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奕詝

爱新觉罗·奕詝（1831年7月17日—1861年8月22日，规范字宜作“奕𬣞”），自号且乐主人。^[6]是清朝第九位皇帝，入关后的第七位皇帝，蒙古人称为图格莫尔额尔伯特汗，史称咸丰帝，年号“咸丰”，^[7][8]也是清朝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拥有实际统治权的皇帝，同时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9]奕詝是清宣宗道光皇帝第四子，生母为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niǔ hù lù shì]。^[3]

奕詝生于圆明园湛静斋（后更名基福堂），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宣宗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帝病逝，奕詝继位。^[2]即位后，奕詝面临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为了挽救统治危机，重用汉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六日，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总管园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次日，圆明园遭到抢劫，之后被焚毁殆尽。清朝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2]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随即向北京进犯，咸丰帝逃往热河，并命恭亲王奕䜣留京议和。^[10][11]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立其子爱新觉罗·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十七日（8月22日），咸丰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病逝，终年三十一岁。卒谥协天翊[yì]运执中垂谟懋[mào]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庙号文宗。葬河北遵化清东陵之定陵。^[3][2]

学者高文文认为，他是勇于改革的君主，即位后采取果断姿态应对政治危机。为挽救局面，任能臣，努力重朝纲领。^[12]学者徐彻认为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一位忧患皇帝和风流天子。^[13]他一生耽于逸乐，庸碌无为，面临内忧外患，依然纵情声色，不问朝政。^[14]清王朝从太平天国的威胁和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中振作起来后，已经筋疲力尽。而咸丰帝也在热河一病不起，不久之后便结束了对清王朝的统治。^[15]《故宫珍本丛刊》中收录了奕詝所作《清文宗御制诗文》，^[16]其中有《新竹二首》《赋得泠泠修竹待王归》等诗文。^[17]

道光十一年（1831年），奕詝生于圆明园湛静斋（后更名基福堂），生父是清宣宗道光帝，生母为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3]

奕詝幼年生活优越，但在他10岁不到的时候，生母孝全成皇后便病死，之后奕詝就由奕訢[yì xīn]的生母静贵妃抚养。静贵妃对奕詝处处关心照顾，奕詝和他年岁相仿，小时候共同读书习武，亲密无间。^[18]

道光十六年（1836年），奕詝年仅六岁便按照清朝制度去皇宫中的上书房读书。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一道谕旨是这么规定的：“诸皇子六岁以上即上书房读书，皇孙、皇曾孙亦然。”^[19]

当时皇子在上书房读书，有很多规矩需要遵守，休息的时间和功课完成度也有相关规定，如有违反还会受到惩罚^[注1]。奕詝在上书房拜杜受田为师，完成了早年的学习。^[19]

奕訢是道光帝第六子，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一月，生母为静妃博尔济锦氏（孝静成皇后）。^[20]

道光帝的儿子中，奕詝最大，虽然他有五个弟弟，但是五弟被过继，其他三个弟弟年纪又较小，和他一同竞争皇位的对手只有奕訢。而奕詝、奕訢都有各自的优势^[注2]，且奕訢的胜算更大^[注3]。^[20]

但是道光帝认为当皇帝不仅要仁爱、仁孝，更要和自己的性格秉性差不多，而奕詝受老师杜受田的指导，多次在道光帝面前立下忠厚孝悌的形象，终于被道光帝认可，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被立为皇储。^[20]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六月十六日，道光帝写下了一道立储诏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20]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三日，道光帝病笃，写下一道硃[zhū]谕：“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十四日，道光帝又召见十位重臣入宫，公示了道光二十六年写的立储诏书和前日写的硃谕后，又将自己平日所用的朝冠、朝珠亲自为奕詝戴上，以此证明立储诏书的合法性。至此，奕詝的皇位已经确定。按照清代制度，新皇帝奕詝当日下午护送大行皇帝的遗体至城内紫禁城乾清宫停放。宣宗逝世后，正月己未日（1850年3月9日），咸丰帝正式即位，颁诏覃恩，以第二年（1851年）为咸丰元年。^[20]

道光三十年（1850年），奕詝即位后尚不满19岁，毫无政治经验。但自清入关二百年，封建王朝统治已经规范化、格式化，只要按章办事即可，且清朝强调恪守“祖制”。^[21]

