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英文名：populism），^[1]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2]没有统一的定义，^[4]意指平民论者所拥护的政治与经济理念，该理念拥护平民掌控政治，反对精英或贵族主导政治。^[3]

民粹主义自19世纪末出现，先后出现了三次浪潮。民粹主义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和北美。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西欧到南美，从西亚到北非，民粹主义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成为世界性现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世界性的民粹主义运动再度兴起。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民粹主义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是在东欧和北美。借助互联网的技术加持，民粹主义发展演变为网络民粹主义，以抗争性舆论、暴力性语言、极端化情绪为主要形态。^[2]2016年，特朗普胜选之前，民粹主义的产生条件已在美国成熟，并且经过特朗普四年的执政，美国选民在身份维度的民粹程度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5]

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民粹主义可以划分为四大类：政治左翼民粹主义、政治右翼民粹主义、经济左翼民粹主义、经济右翼民粹主义。^[6]当代民粹主义的特征主要有平民化、极端化、批判性、合法性等，进入网络时代后，民粹主义又同时具有自我陶醉型、怨念深重型、逻辑混乱型、茫然无措型等群体倾向表现及观点的极端性、情感的煽动性、群体的模糊性、传播的发散性、目标的恒久型等特征。^[6][3][7]代表性政党有法国国民联盟、德国另择党、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等。^[8]

民粹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它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它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4]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抹杀精英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它常常通过大众的普遍动员而对全部群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纵和控制。因而，从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看，它又有着消极的意义。^[9]

民粹主义（Populism）在英文中的词根是popular——受欢迎的；简而言之，就是指民粹论者所拥护的政治与经济理念——反对精英政治，反对西方的传统政治制度与规则，主张全员治理。最传统的民粹主义更是主张无政府、无国家的混乱状态。^[10]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有俄国的平民党人流亡日本，在东京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寻求其帮助，并受日文“国粹”启发，译其名为“民粹派”，以对应当时中国的“群氓”。所以，“民粹”起初真的是“民之精华”的意思。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翻译列宁著作，特别是后来翻译《联共布党史》，王稼祥等沿用了当初旧译，“民粹派”遂成“民粹主义”。^[11][12]

民粹主义人们也没有统一的定义。^[4]代表性观点包括玛格丽特·卡诺万的“阴影说”（民主自身投下的一道阴影）、本杰明·阿迪蒂的“幽灵说”（一个民主政治中时隐时现、时强时弱的“幽灵”）、卡斯·穆德的“薄意识形态说”（一种建立在纯洁大众与腐败精英相互对立之上的“薄意识形态”）、保罗·塔格特的“中心地带说”（一种对作为合法性源泉的人民的求助和信仰）。^[13]

英国政治理论家玛格丽特·卡诺万（Margaret Canovan）把民粹主义视为“民主自身投下的阴影”。^[14]他认为民主有“务实的”（pragmatic）和“救赎的”（redemptive）两张面孔，正是两者之间存在着的悖论式的紧张关系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周期性复发。根据这一理论，民主既是政治理想，也是一套务实的制度设计，这两者之间有无法跨越的鸿沟。“务实的”一面要求人们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待民主，注意到民主现实的可操作性，对民主制度及其政府持相对疏离和宽容的态度;“救赎的”一面需要公民对政治满怀热情，相信自己有能力运用权力并乐于参与公共生活，认为民主在根本上是全体公民公共意愿的表达。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有赖于两种心态之间的平衡，过分现实地看待民主，容易导致公民的政治冷漠，并为精英主义创造滋生的空间，而这种情况的持续，反过来又刺激了草根阶层政治救赎的热情，从而诱发民粹主义的社会浪潮。^[15]

本杰明·阿迪蒂认为民粹主义就像一个宴会上的醉酒客人，他的话语粗鲁，却触及了真相——自由民主已经忘却了人民主权的初心。民粹主义绝不仅仅是一时的政治躁动，而是对现代民主自身难以摆脱的内在困境的反应。^[16]

卡斯·穆德认为，民粹主义属于一种“弱意识形态”，缺乏成体系的、稳定的思想。民粹主义把社会分为两个对立的群体，即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认为政治应是人民普遍意愿的表达，而腐败的精英却垄断政治并导致危机。反对精英政治成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共同特征，所以左翼和右翼甚至极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可以联手参加竞选，形成一股更为强大的政治合力，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与北方联盟党结盟。但一部分疑欧政党领袖本身即为社会精英，其政治主张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粹主义，他们更多考虑自身国家利益而非欧盟整体。^[17]

