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

沈联涛，男，出生于1946年，祖籍重庆忠县，世界货币及金融大师，毕业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2][3]任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顾问，^[注1][5]曾任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原主席。^[6][4]

沈联涛1946年出生于北婆罗洲（即目前的沙巴），他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伦敦成为特许会计师。^[7]1976年至1989年就职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并于1989年至1993年任世界银行金融发展部高级经理。^[8][3]1993年至1998年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8]1998年至2005年连续三届担任香港证监会主席^[9]。2006年成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3]不过，他此后更多的角色是学者。^[1]2023年3月，沈联涛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时效期至2025年6月30日。^[5]

1998年，沈联涛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银紫荆星章(SBS)，1999年获香港太平绅士(JP)勋衔。 2003年被《财经时报》评为“2003年百位经济风云人物”。^[2]在2013年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全球百名最具影响力人物”。^[3]

沈联涛是布里斯托大学的署理名誉校长，并在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担任杰出研究员。^[10]他拥有布里斯托大学经济学一级荣誉学位和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此外，他还获得了马来亚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3][11]

沈联涛曾有意在布里斯托大学继续深造攻读硕士，但因家庭经济原因转向考取特许会计师资格。尽管如此，他的学术追求并未停止，其著作《从亚洲到全球金融危机：一个亚洲监管者对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不受约束的金融看法》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实质上等同于他的博士论文。沈联涛自信地表示，面对任何经济课题的博士，他都能够进行深入辩论。^[12]

沈联涛从英国回来时，是一位特许会计师， 他入职了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并在那里遇到了他的恩师和贵人敦依斯迈莫哈末阿里，对方是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第二任行长。在敦依斯迈的引领下，沈联涛和其他几位特许会计师一起，凭借清晰的头脑和责任心，迅速崭露头角，并被提拔为助理行长，与当时的副行长林西彦共事。^[12]

一直到1989年，沈联涛凭借在马来西亚银行的工作经验，被世界银行选中，参与国际研究工作，主要研究80年代新兴国家发展银行和商业银行倒闭的原因。^[12]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沈联涛有幸与斯坦利·费希尔、劳伦斯·萨默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共事，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宝贵的知识和经验。^[12]

1993年，沈联涛受邀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从而开启了他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另一段重要历程。^[8][12]

沈联涛是马来西亚传奇爱国华商沈芷人最小的儿子，也是现今少有的几位能跻jī身国际金融学界和政界主流圈的华裔金融家。^[4]虽是马来西亚国籍，但他迄今最辉煌的工作经历是在香港。^[1]

沈联涛在1993年加入香港金融管理局，担任副总裁，负责储备管理和国际经济研究。在他的五年任期内，亲历了1997年那场影响整个东南亚、关乎港币生死的金融危机，那年的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对冲基金布局香港虎视眈dān眈，对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产生巨大冲击。面对这一挑战，时任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和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采取了出人意料的市场干预措施，成功捍卫了港币的稳定。^[1][13][14]

10年后，沈联涛写专栏称这是“香港在非常之时用的非常之策”，正是这‘完美一击’使得香港最终跳过了‘一夜回到十年前’的经济深渊。这次香港保卫战的重要启示就是：非常之时需用非常之策，危急时刻，最大胆的行动反而可能风险最小。”沈联涛写道。^[1]

1998年，沈联涛开始担任香港证监会主席一职，鉴于金融危机的教训，沈联涛上任伊始就针对资本市场进行一系列改革。^[1]按他自己的说话，是“找到最关键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翻新证券法。该部法律在2003年生效，将香港的监管制度现代化并更加符合国际标准。第二件事是“交易所股份化”。2000年，香港交易所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挂牌上市后，其监管券商的工作正式移交给了香港证监会。此举被外界视为香港交易所出让部分监管权利以求获得公开上市资格。第三件事情是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支付系统以及港交所的基础设施。^[1]

