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丹死亡行军

巴丹死亡行军，（英语：Bataan Death March^[7]；日语：バターン死の行進^[8]），是第⼆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对菲律宾巴丹半岛投降的美菲战俘实施的一系列暴行。^[4][5]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开始入侵东南亚。同年12月8日，日军本间雅晴中将指挥第14军进攻菲律宾，经过五个多月的战争，日军于1942年4月9日击败菲美联军并攻占巴丹半岛，之后日军强迫约七万多名战俘徒步前往奥德内尔战俘营，行军全程为期5天、长达106公里。期间战俘⼀路上被给予的粮食和水极少，⼤多数伤员和病患皆未获得妥善照顾，许多战俘还受到日军士兵的虐待，而无法行军的战俘则遭其以射杀或被刺刀刺死。因高温、饥饿、疾病，和日军的残杀，路途中超过15000名美菲战俘死亡^[4][5]（一说是17,000多人^[9]）。此外日军还于1942年4月11日在潘廷岸河岸屠杀投降的菲律宾第91步兵师，总计约三百战俘被日军杀害。^[10]到达奥东纳尔战俘营的战俘剩下5.4万人，有1.7万多人（一说1.5万人）因饥饿、疾病、遭毒打和枪毙死在途中，其中大约有650人是美国战俘，菲律宾战俘达16500多人。^[9][4]战俘进入奥东纳尔战俘营后，由于饥饿和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大多数患上疟疾、痢疾、登革热、白喉、白血病、坏血病等疾病。^[11]1944年1月27日，美国陆军部根据美国空军上尉威廉·戴斯（William Dyce）等幸存者的证词发布了长篇新闻稿，并于三天后被《芝加哥论坛报》等媒体刊登。^[12]不久美国国务院向日本提出正式抗议，指责其暴行违反《日内瓦公约》。^[13]

“巴丹死亡行军”是日军在亚洲战场犯下的暴行之⼀，日本投降之后制造“死亡行军”的山下奉文、本间雅晴被远东军事国际法庭处以死刑。^[6]为纪念“巴丹死亡行军”的死难将士，美国新墨西哥州建立“巴丹纪念博物馆”和“巴丹死亡行军纪念碑”，^[14][15]并发起“巴丹死亡行军纪念游行”活动，^[16]菲律宾方面也建立英勇神殿和卡帕斯国家神社以示缅怀。^[17][18]2009年5月30日，日本驻美国大使藤崎⼀郎代表日本政府向73名幸存战俘道歉。^[19]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4]同年12月8日，日军本间雅晴中将指挥第14军进攻菲律宾，^[5]日本飞机轰炸美军在菲律宾群岛的空军基地格洛克机场，^[20]接着日军于12月下旬先后在吕宋岛的林加延湾、拉蒙湾登陆。随着日军深入吕宋岛，美菲陆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迫将大部队撤到巴丹半岛。^[21]

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马尼拉，并于五天后向巴丹半岛推进。^[22]但由于巴丹半岛驻军坚守，日军第14军司令官本间雅晴被迫停止正面进攻，改为围困巴丹半岛。^[23]同年3月11日，麦克阿瑟遵照罗斯福总统的命令撤至澳大利亚，而乔纳森·温莱特将军接替其菲律宾盟军总司令职务，爱德华·金（Edward King）将军则负责指挥巴丹半岛的守军。^[24]

1942年3月底，日军加强对巴丹半岛的空袭与炮击，^[25]同时还向半岛上大量空投有本间雅晴署名的劝降传单，敦促半岛守军在3月22日前投降。此外日军也承诺将严格按照《战争法》对待战俘，如果美方拒降则日方可保留采取“⼀切必要措施”的权利。^[26]4月3日，日军在休整于集结完毕后，对巴丹守军发起最后的进攻，美菲联军很快被击败，巴丹半岛被日军占领。^[3]1942年4月8日晚，美菲部队司令官爱德华·金少将投降日军，并下令销毁武器与军事装备以防落入日军之手，^[27]此时共计7.7万名官兵被日军俘虏。^[5]

1942年4月9日下午，大多美菲战俘已集结至半岛南端距“旧国道”不到21公里处，美菲士兵在被俘一小时后受到各种残酷的虐待，日军以任何借口、甚至是没来由地殴打、踢踹、掌掴或推撞他们。日军还洗劫了部分战俘的财物，抢走了金钱和比较值钱的个人物品，甚至还砍断部分美国人的手指，而且夺取他们的婚戒或西点军校毕业纪念戒指。不久日军开始杀害战俘，比如日军发现一名美国空军上尉战俘身上有日圆而将其斩首，日军还殴打一名二等兵的脸部，为杜绝他的叫喊而以枪托将他打死等。^[1]

