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

曾纪泽（1839年-1890年），字劼jié刚，号梦瞻，乳名甲三，^[1]湖南湘乡人（今双峰县），系清代外交官、曾国藩次子，中国近代史上第二位驻外公使。^[2][3][4]

曾纪泽出身名门，自幼饱读诗书，通晓经史诗文，熟识西文西学；清光绪三年（1877年）袭一等侯爵，^[5]翌年出任派驻英、法钦差大臣，^[4]在办理洋务事宜、反对英法殖民、处置外交事务方面多有建树；^[6]后又受命兼任派驻俄国钦差大臣，成功促成《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的签署，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为近代中国争回了部分主权；^[5]光绪十二年（1886年），曾纪泽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在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4][7]晚年参与署理总理衙门、兵部、户部、刑部、吏部等多方事务，在发展近代海军、兴修铁路交通、培养外交人才和促进外交转型方面亦颇具作为；^[8][9]光绪十六年（1890年）闰二月二十三日，卒于北京东郊台基厂寓邸，葬于湖南省望城县桃子湾，^[10]嗣后授封太子少保衔，谥号“惠敏”。^[1][2][3][4]

曾纪泽继承和发展了王船山、林则徐等人的思想衣钵，^[11]形成了自身兼具中西方学养特点的“经世致用”思想认知，^[12]在内政上积极主张发展“强兵”先于“富国”的洋务运动，^[13]在外交上长期宣导践行主权至上、实力外交、均势外交和西学理念，^[14]从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的转型，晚清大学者俞樾誉其“学贯中西”，与郭嵩焘并称“郭曾”。^[4][15][16]曾纪泽早年著有《佩文韵求古编》《说文重文本部考》《群经臆说》，后人辑有《曾惠敏公遗集》《曾纪泽日记》传布于世。^[1][16][17]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一月初二，曾纪泽出生于湖南湘乡县的荷塘二十四都白玉堂旧宅（今属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系宗圣曾子七十一世孙，晚清重臣曾国藩次子。^[18]曾纪泽出生次年，即随母亲欧阳氏一同迁居京城，长期跟随在曾国藩身边，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3][2][4][1]

曾纪泽5岁前后，便已开始在家馆读书，师从塾师先生冯树堂、李如箟jùn等人研习经史诗文；^[1][19]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时年10岁的曾纪泽，即曾作《舜征有苗篇》诗文一首，彼时颇为父亲曾国藩所赏识。^{[1][17][20][16]}

清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回乡为母丁忧后，曾纪泽亦随母亲欧阳氏于翌年正月返乡，其间乘船途中曾一度险些失足溺亡，归家后复又在父亲等人的教导下继续研习史籍经书。^{[1][17][21][22]}

清咸丰三年（1853年）起，曾国藩奉调征讨天平军的数年间，曾纪泽又或以书信来往或赴营署陪侍，时常向曾国藩讨教为学经世法门，就此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国学功底。^{[1][17][21][22]}

清光绪四年（1878年）七月，曾纪泽奉旨就任派驻英、法钦差大臣；同年十月，加授太常寺少卿一职后即远赴欧洲履职，接替郭嵩焘成为近代中国派驻西方国家的第二任公使；光绪五年（1879年），又擢zhuó大理寺少卿。^[1]曾纪泽上任伊始，便积极着手联络邦交、整顿内务、宣传中国，^[23]切中法国利用传教士进行殖民阴谋的惯用伎俩，主动拜会结交并不全意庇护传教士的法国众议院议长刚必达；积极与英国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公众团队建立友好联系，寻求籍此来抵制英国政府长期推行的鸦片贸易及其殖民政策，这些工作在后续办理鸦片税厘并征条款、保护在外华工、对俄伊犁交涉问题上均起到了一定的正面影响。^[1]

