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品仙

李品仙（1890年4月22日－1987年3月23日），字鹤龄，广西苍梧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曾于抗战时期历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十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国民政府时期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为国民党桂系部队重要将领。^[1][2][3]

李品仙出生于广西苍梧县一望族家庭。1911年他参加武昌起义，1912年考入保定军校。毕业后随部队入湘参加护国战争，追随军校同学唐生智南征北讨受到器重，后一路升至军长。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兼任武汉卫戍司令部司令的李品仙纵容部下大肆虐杀共产党人与工农群众。7月下旬唐生智发动东征蒋介石，兵败瓦解后李品仙接受桂军收编。后又率部重新投效唐生智，在又一次反蒋失败后出走香港。1930年，应李宗仁、白崇禧之邀出任南宁军官学校长，后任桂军总部参谋长。1937年3月13日，李品仙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2]

“七七事变”爆发后，李品仙历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及第十战区司令长官等职，率部先后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随枣会战诸役。^[2]

1939年10月，国民政府委任李品仙继任安徽省政府主席，配合蒋介石反共并协同发动“皖南事变”。1949年4月19日，李品仙任桂林绥靖公署主任，后又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协助白崇禧指挥国民党军残部抵抗，12月所部被解放军歼灭。12月底，李品仙去了台北，后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政策顾问”、邻长。1987年3月23日，李品仙在台北去世，终年97岁。^[2]

1890年4月22日 (农历三月二十六日) ，李品仙出生于广西省苍梧县平乐乡间，祖籍原属湖南长沙，因避战乱、谋生计而搬迁南来。^[4][2]

曾祖父李超邦、祖父李守良以读相传，家境颇富。父亲李济朝酷爱诗书，是清朝时代的一名廪生，在乡塾做过教师，民国初年曾几度出任苍梧县县长，还任过警察局长、厅长等职，是当地的头面人物。李济朝对几子注重传统教育，李品仙自幼接受其父的“训诲”熏陶，从十二岁起，即能粗略四书五经，还练习做诗写对联，偶而还策论时文，得到其父的“嘉许”，在乡里中也颇受亲朋的“赞誉”。^[4]

1905年间，十三岁的李品仙考入苍梧县县立高等小学。次年，又遵父之命参加科举考试。李品仙通过了县试和府试，但因院试作文时漏写一页而名落孙山。不久清王朝下令停止科举考试制度，李品仙不得不另打主意，重觅仕途。那时正是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国内尚武御侮的气氛渐浓，李品仙便定下投笔从戎，弃文就武的决心。^[4]

1907年间，蔡锷在桂林创办广西陆军小学，招考16岁以上青少年入学。年仅十五岁的李品仙，虚报一岁投考，成为该校第一期学生，从此便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同年年底，李品仙及其第一期同学毕了业。1910年春，李品仙等一百名左右的毕业生由广西省保送，成为湖北武昌的第三陆军中学第二届的学生。李品仙进陆军中学受训，实际上等于接受陆军军官的预科教育。^[4]

1911年10月，李品仙受训第二年，武昌起义爆发。当时学校总办、监督等官长因害怕起义而潜逃，李品仙则响应革命参加起义行列。当时起义军选派第三陆军中学的人回原籍各省进行联络与策应工作，桂籍学生杨瑞麟便邀李品仙同行。但当他们到达广西时，广西已宣布独立派出援鄂军。广西军政府代理都督陆荣廷将李品仙派到梧州军政分府长莫荣新手下，得其器重，担任梧州军械局委员。李品仙在梧州军政分府工作达一年又二个月。至1912年12月末，他接到保定军官学校的入学通知书，便向莫荣新辞去军械局委员的职务 , 并许以 “尔后定有报答知遇的机会 ”，这才获得莫的批准。^[4]

1912年年底，李品仙成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受训生。因教官的文化程度与官阶低引发学生不满，李品仙参与罢课抗议，最后学校不得已改换校长与教官，到1913年春学校才正式开学。1914年冬，李品仙结束受训学习，分发回广西到军第一师第一团见习。当时制度是见习六个月即可委任为初级军官的实职。由于桂军中行伍出身与学生出身的军人彼此间畛域分明，门户森严，李品仙等学生出身的见习人员，无得力的后台，干了两年也未有晋升，李品仙心有不满。1916年3月桂军响应护国战争，李品仙受命训练机枪队，却未能如愿为队长，仅为枪长，待遇比见习还差，也只能委屈求全以待时机。^[4]

