者。”光绪版《夔kuí州府志》云:“蔓州郡土著之民少， 荆楚迁居之民多。”1993年出版的《垫江县志》也称:“构成县 人主体的是清朝从湖南、湖北、厂东、广西、江西等省迁来的移民。”1993年出版的 《潼南县志》统计了潼南37个姓氏家族，只有三个姓氏的家族为明末战乱前的本地人，其余34个姓氏都来自外省。这些移民活动对重庆地区的语言带来较大影响，来自不同地区的外来人口带来了不同的方言，这些方言与当地语言结合逐渐形成了当今的重庆方言。^[2]

重庆话的习惯用语是口语中短小定型的习惯用语。有几个特点:一 是基本上都是动宾结构，且多为三字格，例如“下矮桩” (说软话、认输、认错)、 “退神光” (挫了锐气)、 “打冒诈” (用假话试探或冒充某种身份进行欺骗活动)，也有少数是三字以上，如“打翻天印”(表示下级对上级、 小辈对老辈不尊重、造反)、“吃整笼心肺” (比喻独吞全部好处) 。二是结构定型，但使用时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当中往往可以插入别的词语。三是具有表里两层意思，表层意思是字面表现出来的意思，但使用的是里层意思，即字面意义的比喻义或引申义。例如:乱劈柴:本是划拳语，表示不按一定规则划拳，也泛指做事不合规矩。^[2]

吆鸭子:比喻名次排到最后。^[2]

放筏子:比喻找借口溜走。^[2]

吃福喜:本指吃别人福寿喜庆的宴席，现用来指吃白食，占便宜。^[2]

摸脑壳:按人头平摊聚餐费或其他费用。^[2]

占欺头:占人便宜。^[2]

普通话中所用的惯用语大多数重庆方言也用，如"拖后腿”“磨洋工” “开夜车” 等，但重庆方言中还有一些普通话没有的惯用语。^[2]

有的是用重庆方言词构成的，如“冒皮皮”, 即吹噓自己，“敲棒棒” 的意思是敲竹杠，”皮皮” 、"棒棒” 是重庆方言的重叠式名词，普通话没有。^[2]

有的惯用语与普通话的某一惯用语意思相同但所用词语不同，如普通话说"吃定心丸”，重庆方言说"吃定心汤圆儿”;普通话说"夹楔子”，重庆方言说“旮轮子”。^[2]

还有的是在普通话中没有相应的惯用语，如“结叶子”(意思是结下了仇恨)、 “冲壳子” (指说大话) 。^[2]

重庆地区的惯用语有很强的一致性，主城区使用的惯用语大多其他地区也使用，不过，各个地区也有一些自 己独特的惯用语，例如下面的惯用语是主城区所没有的:^[2]

背锅铲/穿同边草鞋:同姓结婚。(石柱)^[2]

打高把灯笼:光着下身。(石柱)^[2]

吃闷炮儿:碰钉子。(巫山)^[2]

打坐地冲锋:口头喊得厉害，自己不行动。(璧山)^[2]

打混滚儿:混时间。(武隆)^[2]

吃耳朵:给别人提亲。(忠县)^[2]

胎砣子:经济行贿。(荣昌)^[2]

在重庆话的推广层面，近年来官方和民间均有所动作。如2022年9月2日，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盘龙商圈，出现一批“讲重庆话”的“重庆方言”墙，引市民围观。^[3]2023年2月24日，“方言诵经典”诵读大赛重庆市渝中区选拔赛暨2023年渝中区文化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举行，入围选手用地地道道的重庆方言诵读经典。^[4]4月4日，重庆市发布41项地方标准。其中，《导游词编写规范》鼓励“方言”“顺口溜”编入导游词。^[5]国庆假期，沙坪坝区沙磁巷扯馆儿剧场里，演员用重庆方言说相声，逗得台下140余观众笑翻一片。^[6]

重庆方言的研究文献中，已有学者从语言学、历史人文、宏观微观和地理等视角做了大量的研究。作为重庆地域特色的代表，重庆方言有其独特的魅力，如趣味性、通俗化、本土化等，具有一定的传承与传播价值。目前对于重庆方言的传播，大多停留在方言剧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上，正如蔡敏和余晓（2004)所说，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重庆方言的发展也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挑战。在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当下，如何从全新的角度对重庆方言进行诠释与研究，以当代的视角赋予重庆方言文化新生，依然是个重要的课题。^[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