疍家

疍dàn家（英文：Tankapeople）^[7]，其又称疍民、蛋家、蜑dàn民、蜒民、^[1]游艇子，^[8]旧称疍民或疍户，^[9]指以海为田，以舟为家，^[1]在广东、福建、广西等沿海港湾和内河上从事渔业或水上运输的居民，^[9]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及台湾等六省区沿海。^[1]

疍家这一名称的由来说法诸多，^[1]其中较为主流的说法是：疍家初始来源于百越，为古代百越部族瓯[ōu]邓后裔的一部分。^[10]疍民在历史上广泛分布于西南、中南和东南各省，活跃在川、鄂、湘、黔边界地区，并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扩大至岭南地区。^[11]西晋之时疍民已散居巴中，天门郡（即今湖南澧lǐ水上游地区），至南朝陈时，疍民的活动地域已经扩展至荆州，隋唐两朝史籍对疍民散居地记载较少，但至两宋时期，疍民地域活动急剧拓展，活动重心已由西南巴蜀、荆州转至岭南及其滨海地区。^[12]元明清三朝时，疍民活动地域已趋于稳定，集中于浙闽、岭南、福建地区，^[13][12]千年以来疍民受到中央朝廷的歧视和压迫。^[14]新中国成立后，疍家人上岸居住，政府帮助疍家的青壮年读书识字，并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使他们在生活上有了很大的改观，并能正常地融入现代社会，其社会地位发生重大变化。^[7]

疍家人无自己独立的文字体系，其语言也在同各地陆居居民的长期融合中深受影响，^[15]表现出地方性差异化特点。^[3]疍家人在长期从事渔业捕捞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他们信仰水文化下的妈祖等神明，主要从事渔业、采珠业、采贝业等方面的社会生产活动^[4]。疍家人长期以船舶为家，吃住都在船上^[16]。疍家人靠海吃海，食物以海鲜为主，尚杂食，喜生食^[14][17]。疍家人久居水上，其服饰也不同于陆居居民，以黑蓝两色为主，整体追求宽松，以便日常生产劳作，^[5]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水上文化，^[18]衍生出诸多民俗鲜明的文学、音乐、舞蹈和影视戏剧艺术。^[19]

“疍家”一词最早出自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卉裳罽jì衣，胡夷蜑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其中“蜑蛮”一词便为今日“疍家”一词。^[20]另外关于疍家这一名称说法的由来颇多，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5类。^[1]

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解释称：“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蜑也。钦之蜑有三：一为鱼蜑，善举网垂；二为蚝蜑，善没海取蚝；三为木蜑，善伐山取材。”这是史书最早的“疍民”来历的解释。后来，清代的钱以垲又在《岭海见闻》中记载：“疍家捕鱼为业，舟楫jí为家，故曰疍家。或编蓬濒水而居，谓之水栏。”^[1]

《疍民的研究》一书中提到，疍民起源的传说或学说颇多，有人认为疍民的船舶像鸡蛋剖开一半，上盖以篷，故称之为“疍民”。^[21]另有一种解释和这个观点类似，认为“在水上生活的人们，因其所乘坐的艇上盖以篷，像一只鸡蛋对半剖开，主人以艇为家，所以被称作‘疍民’”。通俗说来，疍民作为一个特殊的水上族群，以捕鱼为业，终日漂泊于江海之上，极少离开自家的船只，哪怕遭遇风浪也仅愿意蜷缩于狭小船舱而非上岸躲避。疍民的小舟在江面浮停之时，若由岸上观望，便如同一只只鸡蛋漂浮于水面之上。^[1]英国人邓宁氏(C.T.Downing)和秉钦(J.E.Bingham)在其著作中也都提及“蛋家是以蛋形艇为家的一个群体”，认为蛋家这一名称是因蛋形艇的船只而来的。^[13]以上这三种观点皆是从疍家居住的舟楫外形特点出发，认为其酷似鸡蛋或蛋壳漂浮于水面，从而称居住其上的人为“蛋户”。^[1]

疍家人自己认为，他们常年与风浪搏斗，生命难以得到保障，如同蛋壳一般脆弱，故称为“疍家”。^[1]

该说法认为疍民多指宋代以后岭南陆地居民对水上一族的一种蔑称。此外，疍家人又被称为龙人、龙户。生活在闽江流域的疍家水居船民在建国前俗称“科题”或“曲蹄”；生活在厦门鹭江和泉州的晋江流域的疍家水上居民，在厦门称之“海越仔”，在泉州称“游艇子”“白水郎”。^[1]对蔑称这一说法，人类学兼考古学家张寿祺先生有不同观点，认为：疍民一词在粤方言中称“疍家”，“疍”音源于古粤语，意指乘小船，“家”为古汉语借词，指人群，所以疍家或疍民即生活在小船上的人群，并无任何贬义。^[22]

