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央情报局

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中文简称：中情局，英文简称：CIA）是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美国政府的间谍和反间谍机构，是美国庞大情报系统的总协调机关），总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兰利。^[1][5]中情局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克格勃）、英国军情六处和以色列摩萨德，并称为“世界四大情报机构”。^[5]

中情局的历史可以追溯至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乔治·华盛顿成立了美国首个情报组织——安全勤务局，1882年，成立海军情报部，1885年成立陆军情报部。1918年，陆军参谋部改组使得陆军情报部成为总参谋部的常设机构。^[2]1941年7月11日，罗斯福签发了成立情报协调局的总统命令，并任命比尔·多诺万为情报协调局局长。^[2]1942年6月13日，由于战争需要，罗斯福解散了情报协调局，成立了战略情报局，多诺万任战略情报局局长。^[2]1947年9月18日，二战结束，杜鲁门改组了战略情报局，成立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从事冷战期间情报工作，^[2]其首任局长为海军少将罗斯科·亨利·希伦科特。^[6]

中央情报局的中央机构分为五部分：一个局长办公室和下属行动处、行政管理与后勤处、情报处和科技处四个行政处，最高领导人是局长和副局长。^[3][1]中情局主要任务是公开和秘密地收集与分析关于国外政府、公司和个人在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情报，协调中央情报局行动队队员。^[1][5]主要职责是提供政府各部门和机构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情报活动的情况；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协调政府各部门和机构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情报活动的建议等。^[3]由于中情局负有干涉别国内政的秘密使命，^[7]因此在中情局成立后就多次参与干涉其他国家的秘密行动，包括朝鲜战争、伊朗政变、危地马拉政变、古巴计划、伊拉克战争以及叙利亚内战等在内均有中情局的身影。^{[8][9][10][11][12][13]}

中情局的历史可以追溯至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美国开始了独立战争。在内战期间，美国的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非常注重情报工作，内战爆发后他成立了美国首个情报组织——安全勤务局，1882年，成立海军情报部，1885年成立陆军情报部。1918年，陆军参谋部改组使得陆军情报部成为总参谋部的常设机构。^[2]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比尔·多诺万和他的门生艾伦·杜勒斯游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OSS），这也是中情局的前身。1940年7月，罗斯福派遣多诺万作为总统特使出访英国，评估英国的士气和军事能力，并研究英国情报和反间谍方法。在此期间，多诺万多次前往英国、巴尔干、北非以及地中海等地区考察，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英国军情六处的负责人进行沟通，这也为未来情报协调局的创建起到了重要作用。^[2]

1941年3月19日，多诺万返回美国后，请示罗斯福，希望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执行宣传、敌后游击战、心理战、特种情报和战略设计等任务。7月11日，罗斯福签发了成立情报协调局的总统命令，并任命多诺万为情报协调局局长，其主要任务是“收集、复核来自各个部门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加以分析和综合，以供总统和总统指定的官员使用”。^[2]

但在成立之初，由于军队内部、国务院内部以及联邦调查局均对情报协调局的成立表示不满，内部组织十分混乱。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得美国政府认识到自己的情报部门处于严重的无组织状态，美国需要建立一个中央情报机构来协调各个情报机构，为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战略情报。^[2]

1942年6月13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多诺万的联合建议下，罗斯福签署了第9182号总统令，解散了情报协调局，成立了战略情报局，多诺万任战略情报局局长。在整个二战期间，战略情报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参与了“回形针”行动、配合盟军北非登陆、诺曼底的战略欺骗等多个行动。^[2]

1945年9月，在二战结束后，时任总统杜鲁门解散了战略情报局，但他发现来自各个部门的情报报告是自己无法应付的，因此他决定重新组建一个国家情报局及其行动机构。1947年，他批准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该法案规定，中央情报局必须符合“没有警察、传票或执法力量或国内安全职责”的规定。1947年9月1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成立，专门从事冷战期间情报工作，^[2]首任局长为海军少将罗斯科·亨利·希伦科特。^[6]

1949年，劳伦斯·休斯顿帮助起草了《中央情报局法》（公法81-110），该法授权该机构使用机密的财政和行政程序，并免除了对联邦资金使用的大多数限制。它还免除了中央情报局披露其“组织、职能、官员、头衔、薪水或雇佣人员数量”的义务。它创建了“PL-110”程序，以处理脱北者和其他不符合正常移民程序的“重要外国人”。^[14]

50年代以后，中情局的活动重心开始转向亚、非、拉，他们在那里组织武装叛乱，进行颠覆、暗杀。^[2]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上台后，任命了艾伦·威利希·杜勒斯担任中情局局长，它在战略情报局时期就在欧洲从事大量破坏活动。在杜勒斯时期，中情局参与了伊朗摩萨迪政权的倒台，危地马拉及其他中南美国家的政变，针对印度尼西亚苏加诺的未遂政变，针对古巴卡斯特罗的“猪湾”行动等，1961年，杜勒斯因“猪湾”行动败北而引咎辞职。^[6]