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用“中心地带”的政治来指代民粹主义政治，这个“中心地带”就是一个不可分割、无差异的人民的象征，“‘人民’被描述为一个整体，他们被视为一个缺乏基本分化的单一实体，是统一的、团结一致的。”^[18]保罗·塔格特认为，民粹主义缺乏一种能为之献身的价值，它是“空心化”的，因此民粹主义既可以是进步的工具，也可以是保守的工具，既可以是民主主义者的工具，也可以是独裁者的工具，既可以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可以是右翼势力的工具，总之，通过依附于其他意识形态，民粹主义就填充了自己的空洞无物。换言之，塔格特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工具，可以被任何政治力量所用，并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由此，塔格特其实用“空心化”为民粹主义下了一个普遍定义。^[19]

民粹主义对“人民”的概念模糊，拒绝明确的阶级分类，但因其需要动员民众，需明确其主体特征。民粹主义所认同的“人民”具有以下三种特征：^[20]

团结的人民：强调人民作为统一整体与政党和政治派别的对立，如罗斯·佩罗提出的“United We Stand”口号，体现了与人民团结的诉求。^[20]

我们的人民：这是一种排他性的概念，将“人民”定义为“我们的同胞亲朋”，与权贵阶层或外国移民等区分开来，如法国勒庞的民族阵线提出的“法国人优先”口号。^[20]

平凡的人民：与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权贵相对立，民粹主义者声称代表“平凡、正派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利益被精英、政府和少数派忽视。然而，在实践中，民粹主义者的行动并不总是能实现其承诺，有时表现出精英化的特点。^[20]

"民粹"涉及大众与精英的特定关系，有两种主要解释：一是“以民为粹”，反映反精英的大众或平民立场，强调底层的声音；二是“民之精粹”，表达的是精英利用民众作为工具的政治策略或统治手段。^[21]

精英是指那些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上占有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人。他们在社会政治权力体系中，以及经济和文化资源的掌握上，拥有显著的优势。这些精英共同的特点是利用他们掌握的资源来影响社会。资源的占有赋予了精英话语权，这是他们与平民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21]

平民与精英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上处于劣势，尤其是社会底层几乎无资源。平民阶层政治上无行政权力，经济上勉强维持生计，文化上教育机会少、水平低、表达能力不足。精英阶层认为平民阶层素质低、觉悟不高，是国家现代化的负担。由于资源、能力和素质的不足，平民阶层在话语权上被边缘化，通常由精英阶层代其表达。此外，受群体思维和自身能力的局限，平民阶层也难以将自身的自发情绪转化为自觉意识，无法形成具体的政治诉求。^[21]

拿破仑帝国远征失败后，部分俄罗斯军官在巴黎见证了法国大革命的道德理想，受到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些进步的贵族青年接受了革命精神的洗礼，并确立了反对农奴制、推翻沙皇专制的思想基础。随后，在19世纪20-30年代，这批青年发动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尽管起义失败，却引发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分化。到了19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分裂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和改良的自由主义两大阵营。其中，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以平民知识分子为核心，代表人物有别林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等，他们受十二月党人思想启发，结合本土传统，形成了民粹主义的基本主张。^[22]

1856年，亚历山大二世启动农奴制改革，1861年宣布解放农奴，但改革不彻底，农民虽获人身自由，却需高价赎买土地，经济负担沉重，导致许多农民破产。在俄国农民占多数的背景下，他们仍生活在困苦中。受此启发，新觉悟的贵族青年与平民知识分子联合，以农民利益为代表参与政治斗争。1874年，受赫尔岑等思想影响，约2000至3000名青年知识分子发起“到民间去”运动，旨在通过农民力量推翻沙皇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民粹派因此得名。^[22][23]

但沙皇政权对民粹派进行镇压，农民告密导致当局猛烈反击。1873-1877年，沙皇逮捕1611名民粹派成员，并两次大审，虽仅40人定罪，但民粹派意识到“到民间去”策略的局限，开始筹备运动转型。民粹派运动失败后，转向组织强化。1876年，“土地与自由”社成立，标志民粹主义转向暴力夺权。部分民粹派仍教育农民，但失望者转向暴力行动，认为袭击政权是必要手段。心理上，他们寻求新策略以缓解对农民的失望，逐渐走向极端、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土地与自由”社组织下，民粹派实施谋杀与爆炸。1878年，维拉·查苏利奇刺杀圣彼得堡官员，开启恐怖斗争。内部争论后，1879年社团分裂为“土地平分社”和“民意党”。前者在农民中活动减弱，后者专注恐怖斗争，政治影响显著。^[24]

