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蒋介石于1941年1月在皖南地区制造的一起反共事件。是蒋介石及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标志。^{[1][2][3][10]}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不断壮大，敌后抗日力量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忌惮。^[10][11][12]1940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黄桥决战的胜利、皖南新四军的成功反“扫荡”再次刺激了蒋介石及国民党内部高层官员，再度引发国民党高层的注意。^[9][13]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发表致朱德、彭德怀和叶挺的“皓电”，强令在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4][10]11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拒绝了国民党方面强令中共军队移至黄河以北地区的要求，但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遵令北移”。^[8][15]1941年1月4日傍晚，皖南新四军9000多人，分为三个纵队，离开云岭向茂林镇开进。^[4][16]7日凌晨，行至泾县、太平之间，遭到早已做好准备的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率7万多人，新四军包围在皖南地区，双方展开交战。^[8]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支队9000余人，经过7昼夜的战斗，除2000多人突围外，大部分都被俘或牺牲。^[1]军长叶挺于1月14日在同第52师谈判时被扣押，关进上饶集中营。^[6]副军长项英于3月14日遭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过程中牺牲。^[4][7]

皖南事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方针。^[17]1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揭露了事变的真相，确定了反对国民党进攻的方针。^[17]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发起了凌厉的政治攻势。^[17][18]皖南事变的真相公诸于世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纷纷对此事表示抗议。^[19]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对国民党表示不满。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遭到了国际国内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20]在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作出“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的承诺。^[21]

皖南事变的发生使新四军失去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中共方面采取的政治攻势，使得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孤立，时局再次向着有利于抗日的方向发展。^[22]同时，皖南事变对抗战期间国共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该事变造成了国共两党感情联系的根本断裂。日军在皖南事变结束十天后即乘虚而入发动豫南战役，国民党肃清黄河以南地区中共军队的计划也随之破产。^[22]

皖南地处华中腹地，地势险要，物产富饶，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皖南这个战略支点。1937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全国抗战形势，制定了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对位于苏浙皖赣边的部队明确提出，应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日军，以使日军处于中国军队的战略包围之中。蒋介石同样也深知皖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他认为皖南离首都很近，如果现在不消灭共产党军队，等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军队就会威胁南京，后患无穷。^[23]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7月15日发表宣言，表明为取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合作，取消红军名义及其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予以回应，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24]随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武装力量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进入华北、华中敌后打击敌伪，扩大抗日武装。^[10]在1938至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11]八路军、新四军的蓬勃发展，令蒋介石心有忌惮，其多次告诫部属“不患日寇敌军之侵略”，“所患者惟中国共产党猖獗jué”。^[12]

黄桥是靠近长江边上的一个大集镇，地处靖江、如皋、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点，群众基础好，适宜建立根据地。1940年7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建立后，陈毅、粟裕决定率部东进黄桥，以打开苏北抗日局面。国民党司令长官韩德勤^[注1]获悉陈毅所部新四军东进的情报后，即令何克谦率国民党保安4旅、陈泰运率税警总团对陈毅部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企图消灭苏北新四军。经过一番激战，国民党军败退，苏北新四军解放黄桥。同年9月30日，韩德勤再次纠集30000余军，兵分三路，向黄桥地区发起进攻。苏北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自10月4日至6日，经3昼夜连续激战，共歼韩部主力第89军及独立第6旅等部共1.1万余人，取得了黄桥自卫作战的胜利。经过此一役，新四军陈毅部队在苏北站稳了脚跟。^[9]而国民党方面不仅没有打击到新四军，反而损失惨重，这让蒋介石和一众国民党高层将领怀恨在心。^[11]

1940年10月19日，即黄桥战役结束后的第9天，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表致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皓电^[注2]”，称“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命令、自由扩充军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等等，^[14]强令在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0]在发出“皓电”后，蒋介石又于10月21日签署手令，命令八路军与新四军“限十一月底以前撤至黄河北岸”，同时令已经集中在豫皖交界地区的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李品仙部积极整训，随时准备东进向皖东新四军发起进攻，令顾祝同部从前线抽调兵力对皖南新四军进行严密监视与包围。11月14日，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于制订《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为下一步的“分区进剿”做准备。^[26]

