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英文名：Yenching University），简称“燕大”，创办于1919年，是由三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燕京大学首任校长是司徒雷登，他长期担任校长及校务长，并将燕大的校训确定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其校区为今天北京大学的主校区——燕园。1952年，燕京大学在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被撤销。在香港，基督教教会代表1951年创办了旨在继承燕大等13所内地教会大学精神的崇基学院（后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成员学院之一）。^[1]

1916年，美国美以美会、公理会、美国长老会、美国女公会，英国伦敦会将北京汇文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三所教会学校合并，初期名为燕京大学，成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司徒雷登为第一任校长。1921年，司徒雷登上任后在北京西郊购买了前清亲王的院子规划了燕京大学的校园。1926年，燕京大学正式从北平盔甲长搬迁至新址。燕京大学搬迁至新址后迅速发展。1928年春，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到1930年代已经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2]1929年，燕京大学成功在国民政府注册成为官方认可的私立大学，这进一步提高了燕京大学的学术能力。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的招揽名师，扩收学生，到1930年，燕京大学的学生已经达到808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燕京大学因为背后的美国教会暂时得以存续下去，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开始抓捕燕京大学师生，燕京大学师生被迫逃离北平。逃离的师生于1942年在四川成都办了燕京大学的临时学校，孔祥熙任校长，梅贻宝任代理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在北平原校址复校开课，1946年，成都临时学校的师生返回北平燕京大学并开办了工学院。新中国成立之后，燕京大学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接管并改为公立。1952，在高等院校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拆分，由他拆分的大学包括后来的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3][1][4][5]

燕京大学办学之初，由英美宗教团体资助，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的、环境最优美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创立之初，设立了文学院、法学院，总共20个系。燕京大学存在的这三十多年，培育了众多知名人物。例如周作人、冰心、郑振铎等。^[1][5]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洞开，西方国家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也开始在中国传教。1864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夫人贝满夫人在北京灯市口东口的佟府夹道胡同创办了贝满女塾，这个女塾后来发展为中国高等女子教育的先驱——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之后该校改办为贝满女中。贝满女校成立的三年后，美国公理会另一位牧师江戴德在北京以东的通州开办了一所寄宿制学校，接收来自基督教家庭的男生，20年后，这所学校发展为潞河书院，到1903年，潞河书院转变为通州协和大学。^[1][6]

1870年美以美会在中国北京开办了一所小日校，之后这所小学逐渐发展为寄宿制学校，到1888年，这所学校发展为一所大学，中文名为汇文书院。到20世纪，汇文大学已经设置了文学院、理学院、神学院、医学院、预科、工科、工艺学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汇文书院，这三所学校就是燕京大学的起源。华北女子大学是在美国长老会、伦敦会和美以美会的帮助下发展而成的，而汇文大学的控制权在美以美会的手中，这些学校的建立的初衷都是为了在中国传播基督教。^[1]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很快蔓延到通州，义和团烧毁教堂的同时也烧毁了通州的协和大学。之后传教士们在考虑重建校舍的同时也产生了通过上层教育改变中国对基督教敌视的想法。后来在潞河书院院长谢卫楼的建议下，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伦敦会、长老会一起决定建立联合教育。四个差会在1905年实现了医学教育的联合，之后，传教士们成立“教育总会”在中国调查、研究，预备成立联合大学。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教会学校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基督教的领袖们也认识到要利用这个机会增强高等教育的统一，消灭教会学校之间的竞争。经过几年的商讨发展，到1915年12月，四个差会终于批准了组建联合大学的协议，汇文大学的旧托事部于1915年12月30日将其财产转交。1916年4月4日，新组建的托事部在会议中组建了新的董事会，并要求董事会成员必须信奉基督教。这时候新联合而成的大学暂时还叫汇文大学。^[1]

联合大学成立后，新学校暂时由刘海澜担任代理校长，高厚德担任通州的文学院院长，经熙仪担任北京的文学院院长。到1917年，校长报告中显示学校有16名教授级教师，教师总数为29人，在校学生178名，其中文科生163人。由于联合大学至联合起，校名就一直未确定下来，内部一直存在分歧就，初期的联合大学并不稳定。到1918年，司徒雷登被美国南北长老会所青睐，汇文大学的董事会成员前去南京邀请他担任联合大学的校长。1919年1月，司徒雷登来到联合大学，他是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后来还成为美国驻华大使。在他的建议下，联合大学选取了中国基督教教协会会长诚静怡提出的——燕京大学的名字。1919年2月8日，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并要求重新选取燕京大学的校址，1920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并入燕京大学之中。^[4][1]