护国战争后，湘军正式成立，其中不少排长为保定军校第一期同学。当时在长沙城内湘军独立营任连长的张湘砥 , 是李品仙的同窗好友。他得知李品仙在桂军境况不佳，便动员李品仙到湘军，并暂时委任其任中尉排长。至此, 李品仙便加入湘军达十年之久。^[4]

1916年7月，湖南爆发驱逐都督汤芗铭的运动，李品仙执行进驻督署守护财物有功，受到重视，随即提拔为连长，编入唐生智的卫队营。唐生智与李品仙是保定军校第一期同学，李认为唐“ 精明干练, 胆识俱佳” , 能与共事，升官有望。唐生智看到李品仙为刘人熙都督所重视，又是广西人 , 可能较易驾驭，因而也信赖有加，二人关系日益密切。^[4]此后，李品仙紧紧追随唐生智，在护法战争、湘直战争、护宪战争中屡建战功。随着唐生智的升迁，李品仙也官运亨通，至1924年的八年间，便从排、连、营、团长依次提升为旅长，成为湘系军旅中一位重要将领。^[4]

1926年5月初，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党革命军独立团奉命为北伐先遣队挺进湖南。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职，李品仙升为第八军第三师师长。^[5]7月上旬，李品仙率第三师主力和友军在榛木市正面攻击蒋锄欧旅和贺耀祖、叶开鑫师之一部，战斗相当激烈，沿湘江而进，经湘潭进至岳麓山，缴贺师一部的枪械，进入长沙。^[6]在这期间，李品仙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随后，唐生智指挥北伐军第四、七、八个三军肃清汨罗河以北敌军。8月23日，李品仙部第八、第十五团攻克羊楼司。9月6日，第三师在驻守汉阳之鄂军第二师刘佐龙部策应下，进入汉阳占领龟山。7日又渡汉水占领汉口。随后又奉命经黄陂向九里关追击吴佩孚残部，直至豫鄂边境。9月14日，于东篁店击败豫南援吴军田维勤部，18日又攻克河南战略要地鸡公山。不久，“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派陈调元部自安徽进驻鄂东，意图西进援吴。李品仙又从豫鄂边境移师鄂东阻敌，相继克复广济、黄梅。11月下旬，唐生智将其统率之第八军调回武汉扩编，作进军河南之准备。^[5]

同年冬，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会议，决定撤镇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名义，成立第四集团军，以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任总司令，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三个军，李品仙任第八军军长。^[6]

唐生智所辖李品仙、何健部湘军将领，大都出身于湖南地主豪绅，对工农群众运动极端仇视。1927年5月16日夜，李品仙邀请从河南前线返武汉的何健，以二人名义，召集驻武汉湘军高级军官秘密集会，讨论如何“推翻武汉共产党政府”，“平定农村秩序”等问题。会上还起草了宣言，明确表达各军将领对国民政府农村政策的不满。此后，李品仙下属驻鄂西的部队首先开始调转枪口，大肆收缴农会的枪支。5月21日何健部许克祥团在长沙发动反共军事事变。李品仙认为此举系“长沙方面因共党分子骚扰出征军人家属”之故，为许克祥开脱罪责。^[7]

1927年6月27日，汪精卫向武汉卫戍司令部秘密下达“清共”的命令，7月李品仙奉命立即指挥军警人员分别出动搜捕共产党员，查封中共机关，解散汉口总工会及农会，收缴湖北总工会纠察队之武器，并将苏联顾问集中看管准备遣送出境。李品仙纵容部下在武汉大批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制造白色恐饰。事后，李品仙自诩“此次武汉方面的'清共’，首先由卫戍总司令部命令执行”，但同时也不无遗憾地说：“由于'清共’一事经过多日商讨始行决定，以至共产党在武汉之重要人物均已闻风逃匿，捕获的不过是些无关重要的分子。”^[7]

