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耆英

爱新觉罗·耆英（1787年—1858年），字介春，满洲正蓝旗人，清朝宗室、文渊阁大学士，嘉庆朝东阁大学士禄康的养子，生父为禄丰，祖父为炳文。^[1][2]

爱新觉罗·耆英凭借荫生身份，被朝廷任命为宗人府主事。^[2]道光二年（1822年），升任理藩院侍郎。道光五年（1825年），朝廷任命爱新觉罗·耆英为内务府大臣，他先后在工部、户部任职。道光七年（1827年），朝廷任命爱新觉罗·耆英为步军统领。道光九年（1829年），朝廷提拔爱新觉罗·耆英为礼部尚书。道光十五年（1835年），爱新觉罗·耆英因勘察选定龙泉峪陵寝吉地有功，朝廷加封其为太子少保。道光十八年（1838年），朝廷任命爱新觉罗·耆英为盛京将军。^[2]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爱新觉罗·耆英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3][2]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英国舰船全部驶出吴淞口。朝廷任命爱新觉罗·耆英为两江总督，命令他筹办通商事务。^[2]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朝廷任命爱新觉罗·耆英为钦差大臣，派他前往广东商议通商章程。随后，他与英国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3][2]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爱新觉罗·耆英任职两广总督时，分别与美国和法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道光皇帝因其“抚夷”得力，退敌有功，赏赐耆英“有胆有识”“有守有为”两块匾额。^[3][2]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朝廷任命爱新觉罗·耆英为协办大学士，留任两广总督。^[2]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朝廷任命爱新觉罗·耆英为文渊阁大学士。道光三十年（1850年），爱新觉罗·奕詝（咸丰帝）即位，爱新觉罗·耆英应诏上书陈述政见，因言论偏激遭到咸丰帝斥责，将爱新觉罗·耆英降为部院属官，没过多久，又安排他出任工部员外郎。^[2]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兵临天津要求修改条约，咸丰帝派桂良、花沙纳赴津交涉，经巡防王大臣举荐，授侍郎衔的爱新觉罗·耆英奉命前往参与谈判；但英军获取到爱新觉罗·耆英以往掩饰实情的奏折档案后拒绝与其会面。爱新觉罗·耆英心生恐慌，未等朝廷批复便擅自返回通州，欺瞒朝廷的行径遭到大臣弹劾，咸丰帝下旨将其治罪，勒令爱新觉罗·耆英自尽。^[2][3]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爱新觉罗·耆英出生，隶属于满洲正蓝旗。其为嘉庆朝东阁大学士禄康的养子，生父为禄丰，祖父为炳文。他凭借荫生身份，曾被朝廷任命为宗人府主事一职。^[2][1]