“土地平分社”反对恐怖政治，更重宣传而非政治机构，被视为“到民间去”的倒退。俄国民粹主义政治实践走入末路，恐怖活动因风险与反动政府打压而式微。80年代后民粹派转保守，民粹主义辉煌结束。19世纪中后期，自由民粹派兴起。民粹主义虽未立即退出舞台，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批判使其最终在20世纪初终结。^[25]

美国的民粹主义不是从人民党开始，也不是以人民党而告终。民粹主义是美国政治所必需的。卡津认为民粹主义的根源在于反精英主义和来源于19世纪新教改革运动及启蒙运动的一些理念的结合。尤其是宗教信仰和理性主义，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主义”。^[26][27]

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特征是保守主义的放任政策和腐朽之风的盛行。共和、民主两大党日益僵化保守，垄断资本通过银行、铁路、机器制造等行业控制国家政局，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工人斗争和各种改革运动风起云涌，下层社会斗争逐渐高涨。其中，广大农场主为摆脱垄断资本在货币金融、铁路运输、市场价格、土地资源等方面对农业的控制，展开了一系列斗争，构成19世纪后期不断激化的美国农民运动。美国民粹主义运动以农民运动为主，源于底层动员，根源包括南北分裂和政党分歧。内战前后政党体制现裂痕，关键在于政党与民间诉求矛盾。改革与反垄断势力不满两党控制，人民党应运而生，重组政党体制，以地域为基础，捍卫土地所有制，成为独立政治力量反对北方强权。^[28]

1928年，休伊·朗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实施多项改善底层生活政策，赢得声誉。1930年，他成为国会参议员，影响力扩大。朗作为民粹主义者，关注下层并反对罗斯福新政，主张共享财富，认为财富分配不均是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他提出共享财富计划，限制私人财富，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吸引大量支持。该计划通过宣传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显示公众对限制富人财富的支持。共享财富计划让朗成为民粹主义代言人。他朴实友善，不拘小节，与民亲近，却手段多变，追求权力。1935年，朗遭暗杀，葬礼宏大，被誉为下层阶级抗权的宣传家。^[29]

乔治·华莱士是20世纪60年代阿拉巴马州州长，以种族主义立场和民粹主义风格著称。他因公开反对黑人入学和镇压新左派运动“塞尔马长征”而闻名，成为保守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代表人物。^[30]

罗斯·佩罗在1992和1996年通过改革党竞选总统，引发政治学家关注。他的参选被视为民粹主义现象，代表20世纪第三波民粹主义，虽时间短且非典型反精英，但反映大众对主流政治不满，具有民粹主义特征。佩罗的出现表明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持续存在与发展。1992年，罗斯·佩罗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建立“坚定团结美利坚”组织（后改名改革党），突出“我们”的民粹主义理念。他通过民粹主义招募方法和广告传播主张，利用个人财产动员大众。作为第三党竞争者，他获得19%选票，是自1912年罗斯福后第三党最佳表现。^[31]

2016年，特朗普胜选之前，民粹主义的产生条件已在美国成熟，并且经过特朗普四年的执政，美国选民在身份维度的民粹程度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5]根据俄罗斯裔美国复杂科学家皮特·图尔钦的研究，美国社会存在两种周期性现象：一是自1780年之后表现出约50年为周期的暴力循环；二是跨度约一个世纪的“不和谐时代”周期。这两种周期的最近一次交集发生在2020年前后。^[32]

在从19世纪农业社会迅速向20世纪工业和城市化社会过渡中，拉美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革，拉美民粹主义运动正是产生于这种结构性变革中。^[33]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拉美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是以城市为基础的民粹主义的出现，以至于几乎整个南美大陆的现代发展都被认为带有鲜明的民粹主义特征。^[34]

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政治显著体现了领导的重要性，这是该地区政治的一贯特点。民粹主义在拉丁美洲有两层含义：首先，它描述了一系列政权和政治活动；其次，它也反映了核心领导人的思想和经历。在第一层含义中，民粹主义为分析拉丁美洲政治提供了通用概念。在第二层含义中，民粹主义被个人化，阿根廷的胡安·庇隆是其中的重要代表。^[35]

盖特利奥·瓦尔加斯在1930年革命后，通过培养被排斥者作为投票者，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地区建立了独裁政权。1945年被推翻后，他于1950年重返政坛，采纳民粹主义策略，承诺通过社会改革和经济计划来服务人民。然而，他的改革被经济失控所击败，最终在1954年的军事政变后自杀。瓦尔加斯是巴西民粹主义政治的先驱，他通过集中权力和实施社会改革，展示了民粹主义如何渗入巴西政治。^[36]