1961年，肯尼迪总统上台后，曾意图削弱中情局的力量，尼克松担任总统后，美国政府开始刻意与中情局保持距离，1972年，尼克松雇佣5人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希望可以通过监听对手使自己在竞选中获胜，其中三人曾在中情局供职。^[6]

水门事件爆发后，尼克松引咎辞职，国会也开始加强对中情局的监督，^[6]并对中情局的国内外活动做了全面调查，1974年，国会通过了“休斯—瑞安修正案”，它要求中情局局长必须及时通知国会中情局采取的隐蔽行为，参众两院还在1976年及1977年成立了情报委员会，对中情局拥有拨款权、立法权和监督权。^[15]

1977年，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他任命了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担任中情局局长，特纳上任后，中情局开始致力于利用高科技手段开展搜集活动，按照他的观点，人工情报对情报活动毫无用处。^[6]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情局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恶化。^[16]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得中情局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国会和民众对情报界提出严厉批评，中情局局长辞职，人们要求改革情报机构。^[2]

2004年6月3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重申设立国土安全部的重要性。同时，进一步完善中情局的职能机构、反恐怖体系，健全组织机构。中情局主要负责有关恐怖活动的情报搜集和分析。该局设有研究恐怖分子劫持人质小组和反恐怖情报中心。^[2]2004年的《情报改革和恐怖主义预防法》设立了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接管了政府和部分中央情报局的职能。国家情报局管理美国情报界，并以此管理情报周期。2008年7月30日，布什总统发布了第13470号行政命令，修订了第12333号行政命令，以加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作用。此前，中央情报总监（DCI）负责监督情报界，担任总统的首席情报顾问，此外还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7]

2015年3月，美国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六号宣布将对该部门进行成立近70年来最大规模的重组。根据重组改革方案，中情局将现有人员和资源分配到十个新成立的任务中心，全面整合中情局内部的行动分析支持以及技术资源。这十个中心可按地域和职能划分为两类，包括反恐中心、防武器扩散中心，中东中心以及东亚中心等，每个中心由一名助理局长直接领导。此外布伦南在声明中宣布，为防范数字科技对中情局以及美国整体利益造成的潜在威胁，中情局将在原有四个指挥部的基础上，新建一个数字革新指挥部，统管中情局的数字化发展。^[18]

在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以中情局为代表的美国情报界一口咬定，俄罗斯黑客百分之百干扰了美国大选，特朗普成功竞选总统后，与中情局的矛盾也愈渐突出，2017年1月5日，特朗普与高级顾问一起研究重组中情局，裁减其位于弗吉尼亚总部的人员。^[19]

2021年10月，中情局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以“应对中国威胁”。2022年，中情局二号人物科恩牵头开会，称反恐工作仍然重要，但中情局的资金和资源将更多转向用于“了解和对付”中国。^[20]2023年7月，拜登任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比尔·伯恩斯为内阁成员，并称赞该情报机构在乌克兰危机以及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之际所做的工作。^[21]2024年10月，据俄罗斯《独立报》报道，美国和塔利班情报机关加强了互动。塔利班情报总局领导层组建了一个常设小组，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保持接触和谈判。^[22]

中情局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和分析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情报，协调国内各情报机构的情报活动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报告和资料，协调中央情报局行动队队员；^[1]同时也负有干涉别国内政的秘密使命。^[7]

中情局具有五项职能：^[3]

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政府各部门和机构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情报活动的情况；^[3]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协调政府各部门和机构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情报活动的建议；^[3]联系和评价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为政府内部适当传播情报，在适当的地点提供有用的机构和设施；^[3]为现存情报机构的利益，从事共同关心的辅助服务，以便更有效、更集中地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3]履行影响国家安全的有关情报的其他职能和义务，以便国家安全委员会能随时进行指导。^[3]

中央情报局没有国内任务，也没有逮捕权。^[3]

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初的办公地点设在华盛顿地区的林肯纪念碑附近。1961年后，中央情报局的总部搬迁到华盛顿特区与弗吉尼亚州交界处的波托马克河边的兰利，占地约200多亩。^[2][23]

中情局的情报人员几乎遍及全球各国，其在编人员非常有限，常年控制在1.5万人左右，但全球范围内实际为中情局服务的人员是这个数字的十几倍甚至更多，^[24]仅在华盛顿地区就有2万名雇员。^[23]

中央情报局的中央机构分为五部分：一个局长办公室和下属行动处、行政管理与后勤处、情报处和科技处四个行政处，最高领导人是局长和副局长。此外还有六个由局长和副局长直接领导的办公室，分别为总审计办公室、总监办公室、审计员办公室、平等就业机会办公室、人事主任办公室和政策与计划主任办公室。^[3][1]

中央情报局局长直接向国家情报局局长报告；在实践中，中央情报局局长与国家情报局、国会和白宫沟通，而副局长是中央情报局的内部执行官。行政办公室还通过向美国军方提供其收集的信息、从军事情报组织接收信息以及在实地活动中进行合作来支持美国军方。执行主任负责中央情报局的日常运作。每个军种都有自己的处长。 军事事务副主任是一名高级军官，负责管理中央情报局和联合作战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后者向中央情报局提供地区/行动情报，并消耗中央情报局制作的国家情报。^[25]