道光二年（1822年），爱新觉罗·耆英升任理藩院侍郎，朝廷将爱新觉罗·耆英调往兵部任职。道光四年（1824年），爱新觉罗·耆英负责护送没有官职差事的宗室人员，迁移安置到双城堡。道光五年（1825年），朝廷任命爱新觉罗·耆英为内务府大臣，他先后在工部、户部担任职务。道光七年（1827年），朝廷任命爱新觉罗·耆英为步军统领。道光九年（1829年），朝廷提拔爱新觉罗·耆英为礼部尚书，他管理太常寺、鸿胪寺、太医院的事务，同时兼任都统。道光十二年（1832年），京城及周边地区发生旱灾，爱新觉罗·耆英向朝廷上奏，请求整顿官吏、宽减刑罚，道光皇帝赞许并且采纳了爱新觉罗·耆英的建议，道光皇帝任命爱新觉罗·耆英为内大臣。道光十四年（1834年），因为爱新觉罗·耆英管理步军统领的事务勤勉尽责，朝廷为其记录嘉奖。他又先后出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道光十五年（1835年），爱新觉罗·耆英因勘察选定龙泉峪陵寝吉地有功，朝廷加封其为太子少保。道光皇帝命令爱新觉罗·耆英前往广东、江西查办案件。道光十七年（1837年），宫内太监张道忠触犯赌博律法，爱新觉罗·耆英徇私包庇，将张道忠释放。这件事情败露之后，朝廷将爱新觉罗·耆英降为兵部侍郎。不久之后，朝廷外放他担任热河都统。道光十八年（1838年），朝廷任命爱新觉罗·耆英为盛京将军。道光皇帝下达诏书严厉查禁鸦片，无论宗室人员、觉罗人员，全部依照法律惩治。爱新觉罗·耆英向朝廷上奏，请求推行旗人、普通民众十家联保的制度，方便官府核查管控。道光二十年（1840年），沿海边防局势紧张，爱新觉罗·耆英上书朝廷，提出旅顺口是水上交通要道，清朝应当占据险要地势做好防务准备。英国舰船驶入奉天所辖海域，英国舰船先后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巡弋，锦州、山海关两地都布设了防御兵力。^[2]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广东的战事形势危急，朝廷调派爱新觉罗·耆英出任广州将军，朝廷授予他钦差大臣头衔，命令其办浙江地区的对外军务。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吴淞炮台失守，道光皇帝命令爱新觉罗·耆英会同伊里布赶赴江苏，根据实际局势处理战事。英国军队已经攻入长江水域，英国军队攻破圌山关，英国军队攻陷镇江，英国军队占据瓜洲。爱新觉罗·耆英与扬威将军爱新觉罗·奕经先后向道光皇帝上奏，请求笼络安抚英国军队，谋求议和。^[2]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英国军队进逼南京下关，伊里布率先抵达南京。爱新觉罗·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3][2]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英国舰船全部驶出吴淞口。朝廷任命爱新觉罗·耆英为两江总督，朝廷命令爱新觉罗·耆英筹办通商事务，同时命令他拟定浙江、福建因地制宜的治理对策。^[2]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朝廷任命爱新觉罗·耆英为钦差大臣，朝廷派遣他前往广东商议通商章程。他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3][2]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爱新觉罗·耆英任职两广总督时，分别与美国和法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道光皇帝却因其“抚夷”得力，退敌有功，赏赐耆英“有胆有识”“有守有为”两块匾额，以示嘉奖。^[3][2]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朝廷任命爱新觉罗·耆英为协办大学士，他继续留任两广总督。比利时、丹麦等国请求和清朝通商，道光皇帝命令爱新觉罗·耆英体察实际情况，对这些国家加以管控约束。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朝廷开展京官考核，因为爱新觉罗·耆英殚精竭虑镇守海疆，朝廷对爱新觉罗·耆英给予记录嘉奖。他向朝廷上奏关于训练军队的相关事务，爱新觉罗·耆英抄写唐代大臣陆贽论述守备防务的奏疏，爱新觉罗·耆英请求道光皇帝把这份奏疏下发给各地将军、督抚，让各地将军、督抚放置在案头作为参考。英国方面提出要在西藏划定边界、开展通商，道光皇帝告诫爱新觉罗·耆英必须坚守已经签订的条约，道光皇帝要求爱新觉罗·耆英不能被英国的说辞蛊惑动摇。^[2]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国舰船突然驶入广州内河，英国方面要求进入广州城的态度越发强硬。爱新觉罗·耆英敷衍许诺，两年之后会履行允许英人入城的约定，英国军队这才撤退；爱新觉罗·耆英主动向道光皇帝请求治自己的罪。道光皇帝下达谕旨，要求爱新觉罗·耆英严加防备，道光皇帝要求他务必做到万无一失。^[2]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爱新觉罗·耆英请求进京觐见道光皇帝，他希望留在京城任职。道光皇帝赏赐给爱新觉罗·耆英双眼花翎，道光皇帝安排爱新觉罗·耆英管理礼部、兵部事务，爱新觉罗·耆英同时兼任都统。不久之后，朝廷任命爱新觉罗·耆英为文渊阁大学士。道光皇帝派遣爱新觉罗·耆英前往山东查办盐务，道光皇帝命令爱新觉罗·耆英检阅浙江的军队。道光三十年（1850年），爱新觉罗·奕詝（咸丰帝）即位。爱新觉罗·耆英响应咸丰皇帝求言的诏书，向咸丰皇帝上书陈述政见。爱新觉罗·耆英的奏疏递交给咸丰皇帝之后，咸丰皇帝专门下达谕旨说道：“爱新觉罗·耆英身为朝廷宰相，爱新觉罗·耆英的一言一行，都是满朝文武效仿的标杆。爱新觉罗·耆英随意发表政见，爱新觉罗·耆英所持观点过于偏激，爱新觉罗·耆英明显违背古代圣贤训诫，爱新觉罗·耆英这套主张所带来的弊端数不胜数。”咸丰皇帝传下圣旨严厉斥责爱新觉罗·耆英。爱新觉罗·耆英内心惶恐不安，爱新觉罗·耆英多次称病请假。咸丰皇帝亲笔写下诏书，公布穆彰阿与爱新觉罗·耆英的罪状。咸丰皇帝斥责：“爱新觉罗·耆英在广东压制本国百姓、讨好外国洋人，爱新觉罗·耆英随口许诺洋人进入广州城，爱新觉罗·耆英几乎酿成难以预料的大变乱。爱新觉罗·耆英多次向朝廷诉说洋人势力可怕，爱新觉罗·耆英一味对外妥协周旋，爱新觉罗·耆英只谋求保全自己的官位俸禄。穆彰阿的奸邪隐晦难察，爱新觉罗·耆英的过错昭然显露，穆彰阿、爱新觉罗·耆英二人祸害国家，罪责相同。”咸丰皇帝念及爱新觉罗·耆英当时是迫于局势压力，咸丰皇帝对爱新觉罗·耆英从宽处理，将爱新觉罗·耆英降为六部当中的普通属官。没过多久，又安排他出任工部员外郎。^[2]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向北进攻。爱新觉罗·耆英的儿子，马兰镇总兵爱新觉罗·庆锡向咸丰皇帝上奏，请求自己与父亲、兄弟一同奔赴前线作战。咸丰皇帝命令爱新觉罗·耆英跟随巡防王大臣出力办事；又因为爱新觉罗·耆英捐献军饷，咸丰皇帝赏赐给爱新觉罗·耆英四品官顶戴。咸丰五年（1855年），爱新觉罗·庆锡向下属官员借钱，这件事遭到别人弹劾。爱新觉罗·耆英因为私下提前把消息告知爱新觉罗·庆锡而获罪，朝廷革除爱新觉罗·耆英的官职，将爱新觉罗·耆英圈禁看管。^[2]