民族学家徐松石考证称：“疍实系水上人的统称，今两粤仍有称疍人为水上人或水户的。”此外，他在另一著作中通过对疍民称蜑、蜒的考证，认为“古文献里的‘蜑民’，蜑为僚壮水上人通称，因‘蜑’又为‘蛇’异体，他推断蜑族应为龙蛇族(伏羲女娲的一支)后裔”。^[23]

关于疍家的起源，学界一直没有较为统一的观点。^[11]以罗林香、颜广文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疍家初始来源于百越，为古代百越部族瓯邓后裔的一部分，自秦朝武力统一岭南，不愿服从中央王朝统治的瓯邓人开始了由陆居到水泊的历程，并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疍的族群，因而瓯邓与疍民在地望上基本重叠。瓯邓中"邓"从民族语音来说与龙蛇有关，由于瓯人崇拜龙蛇，因此“瓯邓”之名也反映出这一族群的龙蛇崇拜，这种龙蛇崇拜与“疍民”一致，“瓯邓”和“疍民”都可以称之为信仰龙蛇的人，另外“邓”与“疍”音近而相通，因此可以认为“瓯邓”就是生活在岭南珠江三角洲一带“疍民”的始祖；之后由于历代统治者歧视，将不服王法的族群大多视为蛮夷，故编造了一个与“疍”同音的“蜑”字、或者与“蜑”字相通的“蜒”字以替代，并在官私档案文献中广泛使用，因而“疍民”逐渐演化成“蜑民”或“蜒民”。^[10]也正因如此，疍家保留有古越人的纹身、习水便舟、喜食水产和崇拜蛇等传统习俗，并在后来逐步融合成为汉族。^[24]

以陈序经为代表的学者则提出，疍民的来源可能先于汉族或者先于其所谓蛮、苗诸族；^[21]学者黄云波认为疍民的来源可能是范蠡之孙；^[25]学者林惠祥则主张“多元说”，认为古越族为古代东南方大族，且其精于操舟，是为疍家源流，汉族为其补充，因而疍家兼有西方民族中的“猺yáo、掸、马来”成分。^[26]除以上不同学者的观点之外，对闽粤疍家的族源还存在一些史料记载与民间传说。譬如南宋方信儒《南海百咏》中载：“其卢亭、蜒户，皆卢循之遗种也”，即认为疍家是晋末浙江农民起义军孙恩、卢循的后裔。^[27]

民间对于疍家族源更是众说纷纭：有说疍家是为躲避战乱而离乡上船的，有说是农民起义失败被迫漂泊于江湖的，也有的说是佃农失去土地不得已以船为家藉水谋生。这些疍家人居住在河道之上，或者沿岸居住在沙田地区的“茅寮liáo”中。^[28]西方某些学者主张“疍民的远祖，是从印度支那半岛或印度尼西亚的海上进入中国南方和东南沿海各水系的一个大群体”。^[29]

据史料考证，疍家至少已有2000年历史，最初属于古代百越族，其文化产生于秦汉时期，一部分古越人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成为疍民，岭南地区优越的水环境和丰富的水产资源吸引其以水为生。^[20]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疍家人是原居于陆地的汉人，秦朝时被官军所迫，逃入江海河上居住，以捕鱼为生，此后世代传承。 ^[30]

魏晋时期，福州设立典船校尉，其目的之一就是要管辖福州的疍民，同时，福州温麻（今连江县）设有“温麻船屯”，将福建地区水上疍民编入军事屯田的客户中。^[11]西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卷一《巴志》：“其地东至鱼复，西至焚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其属有濮pú、寅、苴、共、奴、侯、夷、蛋之蛮。”^[31]可见西晋之时，疍民已散居巴中，天门郡（即今湖南澧水上游地区）。至南北朝时期，信州（即今重庆奉节）一带，疍民势力已相当强盛。南朝陈时，疍民的活动地域已经扩展至荆州，《陈书》卷十三《徐世谱传》条载：“徐世谱字兴宗，巴东鱼复人也，世居荆州为主帅，征伐蛮蜒。至世谱尤敢勇，有臂力，善水战，梁元帝之为荆州刺史。”^[12]

唐宋时期，疍民日趋活跃，在中国的巴、蜀、江淮、岭南和闽浙地区都有其活动身影。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与近现代到来，这些与“中土风俗礼乐不同”的疍民也逐渐被同化于汉族或当地其他民族。^[11]隋唐两朝史籍对疍民散居地记载较少，但至两宋时期，疍民地域活动急剧拓展，活动重心已由西南巴蜀、荆州转至岭南及其滨海地区。两宋之时，广南西路之廉州、容州，广南东路博罗及大庾岭以东地区都是“疍民”的聚居区。宋苏辙《乐城后集》卷二十《再祭亡兄端明文》载：“大庾之东，涨海之南，黎蜒杂居，非人所堪，瘴起袭帷来掀簪，卧不得寐，食何暇甘如。”^[32]北宋时，朝廷甚至允许滨海地带的富户豢养“疍户”。^[13][12]