清光绪五年（1879年），曾纪泽接受清廷总署衙门指派，奉命与英国交涉处置迁延已久的福州乌石山教案。他在深入分析近代中国教案屡屡发生的基础上，力主清政府摒弃以往治罪、赔款“两端并举”的教案处置方式，转而提出依照国际惯例解决教案纠纷的治理思路，开创了近代中国零赔款化解涉外民教矛盾的先河。^[1][23]同年春天，巴西通过其驻英公使与曾纪泽联系，寻求与清政府立约通商、建立外交关系。他在考稽分析国际形势、巴西国情及其内外政策后，积极建言清政府在不失主权的前提下，与巴西订立友好和约实现正常商贸往来，从而避免了双方可能产生的兵戎相见，同时也从根源上打消了巴西招募奴役华工的企图。^[1][6][24]

早年的曾纪泽，因受父亲长期教导影响，个人兴趣始终不在学习八股制艺上，直至年近20岁方才开始专注学习八股文书、集中备考科举；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曾纪泽以荫生身份赴湖南长沙参加乡试落榜，^[注1]此后便再也无意考取科举功名；转而重新投身经史诗文，积极涉猎学习数理化、天文学和西方科学等知识。^[1][17][22]

清同治二年（1863年）起，曾纪泽从湖南老家先后随父迁居安庆、南京等地，不断接触军机政要、西学洋务；^[1]其间受到容闳、马格里、李善兰等人影响，开始渐次对西语西文、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等产生浓厚兴趣；^[16][25]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风波后，认识到西学现实意义的曾纪泽，旋即决意制定计划系统地自学英语，希望籍此深入探究近代西方科技发展、国家文明进步的要旨，继而化用服务于清政府的国家治理。^[26]

清同治九年（1870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在家中亲友幕僚的一再游说劝谏下，也开始转而支持曾纪泽出仕为官；同年三月下旬，曾纪泽经过匆忙准备便出发赶赴京城考荫，四月即受封出任户部陕西司员外郎，然不及赴任就职便径直告假返回，长期侍奉陪伴在日趋病重的家父左右。^[1]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父亲曾国藩病逝后，^[18]曾纪泽即回乡治丧，袭一等毅勇侯勋爵；及至丁忧期满，又逢母亲欧阳氏病故，遂再度守孝三年，直至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方才赴京觐见；同年七月，受封为四、五品京堂候补，暂居京郊台基厂寓邸一年多。这一时期，曾纪泽积极结交英美驻华公使和谙熟西方情况的各界人士，广泛学习了解西方人文地理、时事政治、风土人情，为后续担当驻外使节进行了大量知识储备。^[1]

清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曾纪泽奉命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赴俄谈判改订崇厚擅签的《里瓦机亚条约》，励志“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誓言排除万难争回被沙俄强行夺去的部分主权。^{[1][2][5][23]}重启谈判伊始，清廷内部即有以李鸿章、樊增祥等为代表的朝臣反对曾纪泽赴俄，提出曾纪泽资历尚浅、媚于西学、身份不妥等不少消极意见；沙俄方面也不断调兵遣将持续施加军事、外交压力，企图威逼恫吓清政府当局屈服放弃改约念头，对中俄改约谈判的顺利进行均有不小掣肘和负面影响。^[27]

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受命担任派驻俄国钦差大臣初期，曾纪泽便确定了“办争分界酌允通商”的重界轻商谈判原则和“刚柔并济”“联夷制夷”的总体谈判策略，^[注2][28]在国内配合左宗棠、翁同龢、张之洞等人力排众议，^[29]积极施行以军事斗争准备为后盾的“严兵固守、备御不测”对俄政治斗争，^[30]在国外主动联络英法等国外交人士探听俄方虚实，切中沙俄深陷俄土战争无暇东顾、平添战事的现实境遇，巧妙利用列强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身兼英、法、俄三国公使的便利条件，^[6]以《万国公法》等国际法为据与沙俄代表就领土归属、通商贸易、战争赔款等进行外交周旋，^[30]成功化解了来自沙俄方面的武力威胁与部分讹诈。^{[2][27][31][32]}