咸丰八年（1858年），英国纠集法兰西、美国、俄罗斯的兵舰进犯天津，外国方面要求朝廷修改已经签订的条约。咸丰皇帝派遣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火速前往天津办理对外交涉。巡防王大臣向咸丰皇帝举荐爱新觉罗·耆英，称爱新觉罗·耆英熟悉对外事务。咸丰皇帝召见爱新觉罗·耆英，爱新觉罗·耆英主动向咸丰皇帝表示，自己愿意承担这项艰难任务。咸丰皇帝授予爱新觉罗·耆英侍郎官衔，派遣爱新觉罗·耆英前往天津开展谈判。曾在广州城陷落时，爱新觉罗·耆英过往上奏朝廷的奏折档案落入英国人手中。英国人翻译了这批档案之后，英国人发现爱新觉罗·耆英的许多奏疏掩饰实情、弄虚作假，英国人因此十分厌恶爱新觉罗·耆英。等到爱新觉罗·耆英抵达天津之后，英国方面拒绝和爱新觉罗·耆英会面。爱新觉罗·耆英内心恐慌，想要离开天津，爱新觉罗·耆英没有等候咸丰皇帝的批复，就擅自返回通州。爱新觉罗·耆英欺瞒朝廷的事实彻底暴露，王公大臣纷纷上奏弹劾爱新觉罗·耆英。咸丰皇帝下达严厉圣旨，下令抓捕爱新觉罗·耆英治罪，咸丰皇帝命令其自尽。^[2][3]

截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鸦片战争已经进行了近两年。英国远征军在广东沿海、江浙海口的袭击并没有彻底打垮清王朝的抵抗意志，争战的迁延使英国远征军陷入了泥潭。为了尽快摧毁大清臣民的抵抗意志，结束这场战争，英军计划利用优势的海军力量侵入长江一线，阻断南方漕粮的北上运输线，迫使清廷接受英国提出的筹码，于是英国远征军在六月十四日进攻镇江。在经历了血腥厮杀之后，英军占领了镇江，稍俟休整，继续溯江而上，直指南京。此时两江总督牛鉴已经丧失了抵抗信念，将战略重点从部署防守转到向英军求和。^[4]