管理处设有八个行政科室：通讯科、后勤科、安全科、训练与教育科、财务科、数据处理科、医疗服务科、人事科。^[3][1]

其中通讯局掌握中央情报局总部与海外基地和谍报人员进行秘密通讯的各种设备；后勤处管理美国境内的武器和其他武器库，并提供办公设备；安全科负责确保中央情报局公开和秘密国内和海外设施的安全，并对申请人和承办人员进行测谎仪考核。财务科负责薪金发放和掌握统一的财政档案。医疗服务科提供为本局官员治病的合格医生。人事科负责招募雇员和掌管人事档案，同训练与教育科一道，管理中央情报局的训练设施；训练与教育科开设国际事务、管理理论与技术、外国语言、情报制作与评价等 60 多门课程。^[3][1]

行动处负责秘密搜集和隐蔽行动（特殊活动），下设国外情报科、反情报科、隐蔽行动科、D科、中央掩护科（旧称掩护与商业科），以及评价、计划与设计科。^[3][1]

其中国外情报科负责核实情报及其来源的真实性，审查进行秘密搜集的要求，检查地区分布的计划、预算报告和电缆通讯业务；反情报科负责进攻性反情报活动，对敌对组织的渗透；隐蔽行动科在各地区分部的配合下，起草包括秘密宣传、有以谋杀等在内的秘密隐蔽行动的活动计划；D科负责安装窃听器，进行电话窃听和通讯情报活动；中央掩护科负责为没有外交掩护的谍报人员提供掩护；评价、计划与设计科为行动处编制官僚主义的计划与预算。^[3][1]

情报处是美国政府从事情报分析的主要机构，负责拟定各国情报估计和特别国家情报估计报告的单位。该处设有三个科（管理与分析支持科、武器控制情报科、搜集需求与评价科），五个地区办公室和五个职能办公室，外加一个独立的中心。^[3][1]

其中五个职能办公室中，中心参考办公室以地址录的形式，提供有关外国政府官员的资料，提供组织机构和外国官员公开露面情况以及感兴趣的自传材料。图像分析办公室成立于 1961 年，当时称为图像分析局，为中央情报局本身提供图像分析的能力。政治分析办公室负责分析选举结果、恐怖主义、各政党的立场、各派的政治权力以及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方面的政治活动。科学与武器研究办公室由科学情报办公室和武器情报办公室合并而成，主要研究分析外国武器的数量、型号、质量和能力。科学与武器研究办公室由科学情报办公室和武器情报办公室合并而成，主要研究分析外国武器的数量、型号、质量和能力。^[3][1]

科技处成立于1962年，在多年的发展中被精简重组，其下辖国家图像译释中心，负责中情局图像译释工作，此外还负责发展与工程办公室、信号情报行动办公室以及研究与发展办公室、技术服务办公室、外国广播新闻处的活动。^[3][1]

其中发展与工程办公室负责中央情报局空间侦察的研究与发展，其前身便是发展了U-2侦察机的发展计划参谋部。技术服务办公室原是行动处的技术服务科，1973 年划归科技处。信号情报行动办公室负责所有信号情报和研究与发展的工作。外国广播新闻负责监听外国公开广播、电视广播、编写使人感兴趣的摘要，供情报分析家和官员们使用。^[3][1]

中央情报局是美国主要的人类情报和综合分析机构，隶属于国家情报总监，负责领导或协调美国情报界的16个成员组织（除中央情报局外，包括国防情报局（DIA）、国家安全局（NSA）、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国家侦察局（NRO）、海军情报部门、空军情报部门、陆军情报部门、海军陆战队情报部门、能源部情报和反情报办公室、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美国海岸警卫队情报和反情报部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FBI）、缉毒局国家安全情报办公室、国务院情报研究局、财政部情报分析办公室、美国太空部队）。此外，它还从其他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商业信息来源和外国情报部门获取信息。^[26][27]

中央情报局雇员是国家侦察办公室（NRO）工作人员的一部分，该办公室最初是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空军的联合办公室，用于操作美军的间谍网。特别收集处是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NSA）的联合办公室，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和敌对地区进行秘密电子监视。^[26]

美国情报委员会与其他外国情报机构最密切的联系是与英语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有一个特殊的通信标记，表明可以与这四个国家共享情报相关信息。美国密切作战合作的一个迹象是在美国主要军事通信网络中创建了一个新的消息分发标签。其创建了五眼联盟，主要用于情报信息，提供了一种更容易的方式来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共享信息。此外一些不是五眼联盟的国家也与中情局保持着联系，例如德国联邦国防军名为“联络点61”的师的任务是与中央情报局位于威斯巴登的办公室保持联系。爱尔兰军事情报局也与中央情报局保持联系。^[28][29]