清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中俄双方正式达成《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清政府就此得以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一带的领土，废除了俄人可在天津、汉口、西安等地进行经商活动的诸多条款，废止了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贸易等的相关规定，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为清朝争回了部分主权。^{[5][2][33][31]}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俞樾认为，曾纪泽在崇厚擅签《里瓦机亚条约》后，能够再度与沙俄通过谈判达成新约，确系“公踵其后，十易八九，折冲樽俎zǔ，夺肉虎口。”^[16]同年七月，受封迁宗人府府丞，后又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官秩二品。^[1][5][2]

早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法属西贡殖民政府攻占河内，强行与越南当局签下《和平同盟条约》后，便已为中法越南事务的争端埋下祸端，但却长期未能引起清政府的足够重视，遂逐步陷入被动局面。清光绪四年（1878年），曾纪泽出任驻法公使伊始，便开始积极关注中法越南事务；翌年五月，他向清廷总署衙门提出在越南西贡设立领事馆，派驻领事以利保护在越华侨的设想；光绪六年（1880年）五月，察觉法国意欲增兵越南的动向后，曾纪泽再度电请清政府当局重视越南事务，警惕法国入侵越南北部地区问题，避免重蹈失去琉球的覆辙；同年六月起，面对法国频频染指越南事务，意欲扩张殖民觊觎中国西南疆土的种种行径和清政府当局迟迟未予重视的越南事务困局，身兼驻法公使的曾纪泽开始主动出击，通过多种外交渠道反复向法方申明清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反对立场。^[34][35]

延至清光绪七年（1881年），随着法国开始公开宣称维护“甲戌之约”，正式批准通过240万法郎的对越军费案，中法在越南问题上的交锋随即升级。感到事态日趋严重的曾纪泽，遂在综合考量国际局势后，提出利用“英法矛盾遏制法国进逼、调兵遣加强南疆海防、以退为进开放红江通商、联合越南抗衡法国殖民”等一系列斗争策略，^[6]主张清政府抓住英法等国在越南问题上素来不睦，越南当局长期颇以法国殖民为苦，西方各国迫切希望参与红江通商等焦点矛盾，采取积极的军事和外交手段，以退为进、备战促和、以战止战，最大限度地维护清王朝的主权安全和经济利益；曾纪泽的这一斗争策略，得到了清廷上下朝臣的积极响应，在一定程度上延宕了法国发动对越军事侵略的步伐，给法国当年的海外殖民扩张造成了不小困扰。^[2][34][35]

同一年底，他又在分析国际局势、法国国情、敌我态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清政府提出“筹越事七条”（又称“备御六策”），以抵御迫使法国放弃蚕食越南北部的企图，^[6]但其所提主张皆因受重视不够、施行多有掣肘而流产；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清政府慑于法国武力进犯的淫威，随即诏命免去曾纪泽的驻法公使一职，改赴常驻英国伦敦办公；同年十月，应左宗棠等人奏请晋升兵部右侍郎。^{[5][34][35][36]}

清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中英重启久议难决的鸦片厘税并征谈判，曾纪泽受命负责就此与英方展开交涉。谈判期间，他从“徐禁示罚、加税禁烟”的考量出发，在把握英国政治局势、鸦片贸易情势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国际惯例、社会舆论、社会团体等手段不断向英方施压，^[23]同时又以批准对方垂涎已久的海底电缆铺设一事利诱英国政府就范，最终说服英方达成每箱输入鸦片厘税并征110两白银的协议，以新增《专条》的方式列入早年既已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仅此一项即为清政府每年至少新增创税200万两白银，且为后续遏制鸦片吸食、施行禁烟政策创造了条件。^[1][5][37]

光绪十年（1884年）秋，届已移驻英国伦敦的曾纪泽，探明英国意欲出兵侵占缅甸的野心后，旋即就此向英方发出强烈抗议，后又奉旨就保存缅王、照旧纳贡、界务商务等问题与英方展开交涉，初步达成了“清缅剥离宗藩关系、缅甸照旧进献中国；东起怒江（即伊洛瓦底江），南抵罗（今老挝）北界，西滨路江(即英称萨尔温江），东至渭江（中国称澜沧江）流域的疆域尽归清朝版图，南掌国、掸人各族悉尊清廷统辖；允许清朝在八莫开埠设关抽税”的政治议约，但惜因主政朝臣反对最能未能成行，清政府再度错失对外谈判主动权，后续签订的《中英缅甸条款》较之曾纪泽早前所议内容大幅缩水。^[1][37]

