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

许地山（1893年2月14日-1941年8月4日^[3]），中国作家、文学家、教育家，名赞堃kūn，字地山，笔名落华生^[2][6][7][8]。1893年生于台湾台南^[4]，祖籍广东揭阳^[2]，是台湾爱国名士许南英第四子^[6][8]，是中国第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研究生^[5]。

1917年，许地山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1920年毕业留校任教。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之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研究哲学、梵文和人类学。1922年开始发表小说，1925年出版小说集《缀网劳蛛》和《商人妇》。1935年担任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同年出版小说集《春桃》。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文化宣传活动，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香港分会常务理事等职务。著有《危巢坠简》《落花生》等作品^[3]，1940年出版长篇小说《铁鱼底腮》^[3][9]，另有散文集《空山灵雨》 等。翻译有《孟加拉民间故事》《吉檀迎利》 等作品，出版有《印度文学》《大藏经》(上）等学术著作。^[3][2][5]

许地山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学先驱之一、中国现代文学重要奠基人，著名的爱国学者^[6][7]，以“落华生”为笔名创作了大量抗日文学作品，借助民间信仰，发展民间群众文学^[10]，其作品《落花生》从民国起就一直入选海峡两岸中小学的教材^[6][7]。他是中国独立全译《圣经》单卷诗歌书卷第一人，近代译介印度民间故事第一人，在翻译的构建中始终秉持着世界文学观，对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贡献，进而反作用于世界文学。^[11]

1893年2月，许地山出生在台湾台南一个爱国志士家庭^[2]，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是一位富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台北失守，台南沦陷，许南英带着家人内渡至厦门，落户在福建龙溪。^[12]

许地山三岁时，随父定居漳州，四岁入读随宦学堂一旅粤中学。^[8]

1912年，许地山在福建省漳州第二师范学校任教，编撰出《荔枝谱》一书。^[4]次年，许地山赴缅甸仰光中学任教^[13][14]，1915年回国后经长辈作主与林月森订婚^[15]，次年在福建漳州华英中学任教时加入伦敦会, 成为基督教的信徒。^[13][14]

1917年，许地山考取燕京大学文学院^[4]，次年，许地山与林朝栋的女儿林月森结婚^[16]，他们对佛教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结成了一段理想契合的美满婚姻^[17]，年底女儿许棥fán新出生^[18]。1919年，许地山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郑振铎、瞿秋白等人一起联合主办《新社会》（旬刊），以此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1920年，许地山从燕京大学文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宗教学院继续求学，10月许地山从老家漳州返回北京的途中，林月森突然生病卧床，于10月28日逝世^[18]。妻子的突然病故让许地山悲痛不已，故而他常常在创作中寄托对亡妻的哀思，《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三夜》是许地山为悼念妻子亡故而创作的作品^[17]。

1921年1月，许地山在北平与叶圣陶、 沈雁冰、郑振铎等12位仁人志士一起创立文学研究会，并主办期刊《小说月报》。^[4]1922年，许地山获燕京大学宗教学学士学位，还为燕京大学文学院高年级同学开设“中国宗教史”选修课。同年，许地山发表《粤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5]8月，进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系求学，专门从事关于宗教比较学与宗教史方面的研究工作，期间他大量研读图书馆藏书其自传体小说，写成作品《读〈芝兰与茉莉〉》^[4][19][20]。他在参加伦敦大学举办的帝国宗教大会中, 发表的 《道家思想与道教》 被收人 《帝国的宗教》 一书中^[20]。192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习人类学、宗教学、梵文、民俗学、 印度哲学等学科。^[4][19]1927年回国后，许地山就职于燕京大学文学院宗教学系，同时兼任文学系、历史学系、社会学系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授课教师。1928年前后，许地山着重研究印度宗教史、民俗学，撰写了《大藏经索引》《道教思想与道教》《中国道教史（上卷）》《云笄jī七签校异》等宗教方面的书籍。他对印度文化钟爱有加，翻译了戴伯诃利所著的《孟加拉民间故事》，还有《二十夜问》《太阳底下降》等印度民间文学作品。^[5]