道光帝委派的钦差大臣爱新觉罗·耆英和伊里布此时正追随在英军军舰后面妥协求和，从宁波、乍浦、吴淞一直追到镇江。在镇江开战前，爱新觉罗·耆英、伊里布仓促间向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递交了私人信函，但充满乞和字眼的文字中并没有能够满足英军胃口的任何允诺，自然也就无法阻拦英军发动的镇江攻城战。镇江被攻下后，璞鼎查给爱新觉罗·耆英、伊里布复照，声称爱新觉罗·耆英、伊里布应该带赎城款到南京等待赎城。正当爱新觉罗·耆英、伊里布左右为难之际，收到了道光帝的谕旨，授予爱新觉罗·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的权力。原来，璞鼎查率军逼近南京时，自感守城有责的牛鉴在两日之内连续给璞鼎查发去6道照会，讨价还价，并在飞书请爱新觉罗·耆英、伊里布快速到南京解救危机的同时，八百里加急上奏道光帝，告知危情。镇江城破后滞留无锡的爱新觉罗·耆英、伊里布缓缓地挪到南京，在收到道光帝的授权后随即展开求和活动。^[4]

伊里布的家仆张喜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首先代表伊里布与璞鼎查的代表马儒汉在南京城外下关的静海寺就英方的开价进行了初步的商讨。不久，原吉林副都统、四等侍卫咸龄，署江宁布政使、江苏巡按黄恩彤参与进来，与马儒汉重开谈判。七月十五日，爱新觉罗·耆英、伊里布登上英舰拜访璞鼎查。二十一日璞鼎查率人进入南京城，正式交付签约文本。本来爱新觉罗·耆英提议立即签字，以便使英军尽快离开南京，但璞鼎查还需要一个隆重的签约仪式，炫耀武力。七月二十四日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上，爱新觉罗·耆英、伊里布在条约文本上盖用关防并亲笔画押。9天后，道光帝愤懑之中夹带着无奈的授权谕旨才到达南京，然而他的臣子早已代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4]

1843年年7月22日，爱新觉罗·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移师虎门，订立《五口通商章程》及其附录《海关税则》，即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作为《南京条约》补充，改变船钞和货税税率。康熙年间，清政府关税分为船钞和货税。船钞是对商船征收税，船只出入海关必须交船钞。康熙年间，大型船只船钞为1200两白银，中型船只960两，小船450两。《五口通商章程》按照具体吨位计船钞，又称吨税，规定“凡英国进口商船，应查照船牌开明可载若干，定输税之多寡，计每吨输银五钱。”根据《厦门志》（道光）记载：（洋船）大者可载万余石，小者亦数千石。1石约等于0.15吨，即当时大型洋船1500吨左右，以每吨交五钱，船钞为750两白银，比起清政府原本规定1200两白银大大降低。^[5][3][2]

1843年10月8日，清政府钦差大臣爱新觉罗·耆英与英国公使璞鼎查在广东虎门签订《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虎门条约》原称中英《五口通商附贴善后条款》，又称《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共13款，附有《小船定例》3款。主要内容：一、片面最惠国待遇，中国“有新恩施及各国，应准英人一体均沾”。二、准许英人在五口租地造屋，永久居住。后来英国据此加以典解，于1845年在上海强迫清政府划定“租界”，各国相继效法，纷纷在通商口岸建立侵略据点。同一天英国又强迫清政府在虎门正式订立了已先于7月22日公布实施的《五口通商章程》，作为《虎门条约》的一部分。其主要内容是：一、明文规定了统一的五分税率，即肯定了无论何种货物，一律值百抽五。二、领事裁判权规定“英人华民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中国独立自主的司法主权受到严重损害。^[6]

祖父：炳文^[1]

生父：禄丰，广西道监察御史^[1]

生母：伊尔根觉罗氏^[1]

养父：禄康，禄丰之弟，东阁大学士^[1]

妻子：瓜尔佳氏^[1]

儿子：庆锡、庆贤^[1]

耆英号帆船

靠风帆船打天下的西方列强，对中国帆船特别感兴趣。比如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外甥——中国海关第四任总税务司梅乐和，就搜集了100多件中国船模，最后，都带回了英国。但是，大清规定禁止中国人卖大船给外国人。所以，1846年8月，英国人在广州看上一艘在南洋贩运茶叶的中国商船后，即以秘密方式与船主进行交易，随后把它开到英国占领的香港停泊、整修，并给它起了一个中国名字——“耆英号”，在英国人眼里，与他们签了一系列卖国条约的耆英，是个“通情达理”的清国外交官，是个吉祥的名号。^[7][8]

承平之世尚需恪守君臣之道，乱世之秋更需帝王权威。爱新觉罗·耆英未能审时度势而触犯龙颜，在崇尚君臣父子之道的封建时代，因联获刑只是个借口而已。肃顺力主处死爱新觉罗·耆英，是对鸦片战争以来昏暗官场的一次大肃清。（《文史博览》杂志社 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