面对这种紧张局势，1940年11月9日，经过反复权衡与集中讨论以后，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人的名义，发表了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注3]”，用大量事实驳斥了国民党的造谣诬蔑，拒绝了国民党方面强令中共军队移至黄河以北地区的要求。但是，中共中央也作了一些让步，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遵令北移”，希望国民党政府放宽期限。^[8][15]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项英、刘少奇等，阐述了应对策略，其首要计划就是同意将长江以南部队移至长江以北，以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内战。^[27]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给项英等人的指示中，没有指定具体的北移路线，以便他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权宜而动。当时，可供皖南新四军选择的北移路线有三条：第一条是从皖南直接北渡路线，即经繁昌、铜陵地区渡江到无为的路线。这条路线是沟通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江北部队之间联系的交通线，路程较短，群众基础较好，沿途所经地区为新四军第3支队和江北无为游击纵队的活动地区。第二条路线是东进苏南北渡路线，即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篑kuì桥、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再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这条路线路程也较短，有一定群众基础，同时有苏南根据地的队伍可以接应。第三条是绕道苏南北渡路线，即由军部驻地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旌德，再转向东北，经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渡江再到苏北。这条路线群众工作基础薄弱，路程也比较远，又是向国民党的后方和重兵扼守的方向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新四军较为不利。^[28][29]

1940年11月27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经多方研究与考虑，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他们决定将大批工作人员即刻化装过封锁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同时以迷惑各方，再以突击方式将部队由现地区突过长江至皖北。在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同意后，从12月1日开始，项英、叶挺即着手组织皖南部队非战斗人员约两千人以及大批器材，分两批进入苏南。

1940年12月3日，皖南新四军开始陆续出发时，顾祝同突然命令新四军改道，不准经苏南北渡^[注4]，国民党军第52师、第108师已在此线精密布防。且根据12月初从此线北渡的先头部队的致电，日军早已知道新四军要经过此间北移的行动计划，已开始扫荡。因而东进苏南北渡路线被堵死。12月中旬，顾祝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强令皖南新四军改道铜陵、繁昌间北渡。但在此期间，国民党桂系李品仙部3个师已开入皖东地区，占领渡口，封锁了经繁、铜北渡长江到无为地区的道路。同时国民党重庆电台广播了皖南新四军将要北移的消息，日军闻讯立即增调第15师团于繁、铜地区，并增派舰艇逡巡于长江之上，准备截击北移部队。在这种情况下，皖南新四军9000余人的大部队要穿越50里的敌占水网地带和长江封锁线，就要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31][29]

此时，皖南新四军方便北移的线路都被堵死，经苏南北渡要面临第三战区国民党部队的围堵和日军不断展开的“扫荡”，从皖南直接北渡则会面临长江上日军与北岸第五战区国民党军队的攻击。^[29]在这种形势下，1940年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了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南下绕道茂林、三溪、宁国、再迂回天目山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此条路线虽然距离长、地形不熟，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在这一线路尚未完成“围歼”部署，只需应付刚调来不久的第40师，若是行军迅速、打法果断，由此路线胜利北移是完全可能的。^[31]这一决定在1941年1月3日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同意。^[32]

在中共中央同意新四军经苏南北渡的同时，国民党部队基本完成了对皖南新四军的合围，西北方向为新七师，正西方向为第114师、西南方向为第79师、正南方向为第40师、正东方向为第52师、东北方向为第108师。^[4]1941年1月4日傍晚，皖南新四军9000多人，准备离开云岭向茂林镇开进。除军直机关外，编成三个纵队：第一纵队辖老一团、新一团，约3000人；第二纵队辖老三团、新三团，约2000人；第三纵队辖老五团和军特务团，约2000多人；军直机关及教导总队约1000多人。部队开始行动后，第一纵队（左路）向茂林镇东面的大康王集中，第二纵队（中路）向茂林镇东北面的凤村集中，第三纵队（右路）向茂林镇西北面的铜山徐、溪口村一带集中，军直属队随第二纵队行动，三路部队于次日黎明前达到指定位置，随即向星潭、榔桥前进，以突破国民党第40师的堵截。^[4][16]

由于连日大雨，皖南新四军行军速度极为缓慢。在章家渡渡口，因河水猛涨，原来搭建好的浮桥变短，仅过千余人，浮桥中断，部队只好在在寒冬中涉水过河。1941年1月5日下午3时，皖南新四军各路部队才陆续到达茂林以南的潘村驻地，因人员十分疲劳，军部决定原地休整一天。国民党军队利用这一天在星潭方向完成了对解放军的围堵。^[4][5]