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特旨通行晓谕：“凡九卿科道，于用人行政一切机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以副朕集思广益之意。”他下令各省督抚查看下属，如有才德兼优、诚心任事者“酌保数员，候朕简用历任”。又下令在京部院大臣保奏品学纯正、才德出众之员，并允许向例不得奏事的各省布政、按察两使，“各抒所见”，密封交本省督抚代呈。至此，各地人才得到任用。^[21]

肃党是以肃顺为核心，包括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等人在内的官僚集团，时人称之为“肃党”。^[22]

肃顺是满洲镶蓝旗人，郑亲王端华同父异母的弟弟，在道光朝并无显赫地位与官职。因其刚毅果敢、强闻博记，在载垣、端华等人的援引下，很快得到咸丰帝信任与重用。自咸丰四年（1854年）以后，肃顺先后调任御前侍卫、工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等职，一路迁升，从无革职。随着肃顺权势的膨胀，在他周围连渐聚集了一批官员，到咸丰十年（1860）左右，基本形成了“肃党”。^[22]

肃顺进入最高统治决策集面以后，在咸丰帝的支持下，针对清政府存在的诸多弊病、弊端，进行了一些较为重大的整顿改革。^[22]

清王朝一直倚重满族官员，但咸丰帝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已今非昔比，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八旗军惨败，清廷正面临统治危机。^[23]

此时，清政府内部的满族亲贵重臣如以文庆、肃顺为代表的中央官僚秉持知人善用的原则，认为唯有采取以汉制汉的政策才能挽救清朝危局，不启用汉臣就难以摆脱当前统治危机，其中肃顺认为“两害相比取其轻”，力主破除满汉成见，予汉人将领以地方军政实权，暗助曾国藩等汉族官僚。^[24][25]咸丰帝接受了肃顺的建议，任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僚，在1861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成为清朝的中兴名臣。^[23]

咸丰帝在肃顺等人的赞辅之下，决定对败坏的吏治进行改革。在未经军机处拟旨的情况下，写了一道上谕批判穆彰阿、耆英[qí yīng]两位前朝重臣。最终，咸丰在肃顺等人的辅助下将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耆英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回家候补，至此咸丰帝一举改变了道光年间“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秘诀。^[23]

咸丰元年（1851年）元月，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以“拜上帝会”为名，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了这次起事。两年时间，太平军先后攻取了汉阳、岳州、南京等南方重镇，威胁清朝中部腹地。^[26]

咸丰三年（1853年）初，咸丰下了《罪己诏》，下令礼部及各地大吏将《罪己诏》习刻誉黄，宣示中外。^[21]

自太平天国起义至南京失守，咸丰帝已先后从18行省调集外省兵丁84700余名，连同本省征集兵丁近10万人，拨放军费银达2510万两，精心策划一系列方略部署全部失败。^[21]

太平军定都南京后开始了北伐和西征。^[21]

咸丰三年（1853年）至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先后攻克滁州、临淮关、亳州，五月，进至河南，渡黄河，九月，占深州，迫近北京。咸丰帝多次任命钦差大臣对付北伐军，同时，北京城戒严，派其弟奕訢成立京师巡防处，以防万一。北伐军直到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才南撤至隶阜城。^[21]

太平军西征军由南京出发，再占安庆，围攻南昌，分占赣、皖各属。九月进入湖北，据汉阳、汉口。十二月攻占庐州，安徽巡抚江忠源负伤投水死。次年四月，西征军兵锋再进湖南，六月，再占武昌。对于西征一路，咸丰帝未派统帅临阵，只是酌调兵协助当地官员防堵，并命向荣、琦善两军营派兵支援。这一严重失误，致使太平军顺利地建立起皖赣根据地，开始了长期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太平军没有集中力量全力进行北伐以及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的“天京事变”，清廷因此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21]

太平军兴，咸丰多方筹措，开捐输，清家底，挪闲款，迫令各省交钱。他甚至还下令将内府所藏的乾隆年间御制的三口大金钟熔化，取金以充军需。^[21]

至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咸丰帝共拨军费银将近三千万两，而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二十二万两，连京城官兵的俸饷也没有了。为了解救财政危机，咸丰帝下令由户部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批准通行官票，后又批准印制钱票，以纸代银、钱。^[21]

