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河上公章句》,又名《河上公章句》《老子河上公注》,亦称《道德真经注》《道德经章句》,题名为河上公或河上丈人所撰,是现存成书较早且影响较大的《老子》注本,它与王弼《老子注》、严遵《老子指归》并称为《老子》三大古本。[1][3][6][2]
《老子河上公章句》全书共81章,每章题名,今传《老子》分章标目之版本,即始于此书。[2]其主要内容是以黄老学派无为治国、清静养生的观点逐章逐句解释《老子》经文,[7]其基本思想是天道与人事想通,治国与治身同理,二者皆为清净虚无的自然之道。[8]
《老子河上公章句》自唐代开始,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学者王卡将其分为六大类:唐代抄本及引述文献、日本旧抄本和刻本、宋刻本、纂图互注本、道藏诸本、明清刻本。[9]该书对黄老思想和早期道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在版本学上也具有重要价值。[1][3]
作者
《老子河上公章句》题名为河上丈人或河上公所撰,其生平事迹史籍记载较少。[5]
西汉司马迁《史记·乐毅列传》最早提及“河上丈人”,但未提及河上丈人为《老子》作注一事;此后魏晋时期皇甫谧的《高士传》则提到,战国末年时有河上丈人,著有《老子章句》。据《史记》所载,河上丈人的传承为:河上丈人→安期公→毛翕公→乐瑕公→乐臣公→盖公→曹参。其弟子乐瑕公、乐臣公、盖公等人都是战国末至西汉初年的著名隐士,故道教文献研究学者王卡认为,河上丈人作为战国时期黄老学派的祖师,应亦为战国时人。[10]
而三国吴道士葛玄的《老子道德经序诀》与晋代葛洪《神仙传》中都记载了,汉文帝时有河上公者,并曾传授给汉文帝《老子道德经章句》一事,并将河上公神仙化,拥有普通人没有的能力。[11]刘宋时期天师道经典《三天内解经》中则称河上公为老子化身,因其降于河上,故被称为“河上公”。[12]
自古以来,关于河上公与河上丈人是一人还是两人,是否真有其人其作,至今仍有不同意见。魏晋时嵇康在其《圣贤高士传》认为“河上丈人”即为“河上公”,南宋学者王应麟和清代学者姚振宗皆持相同意见。而《隋书·经籍志》中则同时记录了战国时“河上丈人”与汉文帝时“河上公”两人,两者都曾为《老子》作注,河上丈人所注已亡佚;《四库全书总目》中称“河上丈人”与“河上公”为不同两人,各注一书,今传《老子河上公章句》为“河上公”所注。[11]
据道教研究专家王明《老子河上公章句考》所载,战国末年时,有“河上丈人”其人,汉文帝时并没有“河上公”其人,两者都未曾为《老子》作注,今传《老子河上公章句》为后人伪托“河上丈人”之名所作。“河上公”与“河上丈人”并无不同之意,只是伪托之人随手题写而已。[13]学者陈广忠则认为,若按照嵇康所说,“河上丈人”与“河上公”为同一人,则河上公在汉文帝时还活在世上。[11]
成书年代
关于《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成书年代,目前大致有三种说法:
东汉中后期
1948年,学者王明在其《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一书中说,该书是“后汉中叶迄末造间,有奉黄老之教者,为敷陈养生之义”而作,其中一条理由为,“章句”的体裁始于东汉学者马融,在马融之前不可能有“章句”之体裁,[14]并推测该书是东汉桓帝或灵帝时黄老学者伪托战国时河上丈人所作。[5]此后,哲学家冯友兰沿袭此说法,另王卡、那薇、张远华等学者也都支持“东汉说”。[4][15]
魏晋之后
1980年,学者谷方作《河上公<老子章句>考证——兼论其与<抱朴子>的关系》一文考证,认为《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东晋葛洪《抱朴子》属于同一思想体系,应为葛洪一派的道教徒所撰写,即成书于魏晋之后。[16]另持“魏晋之后”说者亦有多种不同看法,学者马叙伦认为该书成书在魏晋王弼《老子注》之后;日本学者小林正美认为该书成书于刘宋末年;日本学者楠山春树认为是晋至六朝之间;日本学者岛邦男则认为是在唐初。[4]
西汉时期