元明清三朝时，疍民活动地域已趋于稳定，集中于浙闽、岭南、福建地区。^[13][12]但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疍民备受欺凌，他们没有部落，没有田地，以海为生。岸上的原住居民规定“疍民”不准上岸居住，不准读书识字，不准与岸上人家通婚，科举的名册中也从来没有“疍民”的名字。官府也不把流动渔民入册，是没户籍的。^[30]明中期之后，官方史籍中已较多写作“蛋”，清初在闽粤两省大力推行正字正音运动，政府强令岭南人将“蜑”或“蜒”改为恶意粗俗的“蛋”字，一直延续至现在。^[10]

清初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中记载：疍民“粤故多盗，而海洋聚劫，多起疍家。”^[33]清雍正皇帝也曾言：“粤民视疍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疍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踏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长期受歧视和剥削的疍民反抗意识较强，政府又难以管理，再加上他们长期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文化素质普遍比较低，接受社会新鲜事物的能力被制约，其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因而许多疍民因而走上海盗抢劫之路。^[14]

1840年之后，广州、福州相继开埠，进入中国的西方人对聚集在珠江和闽江江面的疍民兴趣浓厚，因其特有的船居特征而形象地称他们为“Boat People”，或采用粤语“疍家”的音译，称其为“Tanka”。之后《字林西报》《字林沪报》《申报》等西方人创办的报纸相继报道了疍民的迷信习俗、生活特点以及被欺压的事件，但社会舆论对疍民的评价和论断比较不友好。1901年，清廷下诏改设各类新式学堂，广东省河泊所王鹤年趁新政热潮，提议设立“蛋户学堂”以解决疍民教育问题，《广益丛报》《新闻报》《北洋官报》《东方杂志》等当时的主要报刊对此事加以报道，并都指出疍民受歧视的根源在于深受“社会积习”的影响。^[34]

辛亥革命后在新政府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下，《临时政府公报》于1912年特发示令开放疍户、惰民等“贱族”，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临时中央政府组织法》也有“人民一律平等，其不能独外于蛋族也”之规定，这给予了宣扬疍民平权的合理性。之后受西方社会科学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国立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的知识分子在广东地区开展大范围的疍民调查。1933年，岭南大学社会研究所在学校经费支持下，针对广东地区的疍民开展了为期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全民抗战爆发后，部分知识精英以“民族自觉”的精神开始重新定位疍民。1938年10月29日，岐山在《申报》第23227号第14版发表“新中国在生长”一文，以溢美之词来叙述疍民并将他们归入“我们民族”。^[34]

自新中国成立后，疍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1950年11月，广州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提高水上人民地位，取消侮辱水上人民“疍家”的称呼》的决议，次年广东省政府也明令取消侮辱水上人民为“疍家”的称呼，鉴于社会上称疍民为“疍家”仍较普遍，省政府又于1953年7月重申《关于疍民应改称“水上人民”并特殊照顾其政治地位》，要求各级机关行文应将疍民改称“水上人民” ，以示汉人与疍民的平等，禁止汉人社会对疍民的歧视，并要求各地政府要特别照顾疍民，之后政府公文中将内河疍民称为 “水上居民”或“水上人民”，称沿海疍民为“渔民”。^[35]

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回来途经广州时，视察了珠江河道和广州置民聚居点，广东省政府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在广东省范围内迅速进行水居建设，为疍民建立陆上的家园。1955年，为最终解决疍民的族别问题，中央民委派出畲民、疍民识别调查小组赴广东省等地调查，进行疍民民族识别，^[35]疍家经民族识别，最终被确认为汉族，在族属上成为了构成东南汉人的一部分。^[36]在政府的引导帮助下，许多疍民陆续搬迁上岸居住，生活习俗也逐渐与陆上人家融合、同化，至80年代中期，散布在珠江广州河段的近十万户疍民全部迁居到了陆上生活和就业。^[35]现代疍家人有了自己的陆上家园，有些还凭借自己的传统优势发展成为海洋产业的主力，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7]

由于缺乏确切的统计，疍家的人口数量一直未有明确定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调查研究和相关户籍资料表明，其时疍民所拥有的人口规模应不下十数万。^[21]据陈序经的调查，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广东疍民不少于一百万，两广、福建置民总数约两百万；^[37]40年代末仅聚集于广州市的疍民即在15万左右，而福建与两广的疍民总数，陈序经估计大概在100万到200万之间。^[21]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东沿海与内河水上疍民的人口总数约24万，^[38]而分布于福建闽江下游长约20华里的两岸固定的疍民有3731户17235人（男8760人、女8475人），其次流动于福建长乐、永泰、南平等地7县有4219户10369人。^[39]1953年6月，广东省第一次人口普查所得部分县市水上疍民总数为256,956人。^[40]1996年，香港疍民总数为5016人，总人口中只有7成仍然留为疍民，其余迁移往港岛、九龙、新市镇及其他新界地区。2002年，澳门仍有疍民约6000人，渔船300多艘。^[41]