咸丰四年（1854年），咸丰因铸大钱的铜料不足，还批准了铸造当一、当五、当十的铁大钱，甚至批准铸造铅钱。此类票、钱，引起金融市场的极大混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滥发官钞非但没有纾解财政，反倒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而官商乘机勾结，“侵占挪用”，“拒收买抵”，从中牟取暴利，将币制改革失败的恶果转嫁于百姓头上，当时“五城内外兵民不下数百万户，各粮行抬价居奇，小民每日所得钱文，竟不能供一日之饱”。咸丰八年（1858年）底，肃顺改任户部尚书，决心整顿财政积弊。^[21]

自咸丰三年（1853年）下半年起，各军统兵大员再也收不到中央财政拨发下来的银、钱。他们只能一方面裁减兵勇，以节其费;一方面自筹款项。负责琦善军营粮饷的帮办江北军务刑部侍郎雷以诚，根据幕客钱江的建议，在扬州创办厘金^[注4]，以济军需。^[21]

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雷以诚扩大厘金范围，向里下河各州县征抽，同时上奏以闻。咸丰帝据此命令江苏省筹办厘金。是年底，咸丰帝又根据户部的建议，下令用兵各省推行，尔后遍于全国。厘金制度的实行，为清政府筹措了大量的军费。^[21]

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国向咸丰帝提出修约等要求，遭到咸丰帝拒绝。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再次对清廷宣战，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帝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26]

咸丰十年（1860年）春，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六月，联军向大沽口进攻，咸丰帝下谕旨称“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七月，英法联军进攻北塘，咸丰帝和战不定，痛失歼敌的良机，当清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之时，咸丰帝竟令清军统帅离营撤退，大沽再次沦陷。英法联军以和谈为掩护，继续组织对北京的进攻，在通州八里桥之战击败清军后，进攻北京，史称“庚申虏变”。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仓皇逃亡热河，命恭亲王奕訢留京议和。^[26]

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六日，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总管园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次日圆明园遭到抢劫之后被焚毁殆尽。

奕訢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承认了咸丰八年（1858年）沙俄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ài huī ]》。^[26]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自天津一直打到了北京东面通州的张家湾、河西务一带，直逼北京。咸丰帝一面派怡亲王载垣、军机大臣穆荫赶赴通州与英法议和，一面准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22]

当时众多朝臣坚决反对咸丰帝北逃，一是担心有人会乘机觊觎皇位，导致皇权旁落，二是认为皇帝的责任在于保存江山杜稷、保卫祖宗陵寝，不能做致祖宗宗庙于不顾的逃跑皇帝。^[22]

咸丰帝和另外一些大臣们认为，唐玄宗和唐德宗，在“安史之乱”和“泾源兵变”之时，都曾弃离京城长安出走，但后来都镇压了叛乱，再度中兴。暂时北走热河，并不一定如有些人所说的那么可怕。^[22]

但是，也有些胆大的朝臣向咸丰帝指出的是“死路一条”。潘祖荫的奏折内即有“国君死社稷，上欲何往”一语，意思是说，一旦北京失守，皇上应以死而殉江山、社稷与宗庙。^[22]

咸丰帝不愿以身殉国，下定决心带领一部分王公大臣北逃，一时间北京城内人心惶惶，流言四起。^[22]

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十一日，咸丰传谕准备13日回銮，临行前因病改期。其后，时病时愈，一直未能启驾。六月中旬，咸丰病情加重，但清歌妙舞，照常供应。八月初，病稍愈。八月二十日，咸丰病增，而花唱照旧。二十一日晚膳后，咸丰忽然晕厥不起。次日，咸丰帝因久患虚痨死于热河行宫中。死前咸丰口述遗诏，载垣代笔：一、恭亲王奕䜣为议和大臣；二、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赐给皇后、懿贵妃印章各一枚，名曰“御赏”“同道堂”，所有圣旨须盖这两枚印章才能有效；三、着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等八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27][28]

奕詝去世后，庙号为文宗，谥号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下葬于清定陵。^[3]而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打倒了顾命八大臣，两宫太后辅佐载淳，总摄朝政，史称“辛酉政变”。^[29]

辛酉政变后，奕詝在皇权上，立载淳为皇太子，安排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辅佐皇太子，赞襄一切政务。设立军机大臣，安排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额驸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以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yòu瀛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在后宫，奕詝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印章却由慈禧掌管，并且规定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须同时印有这两枚御章才有效。^[30]封奕訢为恭亲王，分府建藩，任内廷行走，令总理行营事务。^[2]让奕訢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31]

