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发生于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是唐文宗为摆脱宦官势力控制，与李训、郑注等文人近臣发动的诛杀宦官、夺回皇权的政变。^[1][2]

唐中期后，宦官势力把持朝政，甚至掌控皇帝废立。^[3]太和元年（公元827年），王守澄等扶立郭氏嫡孙唐文宗为帝，而唐文宗即位后，有意将兵权从宦官势力手中夺回。^[4]为此，他任用李训为相，郑注为凤翔（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节度使，接连驱逐危害朝廷的牛僧孺、李德裕党人，并顺利除掉了宦官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唐文宗利用宦官仇士良与王守澄之间的矛盾，诛杀了王守澄。并于同年十一月以观露为借口，将仇士良、鱼志弘骗至含元殿后院，欲用伏兵将他们一举击杀，中途却被仇士良察觉。仇士良继而大开杀戒，并逮捕了未参与此事的宰相王涯、贾餗等南衙朝官。^[5][6]

甘露之变失败而告终，四大宰相王涯、贾餗、李训、舒元舆被杀，其他重要朝官如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也被族灭，唐文宗近乎被软禁于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抑郁而终。而宦官势力在甘露之变后愈发强盛，完全掌握着朝政大权，藩镇也趁机坐大与宦官势力交相为祸，加剧社会矛盾，加速了唐朝的灭亡。^[7][8][9]

唐中期以后，内有朋党倾轧，外有藩镇割据，为加强皇权，开始有意加强宦官势力。而宦官势力也开始逐渐控制禁卫军、干预机要政务。到了唐宪宗元和时期（公元806年—公元820年），宦官不仅拥有兵权，还掌控着皇帝的废立。逐渐形成了有过于朝官南衙势力的北司宦官集团。^[3]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醉心服食丹药的唐宪宗病重后，其二十余名儿子在外戚势力帮助下展开夺嗣斗争。同年正月二十七日，唐宪宗被与懿安郭氏势力^[注1]相关的宦官陈弘志所杀，郭氏之子李恒继位即唐穆宗，而其心腹陈弘志、王守澄等宦官势力^[注2]在后来也被视作弑逆的“元和逆党”。^[10][4]此后，宦官势力内部出现争权现象，而在这些手握军政大权的宦官势力的左右下，朝臣主要结为牛僧孺、李德裕为首的两党。其中，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等与牛党人士来往密切，而王守澄等则和李党人士来往较多。^[11][5][12]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唐敬宗又被宦官刘克明等杀害。同年，宦官王守澄扶立懿安郭氏嫡孙唐文宗李昂即位称帝。为监视唐文宗，王守澄还特意举荐了医士出身的郑注和没落士族李训作为唐文宗的随身侍臣。^[13][9]

唐文宗还未即位时就喜欢读《贞观政要》，暗自以唐太宗为榜样。继任皇位后，唐文宗励精图治、着意整顿朝纲，还释放三千宫女，罢掉教坊，去奢从俭，想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6]但朝廷政局被懿安郭氏及其宦官势力左右，作为懿安郭氏嫡孙，唐文宗对祖母表现得较为恭顺，^[14]却对处处掣肘其的宦官势力深恶痛绝，一直想除掉懿安郭氏背后的心腹宦官势力，为君父报仇雪恨，想把军权从王守澄等宦官手中夺回。^[6]

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应制举人刘蕡因不满宦官把持大权，在对策中列举宦官为祸的危害，抨击宦官“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的现象，并指出若不早日扫除宦官势力“宫闱将变也”。刘蕡的策论随后被朝廷内外守道士人争相传读，并引发强烈反响，甚至有官员在阅览其策论后“相对垂泣”，谏官御史为此“扼腕愤发”，而这些也促成了唐文宗下定决心开始清除宦官势力。^[15][16]

刘蕡策论事件发生后，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六月，唐文宗任用翰林学士宋申锡，欲除去宦官王守澄势力。但由于时任京兆尹^[注3]的王璠fán谋事不密泄露了消息，王守澄得知消息后反诬宋申锡谋逆，说他欲谋立唐文宗之弟漳王李凑为帝，唐文宗信以为真，于太和五年（公元831年）贬逐了宋申锡，并借势除去了漳王李凑在朝中的势力。但此后不久他就发觉自己被王守澄蒙蔽，并有意继续诛杀宦官。^[17][5]