本间雅晴下令将巴丹半岛的美菲战俘转移到110公里外的奥德内尔战俘营（Camp O'Donnell），同时命令处决不能坚持走到战俘营的战俘。^[5]由于粮食供给不足，而且病人和伤员很多，爱德华·金少将要求使用卡车将美菲战俘运至战俘营，但被本间雅晴拒绝。^[6]日军只允许爱德华·金少将本人乘车前往战俘营，其他高级军官则从头到尾徒步前往奥德内尔集中营。^[28]不仅如此，日军也以自身物资缺乏为由，掠夺战俘的口粮、水壶、防晒鞋帽，以及被俘医护人员的医疗设备。^[29]

1942年4月10日，日军将战俘分作100至300人的纵队行军，俘虏自马里韦莱斯出发前往圣费尔南多。^[1]美菲联军战俘在日军的武装押送下，从马里弗里斯机场东面向120公里以外的奥东纳尔战俘营徒步行军，日军将战俘分成四人一排、十人一列开始行军。^[5][1]为了保证战俘队伍的行军速度，负责押送的日军官兵拖出伤病的战俘，用枪托和指挥刀敲打战俘们身上的溃疡创面，许多伤病的战俘不堪折磨而死于路上，或因行动迟缓被日军杀害。^[5]战俘先向东走14公里抵达卡布卡本，随后沿着靠半岛东侧沿海北上。^[1]1942年4月12日凌晨，“死亡行军”队伍抵达欧伦尼，之后先后经过皮拉尔、巴朗牙、阿布凯、奥兰尼、埃尔莫萨，^[5]后再朝东北方向穿越沙地平原，经过卢达奥并最终抵达圣费尔南多，总计自马里韦莱斯至圣费尔南多路程为106公里。^[1]

此时巴丹半岛的土路因战争而变得崎岖，战俘走在路上经常被绊倒，军靴也不时地被碎石片划破。^[1]四月份的菲律宾天气干燥炎热，美菲战俘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后已经身体不支，然而又在超过30度的高温下被迫行军，所以这些战俘大多疲惫不堪而且严重营养不良，^[30]甚至部分战俘开始出现中暑和脱水症状。^[31]在战俘转移过程中，负责押送的日军官兵对战俘进行残酷虐待，如果有掉队、偶然出列、跌倒、拒绝回应问话的战俘，一律被日军残忍虐杀。日军禁止战俘自行获取食物，自行获取食物和水的战俘多数惨遭日军杀害。^[5]在巴朗牙与奥兰尼停留期间，战俘被日军关押在用铁丝网围起、环境闷热的狭小空间，还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32]美菲军官也全部摘除衣服上的识别章，掩饰身份以以免遭日军殴打。^[30]

途中日军押送队粗暴对待战俘，^[33]其中年长的军官也得不到善待。^[10]日军经常沿路痛殴、踢踹、羞辱俘虏，也有日军抢走战俘的家人照片，并在战俘眼前对其嘲讽，或者丢到地上用鞋钉踩烂。^[31]不光是日军押送队，就连在“旧国道”沿线或南下的日军驻防部队也残忍虐待战俘，他们向战俘们投掷石头、碎石片或扔泥巴，用棍棒、枪托或缴获的高尔夫球杆殴打战俘，还用竹签刺扎战俘的身体皮肤。^[30]据后来出庭的证人指出，日军一般会比较注意那些身材魁梧或衣着整齐的战俘。此外由于美菲联军的精锐部队“菲律宾侦查军”曾在吕宋岛的战斗重创日军，因此日军还专门搜寻“菲律宾侦查军”，意图抓获他们并施以报复。日军的报复心理较强，他们尤其注意俘虏中经常持枪的士兵，为此频繁检查俘虏的食指有没有因为经常扣动扳机而生的茧，只要发现食指上有茧的士兵马上施加毒打，但事实证明这些受害者手上的茧通常只是因为从事体力活而产生。^[34]即便部分日军军官和士兵能以适当的态度对待俘虏，但他们的行为完全被同僚的暴行所掩盖。^[29]