在政治上，为挽救统治危机，奕詝任贤去邪，重振纲纪。重用汉族官僚曾国藩，依靠其训练指挥的汉族地主武装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提拔敢于任事的肃顺，支持肃顺等革除弊政。同时，奕詝罢斥了道光朝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贪位保荣、妨贤病国的穆彰阿，处决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主持和局、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官员耆英。^[1]

在军事上，曾国藩接到咸丰帝奕詝令其协助湖南巡抚帮办湖南团练的寄谕，建立湘军，对抗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奕詝命清军加强大沽口防务。1860年，在清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之时，令清军统帅离营撤退，使大沽沦陷。命八旗官兵按绿营定例执行休致、给俸。^[2]

在经济上，为了镇压太平军，滥发大钱，引发通货膨胀。同时征收商业税和农田税。^[30]1853年，准许各地设卡抽取“厘金”，镇压太平军的军费。^[2]

公元1856年，派桂良、花沙往天津与外国列强议和，与英法美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公元1860年，派遣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与英、法议和。^[32]同年，在逃亡热河时任命奕訢为全权大臣，留京议和，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31]1860年12月，设立总理外国事务衙门，派奕忻、桂良、文祥管理，办理对外交涉。^[2]

在文化上，依据肃顺的处置方案，严格处置了科场舞弊案。^[30]

爱新觉罗·奕詝主要作品，《故宫珍本丛刊》收录有《清文宗御制诗文》，有370余首诗传世。^[16][33]

咸丰帝在位期间，清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内忧外患，遍地硝烟，局势动荡不安。咸丰身负社稷之责却无力回天，最终成为了一位苦命皇帝。在临终前，咸丰没能平衡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之后慈禧“垂帘听政”局面的出现，更是与咸丰有关，它影响了中国近50年的历史进程。^[34]

学者冯尔康提出，对于咸丰帝的为人，《清史稿》的评论是很中肯，谓之“任贤擢zhuó才，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3]。似是睿智善断之君。从召见中看，咸丰帝是位遇事感觉新鲜，很有好奇心，乐于了解下情，希望获取治理经验的皇帝。他好问，下指令并不多。他20岁（实岁18）登基，应当具有有为年轻人的好学精神。^[35]

刘体仁在《异辞录》中提到：“文宗勤于政事，万几之暇，颇耽逸乐，王心弗善焉。文宗用人，惟贤是尚，不分满汉。”意思是咸丰勤于政事，日理万机，闲暇之余就会沉溺娱乐，作为帝王心地善良。且咸丰唯才是用，不分满汉民族。^[36]

著名历史学者茅海建认为，咸丰帝知道自己不是绝顶聪明，但绝不会承认自己不够当皇帝的资格，他知道了太多当皇帝的规范、原则、机谋、策略和秘诀，知道了太多的成功和失败的治国经验。他认为只要按照恩师杜受田的教诲，只要按照千年不变的政治教科书所阐释的经义，只要按照已创造出的“康乾盛世”的祖制，必然会创造出一片辉煌。他非常注重克己，尽量使自己的一切行为符合“帝德”。即使是对他个人的私行的批评，也最终采取宽容的态度，这在历代帝王亦属罕见。^[37]

学者高文文在《清朝十二铁帽子王》中评价道，咸丰帝是一位积极勇于改革的君主。他继位后，勤勉处理政务，积极进行朝政改革，以挽救政治危机。他重用了汉族官员曾国藩等，还提拔肃顺等有能力之人，力图拯救政治危机，恢复朝纲。^[12]

从咸丰帝的一生去看，他在处事方面有两大特点：一是意气用事。一是胸无韬略。对于一个国君来说，有这样两个特点是大忌，会给国家带来大祸。^[38]

刘瑞方在《中国皇帝史》一书中是这样评价咸丰的：勇于对内和怯于对外的咸丰帝。因为对于太平天国所反映出的反封建思想和中国面临的压迫剥削，咸丰帝毫无所知，他只知道凡是起义造反的，就要坚决镇压；而对于外国侵略者，咸丰帝事先既无起码的应急准备，事后也没有对付的章法，他只是颁发诏书要求控制外夷，非内可比，必须操纵得宜。^[39]