当时，李德裕、牛僧孺为首的朝官势力相互倾轧，党争严重，且无意助唐文宗除去宦官，唐文宗对外朝朝官也多有戒心，却较信任来自社会下层的文人近臣。而唐肃宗时宰相揆kuí的族孙李训以及出身医士的郑注虽曾为王守澄举荐，但由于受到唐文宗赏识，且以李德裕为首的朝官势力阻碍了他们政治抱负的施展，于是想借助唐文宗清除朝堂政治阻力。在宋申锡被贬逐后，他二人见唐文宗经常心事重重，便在揣度他心意后，主动表示愿助唐文宗清除宦官势力。^[9][17]

在李训、郑注主动投靠的同时，唐文宗也想利用李训、郑注二人与王守澄的荐举关系，以减弱王守澄等势力的防备之心，从而确保去宦密谋不会被宦官势力提前觉察。在李、郑两人的帮助下，唐文宗于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利用牛僧孺与李德裕朋党之间矛盾，逐步将李德裕党人贬职外任，又利用宦官头目王守澄与牛僧孺党人之间的矛盾，除去牛党以及其背后的宦官权贵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随着王守澄之外的主要宦官势力被清除，也清除了宦官在朝堂的映射势力。^[9][18]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唐文宗将李训升任礼部侍郎、同平章事理宰相事，而郑注也被封为凤翔（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节度使，并与李训商定到任后会在凤翔挑选亲兵，继续谋划诛杀宦官王守澄等。^[17][19]但李训此时对“势位俱盛”郑注心存妒忌，并有意借助其力量除去所有宦官势力后，将他也一并除去。^[19]

左策军领军将领仇士良在拥立唐文宗继位时称立下功劳，却被王守澄压制排挤，多年来只能出任地方监军使，也因此和王守澄之间有较多矛盾。在李训、郑注的建议下，唐文宗于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封宦官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分去王守澄兵权，又将对此不满的王守澄升任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王守澄也因此被彻底夺去了兵权。同年十月，唐文宗令宦官李好古带着毒酒去王守澄宅第，将其秘密鸩杀。^[19][2][20]

王守澄死后，唐文宗下令将其下葬，并令神策军中尉以下的所有宦官为王守澄送葬，又允许郑注带亲兵为其护葬。而郑注则趁机关闭墓门，将送葬宦官砍杀殆dài尽。此后，其弟王守涓也被唐文宗派人除去。此前盘踞中央的主要宦官势力基本被除去。^[5][19]

且随着李训、郑注势力的增强，他们周围也逐渐聚集起一批锐于进取的士人，比如李唐宗室李孝本（时任刑部郎中）、李贞肃（时任左金吾卫将军），左金吾卫将领韩约，侍御使舒元舆，“孤寒”且有吏能的王璠，与李训交好的大理寺卿郭行余等，以及在郑注麾下任职的凤翔节镇的属官钱可复、卢简能、萧杰等。这些依附他们的文臣也大多出身寒素或家道中落，被士大夫朝官视作“冒进之徒”，在朝堂上受到排挤。而他们的支持，为甘露之变聚集起核心力量。^[9][18][3]

王守澄被除去后，李训、舒元舆等积极谋划欲继续诛杀仇士良等宦官势力。但因李训在诛杀王守澄后，提拔、任用裴度、令狐楚、郑覃等“狂险之徒”，行事愈发强横，一些有识之士对其谋划除宦之事开始有所疑虑，认为其谋必定会失败。^[19]

同时，因郑注此前在送葬王守澄时带亲兵诛杀宦官立下大功，李训为防此后的功劳被他抢走，与舒元舆等密谋过后，决定令亲信郭行余、王璠组建私兵，任用韩约以调动金吾卫兵，并同时依靠李孝本、罗立言所带领的御史台、京兆府势力，以先郑注一步诛杀宦官。^[19][21]