欧洲新民粹主义在20世纪后期崛起，作为一股挑战主流政党和传统政党政治的新潮流。它受到70、80年代新政治政党和左派运动的启示，尤其是反制度、反官僚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这一时期，新兴左派政党如绿党等，通过批判主流政治和政党模式，采取“反政党化”的组织形式，如使用“发言人”代替政党领袖，以区别于传统政党。与此同时，欧洲也经历了极端右翼政党的崛起。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对外来移民的袭击和种族主义暴力行为频发，极右政党如法国民族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和德国共和党等通过选举取得成功，其主张包括反对高福利国家、反腐败和反对移民等种族主义立场。^[37]

在两股不同潮流的共同作用下，民粹主义重回欧洲政治舞台。新民粹主义拒绝二战后达成的共识，如混合经济、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理论，而是在税收、移民、民族主义等问题上寻求重建政治。尽管新民粹主义一度与新左派运动有过共识，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更多地与新法西斯主义等极端思想相结合，形成一股被称为右翼甚至极右的政治势力。^[37]

在亚洲，民粹主义的影响并不像欧美地区那样强烈，但其在东南亚地区却表现得比较突出，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政治宗教化倾向愈发强烈。伴随着穆斯林强硬派的崛起，以排外为主要特征的民族主义开始泛滥，比如，菲律宾一些舆论提出了“菲律宾优先”的口号、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无端指责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是“经济殖民主义”等。^[38]

21世纪，民粹主义成为一股席卷欧美政治的潮流，在美国、英国、拉美等多国呈现快速发展之势。^[5]21世纪初，在蓬勃发展的全球化浪潮中，由于国外传统的社会党和保守党均趋向中间道路，丧失了传统特征，导致遭受到全球化冲击的下层社会拥抱民粹主义力量。国外民粹主义政党也将目光转向下层社会尤其是工人阶层，意图从这部分全球化失意者中争取支持。^[39]

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推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质的飞跃，与社会快速转型相伴而生的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关系调整及社会心态变化，为民粹主义的再次兴起提供了现实基础。借助互联网的技术加持，民粹主义发展演变为网络民粹主义，以抗争性舆论、暴力性语言、极端化情绪为主要形态。^[2]

西方国家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民主政治运行机制失调、移民涌入打破原有社会结构等矛盾日益凸显，民粹主义呈现崛起态势。^[2]2016年以来，国外民粹主义政党快速发展，异军突起。^[40]以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性事件，民粹主义已成为美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思潮。^[2]

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民粹主义和极右翼力量取得一定的发展，从原先的154席增加到172席。新成立的以极右翼国民粹主义政党为主的“认同与民主”党团和原有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两个党团，在欧洲议会党团中分别居于第五位和第六位。但极左翼民粹主义政党表现不佳，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党团从52席减至41席，几个原本被看好的政党也表现不佳。^[40]

保罗·塔格特称，民粹主义缺乏一种能为之献身的价值，它是“空心化”的，因此民粹主义既可以是进步的工具，也可以是保守的工具，既可以是民主主义者的工具，也可以是独裁者的工具，既可以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可以是右翼势力的工具，总之，通过依附于其他意识形态，民粹主义就填充了自己的空洞无物。^[19]

塔格特指出一些民粹主义的共同特征，包括：民粹主义总是产生于现有政党体制外的政治力量对现有制度的不满，因此民粹主义者是反建制的；民粹主义的主题总是“精英道德败坏、阴谋集团、普通人的善良”；民粹主义构建了一个抽象的道德上纯洁的“人民”，其具有同质化、同一性特点，这样的人民是“沉默的大多数”，是国家的“中心地区”，是国家最核心的部分；民粹主义的一个极端是诉诸人民，而另一个极端却是魅力领袖的集权，这主要是因为民粹主义反建制的特点使其不得不以魅力领袖代替自我建制的缺失；民粹主义拒绝代议制民主，主张直接民主；民粹主义因为构建了同质化的“人民”，因而反多元主义；民粹主义由于构建了“中心地区”的人民因而也是反大同主义的；民粹主义运动不是自下而上的运动，人民的意愿被自上而下地表达；民粹主义还是反对自由主义的。^[19]

扬-维尔纳·米勒认为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民粹主义者们宣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41]

米勒指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无法摆脱的“永恒的影子”，是一种“源于民主世界的内部”的危险。民粹主义要维持其对代表性的垄断，就必须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也就必须压制和排斥部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反讽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种精英政治罪行（压制与排斥）。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anti-pluralism）的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最终也是反民主的。^[41]

网络民粹主义是指在网络上产生、通过网络传播的一系列民粹主义思想和行动。全球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交流条件，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同时它也成了民粹主义的一个传播平台。^[42]由于传播速度快和范围广，极易形成底层的某种普遍认同，从而对政府的正常运行造成桎梏。特别是在国际政治生态的大背景下，针对某些涉及国家利益的国际纷争和涉及大众民生事务，常常发出极端声音，从而对政府决策和问题解决带来一定的困扰。^[7]