著名清史研究专家阎崇年认为“咸”是普遍的意思，“丰”是富足的意思，“咸丰”是天下丰衣足食的意思。可是在当时，所谓“天下丰衣足食”，只能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咸丰皇帝面临着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严重局面，而他却无胆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咸丰做了十一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40]

而对于奕詝的品行，王开玺提出，奕詝性情稳重内敛，给人以忠厚仁德、谦恭温良、诚朴宽谨之感，实则遇事优柔寡断，少有魄力。“受川朝夕教诲，必以正道”，即是说奕詝在师傅杜受田的教导之下，学习的仍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诗文习作之类。这些所谓的“正道”，内容陈旧，不但根本无法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就连错综复杂的国内问题也儿无招架之功。^[41]

同时学者冯尔康还提出咸丰帝记忆力可能不好，或者不善于记忆，他同张集馨在六年（1856）的谈话，到九年（1859）再见时，问了许多重复的事。如张集馨是怎样队马受伤的，他在仪征老家的人有无在太平军进城时伤亡，张集馨在向荣江南大营是否管粮台，写奏折，张在北京有无住房。皇帝日理万机，那些琐事不会记得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咸丰帝丧失的记忆太多了，不便承认他是聪睿之人。说他洞察力很强，根据并不充足。^[35]

爱新觉罗·颙琰[yóng yǎn]（1760-1820年），清仁宗，高宗乾隆第十五子，年号嘉庆。1796-1820年在位。

统治期间，政治上腐败，贪污贿赂风行；土地高度集中，不断爆发农民起义。为维护其统治，在嘉庆八年，十八年先后镇压白莲教起义和天理教起义。嘉庆十八年又重申严禁贩运鸦片烟律，规定官民食者并罪。1820年死于热河避暑山庄。庙号仁宗。^[42]

爱新觉罗·旻mín宁（1782--1850年），清宣宗，仁宗次子，年号道光。1820-1850年在位。

道光十八年（1838年）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战败，在英国的胁迫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又与美、法等国签订了《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自此，中国开始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42]

孝全成皇后，钮祜hù禄氏（1808年-1840年），是二等侍卫、一等男颐龄之女。^[43][44]

咸丰帝生前死后共有三位皇后。^[45]

萨克达氏（？-1849年），隶属满洲镶黄旗，其父太仆寺少卿富泰。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二月，与还是皇子的咸丰帝举行婚礼。婚后仅一年多去世。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即位后追封萨克达氏为“孝德皇后”。^[45]

慈安（1837年-1881年），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广西右江道、累赠三等承恩公穆扬阿之女。^[45]

慈安入宫后深受咸丰宠爱，仅四个月便从嫔妃升为皇后。咸丰帝死后，慈安联合慈禧掌握了朝廷大权，垂帘听政，被世人称为“东太后”。^[45]

慈禧（1835年-1908年），叶赫那拉氏，满洲镶黄旗人，带印脱逃革职安徽徽宁池太广道、赠三等承恩公惠征之女。^[45]

慈禧的最终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日，立醇亲王奕譞[xuān]之子载湉[zǎi tián]为嗣皇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慈禧复训政，世人称之为“戊戍政变”。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与十一国签订的《辛丑条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驾崩，慈禧立溥[pǔ]仪为嗣皇帝；第二天，慈禧病死。^[45]

咸丰帝爱吃凉粉。他微服私访，在大街胡逛，看到有卖凉粉的。他一口气吃了两碗凉粉。吃完后，直夸凉粉味道好极了。为了能天天吃这人间美食，便把卖凉粉的叫到了宫中，一连吃了一个月的凉粉。^[54]

据说为皇子时曾在南苑狩猎，驰逐群兽，坠马伤股，经过上驷院正骨医师的治疗后留下残疾，行动不便。为了守住这个秘密，咸丰帝20岁登基后下旨：每次退朝后，百官先走，皇帝后走。有一次咸丰帝因生气提前离场，跛脚的秘密才被大臣们发现。^[55]

一次，道光召两皇子问他们对国事政务的看法。二人接旨后分别请教自己的老师。六皇子的老师卓秉恬有才气，好发议论。他告诉六皇子，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杜受田却告诫四皇子，如果谈国事政务，你比不过六爷。只要皇上说自己快死了，不等他问政，你就趴在地上哭。四皇子言听计从，他的表现使道光深感这个孩子仁孝。后来两兄弟对各自老师的不同态度，说明杜受田在为四皇子争位中确实立了功，因而得到恩宠。而六皇子争位失败，对老师不满。^[56]