1929年，许地山与在“五四”时期认识的周俟松结婚。^[15][17]次年，许地山在燕京大学历史学院开设“民俗学与历史”课程。他主讲的课程“中国礼俗史”在燕京大学颇受欢迎，先后在历史学系、社会学系开课。他还系统地发表了《礼俗与民生》《礼俗调查与乡村建设》《三十年来我国礼俗变迁回观》等论文，并在广州协和学院做过题为《中国礼俗与宗教》的学术演讲。^[4][5]1933年，许地山、周俟松夫妇到台南省亲访友，给汪春源的长子汪受田寄赠了一册《窥园留草》。^[21]

1935年，许地山受胡适推荐，出任香港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举家移居香港。在港期间积极从事社会工作，身兼香港中英文化协会的主席职位。七七事变后， 许地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坚决反对投降派之举，并发表文章宣传抗日主张。1938年，许地山任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深入展开各类教育和组织工作。“皖南事变”后，他与张一廛chán等知名爱国人士联合致电蒋介石，提出中华民族要万众一心，国内同胞要和平息战、统一战线的倡议，并且撰写长篇论文《国粹与国学》和小说作品《铁鱼的鳃》。^[4]

1941年8月，许地山终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于香港逝世，享年49岁^[2][17]。

1926年，许地山发表硕士论文《泛神论思想在印度和中国的发展》。^[43]

许地山著有《大中磬qìng刻文时代管见》《清代文考制度》《猫乘》等历史研究论文，1936年与徐悲鸿实地考察宋代赤湾少帝陵（宋少帝帝昺bǐng陵）遗迹，1941年发表《香港考古述略》一文。^[44]

1932年，许地山书写的毛笔书法小品中，有旧体诗4首。^[44]

许地山在文学创作中不拘泥于一种风格，茅盾认为他的文学创作与人生观具有“二重性”，既表现出积极昂扬意志的外在形态，又包含消极退婴意识。他前期小说充满传奇色彩、采用浪漫主义笔触，并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逐渐向现实主义靠拢，将艺术视角转向疗愈社会幽暗之处。对于作品中“敏明、尚洁、惜官”等角色的描绘，则展现了许地山特有的浓郁传奇色彩和宗教气息的浪漫主义风格，同时也深刻指责封建势力并抗议黑暗社会现实。 ^[46][47][48]

在许地山后期的现实主义写作中，创作核心是扎根于真实社会土壤，关注命运焦点，同时也探寻生命奥妙之处^[49][50]。如小说作品《铁鱼的鳃》是许地山后期的现实主义之作，通过描写雷先生竭力科研却命运多舛chuǎn、无用武之地的遭遇，揭露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黑暗腐朽的真相^[50]。 他在作品中所体现的迫切的时代责任意识与悠深的历史使命感，这双重的关注与双重的情怀构成了许地山作品中情结与蕴意。^[49]

许地山的创作语言富有张力，是“五四”期间文学作品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他的家庭教育环境、成长历程和社会背景使得他的创作思路错综复杂，其作品言语繁杂多样，包括宗教、思想启蒙和人道主义等不同类型的话语。这些话语各自构建着价值观取向和情感倾向，并产生了悖论组合的话语张力。作品《命命鸟》结尾对加陵与敏明赴水自尽事件进行渲染时既带有宣扬佛教思想，又藏匿着人道主义话语。^[46]

此外，他的作品还以言语平实、质朴、隽永且含蓄为特点，在情感抒发中体现人生哲学。他的小说《落花生》中，通过朴实无华的艺术风格来阐明内在美的重要性。文章中所呈现出来哲理性则常常借助对话展示，在简明扼要的笔墨之间将深刻哲理贯穿于日常事物和情景当中。^[50][51]

许地山的小说中，宗教哲思被细化为对具体生命状态的凝视。他将宗教融入作品，兼具现实关怀和终极思考，神秘主义底色和写实追求相结合^[52][53]。首篇小说《命命鸟》通过描绘缅甸仰光背景和佛教气息，深入探究佛家思想，开篇即提及《八大人觉经》、释迦牟尼壁画等佛家之物和佛教青年会等组织^[54]。

除此之外，许地山受民间文化的影响，其文学作品充满神性色彩，宗教文化的地域背景加重了其虚幻性，故事情节扑朔迷离，人物个性带有某种程度的偏执。他创造了多个典型女性形象，其中民间传说中的妈祖构成了女性形象刻画深层次原型。在《商人妇》中，展现了人们在寻觅人类精神历程时易于将远古神话视作精神和全部意识形态的始祖和本源。《玉官》打造了一个代表性的宗教徒形象——寡妇玉官，并彰显出其中蕴藏着的妈祖原型^[55]。

