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

谭震林（1902年4月24日—1983年9月30日），原名谭喜起，湖南攸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2][1][4]

谭震林在青少年时期当过装订工人、书店学徒，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茶陵县从事工人运动。^[2][5]1927年秋，谭震林上井冈山，历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湘赣特委书记等职，1929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二纵队党代表，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司令员、政治委员等职，为建立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2][6]1931年初，谭震林任红十二军政治委员，次年任福建军区司令员，1933年调国家保卫局任科长。^[2]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谭震林留在闽西，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军事部长，坚持南方游击战争。^[2]抗日战争爆发后，谭震林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是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40年春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次年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兼任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2]1943年至1945年8月，他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中共淮南区党委书记，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2]解放战争初期，谭震林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1946年与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取得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次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了莱芜、孟良崮等战役，同年冬兼任山东兵团政治委员，与许世友指挥部队在山东内线作战，和华东野战军外线作战兵团相配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山东根据地的重点进攻。^[2]1948年11月，谭震林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兼第七兵团政治委员，在淮海战役中任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战役的领导和指挥，1949年5月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治委员。^[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谭震林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企业工作委员会主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治理淮河委员会主任等职，为新解放区的清匪反霸、土改镇反、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作了大量工作。^[2]1954年12月，谭震林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6年9月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8年5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10月后兼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75年、1978年当选为第四届、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7]谭震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副主任。^{[2][8][9][10]}1983年9月30日，谭震林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2]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24日，谭震林出生于湖南省攸县城关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乳名“喜仔”，学名“喜起”。^[11][4][12]谭震林的父亲谭瑞开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在“喜起”（谭震林）9岁时，将他送进一家私塾读书。^[4]但是三年后，由于谭瑞开失业，一家人陷入饥寒交迫，12岁的谭震林也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父亲只好把他送到攸县太古堂书店当学徒。^[4][12][13]然而两年后，书纸店老板病故，14岁的谭震林也失业，随后步行30多公里，找到茶陵县一家名为“徐文元”的书纸店继续谋生。^[4][12]在此期间，他白天忙碌地工作，夜晚利用书店的资源广泛阅读、学习，并且接受了革命思想熏陶。^[4][11][13]有一次，茶陵县“文苑堂”书纸店的年轻老板娘毒打辱骂了店内50多岁的老工人，谭震林闻知后义愤填膺，就组织茶陵县城所有书店的店员，对虐待工人的行为提出抗议，并且罢工三天，最终使得书店老板娘不得不向老工人下跪赔罪。^[4][11]1925年，谭震林所在的“徐文元”书纸店停业，于是他离开茶陵县，回到攸县老家，在“徐博文”书纸店当印刷工人。^[4][12]

在攸县工作期间，谭震林认识了工作地附近的小学教员余来，余来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是当时攸县共产党的负责人之一，待人热情，与谭震林逐渐深交，就给他灌输进步思想。^[4]1926年夏，北伐军攻占攸县县城时，谭震林为北伐军当向导、架浮桥等，配合叶挺独立团顺利地占领了攸县。^[4][6]鉴于谭震林的出色表现，在余来的介绍下，谭震林在1926年10月12日被中共攸县党组织吸收入党。^[4][6]随后，谭震林先后担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长、县总工会宣传干事等职，组织发动家乡人民支援北伐，开展农民运动，解除反动武装。^[2][11][14]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注1]，震惊全国，随后谭震林在攸县组织了一场万人大游行，抨击国民党的反动行径。^[4][15]5月21日“马日事变”^[注2]发生后，谭震林被反动派下令通缉，于是他奔走于长沙、武汉却未找到党组织，就回到茶陵县，在一家小纸店当印刷装订工人，进行地下革命活动。^[4][12][6]