慈禧27岁掌握了朝中大权，以垂帘听政的方式，把持大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一切，始于她深受咸丰帝的宠爱。^[57]

慈禧是叶赫那拉氏，天生丽姿，容貌出众，从小聪颖过人，胸怀大志。咸丰二年（1852年）因选秀入宫，赐号懿贵人。后怀上了身孕，一直无子的咸丰便晋封她为懿嫔，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三日，她为咸丰帝生下第一位皇子，取名载淳（即同治帝）。这便是咸丰唯一的皇子。由于满足了咸丰皇帝盼子心愿，母以子贵，咸丰把懿嫔封为懿妃，等到皇子周岁时，再封为懿贵妃。^[57]

皇家后宫子嗣，嫡庶区别非常大，不可越池一步。历史上皇后夺取庶出的儿子为己有，亲生母亲被废黜甚至被杀的事并不少见。但是慈禧却很幸运，皇后钮祜禄氏善良本分，并不争风吃醋，加上慈禧曲意逢迎，博得了皇后的好感，皇后甚至还在皇帝面前为她说好话。^[57]

咸丰继位后，由于体弱多病，内忧外患又让他心力交瘁，他逐渐变得懒惰。而慈禧通晓汉文，于是咸丰帝时常口授让慈禧代笔批阅奏章，慈禧便有机会接触政治了，日子一长，她对最高权力机构的一套运转模式了解得一清二楚，这也为她日后的垂帘听政提供了便捷与基础。^[57]

咸丰皇帝有四大不良癖好，其一便是贪美色。太平军兴，英法联军之役起，时政艰难。咸丰帝绞尽心力以求治，而天下局势却越来越坏。他束手无策，中夜彷徨，不能自己，于是转向醇酒妇人来排遣愁闷。还传说圆明园中有“五春之宠”，所谓天地一家春者，为懿妃叶赫那拉氏所居，其杏花春、陀罗春、海棠春、牡丹春，皆以汉族美女居住之。^[21]

这些传说虽未必可靠，但说明咸丰帝的淫秽生活在民间已有流传。野史中甚至还记载圆明园中备有春药，有人误食而大受其窘。除女色外，咸丰帝还迷醉于听戏、绘画。据说他尤善画马，观者称誉：“神采飞舞，雄骏中含有肃穆之气，非唐宋专家所能比拟。”^[21]

咸丰帝亲政之初，仍还记得皇父崇俭去奢的圣训：“大凡人君之治一国也，必先以节用爱人为贵。”创业不易，守业维艰，要保住祖宗的江山，就要知稼穑之艰，“永守淳朴家风”。一日，上书房的门轴坏了，内务府请求更换新门，咸丰帝不许，命修之。照例下工部，招商承办。没想到修好后，内务府的人上报称花费高达五千两，咸丰帝闻之大怒，下令讯问相关人员事情的缘由。结果相关人员见咸丰帝认真了，慌忙说数字报错了，是五十两，此事才算了结。^[58]

又有一次，咸丰帝有一条新的杭纱套裤，不小心烧了一个窟窿，约蚕豆瓣大小。太监说丢了吧，咸丰帝再三惋惜说：“物力艰难，弃之可惜，宜酌量补缀之。”咸丰帝便交给近侍去办理。到第二年，尚衣又将此裤进御。一问，始知补此区区一个窟窿，竟报销了数百两银子。咸丰帝抚裤慨然叹曰：“为人君者，俭犹不可，而况奢乎!”从此不敢再以此类小事谕近臣，恐益增烦费也。^[58]

咸丰皇帝继位之后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再加上他平时喜爱酒色，但他的六弟奕訢却聪慧能干，人们对他的继位合法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57]

据传，道光帝觉得自己的身体不行了，便在众皇子中寻找继承人，除了奕訢与后来的咸丰帝奕詝外，其他的皇子年龄都还很小。奕訢文武双全，善于射箭，而奕詝好酒色，在道光帝心里自然有了倾斜。道光帝为了让奕訢能在众皇子中脱颖而出，让人心服口服，于是组织了一场皇储的公开选拔。^[57]

