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是西汉征和二年（前91年）汉武帝在位晚年（66岁）时发生的一场政治动乱。^[1]巫蛊又名厌胜，即使用巫蛊之术害人的传统迷信。^[2][3]

汉武帝晚年多疑，为了加强皇权对地方的控制，他在全国大行酷吏政治与特务政治；汉代迷信之风盛行，后宫佳人多与巫者后宫混乱；卫太后愈年老色衰，且以其为首的外戚势力与皇权的矛盾日益激化。起因是太子刘据被弄臣术士江充、苏文等人借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行巫蛊咒武帝之事，诬陷以巫蛊诅咒父亲。太子在无法自辩的情况下被迫发兵起事诛杀江充，导致汉武帝以为太子企图谋反而派丞相刘屈牦带兵镇压。^[4][5]两方对战导致长安城中死伤过万，最后太子兵败逃亡，在被追剿无路可逃后自缢而死。其后汉武帝醒悟，为太子平反而又进行一波肃清。^[6][7]

因巫蛊事起的动乱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发生四次，时间长达四十余年，为此罹难者不胜其数，导致政治格局动荡。仅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祸（即太子事）就导致数万人罹难，大量军功贵族与政治上层受到牵连被杀，勋贵集团衰落。如此儒生集团方乘虚而入，借儒门学说为之后的霍光专权与幼子刘弗陵即宣帝承统背书，日益壮大。^[8][9]

巫蛊又名厌胜，瞿兑之先生曾就历史文献方面进行研究。^[10]古人认为疾病是鬼神所使，运用巫术可以治病的同时也可以让人患病死亡^[注1]。^[11]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对于巫蛊有自己的见解，他首先举出《左传》中“皿虫为蛊”的例子即虫子放在器皿之中就是蛊，并说“物之败坏曰蛊，人之祸乱亦曰蛊”：皿中虫子的腐烂和人施用可以伤人的巫术害人都被称为蛊，此便是巫蛊。秦代便有专司巫蛊的“秘祝”一职，至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巫蛊实际上是包括了祝诅、埋偶人^[注2]与祭祀多个形式，已经有了较完备的体系。^{[12][13][3][14]}

巫蛊之祸发生之前发生过皇后陈阿娇诅咒卫子夫、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诅咒汉武帝的事情和开陵侯巫蛊皇帝（事见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的三起巫蛊案件，动荡数十年之久。^[15]

汉武帝晚期后宫局势波谲云诡，后宫佳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多联合巫师助己，或对宫斗对象施以巫蛊。一时间后宫混乱，牵连朝中大臣的后宫争斗事件时有发生^[注3]。^[16][17]而此时，皇后卫子夫因年老气衰逐渐失去汉武帝的宠信，且外戚家族卫氏于朝廷当中的权势日盛，与汉武帝的矛盾渐烈；^[18]汉武帝晚年好猜疑，大兴酷吏政治；成年且待立多年的太子刘据与年老多疑且久病缠身的汉武帝之间关系微妙。^[19][20][21]

征和元年（前92年）十一月，武帝在午睡时见一男子持剑闯入宫门。他怀疑此人来路不简单，便命武士去抓捕他。后来因为刺客察觉而丢剑逃脱，武帝便以渎职之罪将守门侍卫斩首示众；且下令关闭城门，严搜上林苑及京城。搜查十余天之后，官吏于妃嫔宫女等居室中搜出大量巫蛊器具，武帝因此认为他有刺客闯入宫中是因为有人行巫蛊谋害自己，就下令将所有牵涉巫蛊的妃嫔内侍全部处死；民间有发现巫蛊作法者皆治罪，严刑拷问。^[22][23]