为此，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李训将郭行余提拔为邠bīn宁节度使，将王璠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将韩约升任为左金吾卫大将军，任罗立言为京兆尹，任李孝本为御史中丞，并令王璠、郭行余招募私兵备用。^[19][21]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新到任三日的左金吾卫^[注4]大将军韩约在朝会上突然提及，说位于含元殿之东的左金吾杖院里有石榴树天降甘露。这在当时被视作吉兆，百官纷纷向唐文宗朝贺，宰相李训、舒元舆也趁机劝说唐文宗前往察看，唐文宗表示同意后，群臣又一同前往含元殿列班。^[19][9][21]

唐文宗乘轿到达含元殿后，先令包含李训在内的中书省、门下省两省高级官员到金吾卫后院先行观露，以确定真伪。而李训等在查看过后对甘露真假表示怀疑，并奏请唐文宗先不要将此事当做吉兆昭告天下。唐文宗随即又令宦官头目仇士良、鱼志弘前往甘露处去查看确定。^[6][5][19]

仇士良和鱼志弘受令跟随韩约前往左金吾卫后院后，李训召集王璠、郭行余，令其去唐文宗处领旨后带兵入宫诛逆。王璠因为恐惧不敢前去，仅郭行余一人在含元殿接受了任命。此后，李训又派人去找由王璠、郭行余此前招募的、此时已在丹凤门外等候的几百名私兵，让他们来含元殿接受唐文宗诏令。但最后也只有郭行余麾下的河东兵前来接诏。^[19][21]

与此同时，陪同仇士良等前去观露的韩约因过于紧张，浑身流汗、面露异色被仇士良察觉到异常，继而发现了左金吾卫院中事先安排好的伏兵，正要外逃时见守门士卒欲关门阻拦，仇士良出言大声呵斥，并趁机遂奔回含元殿，向唐文宗禀明宫中或有兵变，欲带唐文宗离开含元殿。^[19][21]

李训见此，立马发出高赏令金吾卫兵务必保护唐文宗，并拉住唐文宗所乘软轿极力阻拦宦官将其带离。罗立言、李孝本此时也先后带领三百余京兆府巡逻士兵以及二百余御史台随从赶到含元殿，并一起诛杀宦官。而宦官郗志荣却挥拳打倒李训，趁乱将唐文宗带入宣政门，并在此后紧闭宣政门。^[19][21]

唐文宗被带离后，此前在含元殿的大臣四散逃离，李训情知不好，换上低阶官员的绿色朝服趁乱逃离，而宰相王涯、贾餗等自认为并未参与李训、郑注的密谋，便退至南衙政事堂听候消息。而仇士良等宦官此时已察觉此次政变原由或是唐文宗为诛杀他们而设，对唐文宗出言不逊，唐文宗却不敢作声。^[19][21]

仇士良等遂命五百神策军持刀在宫中逢人便杀，王涯等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士卒等千余人见此慌忙逃出宫外，其中有六百余人在途中被杀。此后，仇士良下令关闭宫门、城门进行搜捕，并派兵追捕已逃出城外的李训等。^[19][21]与此同时，身在凤翔的郑注正带领五百亲兵奔赴长安，途中闻知甘露之变失败，立马又折回凤翔。^[22]

步行逃至京城一处茶馆的王涯在随后被宦官派出的禁军所捕，并将他带上脚镣、手铐进行拷打，年过七十的王涯不堪其苦，自诬称此事乃是自己与李训合谋所为，意在想尊郑注为帝。^[19]

此前参与甘露之变谋划的王璠回到家后，用私兵护院、闭门不出，闻听前来搜捕的神策军道鱼志弘等欲升任其为宰相，喜而开门却发现被骗，被捕入左神策军中。而罗立言、李训等也先后被捕。^[19][5]

而在禁军在京中行搜捕之事时，诬称京城巨富胡证藏匿了贾餗，强行进入胡家进行抢掠。官员罗让、黎埴zhí等家中也被禁军抢掠，京城中一些不法分子也趁乱烧杀抢掠，京城随即起乱。^[19][6]

事发后不久，王涯、贾餗与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等相关人员全部被捉。次日，郑注被其监军宦官张仲清诱杀，其属官以及亲兵共千余人也被斩杀殆尽，这次政变也以失败而告终。^[5][19]