许地山极其关注女性，他的女性形象独具特色，折射出对女性解放和重塑意识的呼唤^[56]。他的关注源于民间信仰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强化^[57]。他在文章中冲击传统认知，强调女性能够成为主体意识^[11]，因此被誉为“五四时期最尊重女性的作家”^[58]。

许地山刻画的女性形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怀抱着自己人生理想不懈追求、与命运顽强抗争的人物，如和莺、麟趾等；第二类则是以自然无为态度面对人生不满和命运颠簸的人物，如尚洁、云姑、春桃等。晚期创作中，《玉官》同名主角玉官跨越了这两种类型之间，并展示了许地山平视民间并从中发掘的向度^[56]。在他早期的婚恋小说中，救赎类女性形象为男性提供引导和包容，并蕴藏着女性解放意识及人道主义精神^[58]，但在一些宗教主义作品中，女性解放问题被轻易消解。转入现实主义创作后，他强有力地抨击了女性解放问题本身，展现出女性处境悲剧与自我解脱潜能并存的特征。《春桃》中颠覆了中国传统两性关系模式，并深刻质疑了新文学传统倡议女权解放言语活动及其常用的叙事模式^[59]。

在时代的科学民主思潮下，许地山以冷静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探究宗教文化潜在的精髓^[55]，力图运用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审视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等）的古老传统，提出现代性的诉求^[60]。193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玉官》中，许地山还对社会和女性进行了客观合理性评价。^[61]

许地山在翻译故事时经常调整原文语序，并有时涉及细微的删减或增加，以符合原文含义并考虑到目标语读者阅读体验。他实践了《孟加拉民间故事》“译叙”主张，坚持“文艺为人生”的理念，并根据人民疾苦和社会需求进行翻译创作。他的翻译策略非常灵活，针对不同的文体风格和翻译动机采用多样化处理方式。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翻译作品，他会采取不同地策略。例如，在面向初中生读者时，他将歌词进行了重译，以呈现更符合歌曲节奏、韵律并适合教学的版本^[11]。

此外，许地山在翻译中还善于添加注释，帮助读者消除阅读障碍^[11]。他在翻译印度民间故事集时夹注大量注释，提供原文背景知识等文字说明。他还建议使用注音字母翻译外国名字，并提出了三个理由，即与外国音最接近、能统一外国名字的写法、容易记忆和书写。这些注释和建议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翻译作品^[62]。

许地山对印度文化和佛教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此展开深入研究，因此他最大体量的译作作品当属他所翻译的印度文学。在他幼年时期，受佛教影响之下，“生本不乐”“因果循环”等佛家思想贯穿于其作品中。由于印度是佛教发源地，因此也引起了许地山的更多关注，并且曾亲身前往印度进行深入研究。泰戈尔也是许地山对印度文学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之一，他将泰戈尔奉为偶像并模仿其着装和行为方式。这两个因素促使许地山对印度文学产生了极大兴趣并进行了深入探索，在此过程中甚至还学习了梵语，并选择大量印度文学进行翻译工作。在《孟加拉国民间故事》的“译叙”中，许地山提到了两条与兴趣相关联的动机来解释他选择该书进行翻译工作原因：首先考虑的是他对该书内容的兴趣。^[11]

许地山的翻译和创作相互影响、齐头并进。他将大量印度文学引入中国，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这为他自己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也催生出中国人撰写第一部印度文学史专著《印度文学》。完成《印度文学》后，许地山继续着手进行小说的翻译工作，形成了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双向互动^[11]。他的文学创作及其译介的印度文学作品，传递了“人生本苦，彼岸幸福”和“宿命论”的宗教思想。虽然他没有直接征引印度文学中的整体文字和语句，但在主题思想上，尤其是在宗教思想上的一致性，翻译与创作形成了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关系^[63]。许地山许多作品中都能捕捉到印度民间故事元素，并且不乏从圣经里引用或参考其他外国名著等情况^[11]。