不久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因为贪污军款一千九百万钱而被捕入狱，公孙贺为了给儿子赎罪便亲自抓获了当时被通缉的阳陵游侠朱安世。^[4]朱安世出于报复心理，便在狱中上书揭发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并宣称公孙一家在甘泉宫驰道行巫蛊术诅咒汉武帝^[注4]。武帝怀疑之前事为他们所干，便于征和二年（前91年）正月将公孙贺父子论罪死在狱中，全家除为奴隶。与此同时，这件事还牵连与公孙敬声私通的阳石公主、诸邑公主^[注5]与掌握兵权的卫家人（卫青长子）卫伉全部被杀。卫氏在汉廷内部的权势被削弱。^{[23][24][25][26]}

据《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中记载：当时汉武帝的宠臣江充与太子刘据的关系恶劣。征和二年某日，武帝梦到有数千木人持手杖欲敲击他，因此他被惊醒，之后便感到身体不舒服，精神恍惚且健忘。^[22]江充于征和二年（前91年）七月知道此事后，因本就害怕太子刘据居皇位后自己地位不保，于是趁机对当时正在甘泉宫养病的武帝道他的病是巫蛊作祟导致，武帝遂让江充调查。江充便令胡巫四处掘地以求偶人，还抓捕夜间祷祝和自称能见到鬼的人；使人在一些地方泼血污留渍迹，伪造祷祝场面；同时收捕验录那些被指控巫蛊的嫌犯，施以铁钳火灼之刑来使强制认罪。如此弄得人心惶惶，人们互相诬告，各级官吏将他们判为大逆不道之罪。这件事自京师蔓延开来，终至影响全国，受牵连被害者前后有数万人。^[22][27]

年事已高的武帝怀疑是宫里人行巫蛊术，又有巫师檀何对他言宫中有蛊气，汉武帝便任命江充与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人彻查巫蛊之事。如此江充从希幸夫人处查起，自太后的居所一直查到东宫掘得桐木人。他还把事先准备好的桐木人拿出来，并宣扬在太子府挖到的木人最多，太子诅咒皇帝的帛书（为江充使人事先偷埋）也被发现，如此应该马上去办太子刘据的死罪。^[24][27][22]

刘据被逼得自身难保，便询求左右人的主意。太子少傅石德用赵高借秦始皇之死来逼死公子扶苏一事^[注6]为例子，来劝说刘据起兵清剿奸逆江充等。^[28]刘据认为此对策过激，便想要前往甘泉宫面见汉武帝，但是每次都被江充和苏文等人所阻挠。刘据被避无路可走，便使人诈称使者欲捕拿江充，但被韩说识破。刘据便诛韩说、江充，烧杀巫者于上林苑，派府内门客无且携带节杖乘夜进入未央宫长秋门，通过女官倚华将此事情报告卫皇后，然后调配皇家马车运载射手，发武库、未央宫的卫卒来清剿江充余党。如此使得京城人心惶惶，皆认为太子要谋反。^[23][29]御史章赣和内侍苏文脱逃到汉武帝身边告诉他这些事，武帝不信，便叫个小黄门到京城诏太子面圣，不料那个小宦官怕太子会杀了他，所以没有进城就回去谎报太子的确造反了，如果他不逃出来就被杀了。汉武帝由此信以为真，便派刚从京城逃出的丞相刘屈氂发附近的官兵^[注7]进行镇压。太子走投无路，便打出“清君侧”的号令，释放了京城内关在长安中都官狱中的囚徒进行抗拒，命归为少傅石德及门客张光等分别统领。^[27][30][31]

刘据对胜算并没有把握，便命令囚犯如侯持太子节杖假冒圣旨，领长水及宣曲的胡族骑兵入京抗拒。恰巧此时侍郎马通奉皇帝命抵达长安，知道后遂对胡兵们说如侯的节杖有诈。而后他把如侯斩首，率领胡骑等军队进入长安并交与大鸿胪商丘成指挥。与此同时刘据亦派人持太子节杖去命令监北军使者任安出兵协助，但任安在这次动乱中采取观望态度，既不应太子也没有向丞相方面靠拢。太子与丞相双方兵马在长安街巷激战五日而战死者数万人，后因刘据不敌败退遂告终。刘据带着两个儿子出逃，皇后卫子夫在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传下收回皇后的印玺和绶带的圣旨后随即自杀。^[23][32]驻守覆盎城门的司直田仁放过太子和两个皇孙从身边逃出，刘屈氂得知后要杀田仁，后被御史大夫暴胜之劝止。此战结束后武帝屯兵于京城各城门，并令参战人员皆受封赏，刘据门客及从者或杀或逐。^{[22][27][33][31]}