1986年6月，中央情报局在美国设立11个招募中心。经考试合格后，有1000人受雇用，其中200~300人被培养成为间谍。1998年秋，美国中央情报局大张鼓地进行1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征召间谍和分析人员的工作，中央情报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广告宣传，并在美国许多地方的宾馆酒店接待应征者。中情局的特工来源是从大学中挑选出来的成绩优异的学生，同时也设立了中央情报局大学用于培养特工。^[30]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的招聘和选拔步骤非常复杂。一般来说，其选拔步骤如下：第一步，就是对初步确定名单的人员进行“姓名查核”。第二步，对通过姓名查核的人员进行进一步的安全检查，包括家庭情况、本人经历。在这两步工作完成后，被考验者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受"观察力测验"“意志力测验”等，以考察出其智力、表现力和思想品质的真实情况。^[30]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招聘广告通过考察的合格者，将接受为期9个月到 1年的初步训练。开始的3个月里，将对新学员进行伪装和语言训练，特别是对派驻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都要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3个月后，将到弗吉尼亚州的皮里营的“农场”（即美国间谍学校，对内称三军实验训练基地，对外称“农场”）接受强化训练。^[30]

中央情报局局长也是中央情报主任，他负责管理整个美国情报界的活动。^[3]2021年1月11日，总统拜登的过渡团队宣布，拜登将提名前职业外交官威廉·伯恩斯出任中央情报局（CIA）局长。伯恩斯当时64岁，人称比尔，拥有牛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会说俄语、阿拉伯语和法语。1982年，伯恩斯加入美国外交部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他曾在五位美国总统手下工作过，包括在克林顿政府担任驻约旦大使，在小布什政府担任驻俄罗斯大使，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国务卿等。^[4]

拜登担任总统后，任命大卫·科恩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副局长，科恩曾于2015年至2017年在奥巴马政府担任中情局副局长。^[31]

任期	姓名	图片
1947年5月1日-1950年10月7日	罗斯科·希伦科特
1950年10月7日—1953年2月9日	沃尔特·史密斯
1953年2月26日—1961年11月29日	艾伦·杜勒斯
1961年11月29日—1965年4月28日	约翰·A·麦科恩
1965年4月28日—1966年6月30日	小威廉·雷伯恩
1966年6月30日—1973年2月2日	理查德·赫尔姆斯
1973年2月2日—1973年7月2日	詹姆斯·施莱辛格
1973年9月4日—1976年1月30日	威廉·科尔比
1976年1月30日—1977年1月20日	乔治·H·W·布什
1977年3月9日—1981年1月20日	斯坦斯菲尔德·特纳
1981年1月28日—1987年1月29日	威廉·J·凯西
1987年5月26日—1991年8月31日	威廉·H·韦伯斯特
1991年11月6日—1993年1月20日	罗伯特·米歇尔·盖茨
1993年2月5日—1995年1月10日	小罗伯特·詹姆斯·伍尔西
1995年5月10日—1996年12月15日	约翰·M·多伊奇
1997年7月11日—2004年7月11日	乔治·特尼特
2004年9月24日—2006年5月5日	波特·J·戈斯
2006年5月30日—2009年2月12日	麦可尔·海登
2009年2月13日—2011年6月30日	里昂·帕内塔
2011年9月6日—2012年11月9日	戴维·彼得雷乌斯
2013年3月8日—2017年1月20日	约翰·布伦南
2017年1月23日—2018年3月31日	迈克·蓬佩奥
2018年3月31日—2021年1月20日	吉娜·哈斯佩尔
2021年3月18日—	威廉·伯恩斯

参考文献：^[32][33]

2003年12月，CIA科技处为庆祝建处40周年，在中情局内部新建了一座间谍博物馆，该属于私营博物馆，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中情局总部大楼地下，博物馆占地大约1300平方米，馆藏800件，其中不少属于机密，不对外公开。^[34][35]

2014年6月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在“推特”和“脸谱”网站开通账号，中情局“推特”账号发的第一条微博是：“我们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推文。”一个半小时内中情局推特“粉丝”增长近8.4万人。同时，中情局还关注了包括美国白宫、联邦调查局、国防部和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内的账号。^[36]

2021年10月，拜登政府上任后，全面继承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主要竞争者”和“大国竞争”主要对手的定位，在对外加强与盟友联合、协调的同时，对内大力强化相关组织机构，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宣布，在其属下成立一个叫“中国任务中心”的专门机构。^[37]同时中情局还成立了另一个新中心—“跨国与技术任务中心”，该中心专注于新技术和全球性问题。它的任务之一就是识别新兴技术，帮助中情局收集情报和对付他国特工。^[38]

美国作家约翰·兰尼拉格在其出版的《中央情报局》中写道，“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也是美国秘密、伟大而简单、很快公开的历史。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度里，人民为了行使他们选择的权利，他们要求了解（大致了解）选择了什么。秘密工作常常是冷酷的，可怕的，令人厌恶的。但是在取得成就的时刻，以及受到指责的时刻，中央情报局仍旧是位提醒者，是最体面也许是最单纯的大国最公正、最可信赖的工具，肯定也是甚至在其最黑暗的道路上，始终不渝地朝着美好的希望往前迈进的一个情报机构。”^[39]

在“视野”（Sightings）网站上，曾有党派作家把中情局比喻为“一条蛇在香蕉共和国 （指中、南美洲发展中国家） 中穿行，引起贫穷、市民动乱、饥荒、内战。”^[40]