1927年11月中，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攻占茶陵，25岁的谭震林随即找到党组织，受命恢复茶陵县工会组织。^[4][6][17]谭震林迅速开展工作，发动力量，恢复了茶陵县的书纸、缝纫、铁业、磨工等行业工会，共吸纳 800 多名会员，并且成立了茶陵县总工会，谭震林任总工会主席，还邀请中共茶陵县委进入县城工作。^[4][6]茶陵是工农革命军在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打下的第一座县城，在组建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时，谭震林被推举为工人代表，并在11月28日举行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当选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县级政权领导人。^[1][6][18]随后，谭震林立即与各方商定，派出由政府干部、工会、农会骨干和士兵组成的工作队，深入街道和乡村，发动群众，惩治土豪劣绅，将浮财分给群众，茶陵县打碎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经验对井冈山各级政权的建设颇有启示，以后建立的各级政府皆称“工农兵政府”。^[6][19]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作为毛泽东缔造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地，是中国红色政权的光辉起点，是毛泽东红色政权建设思想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因其坚持党的领导、民主建政、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成为中国红色政权的源头和典范。^[19][20]当地土豪劣绅纠集国民党军队，向红色政权疯狂反扑，茶陵于1927年12月底失陷，于是谭震林率领工人和农民赤卫队，跟随毛泽东投入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4][12][6][21]}

到了井冈山，谭震林被派到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学习，经受了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和艰苦的生活考验。 ^[6]接着，他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攻打遂川、新城的战斗，战斗胜利后，谭震林奉命留在遂川县城开展工人运动，并被推举为遂川县游击大队的党代表。^[6]1928年5月，谭震林当选湘赣边界特委委员，随后担任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5][12]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谭震林任土地部部长。^[5][12][6]根据他的建议，边界各县、区、乡普遍设立土地委员会，作为各级领导土地革命的机关，谭震林亲自到永新县小江区担任区委书记，进行分田试点。^[6]10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谭震林当选为第二届特委书记。^[5][12][6]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和闽西，谭震林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12][3]6月，谭震林在闽西从事部队建设，新组建红四军第四纵队，担任第四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12][3]1930年2月上旬，在吉安陂头召开的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谭震林被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不久担任红四军军党委代理书记。^[6]6月，红一军团成立，以原红四军第三纵队为基础扩编成立红十二军，罗炳辉任军长，谭震林被任命为红十二军政治委员。^[12][6]8月，红一军团(由红四军、红三军和红十二军组成)在浏阳文家市歼敌戴斗垣旅之后，与彭德怀领导的第三军团在浏阳永和镇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谭震林当选总前敌委员会委员。^[12]9月，主力红军从长沙撤围，谭震林与罗炳辉率红十二军攻克湖南攸县和江西吉安，并投入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战斗。^[3][12][6]谭震林与罗炳辉率红十二军与红三军、红四军及红三军团并肩战斗，在五天之内打了两场胜仗，歼敌一个半师，活捉敌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6]1931年4月和7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围剿”，谭震林和罗炳辉率部迎战，与兄弟部队一起连续挫败了敌人的“围剿”。^[6]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谭震林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6]

1932年2月，福建军区成立，罗炳辉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随即率部一举直下武平、上杭2县城。^[12]周恩来为此撰写《红军十二军占领杭武的意义》一文，发表在《红色中华》(1932年2月24日)，称赞红十二军及谭震林为红军建设作出的贡献。^[12]5月，谭震林担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指挥部队先后取得水西渡、上杭马伏等战斗的胜利，保卫和发展闽西苏区。^[12]1933年2月，“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福建开展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让谭震林检查自己所犯的“罗明路线”错误，谭震林在《申明书》中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原因而在同年10月被撤销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被送到中央红军学校学习。^[12]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留守部队掩护，并被迫转入游击作战。^[1]随之，谭震林与陈潭秋、邓子恢率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二营，于1935年2月突破封锁围攻，向闽西进发，到闽西领导和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2]同年，谭震林任闽西南军军委军事部长，1936年任闽西南军委副主席。^[3]三年后，闽西南革命根据地人口达到十万，谭震林与张鼎丞、邓子恢并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南方三杰”。^[1]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注3]后，10月，中共中央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问题，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12]次年1月，新四军军部成立，闽西南2000多名红军游击战士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于3月1日率部开赴抗日前线。^[3][12]3月，谭震林率部到达皖南集中后，调任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司令员的第三支队，任副司令员。^[3][12]4月，谭震林率领三支队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2]9月，他奉命率部西进，接替友军防御阵地，先后打败日寇向清水潭、马家园的进攻，打死打伤日军300余名，开创了新四军阵地战胜利的先例。^[3][12]同年冬，谭震林率新四军三支队进入有“皖南门户”之称的繁昌，与国民党第五十二师、一四四师共同担任繁昌、铜陵、南陵境内长江沿岸的防御作战任务。^[12][23]此后一年里，谭震林指挥部队同日军进行大小战斗200多次，其中5次繁昌保卫战先后多次击败日军的进攻，是新四军在皖南与日军展开的首次正面战争，是“芜湖失守后的最大血战”，粉碎了日军“扫荡”皖南的野心。^{[3][12][23][24]}1939年12月11日，在谭震林率新四军三支队取得第五次繁昌保卫战胜利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致电新四军军长叶挺称：“查该部游击努力，缴获独多，应予传令嘉奖，以资鼓励。”^[24]

