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开始于1966年5月，结束于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3]

1965年11月的“海瑞罢官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决心发动一场更加激烈、广泛的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4][2]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又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1969年的中共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同时，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被毛泽东与周恩来粉碎。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叛逃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973年的中共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最终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5][6][7]

“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政治方面，党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遭受残酷迫害。^[8][9]在经济方面，文革时期长期的动乱和社会冲击，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生产活动秩序。^[9]在文化方面，知识分子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中国科研发展受到了重大冲击。中国的历史文化古迹和遗产也遭到大量摧毁破坏。^[9]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1]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威望较高，权力过分集中，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遭到破坏。“左倾”错误观点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和优良的党内传统与作风，不自觉地树立了以个人崇拜为核心的迷信，过分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忽略了封建主义思想的余毒。在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后，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完善，导致了个人专断和人治思想的扩大，进一步放松了对政治运动的控制力。20世纪60年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左”的错误，如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对邓子恢、彭德怀、习仲勋等开展了错误的批判与斗争，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0]政治制度中决策机制与权力监督机制的失衡，使国家领袖的权力过分集中、不受限制，导致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行为难以制止。^[11][8][12]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并在1958年先后提出了经济发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党中央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计划经济体制的政治正确性，排斥商品经济的重要性。1956年以后党内高层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重大原则性分歧与矛盾的长期积累，主要体现在对“三面红旗”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的维护与否定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三面红旗”的正确性，视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所以对当时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不同意见无法容忍，并由此产生了对中国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忧虑。加之1959年至1961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新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对国家未来的经济建设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和矛盾的长期积累，使得“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具备了一定基础。^[11][13]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民思想长期受封建主义影响，短期内国民思想文化建设还未能见效，对于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形成了盲从的迷信心理，形成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群众基础。其次，国内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的不成熟，导致全国上下过分追求平均主义，经济上吃大锅饭办人民公社，制度上“左倾”思想扩大、反对权威特权，试图从根本上打破因社会分工不同造成的不同劳动方式的差别。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进一步断定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将存在资产阶级，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使“左”倾思想发展到人为地任意地有系统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阶段，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依据。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各级党政干部、知识分子成为了主要的打倒对象。^[11][14]

“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新中国的外交形势主要分为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和外部的变化。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变化主要来自于苏联对中国的外交态度恶化，中苏交恶后，中国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称为“修正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实际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分裂，反对“修正主义”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进行政治思想建设的必要手段，因此在国内意识形态建设领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扩大化，其中包括阶级斗争理论的新发展和过分扩张。同时，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左翼浪潮此起彼伏，从内外两面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中国过高地估计了世界革命的发展程度，因此出于输出意识形态和对抗冷战的需要，认为在国内发动文化革命成为了响应世界左翼革命浪潮的必要手段。^{[11][14][15][16][17]}

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1]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针对吴晗创作的《海瑞罢官》进行讨论，江青、姚文元有意识地将剧中海瑞被嘉靖帝罢官的桥段与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遭遇^[18]相联系，使对《海瑞罢官》的评价从学术讨论上升到政治批判。^[2]

196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同年5月16日，由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的党政职务被撤销，四人下属的大批党员干部遭到牵连。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19][20]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1966年8月《人民日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扬“左倾”革命思想。^[21]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各大学、中学的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大部分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22]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在会后扩大中央政治局常委并重新进行了排名，具体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会后，只有林彪称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23]

随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1966年9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引发了各地红卫兵到北京“取经”的“大串联”，不仅给全国铁路交通造成了严重混乱，还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随后红卫兵根据“十六条”的指示，在全国掀起了“破四旧”的运动，一切涉及“剥削阶级”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都遭到了损毁，包括书籍、历史文物、古迹。^[8][22]