在胡佛对中情局进行监视时，他评价有关中情局“一团混乱”的报告时，胡佛讲到“中情局完全是在弄虚作假，他们竟然没有暴露，这真是一场悲剧。”^[41]

1969年，在美国反战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收到亨利·基辛格的一条信息，命令他监视要求暂停对越南行动的组织领导人。自1962年以来，连续三任总统都命令中央情报总监监视美国人。^[42]202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又被曝出搜集美国本土居民信息。^[43]

特别引渡是指将一个人从一个国家引渡到另一个国家。^[44]一些批评者使用“代理酷刑”一词来描述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机构将恐怖分子嫌疑人转移到已知使用酷刑的国家的情况，无论他们是否有意实施酷刑。然而，有人声称，酷刑是在美国机构知情或默许的情况下使用的。^[45][46]

尽管奥巴马政府试图与一些最严厉的反恐技术保持距离，但它也表示，至少某些形式的引渡将继续。只有在外交保证“他们不会受到不人道待遇”的情况下，政府才继续允许“引渡到对该个人有管辖权的国家（用于起诉该个人）”。^[47][48]

美国的计划还促使欧洲对涉及欧洲委员会成员国的所谓秘密拘留和非法国家间转移进行了几次官方调查。欧洲委员会2006年6月的一份报告估计，有100人（在欧洲委员会成员的合作下）在欧盟领土上被中央情报局绑架，并被送往其他国家。根据欧洲议会2007年2月的另一份报告，中央情报局进行了1245次秘密飞行，其中许多飞往嫌疑人可能面临酷刑的目的地，这违反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第3条。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特别是中央情报局，被指控向埃及、约旦、摩洛哥和乌兹别克斯坦等第三方国家提供数百名被政府怀疑为恐怖分子或协助和教唆恐怖组织的人。这些“幽灵被拘留者”被关押在司法监督之外，通常从未进入美国领土，最终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移交给美国羁押。根据前中央情报局案件官员鲍勃·贝尔的说法，“如果你想接受严肃的审讯，你就把一名囚犯送到约旦。如果你想让他们遭受酷刑，就把他们送到叙利亚。如果你希望有人消失再也见不到他们，就把他们送到埃及。”^[49][50]

中央情报局有时因使用酷刑、资助和培训参与杀害平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团体和组织，并试图或成功推翻民选政府、人体实验以及定点杀戮和暗杀而受到质疑，中央情报局还被指控缺乏财务和举报人控制，从而导致了浪费和欺诈。^[51]

医学专业研究所和非营利组织开放社会基金会发布报告称，卫生专业人员“协助中情局进行残忍和有辱人格的审讯；帮助制定和实施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迷失方向感和焦虑感的做法，使被拘留者更容易接受审讯；以及参与对绝食的精神健全的被拘留者使用极其痛苦的强制喂食方法”并不令人惊讶。^[52]

其他有争议的人权问题包括爱德华·斯诺登案。斯诺登向《华盛顿邮报》和外国新闻记者发布了大量关于美国政府监视其公民计划的信息。尤其是“大约在2013年6月5日至2013年6日9日期间，包括《华盛顿邮报》和《卫报》在内的多家报纸在互联网上和印刷品上发布了机密信息。2013年6月9日左右，机密信息的主要来源在接受《卫报》录像采访时承认，他就是非法向记者提供这些文件的人。有证据表明，斯诺登曾接触到有关机密文件；查阅这些文件；随后，在未经授权且违反美国法律的情况下向媒体提供了这些文件。”此外，泄露的文件包括国家安全局（NSA）电子监控活动的多个层面的文件。“斯诺登泄密事件引发了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监视美国公民通信所固有的安全、隐私和合法性问题的广泛公开辩论。^[53][54]

1972年6月17日，为了刺探民主党竞选的策略和活动情况，尼克松派人潜入民主党所在的水门大厦，偷拍文件并安装窃听器。遭到警方逮捕，1973年1月，五名水门事件被告认罪，其中詹姆斯·麦科德曾是中情局安全室高级官员，因此尼克松希望利用这一信息，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司法部门对此事件的调查。但中央情报局并不想牵扯其中，随着调查的深入，尼克松迫于压力最终宣布辞职。^[55][56]

伊朗门事件包括美国为换取人质获释向伊朗出售军火以及秘密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两项事件，由于前者的售款余额被用在了后者身上，两件事从而产生了联系。^[57]

1979年，伊朗巴列维国王被推翻后，两国关系愈加紧张，1980年4月7日，美伊断交，1984年，美国将伊朗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但在1985年，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爆发了美国人质事件，而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组织认为需要与伊朗接触来寻求人质获释。因此从1985年8月-9月，美国断断续续向伊朗出售了多枚导弹。1986年11月3日，黎巴嫩《帆船》杂志曝光了该事件，双方的交易也就此终止。^[57]

而援助尼加拉瓜则是里根上任以来一直推行的中美洲政策，虽然国会通过法案明确禁止将中情局、国防部等机构的经费“直接或间接地”花在支持“尼加拉瓜的军事或准军事行动”上，但里根私下绕过国会将对伊朗出售武器的余额装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同时还募集民间捐款以及空投物资等支持反政府武装，这一系列行动均得到了中情局局长凯西的支持。^[57]