《清史稿·杜受田传》记载，道光帝带领皇子们到猎场射猎，校猎结束后，皇子们纷纷出示各自的战绩，奕訢的猎物在皇子中是最多的，但是奕詝却一无所获。他跪在道光帝面前痛哭不已，道光帝便问他原因。奕詝说：“儿臣不敢射这些活生生的动物，它们都是生命，恳请父皇放过它们。”道光帝不禁对奕詝另眼相看，甚至下定了立他为储君的决心。^[57][59]

随着道光帝病情加重，立储之事已不能再拖。深思熟虑后，道光帝命二人就治国之道分别发表见解，做最后定夺。^[57]

奕訢的老师卓秉恬对自己的学生很有信心，告诉他：“皇上若询问治国之道，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奕詝的老师杜受田城府很深，他认为奕詝的优势在于仁厚孝顺，而此时步入晚年的道光皇帝更需要的是一位孝顺的儿子。权衡利弊后，对奕詝言道：“阿哥才智见识比不上六爷，要想获胜，唯有一策，皇上自言老病，问你治国方略时，你就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不说，以表孺慕之诚，大事可成。”^[57]

二人在对答中奕訢为先发制人，就国家治政之道高谈阔论，条理明晰，见解不凡，道光帝很是赞赏。但奕䜣一字未提父亲的病情。轮到奕詝对答的时候，他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不说，只表孺慕之诚。道光帝很感动，最终选定了貌似仁厚的奕詝继承皇位。^[57]

此外，关于咸丰继位，野史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奕詝的生母孝全成皇后由贵妃晋升为皇后不久便突然死去，《清宫词》中记载她暴死，事多隐秘，可能道光帝觉得有对不住奕詝母亲的地方，所以想要立奕詝。另一种是初定奕訢后定奕詝说，就在道光帝秘密立储的时候，奕訢的“訢”字最后一笔是一长竖，奕詝那个“詝”字，最后一笔是一短竖一勾，传说在写字的时候，太监远远窥到底下那笔很长，就传出去要立奕訢为帝道光帝听说后很不快，于是改立奕詝。^[57]

上面这些都是野史，真正有据可查的是：道光帝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道光帝病危，急召10多位大臣于御榻前，密议传位大事。遂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取下鐍[jué]匣，当众开启，内藏传位诏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同时宣读皇帝朱谕：“皇四子奕詝着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57]

值得一提的是鐍匣中除了传位诏书外，还有另一道谕旨，上书：“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一纸两谕在清代是绝无仅有的，可见道光帝心里还是非常矛盾的。^[57]

死因

咸丰皇帝帝先天不足，体弱多病，又历经战争惨败，目睹山河破碎，咸丰皇帝意志日渐消沉。咸丰即位不久便违背祖训吸上鸦片。还将其美名曰“益寿如意膏”。在热河行宫中，咸丰帝不问政事，只图今朝有酒今朝醉，日日笙歌、逍遥快活。他沉醉于温柔乡，流连于欢乐场，终日酩酊大醉，并常常吸食鸦片来刺激自己、麻醉自己，自暴自弃，以至于掏空了身体，^[60]最终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皇帝病死于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年31岁。卒谥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庙号文宗。葬河北遵化清东陵之定陵。^[2]

清定陵是咸丰帝的陵寝，位于河北遵化平安峪，是清东陵帝陵之一，也是清东陵中最西端的一座陵。定陵始建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十三日，完工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前后历时7年半，工程浩大，净耗白银三百一十三万四千五百四十七两之多。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崩于承德避暑山庄，十月梓宫运回北京，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初九日，移至清东陵西峰口外隆福寺暂安，等待清定陵竣工，于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十二日葬入地宫。定陵地宫内层层升高，建筑布局紧凑、高低错落有致，具有明显的层次感；地宫中同时葬有咸丰帝即位前死的福晋，后追封孝德显皇后的萨克达氏。^[61]

避暑山庄是咸丰帝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避难及病逝之地。^[11]山庄位于河北承德市区北部、建造时间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该山庄分为四个区——宫殿区、湖治区、平原区和山岳区，共占地564公顷，相当于八个紫禁城的大小，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的营建，表面上是出于避暑、习武的需要，但更主要的目的是笼络蒙、藏地区的上层，从而实施康熙帝的怀柔政策。^[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