近现代疍民的地理分布的研究以陈序经为代表，他在民国时期已写作专著《蛋民的研究》，认为疍民分布的领域甚广，北至甘肃，南至广东，西至四川之西，东至湖北。^[21]建国以来，中国陆续开展了对疍民地理区域分布的调查研究，范围涵盖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并形成对疍民的地域分布大致定义，认为其广泛分布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北起浙江、南至广西（包括部分越南地区），其中又以福建、广东、广西三省沿海及江河港市最为集中。^[36]

沿海疍民主要分布在广东沿海主要渔港及岛屿，如阳江的东平、闸坡和沙扒，台山的广海和沙堤，海南岛的三亚港和榆林港，中山的唐家湾，东莞的太平，陆丰的甲子和碣石，惠阳的澳头以及海丰的汕尾等渔港，以渔业为主要职业；内河的疍民主要分布在珠江、西江、北江、东江、漠阳江及韩江等沿江商业市镇如广州、江门、三水、肇庆、英德、曲江、石龙、石岐、阳江、潮安、揭阳、汕头、梅县等地，以水上运输、渡客及捕渔为业。^[42]福建地区的疍民从唐宋至今主要分布在：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口沿海、以泉州湾为中心的泉州和莆田一带、以厦门和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沿海地区等三个区域。^[4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有约三万人聚居，其余散居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沿海各镇和海岛，北海南部的斜阳岛疍民，也是大部分从广东的三水、海康、阳江等地迁徙而来。^[41]

疍家并无自己独立的文字体系，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族群，它有着独特的习俗和宗教信仰，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使用时也有着属于疍家的社群语言特征。^[3]学界对于疍家是否拥有完整的独立语言系统这点争议较小，除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少部分学者认为疍家话和黎畲shē、苗瑶等少数民族语言一样，属于土著语言外^[44]，大多学者都认为疍家并不存在独立完善的语言体系，而是往往混合着其所在地的方言，只有极少部分说原住地的客话（如陈序经所考证的韩江上游疍家人）。^[21]

从语言学角度，纵览疍家的整体语言特征，有学者认为从秦以后，其同与汉人长期融合，语言深受影响，早已存在明显的汉化特征^[15]。有学者立足于历史社会调查数据，认为明代之后长江珠三角地区的疍家人主要讲广府话^[2]；中山大学历史语言学教授庄初升在其《岭南地区上居民(疍家)的方言》指出，泛岭南地区（包括两广、海南与港澳水乡泽国等区域）的疍家人所说语言大部分属于粤语系统，“但与粤语的标准语广州话有所不同：少数属于归属未明的土话、平话或粤语等”；广东民族学院语言学教研室主任黄谷甘则专注于三亚地区疍家语言的研究，认为三亚市的疍家人与大陆珠江水域的水上居民有着很深的渊源，语言内部也有很大的一致性，因而三亚市的疍家话与粤语之间并无差别，三亚地区的疍家话本身就是粤语。^[3]

疍家人常年浮沉于江海之上，认为“出海三分命”，因而其信仰也稳定地保存着历代积淀下来的水文化特质，反映疍家社会内在秩序。在此生存基础之上，历史上疍家的长期信仰均主要出于对自然的恐惧和敬畏、对文化归属感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45]，并最终形成了亲海敬海之下的多神灵崇拜。就具体信仰内容表现而言，疍家人信仰海神、龙(蛇)神、土地神、妈祖等神灵，其中以妈祖对沿海疍民的影响最为深远，其是疍民在精神层面上的心灵寄托。^[4]疍家人出海前要烧香燃烛，祭拜妈祖，遇海浪时，则会焚香跪拜妈祖，求妈祖保佑，正月十五时疍家人也有请妈祖游街的习俗。^[4][46]近代以来，疍民信仰的神祇种类日益繁多，但其以宗奉水神为主体的多鬼神信仰始终未曾改变。新中国解放之后，疍家人大多共同信奉着社会上较为流行的大信仰（如妈祖信仰），^[47]其中海南的疍民还流行海螺姑娘崇拜、五龙公崇拜、兄弟公崇拜和南海观音崇拜等信仰，^[48]闽东地区也有祭祀临水夫人陈靖姑、田公元帅雷海清、五灵显官等神仙的信仰。^[49]