伊朗门爆出后，美国当局受到削弱，里根的支持率下降。同时中情局与国会的关系进一步疏远恶化。^[57][58]

美国中央情报局犯罪和麻醉品中心为决策者和执法界研究有关国际麻醉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的信息。由于中央情报局没有国内警察机构，它将其分析信息发送给联邦调查局（FBI）、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以及其他执法组织，如缉毒局（DEA）和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中央情报局的另一个部门，行动局，收集这些领域的人类情报。据报道，中央情报局参与了全球范围内的毒品贩运，尽管中央情报局官方否认了此类指控。冷战期间，当许多士兵参与美国航空公司向美国运输东南亚海洛因时，中央情报局在此类运输中的作用被合理化为“夺回”相关利润，以防止敌人可能控制此类资产。^[59]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表示，自2001年以来，中央情报局多次在水刑和其他酷刑问题上误导国会，尽管佩洛西承认被告知这些项目。六名国会议员声称，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承认，自2001年以来的几年里，中情局欺骗了国会，包括向国会撒谎。一些国会议员认为，这些对国会的“谎言”类似于中情局早期对国会的谎言。^[60][61]

国会隐瞒的秘密计划

2009年7月10日，众议院情报小组委员会主席、众议员扬·沙科夫斯基（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人）宣布终止一项未命名的中情局秘密计划，该计划被描述为性质“非常严重”，对国会保密了八年。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已下令进行内部调查，以确定为什么国会没有被告知这一秘密计划。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众议员西尔维斯特·雷耶斯宣布，他正在考虑对中央情报局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的行为进行调查，该法要求国会被告知秘密活动，但有有限的例外。沙科夫斯基表示，她将向HPSCI主席西尔维斯特·雷耶斯提出国会调查请求。根据《美国法典》第50篇第15章第三分章的规定，当有必要限制获取可能影响美国重大利益的秘密行动调查结果时，总统必须尽快至少向“八人帮”（参议院和众议院两党领导人，参议院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和高级成员）报告。预计众议院将支持2010年《情报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一项要求总统向40多名国会议员通报秘密行动的条款。奥巴马政府威胁要否决包含这一条款的法案的最终版本。2008年7月16日，众议院多数通过了《2009财年情报授权法案》，其中规定，在向众议院情报小组的所有成员简要介绍敏感的秘密行动之前，75%的秘密行动资金将被扣留。在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总统的高级顾问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如果总统收到包含这一条款的法案，他们将建议他否决该法案。^[62][63]

7月23日，针对匿名政府官员的泄密，有传言称该计划是一个暗杀计划，但这一消息尚未得到证实。美国众议院情报常设特别委员会情报社区管理小组委员会主席安娜·埃舒表示：“整个委员会都惊呆了……我认为这已经很严重了。”^[64][65]

帕内塔局长的指控表明，根据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命令，一项秘密反恐计划的细节被国会隐瞒。这促使参议员范斯坦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莱希坚持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违反法律。[259]该机构发言人Paul Gimigliano表示：“该机构尚未公开讨论这项工作的性质，这项工作仍属机密。”^[66]

《华尔街日报》援引熟悉此事的前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该计划试图执行2001年总统授权的抓捕或杀害基地组织特工的命令。^[67]

情报委员会调查

2009年7月17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表示将对该秘密计划展开正式调查。众议员西尔维斯特·雷耶斯宣布，调查将调查“过去是否有任何决定或指示向委员会隐瞒信息”。^[68]

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国会女议员扬·沙科夫斯基呼吁进行调查，她表示，调查旨在解决中央情报局未能充分或准确地向国会通报四个问题：中央情报局参与2001年在秘鲁击落一架被误认为是毒品航班的传教飞机，以及两个“仍然保密的事项”，以及传闻中的暗杀问题。此外，调查可能会着眼于布什政府的无授权窃听计划及其拘留和审讯计划。2010年2月3日，美国情报局长丹尼斯·布莱尔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称，如果美国公民威胁到其他美国人或美国，美国情报界准备杀死他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表示，这项政策“特别令人不安”，因为美国公民“即使在国外也保留其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权利”。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ACLU）还“对缺乏有关该政策的公开信息以及滥用未经检查的行政权力的可能性表示严重关切”。^[69][70][71]

不当搜查参议院调查人员使用的电脑

2014年7月，五名中央情报局雇员（两名律师和三名计算机专家）秘密搜查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文件，并在本应专门供国会调查人员使用的计算机上查看了一些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布伦南下令成立一个由前参议员埃文·贝赫领导的内部人事委员会，以审查该机构员工的行为，并确定“潜在的纪律措施”。然而，根据一些报道，布伦南根本没有为间谍活动或做错任何事道歉，尽管他的机构一直在不正当地访问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SSCI）的计算机，然后用调查记者丹·弗鲁姆金的话来说，“说了一个谎言”。这一指控是基于中央情报局局长早些时候否认参议员黛安·范斯坦的说法，即中央情报局秘密搜查SSCI计算机的行为发生、不恰当或“违反了美国宪法中体现的分权原则，包括言论和辩论条款”或其他法律。^[72][73]