1927年7月下旬，唐生智发动东征。11月9日，唐生智在汉口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决定缩短战线，令何健、刘兴两军退守黄州，以李品仙防守鄂城，第八军主力配置于武岳线，以武昌、咸宁为集合点。会后，李品仙亲到鄂城布置防线，唐生智则带卫队二千人赴黄州督战。但由于唐军腹背受敌，大势已去，于11月11日通电下野，出亡日本。14日，西征军进占武汉，唐生智所部何健、刘兴、李品仙各军向湘西、湖南老巢退却。次年2月，李品仙等唐生智旧部，迫于李宗仁、白崇禧新桂系重重包围，通电表示愿意接受南京政府改编。3月3日，李品仙与白崇禧会谈，商量唐军改编事宜。^[8]

1928年2月，蒋、冯、阎、四派决定北上伐奉，将所部改编为四个集团军。4月5日暂师北伐。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和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将蜗居湘西南的唐生智旧部李品仙第八军、叶琪第十二军和刘兴第三十六军三个军合编为第四集团军第十二路军，由李品仙任第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于5月中旬离湘北上，沿京汉路向北进攻。^[8]

1928年6月日奉矛盾激化，张学良决心与北伐军停战谋和。但天津直鲁军残部拒不投降。9月，李品仙受命担任左翼军总指挥，率第十二路军在白崇禧指挥下向北猛攻，由京汉路转入京奉路，先后夺取丰润、唐山、开平、滦州，一直推到天津至山海关一带。结果直鲁军在滦河以东被奉军击败，残部三万人被李品仙解除武装。战后，李部移至唐山附近。^[8]

1929年3月底，蒋桂战争爆发。李品仙第十二路军虽被白崇禧收编，但由于该部多为唐生智一手提拔，在唐生智“脱离桂系，回湖南去”的号召下，立即欣然响应。3月20日，李品仙等人发表通电，攻击“白崇禧主武汉，蓄意破坏中央威信”，宣布讨伐白崇禧，拥护蒋介石，率部重新投效到唐生智麾下。唐将第十二路军改编为第五路军，自任总指挥，任命李品仙为副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5月初，李品仙奉命移师豫东马牧集。10月又移驻郑州。^[8]

是年12月初，唐生智在郑州呼应冯玉祥部石友三通电反蒋，并派第八军沿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但仅一个月便被击溃。当时李品仙当时在北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待他赶到漯河时，第八军业已缴械，士兵亦被中央军各部队分别收容编散。李品仙只能远走香港。他一边经营农庄，一边等待时机卷土重来。^[8]

不久，中原大战爆发。李品仙应李宗仁、白崇禧之邀，由香港经广州赴长沙，被委任为湖南善后督办，处理湖南后方一切事宜，以支持桂军北进。李品仙就职不到半月桂军便兵败。他随李宗仁、白崇禧退回广西，担任第四集团军总部参谋长。1930年底，改任南宁军官学校校长。不久，因曾背叛过白崇禧，被白崇禧撤去军校校长职务。后来，李品仙又到龙州担任广西边防对讯督办兼左江区行政监督及龙州区民团指挥官任职三年。1935年夏，因总部参谋长叶琪坠马身亡，李品仙才调回南宁担任总部参谋长。^[8]1936年1月23日，李品仙被晋授陆军中将。1937年3月13日被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2]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李品仙被任命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七、第三十一、第四十八三个军。10月初，李品仙在桂林检阅第七军、第三十一军后，向徐州进发。10月10日，李品仙在武汉乘轮船赴南京途中，参加乘客们自发组织的双十节庆祝大会。被公众一致推为大会主席。11月升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三十一军，协助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徐州会战的战略部署。^[9]为达成保卫徐州的任务，李品仙受命指挥三十一军及受第五战区节制的于学忠、杨森、徐源泉各军以及安徽境内各部队组成淮南兵团，负责实施津浦路南段之作战，务必将北进之日军阻止于淮河南岸。^[9]