学者金春峰则在《也谈<老子河上公章句>之时代及其与<抱朴子>之关系》中,认为《老子河上公章句》与《抱朴子》思想迥异,认为《老子河上公章句》“反映汉代黄老思想之特征”证明该书成书于汉代,并在《汉代思想史》一书中,从体裁、思想等方面论证《老子河上公章句》出于西汉,[16]他提出了三点依据,首先,该书使用的名词、观念、思想不是魏晋时期的;其次,它反映出汉代特有的风习、制服;再次,该书反应的学风也与魏晋不同,[12]且“章句”的体裁在汉初时便已存在。[14]
此外,黄钊等学者支持“西汉说”,黄钊认为“《河上注》既不能晚至魏晋,亦不能晚至东汉,它的成书时间很可能在汉文帝之后、董仲舒《春秋繁露》之前,时当西汉中前期。”[14]熊铁基认为《老子河上公章句》大致为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之间的作品;孙以惜主编的《道家与中国哲学》(汉代卷)则从《老子河上公章句》避讳情况考证,其中避汉高祖讳23条,避汉文帝讳22条,避汉景帝讳3条,认为该书应成书于西汉文景之世。[17]
版本
《老子河上公章句》自唐代开始,经过历代学者传抄、翻刻、校点、节录、引述,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王卡将其分为以下六大类:唐代抄本及引述文献、日本旧抄本和刻本、宋刻本、纂图互注本、道藏诸本、明清刻本。[9]
唐代抄本及引述文献
敦煌遗书中有唐抄《老子河上公章句》四种,即S.477、S.4681-P.2639、S.3926、BD0004号写本。另外陆德明《经典释文》、魏征《群书治要》、马总《意林》、李善《文选注》等唐代典籍亦摘录或引述《老子河上公章句》;镇江焦山寺有唐刻河上本《道德经幢》。以上诸本皆残缺不全,另唐代传本无章名,是与后代传本的重要区别。[9]
日本旧抄本和刻本
日本现存《老子河上公章句》抄本、刻本不少,如大阪府立图书馆藏天文旧抄本、庆长顷活字本、京都大学藏近卫家本、仙台泷川君山藏旧抄本、奈良圣语藏尊收藏镰仓旧抄本等。日本旧抄本卷首有葛洪所撰序文,其内容与梁元帝《金楼子》、北周甄鸾《笑道论》、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颜师古《玄言新记明老部》等书所引述的《老子河上公章句》内容相近。[9]
宋刻本
宋刻《老子河上公章句》的代表为《四部丛刊》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建安虞氏刊本、《天禄琳琅丛书》影印宋刘氏麻沙本。二者文字几乎完全相同,皆为南宋麻沙坊刻本。卷首有葛玄《序诀》,各章前有章名,注文中附有音释,并杂有王弼、唐明皇注语,且多用生僻异体字,明以后刻本多源于此本。[9]
纂图互注本
此本多为清人著录,如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陆心源《仪顾堂书跋》、叶昌炽《滂喜斋藏书记》、王颂蔚《古书经眼录》、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均有著录。卷首有《初真图》《金丹图》《老氏圣记图》《混元三宝图》等宋元道士的修炼内丹图解,注文中又夹杂有“音释”、“重言”、“重意”、“互注”、“解曰”等内容。其中的“互注”、“解曰”,抄自南宋林希逸所撰《老子口义》。[9]
道藏诸本
明《正统道藏》收《老子河上公章句》一种,另有全录或节录河上公注文的其他《老子》注本数种。《正统道藏》虽刻于明代,其前身则为唐、宋、金、元编修之旧《道藏》,故所收道书颇有保存古本原貌者。如河上公《道德真经注》、顾欢《道德真经注疏》、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所录河上公注文,比较接近唐抄本。[9]
明清刻本
思想内容
《老子河上公章句》是《老子》的注本,全书共81章,每章题名,今传《老子》分章标目之版本,即始于此书。[18]
其主要内容是以黄老学派无为治国、清静养生的观点逐章逐句解释《老子》经文,[7]其特点是将治国和治身两者并举,讲治国时带上治身,讲治身时会带上治国。治国的目的在于安定人民,使国家太平长久,其要点在于爱惜民财,不淫侈滥刑;治身的目的在于身心清静安宁,达到长生久寿,其要旨在于爱气养神,除情去欲,不为烦劳放纵;此二者共同之处,在于皆效法自然。[19]其基本思想是天道与人事想通,治国与治身同理,二者皆为清净虚无的自然之道,[8]现将其分为道论、气论、治身、治国四个方面阐述如下。[12]
道论