出使西方期间，曾纪泽广泛考察了欧洲的政治、经济、科技等情况，多次造访西方的冶炼铸造、船厂炮局等军工企业，^[23]相继从英德等国代为清政府操办订购军舰、枪炮数起。早在清光绪五年（1879年），曾纪泽既已受托为清军水师购有英制镇中、镇边、超勇、扬威等四条舰船；使欧后期，他更是长期往返于各大炮局船厂之间，接洽办理北洋海军舰炮武备订造事宜；光绪十一年（1885年），即已接旨回国的曾纪泽，复又受托前往英德两国考察舰艇形制构造、作战性能，反复议商敲定购置的致远、靖远两艘英制穹甲巡洋舰，为后续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奠定了基础。^[1][37]回国前夕，他还特地前往德国克虏伯军工厂、土伦船坞、伏尔铿厂、西门子电器等公司考察，带回了不少宝贵的章程、图式等军工资料（含英国）。^[1][37]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八月，曾纪泽偕同家眷启程回国，随即出任兵部右侍郎、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帮办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缅甸事务顾问，帮同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办理内政外交事务。署理海事期间，曾纪泽发挥个人谙熟西方规制的特点，运筹创制了海署的建置、海防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北洋海军章程》即为其典型代表之一，有力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规范化发展与形成。^[1][38]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诏授户部管理三库大臣，后擢兼署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4]这一时期，他还积极为兴修铁路交通、培养外交人才奔走呼吁，与李鸿章一道促成了津沽铁路的建成通车；推动整饬办理新式学堂，培养出了冯国璋、胡惟德等近代知名人物。^[1][8][9]

清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三日（1890年4月12日），曾纪泽病逝于北京东郊台基厂寓邸，终年五十一岁；嗣后加封太子少保衔，谥号“惠敏”；其子曾广銮授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曾广铨授兵部员外郎。^[1][2][5]

曾纪泽自幼受到传统儒学文化熏陶，后又自学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积极吸纳西方推崇的平等、主权等价值理念，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力主“经世致用”，^[39]形成了自身兼具中西方学养特点的治世思想。^[40][12][15]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外交思想与实践尚且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外交思想。^[41]

早在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之际，曾纪泽在给父亲的书信中，即已开始发表个人政治见解，主张“自强必在得人，主要不在船坚炮利”。^[1]出使欧洲和署理外交事务期间，他尤为注重中西糅róu合、灵活视事，提出和开展了一系列具有经世致用和倡导变革精神的外交实践，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学界普遍认为他的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40][15][41][11]}

其一，坚持国家主权至上，反对外国的军事干涉与入侵，主张废除和修改不平等条约，认为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外交也是捍卫国家主权的有力武器，积极利用外交手段与西方国家展开重大问题交涉。如在中俄伊犁谈判颓势难以挽回的情况下，曾纪泽即从近代国际法的理念入手，切合时势提出了“重界轻商”的谈判策略，以牺牲一时经济利益挽回了割让国土的重大损失。同时，他主权至上的政治理念，在倡导设置驻外领事馆保护侨民、协调处理朝鲜问题危机、^[23]中葡澳门归属谈判等方面亦有所体现。^{[1][41][42][43][44]}

其二，主张平等外交、“均势”外交，认为清政府应该摒弃“天朝上国”“宗藩关系”等传统外交理念，主动学习引进西方外交体制进行自我变革，从而实现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平等外交往来。他还积极把握西方国家的殖民矛盾和利益冲突，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法越南事务谈判过程中加以发挥利用，有效制衡和消弭了西方列强觊觎瓜分中国的企图。如在中法越南事务交涉中，曾纪泽即主张主动开放红江通商，力图通过拉拢其它西方国家来牵制法国，以防其在越南一家独大、进犯中国西南边疆；但在处理宗藩关系问题上，曾纪泽的外交思想也间有一定的矛盾性。^{[1][40][15][42][44]}