不会为唐纳德·特朗普工作的官员和特工辞职

2017年2月，有报道称，中央情报局的关键专家辞职，因为他们不会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工作。《中东之眼》报道称，在ISIS内部运作间谍圈的两名特工美国人已经辞职，因为他们不想看到为他们工作的联系人因特朗普核心圈子内的无能和反穆斯林偏见而牺牲。爱德华·普莱斯自2006年起担任中央情报局官员，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解释了为什么他辞职让自己感到惊讶，因为他认为特朗普利用他对中央情报局总部的访问来摆出党派政治姿态。^{[74][75][76][77]}

2017年3月，维基解密公布了8000多份关于中情局的文件。这些机密文件代号为Vault 7，日期为2013-2016年，包括中情局软件功能的详细信息，如破坏汽车、智能电视、网络浏览器（包括谷歌Chrome、微软Edge、Mozilla Firefox和Opera software ASA）、以及大多数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包括苹果的iOS和谷歌的Android），以及其他操作系统，如Microsoft Windows、macOS和Linux。维基解密没有透露消息来源，但表示这些文件“以未经授权的方式在前美国政府黑客和承包商之间传播，其中一人向维基解密提供了部分档案。”^{[78][79][80][81]}

在2017年对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发表的演讲中，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称维基解密是“一个非国家敌对情报机构，经常受到俄罗斯等国家行为者的怂恿yǒng”。他还说：“给他们空间，让他们用被挪用的秘密粉碎我们，这是对我们伟大宪法的曲解。它现在结束了。”^[82]

2020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内部调查报告显示，中情局醉心于开发用于网络攻击的黑客工具，但疏于自身系统安全防护，以至于网络“武器库”失窃却浑然不知，直到大约一年后由维基揭秘网站曝光后才得知，最终，中情局锁定软件工程师乔舒亚·舒尔特为主要嫌疑人，认定他窃密是因为与同事和上级不和而报复。^[83]

在朝鲜战争开始时，中央情报局官员汉斯·托夫特声称已经将一千名朝鲜侨民转变为游击队，负责渗透、游击战和飞行员救援。1952年，中央情报局又向北方派遣了1500名外籍特工。汉城站站长阿尔伯特·哈尼公开庆祝这些特工的能力和他们发送的信息。1952年9月，哈尼被约翰·利蒙德·哈特取代，哈特对前任汇报的一系列成功表示怀疑，并展开了一项调查，确定韩国提供的全部信息都是虚假或误导性的。战后，中央情报局的内部审查证实了哈特的调查结果。中央情报局汉城站有200名官员，但没有一个会说韩语的人。哈特向华盛顿报告说，汉城站已无望，无法抢救。情报局副局长洛夫特斯•贝克尔（Loftus Becker）被派去亲自告诉哈特，为了挽回面子，中央情报局必须保持情报站的开放。贝克尔回到华盛顿，宣布情况“毫无希望”，在参观了中央情报局的远东行动后，中央情报局在远东收集情报的能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后他辞职了。空军上校詹姆斯·卡利斯表示，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继续赞扬中央情报局的韩国部队，尽管他知道他们处于敌人的控制之下。^[8]

1951年，国民阵线成员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当选为伊朗总理。^[9][84]摩萨台领导的政府接管了盎格鲁一波斯石油公司（英属），并与伦敦中断了外交关系。英方实施报复，对伊朗石油实行事实上的封锁。与此同时，英方与美国石油商一道，告诉艾森豪威尔，摩萨台是共产党人。1953 年春，外交大臣艾登前往华盛顿，提议英国情报部门与中情局联手，推翻摩萨台。^[85]

1953年初夏，中情局制定了代号是“埃克斯”的计划，他们通过公开贿赂伊朗军官来推翻摩萨台，使伊朗国王重新掌握权力。“埃克斯”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伊朗军队逮捕了摩萨台。国王回国，签署一份新的石油协议，将伊朗 40%的石油给了美国大公司。^[85]

1944-1954年的危地马拉革命推翻了美国支持的独裁者豪尔赫·乌比科，并使民选政府上台。政府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土地改革计划，试图向数百万无地农民发放土地。这一计划威胁到了联合水果公司的土地所有权，后者通过将这些改革描绘成共产主义来游说政变。^{[10][86][87][88]}

1954年6月18日，卡洛斯·卡斯蒂略·阿玛斯率领480名受过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士兵从洪都拉斯越境进入危地马拉。这些武器也来自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还发起了一场心理运动，让危地马拉人民和政府相信阿玛斯的胜利是既成事实，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题为“解放之声”的广播，该广播宣布卡斯蒂略·阿玛斯领导的危地马拉流亡者即将解放该国。6月25日，中央情报局的一架飞机轰炸了危地马拉城，摧毁了政府的主要石油储备。中央情报局随后策划了一系列权力移交，最终于1954年7月确认卡斯蒂略·阿玛斯为总统。阿马斯是一系列统治国家的军事独裁者中的第一个，引发了残酷的危地马拉内战，约20万人在内战中丧生，其中大部分是由美国支持的军队杀害的。^[10][89]