1967年1月，以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被夺权为标志，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夺权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很快发展为“打倒一切”以至“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宣布夺取各级党政领导权。在这种夺权的模式下，各地往往先由外地串连者煽风点火，或借鉴外地夺权经验，再由本地造反派组织出面，通过制造一系列事件，使当地党委陷于瘫痪局面，然后由本地造反派组织宣布夺权，并得到中共中央的公开承认。^[24]同年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均提出了强烈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压制和打击。^[25]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要求“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乱象，“斗批改”思想弥漫着全国上下。^[26]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陶铸、彭德怀、贺龙等冤案。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在全会上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27]

全国夺权取得“胜利”的成果是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革命委员会完全取代了“文化大革命”前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职能，掌握了以前由党委和政府掌握的一切权力。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占19.0%。^[24]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军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遭到了严重冲击，有的军区甚至陷入机能瘫痪和工作停顿，使中国的国防安全问题急转直下。而在同一时期，冷战的态势发生了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组织转入战略防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军事组织进入战略进攻，此消彼长下，中苏关系的交恶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国防安全。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珍宝岛爆发军事边境冲突，虽然最终以中国胜利告终，但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陈兵百万的现状依旧没有改变。面对军事威胁，党中央决意整顿社会秩序、修建防空工事、转移人员物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全国武斗的情况。^[15][27]

1968年，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劳动的政策。干部下放到农村或者干部学校进行生产劳动，主要下放的范围是“文革”中遭受冲击而停止工作、革命委员会精简机构后需要安置、因清理阶级队伍遭到处理的各级干部，其中包括了许多高校教师、文体艺术工作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校停止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商业、服务业陷入停顿，1949年后的第一波婴儿潮在初中、高中毕业后，大量积压在城市里无法就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1968年12月，毛泽东又提出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将当年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年初高中毕业生（也称“老三届”）共计400多万人下放到农场、农村和生产建设兵团。^[28][29]上山下乡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知识青年个别插队落户，其中大部分是家居农村的回乡青年，城镇青年则分散住在当地社员家里，或者自盖房舍居住。二是知识青年组成集体户。每户的人员组成采取自愿和学校安排相结合的方式。三是组成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前后，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全国范围内组建12个生产建设兵团，隶属各大军区指挥，加上原有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人数超过300万人。^[30]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合法化，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中央权力的进一步扩大。^[31][1]

中国共产党九大以后，全国文革活动进入“斗争、批判、改革”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扩大化。^[27]

1970年2月，在筹备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和修改宪法的会上，毛泽东和林彪就是否要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发生分歧。在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上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否定了林彪的意见。林彪会后通过自己的小圈子散布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并在与修改宪法草案的吴法宪谈话时强调设立国家主席的重要性。^[32]

1970年8月底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事先未曾表示要发言的林彪首先发言，重申自己肯定毛泽东领导地位、设立国家主席的想法，并且由陈伯达在会议上煽动、迷惑不明真相的与会者，完全打乱了会议的原定议程，并且林彪的一系列行为都是背着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的。随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毛泽东严重批评了陈伯达的行为，同年11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毛泽东明确批评了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引发的冲突，更是对冲突主要责任人林彪不检讨、不表态、不露面的消极态度表示不满。^[5]

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九届二中全会后，不满林彪权势会被逐渐削弱的形势，联合周宇驰、刘沛丰等人组建反革命组织，起名“联合舰队”，到全国各地搜罗骨干、培植亲信。林立果妄图通过暗杀毛泽东来达到由林彪夺取全国政权的目的，在批陈事件爆发后，林立果加紧了策划武装政变的步伐。1971年9月13日林彪、林立果等人因谋害毛泽东计划失败，从山海关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坠毁，机上成员全部身亡，至此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的阴谋破产。^[6]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问题。党中央决定撤销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33]同时，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思想上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政治上恢复被破坏的部分规章制度，初步恢复了自1966年以来的生产生活秩序；外交上开展对外贸易，实现了同国际的经济技术交流；教育上重新重视起小学、初高中的基础教育工作，恢复了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文化上纠正了突出政治、不搞业务的极“左”思想和形式主义，重新提倡“百花齐放”的文艺创作方针；外交上中国启动了与美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并于1971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34]，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中美联合公报》^[35]。并且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全国进行了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活动，许多过去遭到迫害、打压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得到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1971年至1975年，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工作的情况下，全国的生产活动得到了恢复。^[36]