其三，信奉施行实力外交，曾纪泽出使西方后，一改早年力主施行“道义外交、诚信外交”的态度，开始积极宣导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实力外交理念，提出了“邦交不可常特”的清醒政治主张，极力建言清政府整饬军备应对法国入侵越南一事，认为唯有外交谈判与军事斗争并举，才可最终达成战备促和、维护主权的目的。^[1][40][43]

曾纪泽在内政外交理念上，继承和发展了王船山、林则徐、魏源等人学习西方和抵御外侮的开放思想，主张学习西方但不搞照搬袭用，相继提出了“西学中源论”“先睡后醒论”，在西方社会一度引发强烈反响。^[11][14]

曾纪泽早年，受到清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影响，他的西学思想还主要集中在军事器物层面，认同前人所提“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投身学习西方军事科技、先进技术；出使西方诸国后，他的西学思想遂开始逐步演化。^[1][45][46]

出驻英法后，曾纪泽在考察西方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国际法处理对外关系”“发展工商业以求强国”“积极兴办对外经济贸易”“营建铁路以利国强军”等一系列新见解，主张学习运用、宣传宣导以国际法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准则，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学习西方办学模式培养新型人才，鼓励支持各地重商兴业、开办新式企业工厂，建言推动清政府通过兴修铁路来促进商业贸易和巩固海防建设。他的这一思想，在处理清朝涉外事务、促进近代中国工商业发展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出使欧洲后，其对待女性的思想认知也有了一定进步，如携带女眷参加外事活动、教其学习语言文字等等，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1][42][45][47][48]}

清光绪六年（1880年），曾纪泽作为清廷派驻俄国公使，在崇厚届已代表清政府与俄国签订《里瓦机亚条约》（又称“崇约”），诱发大清国内上下群情激愤、俄国不断叫嚣兵犯边疆的复杂形势下临危受命，赴俄重开伊犁谈判；^[5]面对沙俄的威逼恫吓，曾纪泽坚持通过国际法据理力争的同时，^[28][31]复合利用英国与沙俄多有不睦的矛盾，抓住对方深陷俄土战争泥潭不欲再开战端的心理，积极与左宗棠所率西征军对俄进行内外施压，迫使对方作出了同意修改“崇约”的重要让步，^[30]以多支付400万卢布赔款的代价，换回了边疆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结束了沙俄在伊犁长达10年的殖民统治，开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利用外交手段维护国家主权的先河，^[14]促进了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的转型。^{[1][11][42][15][43]}

光绪十二年（1886年），即将结束八年外交生涯的曾纪泽，在英国伦敦《亚洲季刊》（1887年1月号）发表“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当即在国际舆论场引发强烈反响，^[49]后经梁启超发挥始创“睡狮”一说。^[4]文中他首先批驳了西方世界视中国为衰落王朝的论调，认为近代中国不过是“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而后又在剖析原因时指出，中国“酣睡”主因在于历代国势强盛，政教制度长期领先他国，遂渐次陷入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境地，然而近代中国遭受的外敌入侵正使得中国幡然警醒、奋发图强。^[50][13]

在具体论及中国图强问题时，曾纪泽认为“中国修治内政必先斥绝外侮”，力言各国应平等保护华侨，反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及附属国，主张重修历年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废除外国势力在华强行设立的租界，强调中国应该首先建设强大的军队，如此才能建成强大稳固的国家，由此也突显了他本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主权意识。与此同时，曾纪泽的这种突出强军，以强军先于富国的观点，也反映出中国早期洋务派的思想特点，且具有一定的思想局限性。^[50][13][51]

曾纪泽早年即饱读诗书，一生曾作有咏史四言诗百余首，纪游，拟古、友朋酬唱等五言古诗三百余首，“中西合璧”诗亦有多首，其手稿后大多毁于火灾而不传，现今仅存近体诗数十首行世。光绪十九年（1893年），江南制造总局刊印有曾纪泽遗著，全书有奏疏6卷、文集5卷、诗集4卷、出使日记2卷，后辑为《曾惠敏公遗集》行世。^[52][53]学界普遍认为，他在书法音律方面也颇具造诣，能够集各家之所长于一身，笔法刚柔相济、自成一体，篆、隶、楷、草四体皆有所成，英国汇丰银行亦曾专程向其求书题字；今长沙市博物馆藏有《曾纪泽篆书十一言联》《曾纪泽行书七言诗》等作品。^{[1][2][16][54]}