面对日军的连续进攻，1938年1月李品仙分部派遣调度，形成分割包围孤立敌军。1月18日李品仙所带领的第三十一军给北上日军以重大打击，并在随后淮南廖磊部与敌军纠缠时，令第三十一军主动出击四处围歼敌军。日寇在北进中损失重大，腹背受敌只能主力南撤。由于李品仙在津浦路南段正面战场，以防御战拖住了北上之日寇，延缓了日寇南北对进会攻徐州的计划，从而为李宗仁集中第五战区主力在鲁南台儿庄地区围歼日寇创造了有利条件，取得了歼灭日本华北方面精锐部队矾谷、板垣主力一万余人的大捷。^[9]

5月北上日军为攻击徐州先占领合肥。李品仙奉李宗仁之命坐镇皖西，指挥皖中各军防敌西进，并掩护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队向平汉线撤退。6月下旬，李品仙被任命为第四兵团司令，担任大别山及其以南地带之防守任务。他上任后即驱车去黄梅前线视察，途中遭日机轰炸，幸亏躲避及时，其座车被炸，本人却幸免于难。从8月至9月，李品仙第四兵团所部在潜山、太湖、黄梅、广济一带与西进日军反复激战，形成拉踞状态，后不敌日军海空优势，退回广济西北一带高地据守。10月24日，统帅部下令放弃武汉，李品仙部经应山、随县、荆门退至鄂北枣阳休整。^[9]

1939年4月底，日军集中四个师团一个骑兵旅团发起随（县）枣（阳）会战。李品仙协助李宗仁参加战役的具体指挥，亲自率左集团三个军防守大洪山一带。战后，国民党中央统帅部为表彰李品仙在随枣战役中的功绩，特颁授干城勋章一枚，以示奖励。^[9]

1939年10月23日，时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因脑溢血去世，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李品仙担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6]他自湖北专程赴重庆进谒蒋介石，详细禀告“大别山区当前状况，以往缺失，今后方针”。蒋对其建议一一采纳，并面授机宜，“给以全权，嘱其实行全部反共政策”。^[10]

1940年1月8日，李品仙上任后，便与“CC”派合流，指使亲信炮制反动文章，制造舆论，迫害共产党积极参加的安徽统战组织“动委会”。李品仙还亲自下令调全省动委会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到立煌（今安徽金寨）“受训”，企图一网打尽。2月中旬李品仙在立煌主持召开安徽党政整建大会，他亲自拟定《敌后党政整建纲要草案》，以清除潜伏异党分子，强迫军政师生等必须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并开办训练班、团培植亲信势力，又在组织上以“改造省政府机构”的幌子总揽大权，向各级行政机构开刀，清洗通缉撤换与共党有关人员。^[10]他还召开全省县长会议，布置各地反共；全省出现了多起暗杀、活埋中共党员的惨案。在军事上李品仙排斥异已，下令取消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番号，撤销与新四军彭雪枫部在淮北合作抗日的各项职务，并命令桂系正规军讨伐余部。^[10]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布置兵力，调动军队向东西进攻新四军各部，企图挑起大规模武装摩擦事件。^[10]3月7日，李品仙派军分三路进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江北新四军在刘少奇的带领下奋起自卫反击取得皖东自卫战的胜利。3日11日，李品仙撕毁原有和平协议，派部进驻皖中无为县，断绝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系。3月20日，李品仙部无理扣押新四军军饷七万元及新四军干部二十余人，并致其中十四人被害。4月21日李部四千余人又向驻无为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发起突然袭击，双方激战六小时致江北游击纵队伤亡惨重。^[10]

1940年5月新四军对李品仙的反共气焰进行有力打击，李品仙被迫签订了双方以淮南铁路为界的停战和议。但8月16日李品仙又致电蒋介石，要求新四军离皖，不然将武力压迫。9月初，李品仙部第一三八师又向皖东根据地发起新的进攻。^[10]11月上旬李品仙积极布置其第一七六师进驻长江北岸重要地段，夹击皖南新四军，同时在江北沿岸渡口沉毁船只，烧毁粮草，配合发动“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下令各战区进剿新四军，李品仙被任命为淮南进剿区总司令。他在长江北岸搜捕突围过江的新四军，集结重兵屡次向新四军第二师、第七师和淮南、皖中根据地进犯，从而削弱新四军在华中的实力。^[10][11]