1940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为加强苏南的东路^[注4]工作，调谭震林到东路地区主持工作，创建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12][25]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成立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谭震林任书记；同时建立“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对外仍简称新“江抗”），谭震林以林俊的化名任司令兼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26][3][27]1941年4月“皖南事变”^[注5]后，江南抗日义勇军被编为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并担任苏南区党委书记。^[3][12]同年夏，他率部主动出击80余次，粉碎日寇的疯狂进犯，使东路抗日根据地得到新的发展，同时保护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3][12]1942年10月，谭震林调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中共淮南区党委书记，狠抓了机关作风整顿和生产自救运动。^[3][12]1944年, 谭震林率部解放淮安、保应以东广大地区, 取得了占鸡岗反顽战斗的胜利，扭转淮南地区抗日被动局面。^[3]1945年8月，谭震林、罗炳辉指挥新四军第二师沿津浦、淮南铁路发起反击，歼灭顽敌，收复盱眙、嘉山、来安、天长、六合、定远等六座县城，兵临南京城下，成功争取汪伪南京警卫第3师钟健魂部3000余人起义。^[29]

1945年9月，谭震林任中共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委，并当选中共七届中央委员。^[3][12]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军以4倍于华中野战军的兵力于7月进攻苏中解放区，谭震林与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经过40多天的英勇战斗，在泰兴、如臬、海安、邵伯等地取得7战7捷，歼灭国民革命军汤恩伯部6个旅、5个交通警察大队合计5万余人，出色地完成了华中战场的作战任务。^[12]随后，谭震林挥师山东，于1947年初正式组建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12]8月，华东野战军由许世友、谭震林率部组成内线兵团，击败南犯诸城的国民革命军，随后重创国民革命军胶东兵团第六十四师，攻克胶县、莱阳，歼敌1.2万多人，取得胶东战役胜利，为收复山东失地创造了条件。^[3][12]1948年初，内线兵团改为山东兵团，先后发起胶济线西段战役、潍县战役和兖洲战役，共歼敌10.5万人，解放了除济南、青岛、临沂等少数城市以外的山东省广大地区。^[3][12][29]9月，谭震林、许世友率领山东兵团与兄弟部队共同发起济南战役，歼敌10万余人，活捉国民革命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等一批国民党军高级将领。^[12][30]

1948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敌委员会，以邓小平为书记，统筹与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组织指挥淮海战役。^[12][31][32]11月6日，淮海战役战役打响，谭震林亲率山东兵团3个纵队，从临城枣庄一线向南攻击前进，突破运河，猛插陇海铁路，以强大的政治攻势，胁迫国民革命军冯治安部起义，接着乘胜前进，同兄弟部队全歼黄伯韬兵团。^[3][12]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32]1月15日，中央军委进一步作出关于全军组织编制、番号的决定，各大野战部队“改为以番号顺序排列”，其中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委。^[33][34][35]