当代民粹主义延续了主张地方平民权利的传统，又突出了四个特征。一是平民化，民粹主义的基本主张是伸张平民权利，捍卫地方利益。他们对政治权威、社会精英、经济寡头、文化霸权存在天然的抗拒，对社会平等有一种天然的追求。在不公平的制度环境中，他们化身为革命道德的象征；在基本公平的制度环境下，他们又可能被视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二是极端化，民粹主义的地方性和草根性，决定了它的政策主张必须迎合大多数群众口味和利益。在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中，谁能获得基层选民的选票支持，谁就有当选执政的机会。所以，角逐权力的政客们，必然要去迎合选民，或者提出诸多“空头支票”，或者提出激化矛盾、撕裂社会的政治议题，导致民粹主义的极端主张泛滥成灾。三是批判性，民粹主义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尖锐地批评，对社会发展有一定镜像意义。其批判的问题十分广泛，包括资本寡头攫取超额利润、代议政治的僵化失灵、官僚体制的无效率等。四是合法性，与传统的革命党人不同，现代的民粹主义主张合法的“议会道路”，通过选举走进政坛，进而掌握实现其主张的政权机器。又大致有四种群体倾向表现。一是自我陶醉型的民粹主义群体。这类群体对外交冲突极其敏感，容易有过激的民族主义行为。二是怨念深重型的民粹主义群体。这类群体对政府极度不满，并倾向于把外交冲突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三是逻辑混乱型的民粹主义群体。这类群体对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信，但又觉得以前更好，怀念过去。四是茫然无措型的民粹主义群体。它对于国家的外交问题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倾向。^[6][3]

当今国际政治生态下的网络民粹主义，因各国的政治生态的差异性和问题迥异，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是，就其最本质的内涵和表征看，依然可以归纳梳理出具有共通性的基本特征。一是观点的极端性。民粹主义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就是以极具攻击性的极端观点吸睛。应该说，由于人们对世界和社会认知的不同，理念和观点存在差异实属正常。而理性表达不同观点，既是法律允许的也是世间常理。但是，民粹主义者为了达到其攻击对手的目的，常常就广大平民关注的问题以非常规的视角和理念加以表达，呈现出极端性。二是情感的煽动性。主要表现在利用某一广大民众关注的领域或焦点煽动情感汇聚共识。俗话说，屁股决定大脑，其意指因所居地位的不同，其对事物的看法也必然有所差异。平民利益与精英利益的差异常常导致在一些领域与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处于弱势地位的平民群体只有汇聚力量才有可能在对抗中取得优势，而现代网络给这种力量汇聚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网络发布一些群体关注相关事件极具感染力的文字或视频，获得情感上的认知而趋于理念的认同。从而将松散无形的人群汇聚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三是群体的模糊性。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处于网络各端口的绝大多数个体之间并不熟识，他们只是因共同的认知而聚集在某一特定的交流平台。尽管他们大胆地表露自己的意见，并呈现出某种社会价值取向，但正是由于网络的匿名化特点，虽然可以将其社会属性定性为民粹主义，但却很难确定这一人群的自然属性。四是传播的发散性。由于以互联网为平台的信息传播是以高度的交互性、形态多样性、方式灵活性的形式呈现的，从而使得每个人都可成为信息发布者，且不仅可以点对点地发布，更可以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的方式发布。而信息接受者的相继转发，则使得信息的传播形态呈现几何叠加式的发散性。加之互联网的无国界性，某一事件的影响，则具有国际性。五是目标的恒久型。网络民粹主义的基本目标总体而言是恒定的，即对抗精英和政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就其具体目标而言却常常是不固定的，随着问题焦点的转移而转移。然而，这种看似飘忽不定的目标，依然具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性，即通过自身理念的强调，在宣泄中形成某种舆论导向，以此影响政府的决策。^[7]

当代民粹主义可以划分为四大类：政治左翼、政治右翼、经济左翼、经济右翼。^[6]