1月6日下午，新四军军部举行会议，决定第一纵队出球岭向南攻击榔桥，第二纵队出丕岭与博刀岭向北攻击星潭，第三纵队（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命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军部直属部队随第二纵队行动。1月7日黎明，皖南新四军各路部队均已到达指定山岭，却遭遇已于6日占领险要隘口的国民党军第40师的突然攻击，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4][5]

皖南新四军先头部队击退了拦劫者，迅速夺取了五个岭头。二纵队老三团三营的指战员向南追敌至百户坑。在百户坑，三营与前来支援的新三团一营会合，他们兵分两路，直抵星潭。经过一夜激战，一营打进了星潭。然而，由于力量的悬殊，星潭外围的几个高地仍为国民党军第40师部队所控制，国民党军对进入星潭的一营阵地反复冲击，一营形势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其余各纵队在7日拂晓通过了指定的各岭后均受到国民党军的阻击，发生激烈战斗。一、三纵队未能如期到达星潭，二纵队在星潭的战斗甚为艰苦。^[4][5]

为冲出敌人包围，完成北撤任务，7日下午3时，皖南新四军军部在百户坑召开了各纵队司令军事会议。叶挺主张利用目前敌军部署未就，立脚未稳之机，迅速增调后卫五团，配合二纵三团，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从星潭以北小村庄附近强渡徽水河，打开突破口。项英则认为这样做会给向来不打硬仗的部队造成严重损失，而且即使攻下星潭还要继续向三溪进攻第40师师部才能冲出重围。最后，项英决定：不打星潭，大部队后撤回到丕岭以西，向高岭进发，由高岭经太平到黄山，再伺机从铜陵渡江到无为地区。^[4]午夜时，军部下令撤退。新三团一营已于当晚九时占领星潭，接到军部命令后，即撤出。五团则由后卫变为前锋，直扑高岭。^[33]

1月8日凌晨，新四军军部与第三纵队向高岭方向开进，由于误走南面的濂岭，导致下午才到达高岭附近，但此时国民党第79师主力也已到达高岭，并与新四军前锋部队五团形成对峙局面，因而新四军军部与第三纵队只得向丕岭方向回撤。当晚八九点钟，部队获悉情报，上官云相命令国民党部队紧缩包围圈，调144师由茂林进占高坦，合围夹击，企图在这个山区消灭皖南新四军。^[4]新四军军部随即决定集合部队，以三纵队新三团为前锋，再次改道向北，抢先一步经茂林、高坦突围，仍由铜陵、繁昌地区北渡。新三团接到军部命令以后，于当晚跑步抢先于国民党军占领高坦。此时，国民党军144师也正经茂林向高坦急速进发，随后，敌增援部队也赶到，向新四军发起猛烈进攻。经过一天的激战，敌144师退守茂林，双方陷入僵持。^[4][33]

1941年1月9日黄昏，叶挺决定离开高坦，带领三团、教导总队和军直部队继续向北突围，准备“经泾县与丁家渡间青弋江至孤峰”，仍打算由铜陵、繁昌之间北渡长江。然而，在突围过程中不断遭受敌军袭击，部队多被冲散。经过一夜行军，至10日拂晓，剩余部队陆续到达石井坑。此时，部队经过收容整顿，总共还有5千人左右。^[34]但已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围，叶挺决定暂时固守石井坑，整顿部队，恢复疲劳，等待合适时机再突围。同时与饶漱石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出皖南新四军已濒临绝境，希望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进攻。1月12日，中共中央在收到这一电报后立即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要求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皖南新四军东进北上；同时复电叶挺、饶漱石，建议其如有可能，可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随后又于次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向各方发出抗议皖南包围通电，要求国民党中央解除包围，开放北上道路。尽管中共中央迅速采取措施，但由于力量悬殊，在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围攻下，皖南新四军在叶挺军长率领下激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至13日黄昏弹尽粮绝。^[35]皖南新四军已完全处在国民党军的火力控制之下，已无突出重围的力量。^[34]

1941年1月13日晚上，叶挺在石井坑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以石井坑为中心，分散突围，以便尽可能多地保存革命力量。官兵们提出要以武装部队掩护叶挺先走，被他坚决拒绝。随后领导干部兵分两路，叶挺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为一路，均率少数战斗部队和精干人员。其余部队，根据实际情况，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总的目标是，经铜、繁渡江到皖中、或到苏南，或留皖南就地坚持游击战。^[4][7]