除共同信仰之外，疍家的信仰也存在一些时空差异：不同水域（如广东、广西、港澳咸水疍民等），及不同地域的疍民信仰（如咸水疍民、淡水疍民和沙田疍民）都存在区别，但都无一例外会受到当地陆居居民的影响。如茂名高州市疍民就在冼夫人诞辰期间，举办“太平醮”、开展相关庆典活动，但其在庆祝活动的具体内容、冼夫人的陪祀神祗zhī及其外形特征方面信仰方式等方面，同当地的陆居居民差别较大。如陪祀的伏波神等神灵，属疍民族群特别奉祀的神灵，且这些神灵外形矮小，乃因应疍民狭小的船居生活环境所做的变通，表现出“亲水”及船居特质。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学界既往研究，即疍民与陆居居民信仰有趋同的一面，疍民通过与陆居居民拥有共同的大信仰，来获取归属感与认同感，谋得更多、更好的生存空间；而陪祀神则保有其水上居民独特的小信仰，说明其历史积淀之久、水文化影响之深。^[45]

除此之外，疍家还存在青蛙与蛇图腾崇拜，他们称“青蛙”为“将军”，^[50]青蛙将军既有财神、戏神因素，同时还是保五谷丰登之神，^[51]此外据元朝吴师道《敬乡录》的记载，福州的疍民建有“玉蟾大王庙”；^[50]疍家人蛇图腾崇拜的历史悠久，相关资料记载颇多。明代邝露《赤雅》上篇载：“疍民神宫，画蛇以祭，自称龙种。”^[52]清代陆次之《峒溪纤志》中也写：“疍族，其人皆蛇种，故祭皆祀蛇神。”^[53]这种蛇图腾崇拜同疍家人特定的社会发展程度、生产力水平紧密相连，并且直到现在，疍家人仍然保留着许多崇蛇习俗。值得一提的是，疍家人以蛇作为神宫的图腾标志，但是其祭拜的神灵却是龙母。如今的广西北海外沙岛依然有一座龙母庙，其神坛上有许多类似蛇的模型和图案。^[54]

疍民主要从事有农业、渔业、采珠业、采贝业、交通运输业、贸易交换业、盐业、编织业、纺织业等方面的社会生产活动。^[4]20世纪80年代以前，疍民的主要生产工具是小木船，疍家人全家衣食居行几乎都在船上进行，为保障出海捕捞时的海上安全问题，他们常常成群结队进行海上作业，团队之中的每只小船分工也各自有不同，分工配合、共享成果。在渔猎稍闲的时节，疍家女子会在打理家务之余做些手工物品。疍家人彼此船户之间关系融洽，常常站在甲板上与邻居聊天，并以小竹筏往来的方式穿梭于邻居的船上进行日常交往或者相互帮助。20世纪80年代以后，依托于中国的水平显著提高的造船技术，灯光围网船逐渐取代小木船成为疍家人主要的捕捞生产工具。昔日以船为载体而发展出来的疍家“颠船”“花艇迎亲”“招亲求嫁”“集体祭海”之类的传统习俗，也逐渐淡出了疍家人的视野。^[5]

疍家人靠海吃海，以海鲜、艇仔粥为主，每天要吃四餐。吃饭时，全船的人蹲在一起，有同舟共济之意。最常见的饮食习俗生活场景即是简单的灶台上热水滚烫，疍家女人将刚捞上岸的海鱼、虾处理干净放入水中，加些姜、盐焯熟出锅，再备些蒜、橘、酱油做成蘸料。节日里，疍家女人们还会相约在一起做些特色小吃，诸如糯米团子、蛋家粽子、海鲜烧烤等。^[5]

疍家人的总体饮食特点有二，其一为尚杂食，其“不问鸟兽虫蛇，无不食之”。《水经注》引《周礼》的记载说：“交趾有不粒食者”，指的就是以鱼虾蚌蛤为生，不依赖麦粟的百越人。其二为尚生食，唐代韩愈在莅潮任职期间，曾写过两首诗谈论潮州奇怪的生食饮食风俗，其中就包括疍民在内。有学者认为海上生活的疍家人同陆上社会联系甚少，因而落后于陆上社会饮食变革的整体进程，且船上风大、浪大，少柴薪，熟食制作也颇为不便，故最终长期保留下尚生食的饮食习惯。^[14]而海南地区的疍家人迁移至陆地后，渐渐养成喜吃槟榔的生活习俗，被认为是与当地黎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标志。^[4]

早期疍家人服饰与唐装相似，其服装款式以蓝黑两色为基本色调，且较为宽松，上衣短及髋kuān部，稍掐腰，袖窄短至七分袖；裤子宽大，长不及脚踝；头戴筒式竹编斗笠，斗笠涂上金光油亮的海棠油，防晒又避雨，脚不着鞋。疍家人身无复杂的佩饰，爱美的疍家女子也仅以玉镯、玉耳环、玉簪修饰。头发以齐耳短发和挽发成髻[jì]为多，整体简单、干练。这种装束主要是为方便劳作设计的。疍家人没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女人和男人一样上船捕鱼劳作。^[5]为平衡身体重心，便于海上劳作、步行沙滩，他们往往光着脚，不穿鞋袜或穿木屐。疍家女子多扎长辫，结婚后盘发成髻，生产作业时则扎包头布，戴竹编斗笠，防日晒雨淋。疍家小孩佩戴“浮木(形如木葫芦)+铃铛”的服饰，以便其不慎落水及时搭救，故而起到救生圈和浮标的作用。^[4]