《老子河上公章句》对“道”的阐述继承了《老子》的道论,其中也有自己的特色。首先,该书开篇解释《老子》“无名天地之始”的时候,便点出了“道”的两个特点,“无名”与“无形”。无形的“道”具有可阴可阳、可驰可张、可存可亡的特性,没有一个固定的常名来形容它,因此“道”是“无名”的。同时大道“无名”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道”潜藏隐匿于人间,便无法知其名;其二是有名之物会因为其好名而偏离大道,只有“无名”才能让“道”保持永不消亡的状态。另外除了沿袭《老子》以水喻道来论证道的“无形”外,《老子河上公章句》还从人的感官角度来论证大道的“无形”,即人们不能用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感知大道,也无法形容和描述大道。[12]
然后,《老子河上公章句》又提出了“道”具有永恒常存的特质。万事万物皆在时间的长河中产生、发展和消亡,唯有“道”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永恒常在。而“道”永恒常存的原因在于,其一,它包罗天地万物而无所不容;其二,“道”柔弱安静,不与万物相争。[12]
再后,《老子河上公章句》又对“道”自然无为的特点作了阐述。“道”的无为可以理解为大道无所不为,但因其“自然”而没有效法的对象,只是遵从自己的本性而为。[12]
最后,《老子河上公章句》阐述了道的功用,它认为大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是天地万物之母,具有创生天地万物的功能,并对养育精气滋养天地万物,以便其走向成熟。[12]
“元气”“精气”“一”的概念
《老子河上公章句》在注解“道”时也运用“气”来充实其道论。首先它用“元气”这个概念来支撑其宇宙创生论,天地万物皆由“元气”所生,并且在创生万物后,“元气”并不会消失,而是藏于万物之中,即“万物之中皆有元气”。[12]
然后对于“精气”的解读,《老子河上公章句》继承和发展了之前的“精气”说,大道施行精气于万物,天地万物皆由“精气”而生,并含“精气”而存。[12]
另外,该书在阐述其“元气”思想时还提到了“一”的概念,一”就是由“道”产生的“精气”。综上所述,《老子河上公章句》中的“元气”“精气”“一”三者异名同实,其内涵都是相同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不仅认为“元气”与“精气”是同一物,还指出“天人相通,精气相贯。”亦是在说明“元气”流通在天、人之间,人的体内含有“元气”,而人能不死的根本在于玄牝,所谓玄牝就是指人的口、鼻,而人的鼻、口便是“元气”与人身体相通的门,若能保守“元气”,便可颐养生命、健康长寿。[12]
创生过程
《老子》中说“道生一”,“一”与“道”都是道家重要范畴。《老子河上公章句》认为“一”也是无形无状的;“一”也具有无为的特性,它对万物进行蓄养,但不会主动去命令和召唤万物,而是让万物自然的变化和发展;最后,从功能上看,“一”是“道”生养万物的媒介,同时“一”也可为万物设立形象,是万物有其千姿百态的基础。[12]
“道生一”后,万物创生的第二步是“一生二”,《老子河上公章句》对其的解释是“一生阴与阳也”,指出了在“道”生出“一”后,也就是“道”生出“元气”之后,此“元气”又进一步化生成了阴气与阳气。[12]
之后则是阴、阳二气化生为清、浊、和三气,即“二生三”,世间万物正是在此清、浊、和三气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清气”是由“阳气”转化而生,之后这清灵之气上升而化为天;而“浊气”则与“阴气”相联系,认为“浊气”由“阴气”转化而生,之后这重浊之气下沉而化为地;至于“和气”乃是阴阳交会所产生之物,其流散于天地之中化为人,如此由天、地、人三者共同创生万物。[12]
治国论
《老子河上公章句》在解释《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时,又将“道”区分为“经术政教之道”和“自然长生之道”,所谓“经术政教之道”,即“治国之道”。[20]
“清静无为”的主旨