李品仙主皖后，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特务机构，使安徽国统区特务横行，直接为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服务。这些特务组织逼供刑讯、制造冤狱、秘密处死、无辜失踪多有发生。1940年初和1943年冬，李品仙指使特务将一众先进人士以“异党”罪秘密逮捕，经酷刑审讯后活埋于立煌。^[10]

李品仙在安徽当政时将各个心腹安插至所属各财经机构，他们为讨好李品仙，拼命垄断地方经济，盗卖公粮，搜刮民财，导致全省民穷财困，物价飞涨。李品仙指使省财政厅投资成立安徽企业公司，直接勾结日伪，从事交换物资秘密活动。还动用军队作掩护，将各种民生重要物资由国统区运到各个敌伪占领的城市卖给日本洋行，又从沦陷区购办洋货和烟土运到后方高价出售，贸易额每年达伪币数亿元之巨。李品仙还直接出面，伙同其属下组织“三合公司”，利用巢湖地区丰富的农副产品和部队驻守的地理优势，专门与南京贸易，以大米、棉花、烟土交易额最大，低买高卖若干年获取巨额利润。此外，李品仙还另有一叫“中和庄”的秘密经济集团，专门贩运铜、锡、米等违禁物品向沦陷区资敌。为避劫夺，还特设正阳关守备司令部，武装保护走私资敌。^[10]除此，李品仙还嗜好在安徽搜罗文物古董，然后经管家在香港贩卖。^[10]

但在抗战八年中，李品仙领导下的桂系军队也坚持了抗战，同日伪军进行过不少次激烈战斗，并取得过1941年3月皖东反“扫荡”，1941年9月应第二次长沙会战和1942年在大别山上空击落日机、击毙日军第11军军长兼驻武汉军司令官田攻陆军大将等战绩。^[11]

1944年12月26日，李品仙被委任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次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0日，立煌军民数万人集会，召开盛况空前的祝捷大会。9月24日，李品仙作为统帅部任命的徐州、蚌埠地区受降主官，在蚌埠参加受降典礼。在此之前，他即任命其弟李品和为蚌埠市市长，负责“劫收”蚌埠。^[10]

1945年11月中旬，李品仙应召赴重庆开会，他又炮制了具体军事反共计划准备提案密陈统帅部。但到重庆后才发现该次会议是蒋介石为集中兵权商讨各级长官撤职事宜。李“遂将提案的计划取消”。1946年4月，李品仙奉命专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一职。不久，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国民党军队首先在鄂中、苏中和两淮地区向中共解放区进攻。由于桂系军队是进攻两淮的主力，特地任命李品仙兼任徐州绥署副主任。期间，李品仙作为桂系的重要骨干，积极支持李宗仁争夺副总统的竞选，一次就从安徽省地方银行支出二百七十多亿元，用大卡车将钞票运到南京，充作李宗仁贿选资本，致使该行库空如洗，资不抵债。^[12]

1948年6月下旬，李品仙担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刑长官，协助白崇禧统辖五省军政。^[12]

1949年4月，北平国共和谈。和谈代表黄绍竑返回南京，在代总统官邸汇报有关和谈经过。李品仙在会上极力反对中共提出的和谈条款。4月19日，国民党正式拒绝和平，代总统李宗仁随即任命李品仙为桂林绥靖公署主任，令其速回广西负责“加强作准备，与巩固后方基地各事宜”。^[12]5月1日，李品仙自汉口乘飞机赴桂林的途中，特地拜访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在密谈中李品仙以以桂军实力相威胁，要求湖南不可附和中共。^[12]

李品仙到桂林后，认为广西是西南重要反攻基地，迅速安排反攻准备工作。他将原有保安部队统归绥靖公署指挥，在全省招募新兵和绿林土匪等加强兵力，同时下令全省各市县乡镇实行“一甲一兵一枪”运动，鼓吹要与中共进行“总体战”。同时还划分四个“剿匪”区，并加强情报谍报组织，办理五户连保，捕杀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宣称要与中共周旋到底。^[12]

5月上旬，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在省府大楼会议厅举行座谈会。会上，以省议会议长李任仁和李品仙形成了和战两派，李品仙则极力主战，但附和者极为少数。之后白崇禧到桂林与李宗仁商谈撤军事宜，会议李品仙多次攻击中共不欢而散，但主战者气焰日升。^[12]针对当时的不利形势，李品仙认为政府必须下决心，便直接面见李宗仁，向其献策称应迁都并将各地军队进行部署，积极扩大国际外交。李宗仁“对此建议颇觉称意”，可是形势发展已不容如此。^[12]