政治左翼民粹主义。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划分敌友。政治左翼的民粹主义，与传统的民族主义有亲和力，其政策主张有较强烈的划分敌友意味。具体而言，他们在外，是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全球化为斗争对象；在内，是以掌控了社会绝大部分资源的权贵阶级为敌。一般利用底层选民在数量上的优势，激发他们对权贵阶层的愤恨，转而投票支持民粹主义者上台执政。这种民粹主义的基本盘是基层群众，它必然要提高贫困阶层的政治地位，保障和鼓励他们行使选举权、公民投票等民主权利，反对现有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分配体制，用政权力量重塑社会秩序。这种对社会激烈的改革倾向，自然要诉诸政治道德化和强人政治，强调个人魅力甚至领袖崇拜。此外，政治左翼民粹主义还可能活跃于一些威权国家或地区向民主社会转型的过渡期。由于政治权威开始衰落解体，有些政客就利用威权社会下人民对强有力领袖的依赖，充分利用社会原有矛盾反对当前政权，争夺政治主导权，并表现出对直接民主的偏好。^[6]

从历史上看，这种以改革者乃至革命者面貌上台的政治左翼民粹主义，滥觞于20世纪的拉丁美洲。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至今仍然影响深远。新近的政治左翼民粹主义典型代表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厄瓜多尔的科雷亚。查韦斯于2005年提出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口号，在2006年12月3日的总统选举中以63%的得票率连任，并将执政联盟整合为统一社会主义党，其主要目标是致力于全体委内瑞拉以及拉美和加勒比人民的团结与解放，脱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基于这个宏大目标，查韦斯在国际战略上坚定反对美国霸权，试图改革阻碍第三世界发展的不平等政治经济秩序，积极倡导建立多极世界。查韦斯认为，拉丁美洲总体发展迟缓停滞，美国殖民霸权及其主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拉美各国经济主权的侵蚀要负主要责任。查韦斯通过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充分利用自身石油资源加强与新兴国家的合作，既能回应国内民众反美诉求、赢得喝彩，也能赢取丰厚的外汇回报。国内方面，为了从制度上保障“21世纪社会主义”的推进落实，查韦斯采取了五大措施：通过《委任立法权法案》，总统可以发布行政命令实行国有化；修改宪法，取消中央银行独立性，取消总统任期届数限制；开展全民教育，消除文盲；改革国家政治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200～400个家庭组成的合作社，以便每个人都能参与国家的政治民主进程。^[6]

政治右翼民粹主义。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都跟民族主义有勾连，但彼此的落脚点不同。左翼的表征主要是爱国主义，高举反对外来势力侵略干涉、殖民渗透的旗帜。右翼的主张则侧重于反对外来移民，强化本土认同和种族认同。他们往往放大外来移民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激发社会的排外心理。^[6]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兴起了一股极端右翼潮流。典型代表有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奥地利自由党、比利时弗兰芒集团、丹麦和挪威的进步党、瑞士人民党和荷兰富图恩名单等政党。这些政党借助被其激发的社会排外心理赢得选票，获取执政机会。进入21世纪后，这股右翼浪潮并没有退去。随着欧债危机的演变，选民反欧盟、反欧元、反移民的政治诉求日益炽热，整个欧洲面临向右转的压力。以近期发展势头良好的法国国民阵线为例，通过炒作外国移民引发的社会问题，鼓吹法兰西民族的纯洁性，把法兰西种族认同上升为政治认同的核心标准，已经成为法国政坛极富政治影响的政党。作为“反移民”的始作俑者，国民阵线在最近十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往往扮演“造王者”的角色。如2007年萨科齐为了成功竞选法国总统，就在竞选中采取与国民阵线相似的路线，承诺将会强硬打击非法移民、提高外国移民标准，成功抢了不少原本支持玛丽娜·勒庞的极右翼选民选票。2012年，萨科齐故技重施，在第二轮选举陷于下风的时候试图争取极右翼选民的支持，但被首轮选举得票第三的玛丽娜·勒庞拒绝，最终被来自左翼社会党的奥朗德击败。2014年3月的法国地方选举，国民阵线破天荒赢得11个市镇的管辖权，随即宣布将会在所辖市镇禁止学校提供清真餐，此举被认为是针对国内近500万穆斯林群体。2014年5月，国民阵线再接再厉，在第八届欧洲议会选举共取得24个席位，是上届的8倍，超过执政的社会党成为法国第一大党。目前，已经有人预测玛丽娜·勒庞将会是2017年法国总统的大热门赢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忧虑。^[6]

此外，如果社会存在较激烈的族群阶层矛盾，而这些族群矛盾无法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加以解决，政治右翼民粹主义就容易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演变成为分裂主义，转而追求主权独立。政治右翼民粹主义搞分离的主要方式，包括发动全民公投、公民抗命、军事政变和暴力抗争等。近期最典型的案例当属乌克兰。乌克兰自从苏联独立出来后，一直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摇摆，国内群众分裂为两派，都视对方为敌人，互不相让，每个派别都用民粹主义动员群众上街抗议、杯葛选举结果，最后亲欧的右翼政党成功推翻民主选出的亚努科维奇政权，进而导致克里米亚公投独立，东部亲俄地区内乱不止。^[6]