《老子河上公章句》在注解《老子》时,除以“圣人”为主语来阐述治国思想外,还直接提出“人君”、“君上”等指代统治者的概念作为治国行为的主体,并要求君王应遵守“道”的清静无为来治国,以求让国家太平繁荣。[12]君王要遵“道”治国首先便要效法大道的“无为”之性,如此便不会因自身所为而劳烦人民,人民既无劳役之事,自然就有时间来实现家给人足的目的。其次便是要效法大道的“安静”来治国,对人民实行“不言”的教化,如此人民便能忠诚正直;同时效法大道的“安静”之性,不轻浮喜淫、急躁迅为,还能保持君王自身的尊贵地位,保持人君威严,维护其统治地位。[12]
内在要求
在清静无为的基础上,《老子河上公章句》提出了君王治国的内在要求,要规范君王的行为,可归结为谦下爱民、无私寡欲和质朴有信三点。[12]
首先君王当以谦下来爱民,只有处在谦卑地位的人才能成为王者,但并非要求君王完全不爱惜己身,因为君王处在万民父母的地位,故他自爱其身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爱养人民,只有以此为爱身的目的,才能长久地处在天下主宰的地位上,把己身置于万民之上而不会犯错。[12]
“无私”则是要求君王当公正行事不掺杂个人私情,如此下面的百姓就不会产生邪念私心,国家也因此而安定太平,“寡欲”则是要控制自己的欲望懂得知足,如此君王便能舍弃利欲之心,便可长保福禄,且使人民的生活不受干扰,国家也才能够安定长久。[12]
在“寡欲”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君王应该崇尚“质朴”,尤其是要以身作则来带动人民共同持守“质朴”的品质。与此同时,君王应该反对与“质朴”相对立的诈伪之行,与民相处时应以诚信为上,故“有信”也是君王应遵守的行为准则之一。[12]
具体措施
同时《老子河上公章句》还提出了一些治国的具体措施,可归纳为简令宽刑和息兵重农两点。[12]
只有精简政令,让人民自然而然地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不会因为畏惧繁多的政令而逃避君王的统治;在简令的过程中,则要宽刑,虽然刑罚的警示作用非常重要,但是君王仍应当以道德教化为先,不可直接以刑罚为治国的根本,否则就会偏离大道的本意,会被灾祸所殃及。若君王对人民施以残酷的刑罚,会使人民难以生存,也不配做天下的主人。[12]
君王应当崇尚“息兵”,尽量避免战争,否则便会直接影响人民安宁的生活,不利于国家的治理,故君王应以仁爱、道德来使敌人自动降服,尽量避免与敌人发生直接的战争。“息兵”的同时要“重农”,不可剥夺占用务农良时,要为人民创造出良好的务农环境,如此国家方能富裕。[12]
治身论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治身”思想既继承了先秦老庄道家以“道”修身的观点,又吸收融入了汉代黄老道家的养生观念。它主要是从两方面来展开的,一方面是从“天人相通”的角度指出了人应当效法大道行事;另一方面是从养生角度指出了人当爱气养神,认为只有两方面并重,才能实现长存不死的目的。[12]
法道治身
法道治身的具体内容可分为自然无为、安静柔弱、除情去欲三个方面。首先,人应效法“道”的自然无为来修身处世,如此便能保全自己的身体,其最佳状态就是如同初生婴儿一般恬静淡然的状态,这样才会不造作而为。[12]
“安静”则是要求人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方面都应保持安宁平静,而“柔弱”中蕴含着可以克制刚强的巨大力量,刚强行事的人往往会折损伤亡,故行“安静柔弱”的人方能长生久寿。[12]
“道”本身是空无虚有的,故人应效法“道”的空虚之性,克制自己的情欲,不断将内心所含的欲望清除,使内心逐渐达到类似“道”的空虚之态,如此才能体会大道的要点。这些情欲包括因贪图奢侈安逸的生活而追求的金银珠玉、美色美味等世俗之物,也包括因贪求至高无上的尊荣而追求的高位重权、声名功业等世俗之名,追求这些事物都不是长久的“治身”之道,终会导致身死名辱的后果。[12]
养生方法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养生方法不是寻求不死之药以图成神成仙,其主要是内修方术,即通过保养精气神的三大养生要术:行气、固精、养神,来达到长生久寿的目的。[21]
行气术:《老子河上公章句》认为人秉存天地和气而生,和气散则人亡。故善养生者必须注重保养和气,其方法为调节口鼻呼吸,使之轻柔缓慢。[21]
固精术:《老子河上公章句》中称男女交感之气为精气,此处“精”不是单纯生命意义上的精,而是天地之精华。[22]在男女交合之时应节欲重施,不可使精气外泄。此外还有还精补脑之法。[21]