根据香港证监会的表述，沈联涛任期内在维持市场的高水平、促进市场发展、执行法规及保障和教育投资者四个首要工作范畴，取得了重大成果。^[1]

沈联涛：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已成为最大的贸易国。截至2023年11月，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总数895家，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达到3.79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正积极推动进一步开放，以鼓励更多的自由贸易，特别是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合作。^[21]

开放有助于收入和财富的多元化，从而使整个系统不那么脆弱。封闭系统会导致缺乏创新、灵活性和效率，进而会使系统更容易受到冲击。因此，保护主义实际上会降低整体竞争力。在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系是完全封闭的^[21]。

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跨境监管合作至关重要。在全球不同法律与金融体系背景下，各国或地区监管机构必须相互信任，并了解自身所在国家或地区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及其相互联系的方式。一个司法管辖区的问题将导致在另个司法管辖区的蔓延，因此，开展国际监管合作有助于预防或者更好地管理金融危机。^[21]

沈联涛：随着人口老龄化，建立有充足资金积累的养老金非常重要，以便退休人员离开劳动力市场后能拥有足够收入。^[21]

全额注资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有以下优点，首先，消除退休人员对退休收入不足的担忧，使消费“正常化”，从而消除劳动力生命周期内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的系统性问题。其次，养老基金是长期金融机构，可以长期投资，能为金融市场提供制度和专业的支持，使系统更加稳定。此外，资本的流入或流出有可能造成汇率的过度压力，而养老基金的国外储蓄可以用来稳定汇率，利用官方储备完成央行的活动。一旦大量的国外储蓄被嵌入到养老基金中，针对汇率的投机攻击就会减少。^[21]

沈联涛建议中国考虑征收外汇交易税，以加强对外汇交易的监控，从而遏制所谓的“热钱”流动。这种措施旨在解决外汇交易行踪不定且规模难以预计的问题，这是监管层长期以来感到头疼的难题。^[22]

沈联涛警告银行不能低估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并且不应过分依赖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他提到，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凸显了资产支持证券（ABS）等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因此在发行这类产品时必须非常审慎。^[23]

沈联涛在《财经》杂志的文章中深入分析了2023年全球面临的多重危机，包括金融动荡、科技变革、贸易萎缩、地缘政治紧张、武装冲突以及气候变化等，这些危机预示着可能的系统性灾难。文章指出，尽管金融监管机构采取了迅速行动以平息市场，但全球债务的增加和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贸易的萎缩、以及武装冲突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的不稳定。气候变化问题同样严峻，多数政府未能实现其减排承诺，预示着未来可能面临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环境挑战。沈联涛强调，尽管技术和资金并非缺乏，但政治意愿与实际政策之间存在巨大差距。^[24]

沈联涛父亲

沈联涛的父亲是马来西亚传奇的爱国华商沈士麟，号芷人，又名士灵、士林，原籍重庆忠县，1920年与邓小平等人同船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沈芷人服务于家乡建设，先后在军工和实业领域颇有建树。1948年迫于形势压力前往香港，便再也未能回到故土。1951年，沈芷人一家再迁马来西亚，为建设沙巴州作出巨大贡献。^[1]

沈芷人不仅感情上牵挂中国，也牵挂仍留在国内的若干儿女。1975年他获准回国与亲人团聚，不料在香港与世长辞，留下终身遗憾。^[1]

沈联涛特别爱读书，在家中有一个闲适的角落，一整排书橱整齐地靠墙竖立，书架上皆填满各类书籍。他回想起中学时期，图书馆藏书不多，没办法接触到专业书籍。直至远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深造，踏入藏书馆，完全沉浸在历史与知识的殿堂。^[12]

“沈联涛在提升证监会及香港的国际形象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证监会内建立起更加专业的队伍，并提高了机构的透明度和问责性。”（沈联涛的继任者、香港证监会历任主席韦奕礼评）^[26]

人物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