1949年春，中央军委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在总前委统一指挥下，在第四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和苏南、皖南以及浙江省。^[12]总前委由此决定，以第二野战军组成西作战集团，以第三野战军组成中、东、南3个作战集团，其中中作战集团由第七、第九兵团共7个军计30万人组成，由谭震林负责指挥。^[12][30]4月20日晚，谭震林指挥中作战集团首先在裕溪口至棕阳镇地段展开渡江，23日进至繁昌。^[12]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七兵团进杭州，接管整个浙江”的命令，谭震林指挥七兵团于5月3日解放了杭州。^[12][3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谭震林先后在浙江省和华东局主持工作，历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等职，完成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工作，全面部署并组织实施浙江省建设发展规划，亲自领导修复杭州风景区。^[2][3][12]

1954年12月，谭震林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2][3]在1956年9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谭震林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1958年5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12][37][38]}1959年4月，谭震林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10月后兼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3]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谭震林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3][12]1967年2月，谭震林与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评，这次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谭震林被诬为“二月逆流黑干将”，受到打压。^[12][33][39]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在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来在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12][7]谭震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2][8][9][10]}

1982年3月，年满八十高龄的谭震林偕夫人到家乡攸县视察工作，历时4天，还在县直机关负责人和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就如何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中心内容发表了重要讲话，还在县委机关院内种植了一棵香樟树。^[5]1982年9月举行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谭震林当选为副主任。^[2][40]

1983年9月30日，谭震林在北京逝世。^[2][11][12]10月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3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主持。^[12]

反“围剿”战争时期，中共福建军区《斗争》杂志第十八期上，一篇题为《最猛的火力》的文章写道：“震林同志熟读《三国志》，不仅学会了诸葛亮的谋略，同时亦学会关公拖刀计的谋术呢！”谭震林智勇双全，不仅善于打军事仗，更善于打政治仗，不仅善于以弱胜强，还善于从困难中打出新局面。^[1]

1983年9月30日，谭震林在北京逝世。10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致悼词，悼词中说谭震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中，为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为创建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建立了卓越的功勋。”^[2][12]

2002年4月15日，谭震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谭震林的历史功绩，其中指出：谭震林是中共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中，他为中国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41]

谭震林原名谭喜起，1926年10月入党时，欲改名“谭虎”以明志，介绍人余来觉得欠妥，建议：“云从龙，风从虎，虎啸生风撼山林”，认为改名为“震林”妥帖，谭喜起闻言大喜，即改名为谭震林。^[1]

1940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调任谭震林去苏南的东路地区主持工作。谭震林赴任途中，为了安全，脱下旧军装，换上雪白衬衣、毛料背带西裤，外穿哔叽长衫，头顶黑色礼帽，俨然一副大老板派头，同行人以“老板”称呼他。到达驻地不久，军中即流传“上级派来了个老板！”由此，“谭老板”的称呼渐渐传开，毛泽东闻之也称呼他为“谭老板”。^[26][25]

1940年，谭震林在苏南的东路地区主持工作期间，国民党地方武装首领杨筱南宴请谭震林，由于杨筱南素来见风使舵、反复无常，众人皆认为是“鸿门宴”，谭震林则率随从毅然前往。席间，杨筱南突然放下酒杯厉声道：“贵军以合作抗日之名，行吞并收编之实；言而无信，我等难以心服。”言罢猛然拔出手枪，拍在八仙桌上。谭震林大怒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杨司令敢先发一枪，我军就有来有往，奉陪到底。”对峙片刻后，谭震林又对杨筱南晓以大义，入情入理，说的杨筱南沉思不语，此后两军则共同抗击日军。^[25][29]

1946年12月，国民党军王牌74师进犯涟水，华中野战军16旅奉命星夜驰援，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谭震林计划趁敌立足未稳立即反击，但华中野战军16旅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建议以休整再战为宜，谭震林大怒之下下令“拼死反击”，然而敌强我弱、地势不利，久攻不下，伤亡激增，只得撤出战斗，谭震林怒斥道：“涟水失守，是华中野战军的耻辱！任务没有完成，该撤职的撤职！”几天后，在一次总结表彰会上，谭震林声音颤抖地讲道：“在涟水，我批评16旅是错误的！我应该自我批评啊。”在场的官兵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江渭清感慨道：“我们听了他的自我批评，心里的气一下子就顺了！”^[42]