唐文宗时期的四宰相王涯、李训、舒元舆、贾餗以及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朝廷重要官员全被族灭，唐文宗则被宦官势力迫胁近乎被软禁。^[19][5]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唐文宗病逝后，仇士良、鱼志弘杀掉太子成美、杨贤妃、安王溶，扶立唐穆宗第五子李瀍为帝，并将得幸于唐文宗的内侍乐工诛杀、贬逐。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仇士良的官爵被削，家财被查没。而唐宣宗即位后，更是大力惩治宦官势力。大中八年（公元854年），唐宣宗下诏为甘露之变中受到处罚的宰相王涯、贾餗等人平反，但同时认定甘露之变中李训、郑注应当被处死。^[23][6][5]

甘露之变后，由于重臣王涯、贾餗、李训、舒元舆等全部被杀，接替他们为相的李石、郑覃无法与宦官抗衡，宰相职权持续被削弱，以致“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19][5][6]

甘露之变后，唐文宗抑郁而终，朝廷能与宦官势力对抗的都城卫军武力也被消灭殆尽，朝政大权完全被宦官势力掌握，藩镇势力趁机坐大与宦官势力交相为祸，唐皇室的继承权也完全被宦官操控，宦官势力在此后延续百余年，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且加剧了社会矛盾，致使唐朝走向持续衰亡之路。^[8][24]

甘露之变发生后次年，李商隐作《有感二首》，指出其之所以以失败而告终，是因为用人不当，谋划草率。^[25]《旧唐书》和《新唐书》评价李训、郑经为“诡辩阴狡”“浮躁寡谋”的小人，《资治通鉴》也认为李训、郑注为小人，进而认为甘露之变败于小人之手。^{[19][26][22][21][27]}

当代学者邝kuàng士元认为，成大事者必立威信，李训为相不过一年就仓促政变，且参与者多为庸碌之辈，无法调控禁军，导致甘露之变失败。^[8]当代学者张大民在译注《资治通鉴》时认为，甘露之变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宦官势力已成长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而唐文宗却未看到宦官势力与神策军的密切关系，妄想将宦官势力全部诛杀。在谋划甘露之变时又任用了性情狡诈的李训、郑注，除去王守澄后，不该任用仇士良致使其势力坐大，而李训和郑注两人间存有矛盾于谋事不利，且唐文宗过于急于求成，采用了冒险的方式，最终导致了甘露之变的失败。^[28]当代学者张秀枫认为甘露之变失败的原因在于李训、郑注的勾心斗角，均急立头功，未能真正控制禁军，且无周密计划，而唐文宗的临阵退缩也是甘露之变事变原因之一。^[29]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认为，唐文宗任用李训、郑注发动甘露之变，虽最终失败，但其功劳不可抹煞。^[30]

近代学者吕思勉认为，甘露之变后郑注还未被诛时，京师势力心生惊恐，直到其被诛杀，才人心稍安，由此可见，若甘露之变时有郑注势力相助，宦官所控制的神策军不一定能取得最终胜利。^[6]

当代学者冯辉在《唐帝列传》认为，甘露之变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在此前除去了陈弘志、王守澄等，清除了部分宦官势力，甘露之变中李训、郑注敢于担当重任，而唐文宗也有识人之明。^[31]

关于唐文宗是否参与密谋甘露之变，《新唐书》认为唐文宗是知情的，且宦官仇士良因在事发后得知了这一情况，还怒斥唐文宗。^[21]当代学者黄日初根据《旧唐书》的相关记载分析认为，唐文宗当时下令让其观露的除了仇士良、鱼弘志还有刘弘逸、薛季棱等宦官，且事发时他应对仓促像是不知情，进而认为唐文宗并未参与甘露之变的密谋并认为唐文宗虽厌恶仇士良等宦官，却想要任用依从他的宦官势力，并非真正想除宦。^[7]

首播于2018年的《柜中美人》，^[35]首播于2013年的纪录片《中国通史》^[注9]，^[36]首播于2021年的电视剧《御赐小仵作》都有关于甘露之变的叙述。^[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