从1942年4月13日至4月底，战俘们陆续到达圣费尔南多，^[35]虽然在圣费尔南多日军允许战俘吃热食，也准许菲律宾红十字会照顾少数患病战俘，^[36]但大多数俘虏还是被赶进斗鸡场、铁丝网围起的空地、家禽屠宰场等场所，夜晚被日军用刺刀功绩或杀害。^[37]不久战俘们从圣费尔南多乘火车前往塔拉克省的卡帕斯镇，^[5]日军的运送战俘的火车是木制、车身低矮（只有一人站立的高度）、窄轨规格的小型火车车厢，高大的美军战俘几乎无法站着上车，每辆车厢约装载50人，而稍⼤的车厢则容纳了多达100名。^[38]整趟运输过程中，俘虏先要在车站等上⼀个小时以上，接着又在车上忍受三到五小时的恶劣环境。^[39]

在铁路运输的过程中，大多数战俘由于车内空间狭小而被迫久站，不幸死去的战俘也会被挤成直立姿势，同时车内空气闷热，战俘们都向靠窗的位置拥挤，以图呼吸新鲜空气。部分日军同意在停车期间打开车门通风，也批准菲律宾民众卖给战俘水和食物。菲律宾籍的火车司机偶尔会放慢车速，以便铁路边上的平民给战俘投送食物。但多数日军会紧闭车门，致使有数百名俘虏因为疲劳和缺氧而晕倒甚至死去。^[37][40]火车载着他们前进了40公里，^[41]直至5月底，最后一批战俘才抵达行军的终点站奥东纳尔战俘营，整个行军过程持续了近三周的时间，^[36]在这个过程中日军仅提供过2次补给食物和水。^[2]

1942年4月11日，菲律宾第91步兵师残部选择向日军投降，日军在巴丹半岛西部的巴加克受降，第91步兵师的战俘被日军安排前往巴朗牙，但次日清晨日军步兵第65旅团在潘廷岸河将战俘拦截，战俘们被日军强迫劳动，之后被赶到萨马特山距河岸约2.5公里的树林下。^[42]中午日军将战俘分为两组，其中一支约1100人的队伍被带往巴朗牙，他们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并排成⼀列，最终日军在峡谷边对战俘进行了约两小时的屠杀行动，军官和士兵使用军刀斩⾸和刺刀刺杀，总计约三百战俘被日军杀害。^[10]整场屠杀中仅佩德罗·L·菲利克斯（Pedro L. Felix）等四名战俘幸存。^[43]

虽然步兵第65旅团团长奈良晃少将下令在潘廷岸河屠杀战俘，^[10]但主要的命令煽动者是辻政信中佐，辻shí政信还直接参与了之前杀害新加坡华人的“肃清大屠杀”，辻政信认为日军攻打菲律宾是一场“种族战争”，而菲律宾人是“亚洲民族的背叛者”，应该将所有捕获的菲律宾战俘全部处死。辻政信为让自己的主张得以施行，还指出杀害战俘是总参谋长杉山元将军的命令，但本间等前线军官基本不赞成辻政信的提议。^[44]之后辻政信偷偷瞒着本间雅晴，说服了好几位参谋部的军官，设法让约400名战俘死于廷岸河^[45]。根据历史学家吉姆·纳尔逊（Jim Nelson）的推测，第65步兵旅团第122步兵团的官兵实施了“潘廷岸河大屠杀”，^[29]而让-路易斯·马戈林（Jean-Luis Margolin）则认为是来自台湾的“高砂义勇队”制造了大屠杀。^[45]

活着到达奥东纳尔战俘营的战俘剩下5.4万人，有1.7万多人（一说1.5万人）因饥饿、疾病、遭毒打和枪毙死在途中，其中大约有650人是美国战俘，菲律宾战俘达16500多人。^[9][4]战俘进入奥东纳尔战俘营后，由于饥饿和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大多数患上疟疾、痢疾、登革热、白喉、白血病、坏血病等疾病。^[11]1942年5月，日军将大约3000名美军俘虏带离奥东纳尔战俘营。这些战俘被日军带到吕宋岛各地修建道路、机场和桥梁等基础设施。^[46]至5月中旬，每天都有超过30名美军俘虏死去，比如5月19日一天就死去43名战俘。^[11]菲军战俘状况更为恶劣，每天有100至300人死去。^[47]直到同年6月，美国战俘中的大多数人被转移到卡巴那图战俘营，半年后约有2500人死于此处。^[48]菲律宾俘虏则⼀直关押在奥东纳尔战俘营，⼀直到1942年10月才被释放，总计在菲律宾被日军俘虏的22000名美军士兵中仅15000人幸存。^[49]