1948年4月24日，谭震林指挥渡江战役胜利的部队进军浙江，大军所到，秩序井然，严守军令：“溪口所有房舍、山林、坟墓、古迹等，均应切实保护，不得毁坏，违者从严处置。”于是，蒋氏宗祠、庐墓、武山庙、摩诃殿等毫发无损，被国民党人赞为“地灵人杰”的小镇，后来成为浙江一大名胜。^[30]

谭震林生性正直，快人快语，随着职位升高，脾气也渐为人知，人送绰号“谭大炮”。风趣幽默的毛泽东有时称赞：“谭老板，你这一炮放得好啊！”也有时批评：“谭老板，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嘛。”^[30]

1957年夏，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谭震林率中央工作组一行，回家乡湖南攸县搞民主办社试点，历时40多天，他和队员们工作、吃住在一起，不搞特殊化。在此期间，他也从未宴请过老家的亲属，只是工作结束后返京的前一天，通知他们到皇图岭汽车站见面辞别。见面时，谭震林吩咐工作人员买了些包子算作款待，还一边吃一边对侄儿侄女说：“今天委屈你们了，就吃几个包子。不是伯父不愿花钱，而是艰苦奋斗这个传统不能丢。”^[5][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谭震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并且经常到基层视察，了解情况，每次动身前，他都要“约法三章”：不准搞迎送，不准搞接风洗尘，不准随从人员购买内部物品等。为此，他经常反对基层给自己搞特殊化待遇，阻止家乡人给他送特产，推脱不掉的就坚持付钱；他还严格要求亲属，绝不容许利用他的威望拉关系、走后门、搞特殊。^[43]

有一次，时任副总理的谭震林在基层考察，参加一场报告会。台上一位干部正襟危坐，捧着稿子念得磕磕巴巴，台下有人交头接耳，还有人打瞌睡。谭震林便问讲话者:“你的稿子是谁写的?”讲话者吞吞吐吐地说是别人替写的。谭震林反问道：“那今天是你发言，还是别人发言呢?”随后他巡视了一圈会场，大声说道:“官不能越当越懒，讲十几分钟的话，都要别人替写，这不脱离实际才怪!今后你们要是再让别人写稿子，就是不称职!”^[44]

谭震林于1983年9月在北京逝世，遗体火化后，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5][11]1986年11月，谭震林部分骨灰被安放在井冈山根据地烈士陵园。^[5]根据他的生前遗愿和湖南攸县人民的要求，1988年4月，谭震林部分骨灰安葬于攸县烈士公园谭震林墓，杨尚昆题写墓碑。^[5][11]1995年9月，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的骨灰与谭震林合葬。^[5][11]2002年4月，经有关部门批准，谭震林墓迁建于攸县县城的攸州公园内，墓前设有3.8米高的谭震林铜像。^[5][11]攸州公园的谭震林墓园占地面积9280平方米，主要包括面积1500平方米的墓葬区和面积4200平方米的铜像区等：墓葬位于墓区中轴靠后位置，墓碑为汉白玉质，高1.8米，有杨尚昆题写的大字“谭震林墓”，墓后8米处为幕墙，刻有谭震林生平简历；谭震林铜像位于墓前20米，高3.8米，由谭震林子女及亲友于2004年9月立。^[5]

2002年，值谭震林同志诞辰100周年，谭震林纪念馆（即谭震林同志故居）成立，完成“谭震林生平业绩陈列” 并对外开放。^[14]谭震林纪念馆（即谭震林同志故居）位于株洲市攸县城关镇珍珠巷52号，始建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原为县城兴贤堂，占地面积1384㎡，是县城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风格古建筑群。^[5][14]2001年，谭震林故居被攸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投入80余万元资金进行抢救性修复，陈列、展出关于谭震林同志生平的主要事迹和他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实物，2011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14]

2020年开始，株洲市开展“走红色之路、做红色传人”红色研学旅行活动，明确了一批红色研学打卡点和精品红色研学旅行线路，其中包括中共攸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旧址(谭震林生平事迹陈列馆)。^[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