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之后就着手校区的选址，燕京大学的董事会则着手为新校区筹钱并购买地皮。新校址确认之前，燕京大学的地址一直在北京东城盔甲厂。而司徒雷登在上任了之后也确定了和之前教会大学不同的发展方向。他认为燕京大学后续的发展第一要遵循基督教的宗旨，第二要确立学术标准和职业课程，第三要加强同中国社会的关系，赢得国际上的尊重和善意，第四要确保硬件设施齐全和稳定的财政来源。之后，司徒雷登开始为燕京大学的建设募捐，同时司徒雷登为了燕京大学能尽快的获得中国社会的认可，开始广泛的结交中国社会的知名人士。^[1][7]

之后司徒雷登看中了清华大学堂对面的一个满清亲王废弃的的园地并将这块地购买了下来作为燕京大学的新校址。为此，司徒雷登专门聘请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了燕京大学的建筑。燕京大学的新校区按照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校舍，室外有华丽的色彩和优美的飞檐，而建筑的主体是钢筋混泥土，室内则配备了现代化的照明、取暖、管道设施。到1926年，燕京大学搬进新校区，这时燕京大学有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又称医预院，学制为三年预科），以及文科和理科相关专业学系。^[7]

校区和资金解决后，司徒雷登开始着手组建团队发展壮大，他首先邀请了南京的基督教徒刘廷芳到燕京大学神学科担任教授。刘廷芳到燕京大学后很快将燕京大学的神学科逐步演变为神学研究机构。这一时期，中国当时发生了非基督教运动，为了让燕京大学脱离教会大学的桎zhì梏，成为一所真正的研究学问，培养人才的大学，司徒雷登开始要求燕京大学的学生不用去教堂做礼拜。1926年司徒雷登给全校学生的一封信促发了燕京大学的“基督教团契”活动，这促使了燕京大学适应中国，开始中国化的进程。随后，司徒雷登将1929年12月25日定为燕京大学的校庆日。同年12月，之前一直未被南京国政府承认的燕京大学通过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立案申请，被定名为“私立燕京大学”。^[7][1][8]

燕京大学正式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注册登记后吴雷川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司徒雷登则改任教务长。吴雷川在上任后废除了全体学生必须将宗教学作为必修课的规定，主张将燕京大学培养传教士的办学宗旨改为培养服务社会的人。同年燕京大学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与哈佛大学合作，此项活动提高了燕京大学学术地位，也扩充燕京大学的经济来源。1934年，吴雷川辞去燕京大学校长职务，刚学成归国的陆志韦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候，美日尚未开战，作为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可以免受日伪的控制，因此，燕京大学没有和其他学校一样南迁，而是留在北京继续办学。但是燕京大学坚持不迁校也引起了一些学生的恐慌，对此司徒雷登在听取了高厚德的建议后决定固守北平。七七事变之后，燕京大学的师生多次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抗议示威活动，燕京大学驻守北平不南迁也给华北地区免受奴役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地方。1938年，燕京大学的在校学生达到945名，是1937年的一倍之多。到1941年秋季，燕京大学的学生达到了1157人。这期间，日军时不时在学校周围投扔炸弹或者进校恐吓，吓唬学校师生。为了应对日军的威胁，司徒雷登不得不取缔学校内公开的抗日活动，同时为了应对日本“增强中日友好交流”的幌子，司徒雷登还聘请了一位对反对日本政府侵华的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来燕京大学任教。^[1][7]

在燕京大学留守北平时期，司徒雷登一边应对日军的检查，一边在暗地里支持燕京大学的抗日行为。1940年2月，燕京大学研究生、物理系助教冯树功骑自行车在外回校时，被一辆日本军车轧死，消息传到学校后，群情激愤，纷纷提出要日本军方严惩肇事凶手。燕京大学当即向占领军提出抗议，燕京大学师生为这名助教办理了追悼会。^[9]一年后，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关系破裂。1941年12月8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天，一队日本骑兵从西苑疾驰至燕京大学并将校园严密封锁，随后日军将所有美籍教职员作为战俘逮捕，同时逮捕了十余名中国师生。^[9]而其他西方教师在听闻日本进攻珍珠港之时都纷纷收拾东西离开，还有一些师生意在重庆或者成都复校，因此早在战争爆发之初就离开了。校务长司徒雷登当时在天津参加校友会，12月9日，司徒雷登在天津被日本宪兵逮捕，然后押回了北平。^[7][1]