军部下达分散突围命令后，14日凌晨，石井坑突围战开始。新三团突击队直扑围敌，石井坑上空顿时火光冲天，新四军各路突围人员，从四面八方打开缺口，向外扑去。冲出坑口的各部队在茂林聚合，共有七、八百人。他们于14日黎明前抵达章家渡南岸，冒着寒冷江水涉渡青弋江，在天亮前渡过了江面，摆脱了国民党的合围。最后经中村、何家湾到繁昌县硫磺咀渡过长江，到达江北无为地区。与此同时，老三团部分指战员，也从大康山方向突出重围，由铜陵县坝埂头渡江到达无为，同江北兄弟部队会师。一纵队一部五、六百人在纵队司令员傅秋涛率领下，也同期杀出重围，向苏南方向前进。^[4][7]

14日下午，皖南新四军阵地全部失守，战斗基本停止。皖南新四军原本9000余人，除约2000人成功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就地坚持打游击，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于1月14日在同第52师谈判时被扣押，关进上饶集中营。^[6]副军长项英于3月14日遭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过程中牺牲。^[4][7]

皖南事变的发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有力的反攻和斗争。^[17][18]皖南事变发动以后，1941年1月11日，毛泽东闻讯后电示周恩来和南方局速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皖南新四军东进北上。1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抗议皖南事变包围通电，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阴谋活动，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解除对皖南新四军的包围，放叶挺部队北上。但蒋介石消灭皖南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尽管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南方局作出多方面的努力，仍然无法为皖南新四军解围。为答复蒋介石对皖南新四军近一万人的聚歼计划，1月15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人，表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准备一切力量粉碎其进攻。^[17]

在如何解决皖南事变的问题上，苏联和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作某些必要的让步。季米特洛夫连续致电毛泽东，反复提醒中国共产党中央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要继续利用日蒋矛盾，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亲日派。经过反复权衡，中国共产党中央改变了政治与军事反攻并举的方针，而决定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方针。^[17]

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指责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1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揭露了事变的真相，确定了反对国民党进攻的方针。^[17]周恩来在重庆领导南方局以及《新华日报》等媒体在国民党统治地带奋起反击。1月18日，《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封锁，在第二版、第三版刊出周恩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36]1月19日，毛泽东对皖南事变后应采取的措施作出指示，提出要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介石的阴谋，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战，在组织上准备撤销各办事处。同日，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鞭挞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反革命暴行，提出了取消1月17日发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释放叶挺、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等12项要求。随后，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发起了凌厉的政治攻势。^[17][18]

皖南事变的发生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遭到了国内外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20]皖南事变的真相公诸于世后，国民党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罪行，引起了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强烈不满和抗议。^[19]1941年1月12日，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并3次致电蒋介石，反对国民党当局“围剿”新四军，要求国民党当局“悬崖勒马”，撤销“剿共”部署，争取国共合作，保存各党派抗日实力。冯玉祥认为，新四军抗战有功，这是妇幼皆知的事，此次被国民党政府消灭，实无法挽回人民的反对。蒋介石部下的政学系幕僚派成员及某些重要将领，如陈诚、胡宗南、张治中、汤恩伯、卫立煌等对蒋介石的反共军事行动也并不积极赞成。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邹韬奋为表示抗议，于3月1日（即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开幕前夕），发表声明辞去参政员，出走香港。400余名旅居香港的人士联名致电蒋介石，上海各民众团体也发出快邮代电，一致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径，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19]海外侨胞陈嘉庚等痛斥国民党倒行逆施，呼吁停止内战，加强团结。^[20]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表示对国民党不满。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相继向何、白提出质问；美国总统代表居里当着蒋介石的面批评其对内政策；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劝蒋介石终止国内冲突。^[20]

中国共产党的抗争和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后作出妥协。^[21]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设法封锁消息，钳制舆论，但国民党围歼新四军的实际情况仍迅速在国内外传播开来。^[37][38]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一再要求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表示，除非国民党实行此前提出的12项要求，否则不会恢复谈判。为了挽回局面，1941年3月1日，国民党当局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决定在陪都重庆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会议筹备过程中，蒋介石指令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等人一定要争取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出席会议。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拒绝出席参政会，坚持政治进攻的态势。^[39]

2月10日，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左舜生、黄炎培等聚谈了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参政会的方针。2月15日，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等中国共产党参政员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声明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善后办法未予采纳之前，中国共产党7位参政员“碍难出席”第二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议。中共的坚决态度，赢得中间势力的拥护和支持，最终迫使蒋介石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作出“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的承诺。3月14日，蒋介石又主动约请周恩来面谈，表现出部分让步和谋求妥协之意，国共关系开始趋向一定程度的缓和。至此，蒋介石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21]