此外，疍家人还有着“跣xiǎn足不冠”的习惯，即疍民男女老幼大多终年赤足不穿鞋，上岸时即使要穿鞋也是趿着走。福州地区便有歌谣唱到“曲蹄仔，脚弯弯，穿鞋没有拉后跟”，“曲蹄穿靴漫扎（意指皮肤过敏般难受)。”^[6]

疍家人以船舶为家，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撰写的《岭外代答》中有记载:“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者，疍也。”学界文献资料中也有诸如“舟楫为家”“以舟为宅”“世舟居”“濒水而居”“以艇为家”等记载，^[16]虽文字略有不同，但其意皆是疍民以船为家，船舶亦是其主要交通出行工具。疍家船干净整洁，通风透亮，屋内少有桌椅板凳，访客多席地盘腿而坐。其船只无明显的功能分区，客厅、餐厅、厨房、卧室多整合在一起。这些特点与船的面积、海上风浪等因素有关。^[5]

早期疍民吃住都在船上，大者为艇，小者为舟，船头劳作，船中吃住，船尾洗漱，一条船便承担了家庭生活的全部，因而也有“舟居水宿”“无土著”“岸无室庐”的记载^[16]，可见疍民濒水舟居，在陆地是没有固定住所的。此外《岭外代答·外国门下》中记载当时的小孩便已能在船上及水中来去正如，^[16]足见疍家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及其颇佳水性。^[4]

“疍家棚”是疍家人最早的岸上居所，也是今日仍可寻见的蛋家风情建筑。自20世纪70年代伊始，长期居住于海上的疍家就开始做上岸的打算。疍家棚原始搭建于沙滩之上，用几根木头作为桩柱，用篱笆或者旧船板作棚墙，用旧船板铺作楼板，用茅草、竹瓦、油毛毡盖成简易小棚，棚底距离海面约有2-3米的距离，棚内区分饮食会客的正厅和休息卧室。“疍家棚”大多狭窄而深长，犹如一条船，有人形象地称其为船屋。在生活日渐富裕之后，疍家人更多选择在沿海街道上盖起楼房，渐渐放弃了“蛋家棚”。^[5]

疍民的陆上民居有二种：一是直接将其生产工具、破旧“连家船”抬到岸边的滩涂上，以短木为基柱(前中后三组)，将旧船架在这木柱上，成为居所，俗称“居家船”，家人就生活在这竹逢下。^[1]另一种即是在江畔、港湾滩涂上以短木檀基(高出地面90厘米左右)，在木桩上横木架，然后再铺设地板。下部留空通风、防潮水、洪水或喂养禽畜，上部居人的“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地基不落”风格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闽越疍民最典型的建筑产物之一，疍民的干栏式建筑多以黑、红或蓝红色油漆，平时一尘不染卫生干净，每日均要对地板、杉木墙板洗刷一遍，进屋换鞋或赤脚。^[6]

疍民世代居于水上，古时社会地位低下，一般不与陆居汉民通婚，而多在疍家内部进行婚嫁。《广东新语·舟语》(卷十八)中有记载:“其有男未聘，则置盆草于梢；女未受聘，则置盆花于梢，以致媒妁shuò。婚时以蛮歌相迎，男歌胜则夺女过舟。”^[16]疍民未婚求偶时，常常放置草、花为信号，女子出嫁前会唱《叹家姐》哭嫁，全家妇女含着眼泪唱“心焦歌”“叮咛歌”^[14]，以歌伴嫁，来拜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以表不舍离家之情。疍家人的水上婚礼更是有别于汉人的陆地婚礼，他们以船代轿，迎亲时男方驾着张灯结彩的花艇迎亲，男女对歌，以歌传情。出嫁时，男方接亲的人会将新娘在船上抛来抛去，这一举动被疍家人称之为“颠船”，寓意一番风浪后生活将会一帆风顺。此外，海南地区疍家彩礼当中还会有槟榔，这一方面是财富的象征，另一方面也显示真诚的情谊。疍家这种水上婚礼的独特性，也被认为是船家人特有的精神和文化。^[4]

除此之外，疍民婚礼中有“讨新妇尿”之俗。婚礼当天，迎娶新娘的轿船在江中行或停泊，过往船只不管相识与否，都可上轿船讨“新妇尿”喝。“新妇尿”者乃指由娘家陪嫁的家酿米酒，一般女方要准备一大桶酒预先送到男方家里，在婚礼当天摆在轿船船头供过往船只讨喝。讨酒人只要说几句祝福语(“喝彩头”)便可上轿船痛饮。且讨酒的人越多，男方越高兴，因为这表明新娘人缘越好，过门后必定可以人丁兴旺。^[6]