经济左翼民粹主义。与政治民粹主义过多涉及意识形态纷争不同，经济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在如何通过经济政策向民众倾斜利益。经济左翼民粹主义一般推行福利主义，采取高税收、高支出的财税政策，打击富豪寡头，通过二次分配降低贫富悬殊，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最终达至涵盖大多数群众的福利社会。如果国家的经济基础较好，拥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政治上较为中立，不需负荷过重的国防费用；人民的素质较高、理性节制，实行左翼的福利主义政策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能够符合广大选民的利益。成功的案例可以参照北欧四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4月8日公布的2013年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分别高居全球第2、6、7、12名，比西欧很大老牌发达国家排名还要高。北欧四国的基尼系数长期保持低位，几乎是欧洲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但并未出现主流经济学预期的劳动生产率低下、经济竞争力下降等问题。相反，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分别高居第3、6、11、15名，证明福利主义制度在维持社会平等的同时并没有牺牲经济活力。^[6]

但是，也有一些还处于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为了吸引选民支持而不顾自身实际，盲目提出违背经济规律、不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主张。短期内，国家可能实现繁荣发展、人民福利水平提升，但很快就会被财政危机、通货膨胀所吞噬，社会有陷入动荡的危险。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就因为激进的左翼经济政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今仍未走出泥淖。其中以阿根廷问题最为严重，阿根廷1910年已名列全球第十大经济体，发展了100年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乏力、停滞不前，还面临严重的债务违约危机，大有重新变成发展中国家的势头。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声称把能国有化的产业都已经国有化，但私有企业的发展还是比公有企业好。2009年公有企业只占GDP的30%，这一数据甚至低于1998年查韦斯上台执政时的数据。并且，在实施一系列向贫下阶层倾斜的政策后，大资本家与财团仍然牢牢掌握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委内瑞拉因此成为拉美地区第四大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国家，最为富有的人口掌握36.8%的资金。在某种意义上，委内瑞拉已经陷入经济民粹主义恶性循环的悖论。又如近年来一直陷于政治动荡的泰国，为泰党和民主党分别代表农村穷人（红衫军）和传统城市精英阶层（黄衫军），他信和英拉为赢得占泰国总人口大多数的穷人和农民支持，大力推行补贴北部农民生产水稻和全民医保，但这种明显取悦平民的政策遭到传统政治势力和中产阶级的反对，社会陷入严重分歧，军队不得不宣布接管政府。由于他信集团善用民粹主义积累政治资本，在民间拥有较高声望和影响力，要彻底清除其势力并非易事，预料泰国社会的阶层对立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6]

经济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试图通过运用政府行政权力积极干预经济、打造政绩相反，右翼民粹主义立场非常保守，它既不信任政府，认为政府只会乱花钱，因而倾向财政紧缩政策；也不信任自由贸易的经济发展规律，认为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只会让跨国寡头获益，对国内竞争力不强的行业造成较大冲击，因而倾向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鼓吹设置限制、管制、补贴等贸易壁垒政策。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地区，本国的工资水平较高，为了保障自身就业和薪金不受影响，很多选民强烈反对输入外劳，要求提高移民标准。跟政治右翼民粹主义类似，经济右翼民粹主义对来自外国的移民、劳动力有较强的敌意，认为他们凭借高素质、低薪水挤占他们的就业机会，最终获利的只是大大减轻人力成本的资本家。虽然这些政策主张长远来说不利于提高国家或地区自身竞争力，从而不利于选民的长远利益，但主张经济右翼民粹主义的政客往往得到基层劳工和青年学生的支持，后者是对就业状况最敏感的群体。^[6]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赢得2015年大选后表示，将推动英国就退出欧盟进行全民公投，这也是一种迎合民粹主义的姿态。英国民众一直存在疑欧、脱欧的情绪，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打击下，欧盟经济面临巨大困难，脱欧意味英国不被拖入泥淖，意味着无需为欧盟那些实施高额福利政策的国家买单。敏锐的政客趁机组建英国独立党，抢夺保守党票源，成为英国一股不容忽视的新势力。近两年，独立党主打脱离欧盟的议题，在2013年地方议会选举取得大量地方政府议席，并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成为英国席次中第一大党，再次震惊英国和欧洲政坛，给出身保守党的卡梅伦带来巨大的民意压力。^[6]