1943年4月，包括美国空军上尉威廉·戴斯（William Dyce）在内的三名“死亡行军”幸存者从达沃战俘营逃脱，他们逃至澳大利亚并参加麦克阿瑟举行的陆军听政会，期间他们提供大量有关战俘生活的证词，以揭露日军的暴行。美国方面担心对外公布罪行，有可能激起日军对俘虏更严酷的报复，因此美国在几个月内封锁消息。戴斯不满美国的作为，于是他授权《芝加哥论坛报》，让该媒体在军方解除禁令后公布其证言。^[39]之后美国政府不满红十字会向日本战俘营运送药物和食品，^[50]同时又不堪报社舆论的压力，最终同意对外公布“死亡行军”的罪行，并且还制定发行战争债券的计划。^[49]1944年1月27日，美国陆军部根据戴斯的证词发布⼀份长篇新闻稿，并于三天后被《芝加哥论坛报》等媒体刊登。^[12]不久美国国务院向日本提出正式抗议，指责其违反《日内瓦公约》。^[13]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不久，本间雅晴被指控犯下包括“巴丹死亡行军”在内的战争罪行，美军将其逮捕送至马尼拉军事法庭审判，审判员们是美国五星级上将麦克阿瑟手下的常规军官，麦克阿瑟要求军事法庭快速且严格处理审判事宜，于是审判官们跳过交互盘问的环节，直接定好罪名并草拟好《裁决书》。^[51]次年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死刑，本间雅晴的妻子请求麦克阿瑟宽大处理，但遭到麦克阿瑟的拒绝，不过麦克阿瑟同意将具侮辱性质的绞刑改为枪决，^[51]最终山下奉文于1946年2月23日凌晨在马尼拉以南的小镇洛斯巴尼奥斯被执行死刑，本间雅晴于1946年3月11日在马尼拉行刑。^[52]1948年，根据本间雅晴受审期间的证词，日本横滨军事法庭逮捕本间雅晴的前部属河根、平野库太郎，并对他们处以绞刑。^[5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年在菲律宾作战的美国退伍军⼈组成“巴丹与科雷吉多美军保卫者”（American Defenders of Bataan and Corregidor）组织，他们要求日本政府赔偿，并要求美国政府为退伍老兵提供补偿，美国政府直到1980年代才授予他们铜星勋章，并且给予100%残疾人资格养老金。^[49]2009年5月30日，日本驻美国大使藤崎⼀郎在圣安东尼奥与“巴丹与科雷吉多美军保卫者”的美国退伍军人会面，他代表日本政府向菲律宾巴丹死亡行军中的73名幸存战俘道歉，藤崎⼀郎大使最后表示：“我们对我们的国家给包括战俘在内的许多人以及在巴丹半岛、科雷希多岛、菲律宾和其他地⽅经历过悲惨经历的人造成巨大伤害和痛苦表示衷心的歉意。”^[19]

至今关于巴丹死亡行军”的参与者和受害者人数，学术界和媒体报道中存在争议。日方的资料记录共63000名战俘到达奥德内尔集中营，^[37]美方的资料来源则为54000-56000名，^[54]包括9270名美军和45000-47000名菲军，^[55]行军途中有一些菲军士兵设法混进平民中逃出，还有小部分美菲士兵进山组成抗日武装。^[56]遇害人员方面，美国学者迈克尔·诺曼（Michael Norman）与伊丽莎白·诺曼（Elizabeth Normans）认为有500名美军和2,500名菲军死亡；^[55]学者加万·道斯（Gawan Dawes）估计约500-1000名美军与10000名菲军死亡；^[56]学者汤姆·兰斯福德（Tom Lansford）估计有650名美军和5000-10000名菲军；^[36]学者让-路易斯·马戈林（Jean Louis Magolin）估计受害者至少有600名美军和5000名菲军；^[45]而关于行军期间遭到杀害的平民则人数无法统计。^[56]