疍家人崇拜海洋，对生死相依又复杂多变的海洋心怀虔诚厚重的敬畏，因而最典型的节日仪式就是“祭海”。每年七八月份休渔期结束后，疍家人会集体举行隆重的祭海仪式，带上烤猪、水果、糕点等祭品，划着渔船到龙王庙去祭拜龙王，以祈求出海平安顺利、丰收而归。^[5]

端午节是疍家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人们同样会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祭海仪式，笃信龙会在这一天出现。端午当日的祭海方式分两种：一是往海里扔祭品，寓意孝敬海龙王，让海龙王分享他们的丰收；二是赛龙舟，蛋家人在渔船上系喜庆彩旗，以此感谢大海给他们带来的美好生活。^[5]

每年正月十五，疍家人会把他们信仰的关公、张飞、菩萨等神像请出来游街。此外，疍家还有祖先崇拜习俗，龙王庙里不仅供奉着海龙王，还供奉疍家祖宗的灵位。蛋家人认为祖先是在茫茫大海上保护自己的最亲近的神灵。^[5]

疍民春节有“贺年”之俗，一年最主要的民俗活动之一便是贺年，俗称“讨”或“走”(指徒步行走，意走时运，即吉样)。在“贺年”中，他们往往先唱“一饭千金，二龙争珠，三星高照，四季平安，五子登科，七步成诗，八仙庆寿，九转金丹，十年树人”之类的颂词，博得施主的随缘乐助，再唱一段弹曲名篇以示感谢。^[6]

疍家人吃鱼时是不准翻鱼身的，“翻”字会犯大忌，据说这是因为有翻船之召，不吉利。此外，疍家人吃鱼忌先吃鱼尾，更忌一筷子将鱼尾叉断；饮食时，忌讳汤匙倒伏。^[14]

面对茫茫大海，疍民形成了“求彩头，去衰运”的心理，行为处事更是谨小慎微，凡是犯忌讳的事不做，犯忌讳的话不说，即使有些非说不可的犯忌话，也只能用其他词语代替。简而言之，主要是音义两个方面。在语音禁忌上，如“盐”与“淹”同音，意在怕船被水“淹”了，一般渔民称“盐”为“咸”“上味”；因“调头”与“掉头”同音，出海捕鱼时船只因事调头返回，故一般称“转弯”。在语义禁忌中，如渔船在海上作业时，渔民禁止说“翻”“沉”“碎”“倒”“横”“撞”“破”等词语，认为这些字眼不吉利。其中“，翻”“倒”“沉”寓意着渔船在风浪中颠覆翻沉，因此，任何东西在船上都不能倒着放，如碗碟、杯具都不能倒扣。渔民在船上吃鱼吃完一面时，想吃另一面，不能说翻过来，只能说划过来、顺过来；而遇到翻船则一般称为“船低”了。^[17]

疍家民间文学形式多种多样。如疍家的民间故事《神州五龙公庙》《疍家古井》《海螺姑娘》等；流传在疍民日常生活中的谚语：“危险过挖紫菜““一脚踏两船““有女无嫁拖风仔，朝开晚迈一身泥““有风唔（唔，即粤语中的“不”）好扯尽哩“等。其中咸水歌是疍家最具特色的“水上民歌“，因以咸水歌为主要曲调，又称“咸水民歌“或“咸水渔歌“，是疍家人的“诗经“，又称“疍歌”。^[55]

疍家舞蹈动作元素主要提取自泛舟江海上的行舟以及日常生活的劳作。^[4]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何世飞曾以舞蹈《妈祖颂》为例，指出该舞蹈提取自摇船的动律，“以生活中摇船时来回摇摆、重心下沉、身体左右来回晃动为主体结构”，并加入肢体配合和节奏、速度、力度的变化，以表现风平浪静时的摇船和狂风暴雨时的摇船动作，且妈祖的主题动作，融合了中国古典舞“圆”的动律特点和民间舞的动作元素。^[56]龙敏在《浅析疍家舞蹈的视觉文化效应》一文中也指出：疍家舞蹈动作来源于“对人的生活动作的艺术概括和美化”，如《网娘》中的“下海”动作，就表现为“大腿呈九十度，描绘的是行进中来自沙滩的阻力”；类似古典舞“探海”的舞姿，左右脚交替前行，伴随身体大幅度前倾后仰和双手随动地摇摆，“描绘的是海浪风沙的肆虐，一系列动作传达的是人们的辛勤古朴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18]