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37]这次会议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1]

1974年1月，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批判林彪、孔子），将林彪的思想与孔子的儒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并将其称为极右思想，这一系列行为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在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后，针对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上，江青等人将其定性为右倾回潮，是修正主义，又打算在全国掀起武斗。随后这一行为遭到毛泽东批评，毛泽东强调全国要团结，以经济发展为重，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四人帮”通过群众运动夺取权力的野心。^[38][33]

1975年，全国第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国务院及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先后从扩充军队战备、恢复工农业生产、稳定铁路交通秩序、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进行工作整顿，使中国的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反对极“左”思潮、进行工作整顿，随着工作的深入，势必会涉及到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于是毛泽东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38][39][40]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以简化治丧礼仪为名竭力压制，不仅禁止群众组织悼念活动，还控制舆论工具禁绝一切有关悼念的报道，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1976年4月5日，大批群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已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北京市出动1万多名民兵、公安，驱赶并逮捕滞留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这一事件被称为“天安门事件”。事件发生后，“四人帮”通过歪曲事实来诬陷天安门事件是反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反革命政治活动，并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随后国务院及党中央工作由华国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38][41]

1976年下半年，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一年时间内党和国家先后损失三位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四人帮”见机加快了夺取党中央权力的步伐，在中南海另外设立值班室，妄图隔断党中央同全国各地的联系。10月6日，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的领导安排下，“四人帮”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控制并进行隔离审查，“四人帮”控制的机关媒体也被党中央迅速接管。10月18日党中央下发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正式宣告粉碎“四人帮”。^[38][7]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虽然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积累下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后果及影响仍然存在。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进行了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随后开展了批判“四人帮”的运动。但在批判“四人帮”的过程中，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方针，这使得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工作受到了阻碍。^[42]

1978年，在全中国范围内展开了一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8年5月10日、11日，《理论动态》^[注1]《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到5月底，全国先后有30多家报纸刊登了这篇文章，邓小平也多次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提出批评。随后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推动下，党中央开展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43]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44]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评价文革：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45][3]

文革期间，自1967年“一月风暴”起，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党政机关，而后诸多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事件，中国大陆进入全面内战状态，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党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遭受残酷迫害，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党和各级政府的机构长期出于瘫痪或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院、法院遭到冲击，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遭到了极大损害，给党和国家以及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内乱。^[8][9]

在文化上，“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科学文化事业和民族传统文化造成极大破坏，使文化事业出现严重的倒退。新中国建立后的前17年摄制的650多部故事片被打成“毒草”，禁止发行上映。很大一部分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知识分子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严重冲击和迫害，甚至被贬低为“臭老九”，中国科研发展受到了重大冲击，许多科研项目停滞、科研队伍解散。教育思想被严重扭曲，文革初期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图书馆藏书被焚烧，无数优秀的祖国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许多知名学者不堪羞辱，选择自杀。^[9]

文革时期，大量的文物被焚毁，古迹等也遭到摧毁破坏。文革中的“破四旧”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古迹和遗产当成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破坏毁尽。如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有4922处被毁。在孔子的家乡曲阜，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9][46]

文革时期长期的动乱和社会冲击，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生产活动秩序，在对待经济规律上的极“左”思潮使国内将商品经济、按劳分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等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通通视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体制上平均主义泛滥，社会经济效益普遍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的剧烈动荡和缓慢发展，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口的迅速增加进一步减少了人均可支配资源的数量，严重拖慢了中国经济的发展。^[9]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的外交事业受到了沉重打击。文革开始后仅半年，中国便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中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许多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留学生，乃至有些华侨就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及“文革”宣传品，甚至同外国人会谈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语录。1967年，8月22日，狂热的造反派还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这次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见的一起涉外事件，连同此前发生的造反派冲砸印度、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新中国外交和国际声誉降至“冰点”。^[47]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1]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这样评价：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