许地山是一位多重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他在五四运动中怀着爱国激情参加斗阵行列，同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爱国热情，高举爱国旗帜。除了爱国精神，他一直致力于人格平等、互相尊重的道德原则，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64]。他对被凌辱的压迫者表达同情，一生都秉持着人性解放的主张，赞美健康美好的人性^[65]，人道主义理想以现实主义精神为基底^[66]，充分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64]。此外，许地山还崇尚人性至善，宣扬基督教与佛教的众生平等、自由博爱的情怀，倡导现代独立婚姻观^[67]。他认为应用理性态度分析宗教特点、性质及中国排教缘由，协调宗教与科学关系，保持独立思考与理性判断。许地山的人生观在实践中认识真理并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他警觉时代变革，理想信念、创作基调传达“爱”的核心，完成从理想主义者到现实主义者的蜕变^[64]。

许地山的翻译思想强调了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性质，注重忠实传达原文的意义和情感，同时也注重语言的美感和文化的传承。他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跨越文化差异的交流方式，翻译家需要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差异，才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和情感^[11]。此外，许地山非常重视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注重塑造形象和传达人生道理，同时也注重简明浅显的语言风格和寓言式的文体^[68]。总之，许地山的翻译思想包括注重忠实于原文、注重文化的传承和交流、注重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等方面。

许地山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之一。他在作品中刻画了多样的女性形象，为推动女性的意识觉醒和思想解放提供了方向和动力。20世纪20年代末，许地山创办了文学研究会，并出版了《小说月报》，这为“为人生”现代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在探索女性自我解救之路的过程中，许地山启发和慰藉那些试图适应不可避免的变化，同时又渴望自由解放的女性们，还为她们提供了可借鉴的蓝图^[11]。

此外，许地山在《雅歌新译》中的努力打破了传教士们在华垄断权益下对《圣经》及其子集《雅歌》进行解释和翻译的局面，开启了中国文化领域中面向创作方向进行《圣经》中古典文本和神话传说转化、改编等活动，并构建起此类传统。此外，许地山在比较宗教研究方面发表多篇重要文章，而《雅歌新译》也成为了他关于宗教问题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11]。

2010年“海峡作家文库”正式启动，许地山入选首批十位重点作家。^[69]他被台湾文化界、学术界誉之“台湾第一作家”“台湾新文学的先驱人物”，香港高校界充分肯定许地山在香港的地位：许地山作为香港新文化奠基者的地位已为历史所证明。^[7]

许地山不仅在创作方面有所建树，还积极参与文章筛选和文件草拟工作，推荐冰心成为文学研究会会员，促进了《小说月报》中庐隐、丁玲等文章价值观念的传播^[11]。他的散文作品《落花生》因其文字明白晓畅、富有人生哲理，主张符合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被广泛选为各类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教学篇目，并在过去的百年中一直未曾间断地被收入各类中小学教材之中^[43]。

许地山是中国独立全译《圣经》单卷诗歌书卷的第一人，于1921年翻译了中文版《圣经》中的“雅歌”，并广泛应用和传播于华人世界的福音活动中^[11][43]。此外，他还是近代首位介绍印度民间故事的学者，撰写的《印度文学》是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印度文学的著作，深入地展现了印度文学的内涵^[11]。1926年，他发表的《泛神论思想在印度和中国的发展》的硕士论文被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图书馆收藏，部分手稿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珍藏。许地山的贡献不仅为中国知识界拓宽了视野和思路，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44]，对于后世圣经书卷翻译以及印度文学与民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11]。

2021年10月24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网站正式推出了许地山收藏专区。该专区网站详细介绍了许地山的主要经历、创作以及相关研究，并将其藏书和藏品分门别类进行展示。截至2022年3月，仅5个月内该专区网站的浏览量已超过11.8万次，下载量达到280万次。使用此专区的学者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这一数字表明了全球学术界对于许地山先生及其著作的高度关注和认可^[43]。

许地山的作品有日语、俄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6个语种的译文。20世纪30-50年代以日译名作为主，60年代出现俄译本（1961年，《萤灯》被译成俄语），70-90年代日译内容逐渐丰富，21世纪后出现多语种译文。2008年，法国鸿飞文化出版社出版法语版《再会》与《爱流夕涨》。2021年，《商人妇》被译成意大利语，《春桃》被译成西班牙语。^[43]

日语学界的对许地山的研究在20世纪40-60年代，以《春桃》为主，70年代开始丰富，80年代出现年谱整理与比较研究。^[43]