本间雅晴在战争期间曾反对辻政信屠杀战俘的主张，^[45]而他在战后也坚定表示没有收到任何在运送俘虏时的犯罪行为报告，也未亲眼看见战俘受虐。但是本间雅晴的说辞值得怀疑，因为巴丹守军投降时，本间的司令部就在巴朗牙，包括后来转移过去的拉毛，这两处驻地都处在“死亡行军”的路线上，^[38]而且本间担任驻菲日军总司令期间没有任何日军士兵因虐俘而受到惩罚。^[33]另外道斯还指出，日军早在围困巴丹守军时就在劝降书中提到过缺粮的惨况，因此本间不可能不知道战俘的生理状态极度恶劣。^[38]本间的支持者则主张该人曾于多个场合表达过对俘虏的关心，如本间的一名前部属作证将军曾命令他们“以友好的精神对待、而不要虐待俘虏们”，^[57]因此顶多只能指责其未能有效控制部属，而日军对俘虏犯下的罪行应由狂热的下级军官、尤其是辻负责。^[29]

1970年代，新墨西哥州政府于圣达菲建造“巴丹纪念博物馆”（Bataan Memorial Museum），博物馆位于旧新墨⻄哥州国民警卫队军械库内至少25年，后来改为“新墨西哥州国民警卫队军事博物馆”。该博物馆展出了巴丹死亡行军幸存者查尔斯·奥勒留给新墨⻄哥州妹妹的信件、参加内战以来的战斗的新墨西哥人的纪念品等，墙壁上装饰着⼀系列由已故二战战俘Don Schloat创作的画作，他是1944年巴拉望岛⼤屠杀的幸存者。^[14]

2002年4⽉13日，名为“巴丹英雄”的纪念碑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落成，这座⻘铜雕像由拉斯克鲁塞斯雕塑家凯利·S·赫斯蒂尔创作，是第⼀个主要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纪念碑，当天几十名巴丹游行幸存者、前战俘和数千人参加了仪式。2012年3月24日，巴丹死亡行军纪念碑举行了重新落成仪式，以纪念二战期间为追求自由而勇敢忍受酷刑的几千名美国和菲律宾士兵。仪式上揭幕了三块牌匾，上面刻有第200海岸炮兵团和第515海岸炮兵团1800名士兵的名字，他们都是新墨西哥州国民警卫队的士兵。^[15]

1989年，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预备役军官学员立纪念游行。自1992年以来，位于拉斯克鲁塞斯东部的美国陆基地⼀直在举办这项活动，以纪念⼆战中被日军强迫进行“巴丹死亡行军”的美菲士兵。2019年3月17日，第30届巴丹死亡行军纪念活动在美国白沙导弹发射场举行，该活动共有8631⼈报名参加，活动的项目主要包括参加全程26.2英里的徒步旅行，从主要哨所出发，在美国 70 号公路以北的矿物山周围的沙地上进行上坡绕行；也可以参加14.2英里的荣誉行军，但仍然要穿越沙漠地形。^[16]

1967年，时任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下令在萨玛特山顶建造“Dambana ng Kagitingan”（英勇神殿），以纪念第⼆次世界大战25周年，同时纪念菲律宾和美国军队从1942年1月至4月在巴丹半岛进行的英勇战斗。此外每年4月9日，菲律宾全国都会庆祝“Araw ng Kagitingan”（勇敢日），突显菲律宾巴丹行军中战士的英勇精神。 ^[17]

1991年12月7日，根据菲律宾国防部第842号公告，时任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宣布奥唐纳营为卡帕斯国家神社。该神社是菲律宾政府为纪念经历过巴丹死亡行军的菲律宾和美国士兵而建造的，总共占地54公顷的公用地，其中35公顷种植了31,000棵树，象征着25,000名菲律宾人和6000名美国人死于集中营。科拉松·阿基诺称，“这座纪念碑是献给⼆战期间在巴丹、科雷吉多岛和菲律宾其他地区反抗侵略者威力的勇敢男女。数千人在战斗、死亡行军和被囚禁期间死亡。还有数千人在打拉省卡帕斯的战俘营里忍受着不人道的待遇。他们在夜晚受苦，以便他们的同胞能够在自由的黎明中醒来。”^[18]

“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者拉斯特·塔尼所撰写的回忆录《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还原了“巴丹死亡行军”这段历史，^[58]列斯特·坦尼博士花费50年时间查阅大量档案，向亲友和战友征集资料，结合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在战俘营中偷偷写下的日记写成。书中描述了日军强迫这些精疲力竭的战俘长途行军，日军随意呵斥、抽打、屠杀战俘等惨无人道的行径。^[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