养神术:《老子河上公章句》中认为精神不仅指的是人的心思观念,而且有神灵的含义,即指驻守在人体五藏之中的魂灵。人的精神易受外界声色财货诱惑,产生嗜欲贪念,使精神劳动不安,离形而去,若精神消亡,则人的生命也随之终结。故注重养生者应该除情去欲,保持内在的空虚清净,如此方能身体、形体与精神、灵魂相抱不离。[21]
《老子河上公章句》中将养生说与传统中医相结合,这与道家传统的养生论是一致的,但它也不可避免受到其中神仙思想的影响,认为养生可以长生不死,如它将《老子》“谷神不死”说成是“养神不死”。[23]
历史地位
《河上公章句》成书以后,流传颇广,并常被征引。它吸取当时哲学、医学和养生学的成果,着重从养生角度解老,同时阐发治国之道,主张通过自身修炼而长生不老,是道家思想向道教理论过渡的一个重要标志,其思想多为后世道教继承发扬。[1][24]
据唐时《传授经戒仪注诀》载,《老子河上公章句》为当时道教徒必须传授修习的经典之一。当时的文人学者与士大夫阶层,甚至僧人也颇多引用《老子河上公章句》者,如梁皇侃《论语义疏》、隋萧吉《五行大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魏征《群书治要》、李善《文选注》、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贾公彦《周礼疏》、马总《意林》、唐释法琳《辨正论》等。唐初官方学校教授《老子》所用课本即为《老子河上公章句》,直到开元二十七年才以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取代《老子河上公章句》的统治地位,但御注所用《老子》经文实际上仍为河上公本,御注与河上公注兼行。开元年间,学者刘知几上书奏请废河上公注而存王弼注,宰相宋璟、博士司马贞等反对废止河上公注,主张两家并行,唐玄宗下诏认可。唐以后,河上公注本与王弼注本作为《老子》最盛行的两种注本,并一直流传至今。[24]
作品价值
《老子河上公章句》在继承老子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其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是河上公借“气”来完成其整个老子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元气”作为《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核心范畴,不仅对“道”进行了阐释,还被用来支撑其宇宙创生理论,是“道”与万事万物间沟通的重要桥梁,同时其“气”论思想的重要性同时还体现在“治身”层面的建设中。它对老子思想、黄老之学、汉代道家思想的发展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奠基和推动作用,可称为道家向道教转型的中间一环。[25]同时作为除王弼本之外最为流行的《老子》注本,其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且有不少学者认为河上公注本有的地方胜过王弼注本,保存了不少精义,可与王弼注本相互取长补短。[1]另外《老子河上公章句》的内容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老子》帛书本相同,在版本学上也具有重要价值。[3]
作品评价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评价《老子河上公章句》为,“不经之鄙言”和“流俗之虚语”,并称该书“其言鄙陋,其理乖讹”,[26]而《史记索隐》的作者司马贞则反对刘知几的意见,认为《老子河上公章句》“其词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洁诫,大可以宁人安国。”比王弼注更优。[27]
清代学者姚鼐则对《老子河上公章句》的分章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老子》书,六朝以前解者甚众,今并不见。独有所谓《河上公章句》者,盖本流俗人所为,托于神仙之说。其分章尤不当理,而唐、宋以来莫敢易。”[28]