1949年4月20日，解放大军大败国民党军队，白崇禧急忙将主力撤到湘桂边境，企图保守广西。11月，白崇禧决定放弃桂林，退守南宁。在桂系高级军官军事秘密会议上，李品仙又坚持提出逐次向西退守滇境但被白崇禧否决，最后决定退守海南岛。结果桂军主力在撤退途中，除一部窜入十万大山和越南外，其余悉数被解放军分割围歼。^[12]

1949年底，华中军政长官部及桂林绥靖公署少数负责人在南宁失守前飞离大陆，撤到海口。在海口，桂系高级干部讨论白崇禧今后出路问题，夏威认为先行香港待形势定夺，李品仙则力主去台湾归队。白崇禧进退两难，最后决定派李品仙先赴台北，明面是治办两署结束事宜，实为试探蒋介石的反应如何再行打算。这年12月底，李品仙抵台北，不久即给白崇禧发电表明蒋介石心意。白接电后，赴台投蒋之意遂决。^[13]

1950年3月，李品仙和白崇禧都被蒋介石委为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的闲差。仅隔两年，李品仙被以“现役届满”为由，“奉命退休”。^[13]1953年冬，李品仙被街坊邻居选为邻长。他“数次推辞，仍无法脱卸，一任两年”。此后，他于台北市郊承租山坡公地数顷，辟为农庄种植蔬菜，以消遣时日，维持生计。1967年后，因年老多病，他将在香港九龙的鱼塘房屋悉行变卖，又将台北的农庄出让，然后在台北市内置房屋一所，“聊蔽风雨，藉度余年”，从此湮没无闻，幽居台北。^[13]

1971年，李品仙将其几十年来领军从政的经历，撰写长文，后经连载又整理出版为《李品仙回忆录》。^[13]

1987年3月23日，李品仙在台北去世，4月初安葬在台北近郊，终年97岁。^[13]

一、李品仙于1937年10月10日从广西北上经武汉乘轮赴南京途中，参加乘客们自发组织的“双十节”庆祝大会后，有感于群众的抗目热情而“思潮起伏，久难入梦”“披衣起床写成”一首五言排律：

海寇倾巢出，烽烟夜梦惊。

平津既陷落，淞沪复侵争。

国祚关隆替，黄魂决死生。

哀军尝却敌，众志足成城。

蕞尔二三岛，何如亿万兵。

横戈挥日起，大纛顶天行。

欲雪千秋恨，当思七尺轻。

时乎不我待，奋臂事长征。^[11]

二、1937年12月下旬，日本华中派遣军第13师团又三个联队在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率领下，沿津浦线北上，连陷滁县、盱眙。负责津浦路南段作战的李品仙指挥第三十一军及安徽境内各部投入阻击，并亲率随从人员及地方行政官员赴各县视察，沿途目睹难民凄惨情景，义愤填膺，乃作诗一首：

颓垣残宇断荒鸡，半壁河山遍铁蹄；

满目疮痍哀雁户，一腔血泪鼓征鼙。

卧薪尝胆思勾践，亲蕨餐薇耻叔齐；

大好神州陷丑虏，狼烟起处海天低。^[14]

三、1939年4月，日军集中四个师团一个骑兵旅团发起随枣会战。李品仙协助李宗仁参加战役的具体指挥。战后，国民党中央统帅部为表彰李品仙在随枣战役中的功绩，特颁授干城勋章一枚，以示奖励。李品仙欣喜之下，吟出七律一首：

北斗横空夜未央，羽书无间马蹄忙。

荆襄形胜开雄镇，随枣环回作战场。

减灶计成擒竖子，沉舟志决击强梁。

妖气扫净河山固，岘首楼头日月光。^[11]

四、1945年9月9日何应钦在南京主持受降典礼，正式接受日本投降。翌日立煌军民数万人集会，召开祝大会。当夜，李品仙“欢欢微醒，兴奋不能成眼”，因作律诗一首：

阵里忽传日寇降，初闻挺报疑狂呓；

八载备尝薪胆苦，天河洗甲还都目；

翻教热泪湿征裳，的是盟军破夜郎；

一朝赢得匡魂香，又是河山点建忙。^[11]