正如艾德敷在《燕京大学》一书中写到的那样：对于中国后方的燕京校友来说，“珍珠港事件”是号召他们行动的号角。^[9]得知日军占领北平，关闭燕京大学校区，在重庆的燕京大学校友决定在后方复校。1942年2月8日，燕京大学临时校董会在重庆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了复校的各个事项。1942年10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被侵华日军封闭的燕京大学在成都华西坝复课，孔祥熙为校长，司徒雷登为校务长，梅贻宝为代理校长和代理校务长。决定学校中文名为“成都燕京大学”，英文名为“Yenching University in Chengtu”。同时成都燕京大学的还聘请了数位名师任教，这些教师就包括历史教师陈寅恪、政治教师萧公权、数学教师曾远荣、语言教师李方桂、文学教师吴宓、经济教师赵人隽，这让临时校区的教学质量不输战前水平。之后，得知燕京大学复校的师生也开始赶往临时校区。^[1]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成都燕京大学也开始准备北上复校，由于当时交通拥挤，再加上北平校舍多有摧毁失修，1945年这一学年北平、成都两处燕京大学同时办学。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被关押在北平城内的校务长司徒雷登也被释放。8月17日，他召集原燕京大学在北平的教职员陆志韦、洪业、林嘉通、蔡一谔、侯仁之等五人。在北平东交民巷三官庙开会，研究接收校园、清查校产、召集旧部、筹备复校等事情，决定成立复校工作委员会，由陆志韦等人主持复校工作。10月10日，燕京大学复校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开学典礼。解放战争期间，燕京大学学生在1946年到1948年两年间参加了其次北平全市行的集会示威游行活动。这一时期的学生通过示威活动表达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1948年5月“反美扶日”运动后，燕京大学学子对国民党的厌恶情绪日益加深。到1949年，解放军解放南京，随之新中国成立。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接管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改为公立，它是首批确定改为公办的11所之一。^[7][1][5]

1952年5月，教育部先对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进行改组，由翁独健、蒋荫恩、褚圣麟、翦伯赞、侯仁之、严景耀、赵承信、李德滋、王平、谢道渊等十人组成新的校务委员会，并由翁独健代理校长职务，主持校政。5月28日，新的校务委员会正式成立。为全面清除“美帝文化侵略”而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在中国高校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销，其院系分别并入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1952年6月至9月间，机械系、土木系、化工系调整到清华大学；教育系调整到北京师范大学；民族系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劳动系到中央劳动干校；政治系调整到中央政法干校；经济系调整到中央财经学院；音乐系调整到中央音乐学院；其余各系归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校址，从此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校址。^[10][1]

燕京大学成立初期设文理科，未分设学系。学制初为本科三年，预科二年。后改为本科四年，预科一年。后来又分设文、理、法三学院。另外还设置了宗教学院，1934年增设文、理、法三个研究所。^[11]

由于当时回收教育权运动，到1934年，燕京大学几乎所有的院系领导都已经是中国人，此时燕京大学有111名正副教授，其中中国籍的教授有67人，外籍教授有44人。中国籍教授中有著国文系教授周作人、吴雷川、冰心、杨振声，教育学教授周学章，物理学教授谢玉铭，新闻系副教授聂士芬。外籍教师中，有物理系教师班威廉，新闻系教授埃德加·斯诺。^[14][15][1]

燕京大学创立之初是美国教会支持的私立教会大学，因此处于亚洲的燕京大学就有资格申请美国的霍尔基金。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后，于1926年赶回美国，以燕京大学的名义与哈佛大学协商合作研究中国文化，同时也一直在积极申请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1914年12月27日逝世）的遗产基金为燕京大学建设所用。之后该基金的考察人兰登·沃纳前来中国考察合作伙伴，经过一系列的考察，沃纳代表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于1928年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利用该遗产基金联合建立哈佛——燕京学社，学社的名字取自这两所大学的校名，双方共同研究中国文化。^[16]

燕京大学的校徽是一个“燕”字。在燕京大学成功联合之前，几所大学为了联合之后的名称争论不休，最后在中国有名的传教士诚静逸的建议下，联合大学选取了对北京有诗意化的称呼“燕京”。燕京大学的校徽则选取了大学名称开头的“燕”字。^[7]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ThroughTruthForService），是司徒雷登和郭查理、博晨光共同制定的。该校训来自《圣经》《马太福音书》，意为学习需要科学的探究方法，无畏的专研精神，同时，此校训也结合了宗教信仰，比较符合燕京大学的学校风格。^[17]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英文：Lift we high united voices, joyfully we sing.Loud in praise of Alma Mater. Glorious Yenching.Lured from every part of China. Here's to old Peking,We as one our college honor, Hail O Hail, YenChing.^[1]