20世纪60年代起，英语学界开始注重挖掘许地山小说的精神内涵及其价值。1986年，美国汉学家路易斯·罗宾逊指出，《玉官》象征着许地山自身的精神旅程，并展示了他自我认识成长的过程。他肯定了小说中“精神超越”的特点，认为许地山对于自我“无私善良”的追求提出了一个普遍性命题。同样在1985年，哥伦比亚大学凯瑟琳·戴安娜·艾莉森·贝利撰写了一篇硕士论文《补网：许地山小说主题研究》，深入挖掘了许地山作品的精神内涵和特点。她指出，许地山有着迥异于五四时期浪漫情绪的超然与冷静；并对《缀网劳蛛》《命命鸟》《商人妇》《换巢鸾凤》《玉官》《女儿心》《春桃》和《归途》，以及他的儿童小说作品进行大量翻译和解读，探究了许地山小说故事结构模式及人物形象的特征。此外，她还对许地山笔下独特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指出他是一位女性主义者。这些研究深化了许地山在英语学界的影响。^[43]

2001年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被西方汉学界公认为“中国文学史经典读本”。该书认为，许地山以大量独立原创思想调和了自己改革派与传统派之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43]

《漳州文物志》记载，许地山故居建于1911年，位于漳州市芗城区新华东路管厝cuò巷，占地800平方米，为两层砖木结构住房，门前有小院。此故居成为许多文人墨客的怀古之地，在1988年6月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后被开发商拆除。^[76]

2018年10月14日，许地山文学馆开馆仪式于福建漳州古城文庙广场举行，来自两岸的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活动。^[77]

2022年5月21日，“许地山研究所”在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举行揭牌仪式。^[6][7]

2020年12月29日，漳州城市职业学院举办“纪念校友许地山诞辰127周年”系列活动。活动包含许地山著述成就展、书画作品展、许地山名篇《落花生》情景剧演出。^[78]

2021年10月，重庆召开“落花生·许地山”——爱国主义主题教育展暨纪念许地山先生逝世80周年座谈会，9日在重庆中国民主促进会派历史陈列馆举行。^[2]

许地山在英国伦敦的时候，老舍与他见面，他让老舍等他回来，要先上街办事。可是直到天快黑了，他才回来，进屋就笑，一边笑一边用手摸着刚刚刮过的脸，说：“叫理发匠挣去两镑多！”老舍听后一惊，因为他知道，在当地理个普通发也就八个便士，带刮脸也不过一个先令。经过询问才知，原来，理发匠问他要什么他都答应，问他要不要用香油香水洗头，他就答应，问他用不用电气刮脸，他也答应，结果最后一算账，花了两镑多。^[79]

许地山赴港到任后，着力改革课程设置，参照内地大学的课程设置和吸取西方现代教育经验。他将文学院分成了文学、史学、哲学三个系，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院的课程结构。在香港大学期间，除了积极推动教育和教学改革外，他还积极参与社会教育和文化活动。每周保证二十个小时的授课时间之余，在校外也积极参与各级各类社会文化活动，宣传抗战、普及新文化，并帮助内地南来文人解决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据其子周苓仲回忆：自抗战以来，难民络绎不绝地到我们家门口或是到大学中文系找父亲寻求帮助。父亲总是尽力为他们设法解决问题，包括送钱、找事情或者送入救济所。在校期间，许地山除了教课和办理校务之外，经常看见他在读书、写卡片或者准备撰写书籍的材料。因此，他通常在清晨四点到六点之间写小说等文章的一个段落后就回去睡觉，七点再起床继续工作。^[71]

许地山经常陪同岳父周印昆、妻子周俟松和妻妹周铭洗外出游玩，足迹遍及长城、西山、陶然亭、故宫等地。由于他研究佛学和宗教学的需要，特别喜欢逛北京城内外大小寺庙，周印昆父女三人也很乐意陪同，彼此相处非常融洽。在周印昆的《夕红楼》诗集中，有几十首诗歌记载了他们一家人的游玩情况，如《同许婿地山观卧佛》等，反映出翁婿之间感情深厚。周印昆对许地山的才华和品行都非常欣赏，因为周老先生没有男孩继承香火，为了满足岳父心愿，在周俟松生下一个男孩时, 许地山主动让自己的儿子姓周并取名苓仲以慰安岳父之心，女儿生下后则随父姓，取名许燕吉。^[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