疍家人的音乐成就集中体现在疍歌之中。疍歌是疍家人用粤语演唱的、口口相传的一种水上民歌，其内容丰富，且涉及时政、劳动、仪式、爱情、生活、儿童等范畴，并以咸水歌、叹家姐、咕哩美、水仙花等种类最为典型。^[4]咸水歌有四个曲调：叹家姐、白啰调、木鱼诗、咕哩梅（咕哩妹、咕哩美）。“叹家姐“又叫“哭嫁“，是疍家人嫁女独特的婚嫁习俗之一。婚前新娘必须唱“叹家姐“出嫁，如表达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的《叹亲娘》，姑嫂是对唱“叹家姐“的主要角色，小姑唱《叹家兄》《叹家嫂》，希望大哥、大嫂照顾好爹娘，大嫂唱《叹姑娘》，希望小姑嫁人后要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场面催人泪下。“白啰调”是一种即兴演唱的曲调，看到什么就唱什么，如《三拜古井》《揾wèn哥来倾鬼》（意思是找哥来说话）《拉地网》《拖网劳作》《鱼歌对唱》等。“木鱼诗”如《嘱咐》《相思》《牵挂》《梁祝相送》《十月种花》《十花赞》等。“咕哩梅“如《手巾做凭记》《橹头弯弯》《橹头摇摇》等。^[55]

疍歌演唱的句中和句尾多有“啰”“啊”“都”等衬字，且常用赋、比、兴等修辞手法。其中两广地区疍家以唱咕哩美为主，海南疍家以咸水歌为主，节日、闲暇、耕海、织网时都会唱，以此表达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新娘出嫁时会唱叹家姐，以哭嫁的形式表达对父母养育之情的感恩，对兄弟姐妹手足之情的不舍。疍歌风格豪放、曲调悠扬、旋律舒缓，展现出与波浪起伏、潮涨潮落的大海律动相适应的水文化特点。近代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在创作《黄河大合唱》时，就融合了咸水歌《顶硬上》的部分音乐元素。^[4]

疍家人因其特殊的水上文化与曲折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广受文化学者重视，也成为了中国一些影视戏剧艺术的表现对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反映疍家人生活的电影为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南海潮》，其以反侵略抗争为主题，表现出抗日战争时期南海疍家渔民长期受到渔霸压迫、反动派残酷剥削与日寇残杀的痛苦，是一部立足于广东沿海地区疍民革命斗争历史的故事影片。^[57]之外，较为典型的疍家民俗文化电影代表还有《秋喜》，它以解放前夕的广州为时空背景，在融合大量疍家民俗的同时，讲述了一段地下党员斗智斗勇的谍战故事。^[19]除影视作品之外，疍家人的故事也活跃在戏剧表演的舞台上，由红线女关门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珠海粤剧团团长琼霞领衔主演，以红派粤剧艺术“唱作”演绎的粤剧《疍家女》，就取材于珠海地区民间传说，通过疍家女及何家公子家的爱情故事，在展现疍家文化同岸上文化交融冲突之中，融合疍家咸水歌等艺术形式，表达出疍家人追求自由、幸福、平等生活的美好期望。^[58]

疍家民俗文化作为一种不同于陆地的、边缘化的族群文化，一直以来并不为世人所熟知。但也正因如此，疍家因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历史背景，形成了具有浓郁海洋特色的风俗习惯，其在生活习性、建筑风格、节日礼仪、族群信仰等方面均自成一体。这种特色鲜明的民俗风貌与地域风貌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应当同视觉影视相融合，创作出更多具有疍家族群特色的民俗影视与戏剧。^[19]

为适应海上生产实践的需要，疍民制造和发展了一系列有着浓郁海洋生活气息的工具，成为代表这一特殊群体的重要器物。比如，用木头拼接成扁形水斗，用以铲去船中积留的海水；用木棍敲击中空的水钟发出巨响，使网口周围的鱼群受到惊吓退回网中；用贝壳做成闻风而响的铃铛架，夜晚在海上顺流放网捕鱼的时候，把铃铛架放在起网的地方，收网时，即使海面漆黑一片，也能顺着铃声顺利找到网头收网；还有用椰壳打磨成碗，以螺壳为勺、为瓢等。^[5]此外，在漫长的闯浪耕海过程中，疍民还制作出了流刺网、抛网、拉地网、围网、马鲛网、白鱼罟gǔ网、鲨鱼纲、箭鱼纲、麻鱼纲、鱼笼和螃蟹笼等捕鱼工具；形成了绞罾zēng、抛鱼、闸箔、罩鱼、装鱼、照鱼、捎鳝、捎鲦tiáo、摸鱼、掏蚬、扒白、辑虾、掘泥虫、挖沙虫、捞禾虫、毒鱼和炸鱼等浅海捕捉方法和拖网、围网、刺网、流刺、索罟等深海捕捞方式。^[17]

疍家人有着断发文身的风俗。所谓“断发”，即“被发”、剪发之意，是古代越人非常有特征的习俗，《汉书·地理志》记载：越人“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意思是说，因越人常在水中而断其发。“文身”也是越人特有的习惯，常和“断发”连称，就是在面额和身上“黥qíng面”，有时也称“雕题”，如《山海经·海内南经》记：“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胸国皆在郁水南。”一部分越人成为早期疍民后，仍保留了这两种风俗习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