燕京大学校园在联合最开始的时候在北京盔甲长，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后，从军阀陈树藩手中购买了明清的皇家私家园林，刚开始一共有八个古园遗址，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时焚烧圆明园，此后这片园林只剩下淑春园、鸣鹤园、承泽园四处。之后司徒雷登邀请为多座在华教会大学设计建筑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为燕京大学设计了建筑和总体规划。燕京大学建筑群全部都采用了中国北方官式建筑宫殿的式样。燕京大学校区1921年动工，1929年基本落成，全校占地40公顷。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燕京大学和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合并，校园面积扩大至150公顷。^[18][19]

燕京大学的正门位于校园西边，坐西向东，以玉泉山玉峰塔为对景，门内为东西轴线。在墨菲的设计中，燕京大学的校区以未名湖为中心，周围环抱着学校的七个功能区。校园西边从校友门经过的是石拱桥、华表，方院两侧是九开间的庑殿顶建筑——穆楼和民主楼，正面是歇山顶的贝公楼，两侧是宗教楼和图书馆；沿中轴线一直向东是未名湖中的思义亭，未名湖畔坐落着博雅塔、临湖轩。东部以未名湖为界，北部是男院，南部是女院。男院包括德、才、均、备四幢男生宿舍。以及华氏体育馆。女院沿一条南北轴线，分布适楼、南北阁、女生宿舍和鲍氏体育馆。燕京大学校区内设置宅院、戏台、寺庙以及亭台楼榭xiè，其布局多以严谨的三合院或者四合院坐落在山水环抱之中的平地上。^[19][1]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对燕京大学进行了拆分，其中燕京大学的机械系、土木系、化工系被调整到清华大学；教育系被调整到北京师师范大学；民族系被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劳动系被调整到中央劳动干校；政治系被调整到中央政法干校；经济系被调整到中央财经学院；音乐系被调整到中央音乐学院；其余各系归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原校址搬进燕京大学的校址，同时吸纳了燕京大学大部分人才，从人员和设施配套（包括图书馆）上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燕京大学的角色，因此可以在某程度上称为燕京大学的传承者，且现如今北京大学校园中众多景观都来自燕京大学。^[10][23]

燕京大学在刚开始在中国创立的初衷是传播宗教，但是随着燕京大学不断调整自身，适应中国国情，燕京大学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为当时落后的中国带来先进的思想和科技。^[24]

燕京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设置了完整学科课程，同时将四年制的教会大学改为前两年普通教育，后两年进行专业教育的模式。燕京大学还建立了严格的学分制度，这些制度和燕京大学的名师为后来的中国培养了众多学者。燕京大学开设的机械系、土木系、化工系、教育系、民族系、劳动系、政治系、经济系、音乐系等专业成为后来新中国众多高校的专业组成部分。燕京大学为中国的教育提供了的丰富的经验。^[1][23]

学者陈远：“燕京大学虽然作为教会大会，刚开始建立的目标是传教，但是教会大会大学的存在为中国现代化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办学经验。”^[1]

学者岳南：“燕京大学是一所世界著名的教会大学，在中国，他能和北大、清华抗衡。”^[25]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是进步的学校，他的自由精神给当时的学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思想对立的旧中国，燕京大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7]

候仁之（1911年-2013年），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候仁之被称为“活北京”，代表作《北京地图历史集》是中国第一部城市地图集。候仁之1932年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26]

冰心（1900年-1999年），原名谢婉莹，作家。1918年，冰心考入北京协和大学读预科，之后进入燕京大学就读。冰心书是中国近现代有名的作家，其代表作有《分》《小菊灯》《相片》《繁星》《春水》等。^[27]

许地山（1893年-1941年），小说家，原名赞堃kūn，笔名落华生。1917年，许地山就读于燕京大学文学院，1920年，他从文学院毕业后转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研究宗教，次年参加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许地山代表作有《印度文学》《解放者》《缀网劳蛛》。^[28]

吴兴华（1921年-1966年），笔名星花，中国诗人、翻译家、学者，1937年，他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941年，他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吴兴华的诗歌集中创作于1945-1946年，他的作品有《柳毅和洞庭龙女》《哀歌》《绝句》《当你如一朵雪莲》等。^[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