皖南事变的发生使使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共失去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华中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锋力量。但在政治层面，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国内外各方认清了皖南事变的实质所在，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动，中共在国内的影响力与公信力获得提升。在国内外各方的压力下，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孤立，不得不收敛其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行为。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六次会议的讲话中，蒋介石表示今后一定坚持一致抗日，决不再发动“剿共”的军事行动。时局再次向着有利于抗日的方向发展。^[22]

在军事层面，1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在盐城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为基础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40]重建后的新四军彻底摆脱了与国民党政府的上下级关系，取得了独立发展，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转变为一支完全由中共领导的、直接隶属中共中央的抗日武装，打破了国民党方面企图将中共军队全部赶至黄河以北地区的企图，其活动区域横跨苏、浙、皖、豫、鄂五省，形成了北至陇海铁路、南至皖南苏南地区的广阔敌后根据地。1941年7月，陈毅于《真理》杂志创刊号上指出，新四军的力量和所保卫的国土，全国友军没有任何一个能比得上，新四军所牵制的敌伪军，约占敌侵华总兵力六分之一强，这是皖南事变以来新四军苦斗的最大收获。^[22]

皖南事变对抗战期间国共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该事变没有导致国共关系完全破裂从而引发全面内战，但实际上造成了国共两党感情联系的根本断裂，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与政治上对中共的约束力几乎荡然无存，更加难以凭借“中央”的地位限制中共的壮大与发展。此外，虽然其通过发动皖南事变，基本达成了《第三十二集团军进剿匪军计划》中所规定的“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的既定目标，包围消灭了皖南新四军，但由于日军在皖南事变结束十天后即乘虚而入发动豫南战役，调集七个师团兵分三路将正准备“进剿”皖东、苏北地区新四军与八路军的汤恩伯、李品仙等部十五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地区，双方发生激烈战斗，使国民党肃清黄河以南地区中共军队的计划彻底破产。^[22]

1941年1月18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第二版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发表：“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36]

英国政府收到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关于皖南事变的报告后，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41]

冯玉祥将军发表谈话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国民党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无法挽回人民的反对。”^[42]

居住在香港的一位国民党人士说：“围歼新四军就是‘秦桧用十二道金牌召害岳飞’的重演。”^[42]

1941年1月28日，仰光的18个华侨团体联合发表宣言，指出：“在目前，我们祖国政治的危机严重地存在着，那就是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机。最近的皖南事变，更使目前这一政治危机严重化。”^[42]

叶挺在上饶李村关押时，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多次“宴请”叶挺，劝诱叶挺“归顺”。叶挺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后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陈诚，想利用“至交”的关系，劝说叶挺“回心转意”。他先后两次把叶挺“软禁”于其司令部所在地湖北恩施，陈诚每月给他以优厚的“高参”待遇。但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叶挺的志向。当叶挺被囚于“中美合作所”红炉厂蒋家院囚室时，有一次，一个军统特务头子问他出狱后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叶挺说，“我若能出去，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恢复共产党员的资格！”正是在这间囚室里，叶挺写下了《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从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叶挺写下的这首《囚歌》被谱成歌曲，在集中营流传，鼓舞着狱中的难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43]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位于安徽省泾县城西2公里处的水西山南麓，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现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44]皖南事变烈士陵园，是1990年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为了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50周年而建，占地15公顷，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于1991年1月正式对外开放。陵园以邓小平同志题词的“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纪念主碑为中心，结合山形地势而建，包括入口纪念群、主题广场、主碑纪念广场和无名烈士墓四大纪念性空间，及“碑廊”“皖南事变陈列馆”等部分。^[45]

皖南事变三烈士墓位于南京市望江矶，今雨花功德园内，埋葬着在皖南事变中殉难的三位烈士——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46][47]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位于南昌市西湖区象山南路119号，1988年1月6日，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在此成立并对外开放。旧址保护区，内有军部旧址主楼（7号楼）、8号楼两栋两层砖瓦楼房和一栋平房，属中西合璧的建筑，主要是复原陈列军部机关办公室和军首长叶挺、项英、曾山、黄道、张云逸、周子昆、邓子恢等领导的办公室及卧室。陈列展示区，主要用于布置反映新四军组建、发展和浴血抗战光辉历程的陈列展览。纪念广场区，安放了新四军早期领导人叶挺、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的半身雕像。^[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