古巴猪湾入侵是1961年4月17日由中央情报局赞助的准军事组织2506旅对古巴进行的一次失败的军事入侵。2506旅是一支反革命军队，由中央情报局训练和资助，领导民主革命阵线（DRF）的武装派别，旨在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日益共产化的政府。入侵部队从危地马拉发动，但仅在三天内被菲德尔·卡斯特罗直接指挥下的古巴革命武装部队击败。1960年3月，艾森豪威尔向中央情报局拨款1310万美元，计划推翻卡斯特罗。中央情报局在古巴反革命部队的协助下组织了这次行动，在危地马拉训练了2506旅。4月13日，1400多名准军事人员乘船前往古巴。两天后的4月15日，八架中央情报局提供的B-26轰炸机袭击了古巴的空军基地。4月16日晚，主要入侵部队在猪湾登陆，但到4月20日，入侵者终于投降了。这次失败的入侵加强了卡斯特罗的领导地位以及他与苏联的关系。这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入侵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尴尬。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下令在拉丁美洲进行一系列内部调查。中央情报局的监察长调查了猪湾。他的结论是，有必要大幅改进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和管理。^[11]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15天后，携带着1000万美元现金的十多名美国中情局特工就前往了阿富汗北部收买了当地的军阀，美国以塔利班拒绝交出本·拉登为由，打出“反恐”旗号发动了入侵阿富汗的战争。2001年11月13日，战争打响5个星期后，靠中情局特工收买的地方军阀“北方联盟”，凭借美军的强大武力支持，攻下了喀布尔。^[90]

在阿富汗，中情局设立了多个秘密监狱关押犯人，在喀布尔北部，还有一个代号“盐坑”的黑狱，是美国中情局在阿富汗设立的规模最大的秘密监狱，也被称为没有任何标记的墓地。在秘密监狱中，中情局对囚犯进行各种折磨。^[90]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72天后，布什总统告诉他的国防部长更新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计划，中央情报局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以8名最优秀的军官的形式向伊拉克示好。^[91]到2002年12月，中央情报局在伊拉克拥有近12个良好的网络，并将深入到伊拉克的SSO，甚至窃听副总理的加密通信，甚至侯赛因儿子的保镖也成为了特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情报局会越来越担心他们的网络可能会被“卷起来”。对中央情报局来说，入侵必须在2003年2月底之前发生。^[92]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解放”伊拉克人民为由，发起了伊拉克战争。^[93]

在入侵伊拉克的最初几天，中央情报局有成功也有失败。由于其在伊拉克的网络遭到破坏，其战略和战术信息肤浅且经常错误，入侵的情报方面本身是该机构的黑眼。中情局SAD官员也帮助美国第十特种部队。占领伊拉克是中央情报局历史上的一个低谷。在世界上最大的中央情报局驻地，特工们将轮流进行1-3个月的巡逻。在伊拉克，近500名临时特工将被困在绿区内。^[12][94]因为在伊拉克的情报失误，在2003年10月29日，美参院要求中情局长就情报失误调查接受质询。^[95]

2002年，美国推出“中东伙伴计划”，该计划核心是，以军事力量作后盾，在阿拉伯国家推行美式“民主”改造计划。而作为与美国有矛盾的利比亚，美国决定武力介入。2005年，利比亚反对派组织渐成气候，一个统一的反对派机构成立，其中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成立于1981年，得到中情局支持。该组织曾于1984年5月发动政变，企图暗杀卡扎菲，政变虽以失败告终，但美国中情局在政变前后均向其提供了人员培训和技术支持。^[96]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一直致力于抓捕策划者基地组织的头目本·拉登，中情局便是抓捕本·拉登的核心情报机构。在阿富汗，中情局在关塔那摩基地附近设立了一个战俘基地，意图从这些战俘口中获取本·拉登的情报。2008年，中情局通过锁定一个名叫巴拉维的约旦人逐渐判断出本·拉登的藏身点，在多次的研讨以及尝试后，最终在2011年5月1日晚，“海神之矛”的猎杀行动开始，海豹突击队乘坐黑鹰直升机降落于本·拉登的藏身点并将其击毙。^[97]

美国中情局在2013年启动了代号为“梧桐木”（Timber Sycamore）的行动，此后两年，通过这一行动从巴尔干地区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先进武器，运送到土耳其和约旦的港口。在那里，美国中情局和土耳其、约旦情报组织一起，训练装备数千名叙利亚武装分子，他们来自叙利亚境内超过50个反政府组织，这些组织都受到美国中情局的扶植。^[13]2017年7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决定，停止由中情局所操控的、关于向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反对武装提供武器支持的所有项目。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这一决定是他试图改善美俄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98]

中央情报局的局徽造型独特、寓意深刻：银盾象征着中央情报局是保护美国安全的一道强有力的屏障；罗盘图形的 16 个尖角象征中央情报局的势力渗透到世界各地，各种情报资料从四处向中心汇集；秃鹰头则象征机警、灵敏和冷酷一这正是中央情报局的风格。^[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