曾纪泽逝世后，清修《清史列传》为其立传道：“曾纪泽才猷yóu练达，任事勤能”“联络邦交，熟悉一切情形，办理悉臻妥协；嗣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并帮办海军事务，均能尽心职守”，籍此充分肯定了他一生经世致用、勤劳国事的功绩。^[5]

清朝重臣李鸿章缅怀称：“曾纪泽受任于危疑之际，力为其难，竟能废已定之成约，折无厌之要求，易危为平，卒归于好”“中外论者，咸谓此举始中国办洋务以来所无，即泰西交涉亦未尝有也”，后又曰：“在都会议朝鲜事，曾纪泽力疾趋公，犹复长虑却顾，情溢于言，其忠爱之诚，临危不改，实为国之荩jìn臣”，认为曾纪泽一生忠公体国，从事外交工作功勋卓著，不失为柱石之臣。^[5]

生前好友薛福成认为：“光绪初年以来出使星洋，究以曾惠敏公为第一”“至今为洋人所钦慕 ”。^[17][55]美国史家马士也称誉“曾纪泽开创了中国外交胜利不流血的先例”。^[17]

英国《北华捷报》刊发社论称：“曾侯的早逝，对中国和对各国（在华）的权益，都是一项严重的打击”“使欧八年期间，他以坚定庄严的立场，处处为维护中国的尊严而奋斗”“清廷高官中赞助维新事业的，本来不多，而像曾氏这样真正开明分子的去世，实最可惜。”^[17]

近代学者梁启超推崇曾纪泽“与魏源、郭嵩涛同为近代中国早期讲求西学的先驱人物”；现代学者李恩涵认为：“就操守而言，他不愧为曾国藩的长子；就功业而言，他实在是清季中国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7]

曾纪泽故居富厚堂，位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富托村，系清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受封“一等毅勇侯”时营建，建筑整体呈中轴对称结构，占地面积近1万平方米，历经近10年方成规模，曾纪泽化用《汉书·功臣表》“富厚如之”之意，为其取名“富厚堂”。富厚堂藏书楼，一度藏书高达30万卷，系国内保存完好且规模宏大的私家藏书楼之一，曾纪泽曾于1866年至1877年居住于此，2006年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7]

曾纪泽墓位于望城县雷锋镇牌楼坝村桃子湾，系遵照清代侯爵制建造的具有湖南特色的一处墓葬，整体坐东朝西，呈半环形布局，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原墓葬由墓冢、墓围、墓碑、拜台、石阙、神道、石像生组群、墓庐、龟背石碑等构成，规模宏大，其中墓冢为糯米混瓷浇筑，其余建筑均为花岗石材质。1958年，当地修建牌楼坝水库时，墓葬遭到损坏和盗掘，现墓葬布局痕迹尚存，青花墓志铭已不知去向。^[58][10]

清光绪六年（1880年），时任驻外公使的曾纪泽，率先向清政府提出了谱写国歌的建议，且亲自谱有《普天乐》作为“国乐”草案上呈；光绪九年（1883年），他又亲自谱写《华祝歌》一首再次奏请为“国乐”，虽然二者当时均未得到清政府的正式批准，但出于外交工作和文化交流的实际需要，《华祝歌》曾得以清朝非正式国歌的方式多次现身海外外交场合，渐为西方多国所熟知。^[59][60][61]

清光绪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欧洲访问时，出于欢迎仪式国歌演奏的需要，改编了一首王建所作的七绝诗，配以《茉莉花》古曲应急使用，后来即成了清朝对外场合的代国歌，世称《李中堂乐》。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经时任礼部左参议曹广建提议、严复作词，才最终确立颁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巩金瓯》。^[59][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