中国台湾地区爆发的反服贸“太阳花学运”，青年学生通过占领台湾当局办公地等激进行为，阻止国民党政府通过服贸协议，表面上打着反对黑箱操作、捍卫民主和程序正义的旗号，其实质是民进党借学生运动反对台湾经济与内地交流融合，借机打击执政的国民党。民进党通过宣扬服贸协议将影响台湾中小经济发展、恶化本地人就业，削弱政治独立性，在台湾民间鼓吹不必要的疑虑和担心，提前为赢得选举经营票源。由此可以看出，经济民粹主义虽然只是关注经济层面的政策抉择，但其政治影响却是深远而全面的。^[6]

民粹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它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它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因此，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方面来看，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抹杀精英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它常常通过大众的普遍动员而对全部群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纵和控制。因而，从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看，它又有着消极的意义。^[4]

民粹主义的破坏力在欧债危机、希腊债务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等事件都有民粹主义的影响。随着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五星运动、英国独立党、德国另类选择党、荷兰自由党等右翼和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势力增长，未来西方国家或将出现民粹主义的大市场。^[3]

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极具传染性，很容易在全世界扩散开来，特别是在网络极其发达的当今世界。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各国间尤其是大国间的竞争和博弈日趋激烈，中国正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决胜期。在这样的大势下，应高度警惕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合流，努力避免其干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大局；尤其要着力解决好民生发展问题，铲除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合流的社会土壤。^[3]

要重视民粹主义倾向对国家和社会的消极影响，警惕“未民主先民粹”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民粹主义不只像其通常所表现的那样，只是面对国际争端时的极端现象和过激行为。更重要的是，民粹主义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出政治生活和社会政策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寻找解决之道，不仅有助于消解民粹情绪，而且有助于提高政治、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人们经常单纯地把民粹主义看成一种追求民主的思潮。但事实上，即使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不是相互对立的，前者的内涵也要比后者贫乏得多。真正的民主建立在完善的政治制度、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充足的社会资本等基础之上。而民粹主义幻境中的民主，是一种只可能存在于理想化世界里的纯朴而美好的绝对平等状态，带有浓厚的反精英、去政治化色彩。因此，避免公众民粹化，尽量降低民粹化现象带来的危害，就成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43]

对于早期民粹主义的理论主张，列宁肯定其思想理论具有合理性、历史进步性和革命精神。列宁指出，民粹主义理论先驱赫尔岑“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早期民粹派的代表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时是比赫尔岑“彻底得多的、更有战斗性的民主主义者”“是一位资本主义的异常深刻的批判者”。同时，列宁也指出，早期民粹主义者“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赫尔岑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尚未脱离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们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善良的愿望。”他们不能也不可能认识到“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44]

民粹主义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就是以极具攻击性的极端观点吸睛。应该说，由于人们对世界和社会认知的不同，理念和观点存在差异实属正常。而理性表达不同观点，既是法律允许的也是世间常理。但是，民粹主义者为了达到其攻击对手的目的，常常就广大平民关注的问题以非常规的视角和理念加以表达，呈现出极端性。^[7]

民粹主义的基本主张是伸张平民权利，捍卫地方利益。他们对政治权威、社会精英、经济寡头、文化霸权存在天然的抗拒，对社会平等有一种天然的追求。在不公平的制度环境中，他们化身为革命道德的象征；在基本公平的制度环境下，他们又可能被视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6]民粹主义的地方性和草根性，决定了它的政策主张必须迎合大多数群众口味和利益。在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中，谁能获得基层选民的选票支持，谁就有当选执政的机会。所以，角逐权力的政客们，必然要去迎合选民，或者提出诸多“空头支票”，或者提出激化矛盾、撕裂社会的政治议题，导致民粹主义的极端主张泛滥成灾。^[6]

法国国民联盟前身是1972年成立的国民阵线，2018年6月改为现名。该党强调民族主义，主张推进民族同质化和回归传统价值观，将国家目标置于个人权利之上，谋求“把法国从欧洲控制和世界主义中拯救出来”。该党的创始人让-玛丽·勒庞发表了许多有争议的公开声明，其中不少是反犹言论。1986年该党通过法国议会选举首次进入国民议会。^[8]

德国另择党成立于2013年，其主要创始人系原德国基民盟成员。该党反对德国二战后形成的“羞耻文化”、反对移民和难民、反对同性婚姻、反对女权主义、反对可再生能源，支持公民联合。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另择党获得德国超过7%的席位，并于同年进入德国萨克森、萨克森一安哈尔特和图林根等地区议会。^[8]

意大利“五星运动”党成立于2009年10月，创始人为著名喜剧演员格里洛。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声称致力于解决五大核心间题：公共用水、可持续交通、可持续发展、互联网接入权和环保主义。该党还提倡电子民主、直接民主、抑制债务增长和非暴力，强调政治是一种临时服务，任何级别（无论是地方还是国家）已经两次当选的人都不能再次成为候选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