武汉大学教授黄钊认为:“它不仅保存了传世本中最古的《老子》本,而且开创了我国古代全部注释老子经文之风,特别是它从养生的角度注老,对以后的道教养生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14]
相关著作
《老子》的注疏本较多,如《老子河上公章句》、张道陵《老子想尔注》《老子节解》、顾欢《老子注》、颜师古《玄言新记明老部》、成玄英《老子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李荣《老子注》、无名氏《老子道德经义疏》《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韩非《解老》《喻老》、严遵《老子指归》、王弼《老子注》、陆德明《老子音义》、陆希声《道德真经传》、王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王安石《老子注》(蒙文通辑本)、司马光《道德真经论》、苏辙《道德真经注》、释镇澄《道德经集解》、王夫之《老子衍》、张尔岐《老子说略》、傅山《老子解》、宋常星《道德经讲义》、潘静观《道德经妙门约》、郭乾泗《老子元翼》、徐大椿《道德经注》、姚鼐《老子章义》、董德宁《道德经本义》等。[29]
在《老子》的传世版本系统中,《老子河上公章句》、王弼《老子注》、严遵《老子指归》被称为《老子》三大古本,[6]其中又以《老子河上公章句》、王弼《老子注》最为通行,王弼注本文笔晓畅,主要流传在文人学者与士大夫阶层;河上公注本通俗简要,主要流行于道流学子与平民百姓之间。[29]
相关研究
对于《老子河上公章句》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其成书时间方面,并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意见,目前并无定论。[30]
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始有学者对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诠释,台湾学者多将该书界定为道教著述,如台湾学者王清祥的《<老子河上公注>之研究》从“天、地、人、神”四元结构即“天道观”、“人道观”、“地道观”和“神道观”四个方面来系统分析了《河上公注》的宇宙论、养生论、政治论和神仙思想;但台湾学者杜保瑞则将《河上公注》纳入其中国哲学诠释体系“宇宙、本体、功夫、境界哲学”的四方架构,认为《河上公注》呈现的是人体宇宙学进路的功夫修炼哲学的理论体系。[30]
大陆学者则多认定其为为道家著述。张运华论述了《河上公注》思想的世俗化,雷健坤则着重辨析了《河上公注》思想中“治身”与“治国”之间的关系。胡兴荣则将《河上公注》纳入其《老子》四家注--河上公注、王弼注、成玄英注和李荣注的注疏体例作品比较研究之中,从世界观、修养论和社会政治哲学三方架构展开论述。(韩)吴相武则比较了《老子》的三家注---河上公注、想尔注和王弼注,其关于《河上公注》的思想体系从宇宙论、修养论和政治论三方面展开论述。[30]
参考资料 30
- 参考 1
- 参考 2
- 参考 3
- 参考 4
- 参考 5
- 参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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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 8
- 参考 9
- 参考 10
- 参考 11
- 参考 12
- 参考 13
- 参考 14
- 参考 15
- 参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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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 18
- 参考 19
- 参考 20
- 参考 21
- 参考 22
- 参考 23
- 参考 24
- 参考 25
- 参考 26
- 参考 27
- 参考 28
- 参考 29
- 参考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