1971年，李品仙抚今感昔，将其“几十年来领军从政，南讨北伐，种种经历见闻撰为长文，印赠亲友”，后又将其增订补充，题为《戎马生涯》在台湾《中外杂志》上连载。可是，“刊出未及其半，要求辑印单行本的读者函电已纷至沓来”，于是由李品仙再次整理，易名为《李品仙回忆录》，交台湾中外图书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发行。在这本回忆录的最后，李品仙凄凉悲伤地写道：“余生逢战乱，弃文习武，虽一生戎马无补时艰，然俯仰无愧，差可遗憾。所憾者，今年且80矣，知来日无多，犹栖迟海岛，西望故园，不禁兴陆游之悲耳。”^[15][13]

李品仙是长子，系大夫人莫氏所生。然而，在家族中李品仙却排行第五，因而弟妹们称他为“五哥”。^[5]

李品仙在安徽巧取豪夺，其部下也纷起效尤。当时有民谣讥讽为“天高三尺，地陷三丈”。即是说，李品仙和桂系在安徽搜刮地皮，地被刮得下陷三丈，天就显得高了三尺。^[10]

1938年李品仙驻兵寿县时，曾借构筑工事为名，派武装强行开掘寻县东南庄墓桥的一座战国时代的楚王墓。^[10]李品仙令其驻寿县所部使用3个连的兵力，历时3个月，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盗掘，挖到30多米深，才发现棺木，棺内椁外又盗出文物数百件。^[16]由于缺乏专业人员的技术指导，结果毁坏了许多土俑和土陶。^[10]李品仙派下属将出土文物运往他的香港坚道的私邸，李品仙的下属及侍从副官傅笃生、交际科长邓峙一等，也都分得若干文物。^[16]事后李品仙因此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尤以陈诚、方治之流的桂系政敌，更振振有词的大肆攻击。使李宗仁、白崇禧都颇难堪，遂分电责询李品仙，李品仙遂叫邓峙一将那百多条木条运回广西，因木条太长，不便运输，遂将每条锯成两段，每段又分锯成两块，由寿县从水道运经正阳关、三河尖、息县、潢川直至信阳，到达信阳后，转用火车运回桂林，交与当时的广西绥靖公署，存放于北门的铁佛寺。^[16]最后四十根阴沉木，李品仙交由管家在香港以五百港币一根的价格卖给一个英国商人。^[10]

李品仙担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后，得知合肥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的后人藏有周宣王时的铜器“季子盘”时，便想方设法欲弄到手中，多亏刘的后人辗转隐匿，才幸免于难。李品仙的机要秘书王孝楚证实，被李品仙掠夺的文物精品就有霍丘裴伯谦旧藏宋徽宗崇宁四年米节的“长卷”和北宋王晋卿所画“西园雅集图”；定远方浚颐所藏南宋贾似道旧藏米带的“镫赋”，合肥周录陔旧藏明代文徵明的小槽“洛神赋”；霍丘李氏旧藏明代沈周画的“山水立轴”；合肥张氏旧藏明代张灵所画“李白像”等，不一而足。一个江西人不远千里背了一件绢本古画前来进贡买官，李品仙果然委其一个县田粮处处长。“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李的部下知道他有如此癖好，便专在民间搜刮掠夺文物字画以孝敬媚上，形成一时风气。李品仙收罗文物并非是为了附庸风雅，抬高身份，其真正目的还是离不开一个钱字。他有一个管家专门为他在香港做生意，贩卖文物古董。李品仙的生活声色犬马，极为奢糜。他敛财致富后，还在重庆、南京、上海、南宁、梧州、桂林等地广置房产。^[10]

李品仙旧居在梧州市龙圩区新地镇殿村水口组自然村，现为龙圩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7]

李品仙公馆位于南京市南东瓜市20号，公馆占地面积1840.2平方米，建筑面积795.9平方米。共有7栋26间。主楼为西式三层洋楼,砖混结构。另有门房、汽车库等附属用房。2006年6月，李品仙公馆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