事罢，群臣因害怕触怒汉武帝而对太子之事默不发声，壶关三老上书诉太子之冤，武帝虽有表示但终未言赦免刘据。当时刘据逃至湖县（今河南省灵宝市）而藏在泉鸠里一位去贫民家里，可那家人以卖鞋为生，故难以确保太子一行人的吃住。太子恰好有一位较宽裕的朋友住在湖县，太子即遣人去寻他，但不料被官吏发现。^[27][34]

征和二年（前91年）八月，当地官兵捉拿太子，刘据无处可逃，在屋内自缢而死，得年38岁。而两位皇孙和屋主也在搏斗中被杀。^[23]有山阳人张富昌和新安县令李寿二人，踢开房门并解下刘据尸体带回京城。汉武帝感伤于刘据之死便封李寿为邘yú侯，张富昌为题侯。^[35][34]

刘据逃亡时，汉武帝正在怒火之中，朝中没有人敢出头为太子求情。此时壶关三老令狐茂冒着死罪上书，阐明了太子不可能谋反的道理。汉武帝随后也意识到巫蛊之乱很可能是一件冤狱。^[22]刘据死后，汉武帝出于当初的允诺不得不册赏了捕杀刘据一行人的官吏。之后一段时间，有关巫蛊之事破绽重重的消息逐渐被揭密，此时负责看守太庙的田千秋自称被托梦，上书汉武帝说他梦见的是个白发老人。白发老人让他对皇上说太子并没有无故杀人的过错，而作为儿子的太子擅自玩弄父亲的兵器，依罪最多笞刑。^[36]汉武帝听后深感后悔，便拜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并族灭江充全家和在泉鸠里与太子据打杀的人，在横桥焚杀了宦官苏文。后汉武帝建“思子宫”，又在湖县建了一座归来望思之台以怜害刘据。^[37][38]

刘据由此昭雪。^[9]

太子兵败且皇后卫子夫被废后，武帝并没有再立新的太子。燕王刘旦见如此，便遣人上书委婉道立他为太子。武帝得奏后发怒，在北门斩其使者以表示拒绝。^[39]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内侍郭穰揭发丞相刘屈氂夫人诅咒汉武帝，且和贰师将军李广利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后刘屈氂被腰斩于东市，其妻则砍首于华阳街，武帝又下令抓捕李广利。李广利当时正在前线打仗，得知消息后促于出击匈奴，兵败后投降，在卫律的运作下被杀。^[40][41]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所下达诏书（史称“轮台罪己诏”）^[42]公开向臣民反省过错，使到西汉的统治方针发生了急剧转变，重新回到了与民休息及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43]大量军功贵族与政治上层被杀，霍光专政后儒生势力得到重用，儒家学说的进一步传播与“守文”国策的大力推行从而可以延续数十年国祚zuò，避免了像秦朝般迅速败亡的结局。^[9][44][45]

汉武帝死后，幼子刘弗陵登基，为汉昭帝。汉昭帝早逝无子，霍光等便立汉武帝之孙刘贺，但登基不久因品行又被霍光废掉。^[46]然后，霍光立了戾太子刘据唯一幸存的孙子刘病已为帝，汉朝帝位回到刘据的后裔手上。^{[47] [48][49]}

巫蛊之祸的爆发，导致卫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先后自杀。汉武帝晚年丧子，对汉武帝的打击巨大，而这对整个西汉王朝政局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直接造成了汉武帝晚年朝臣的变化和政局的紊乱。从丧子之痛中清醒过来的汉武帝，除了反思自己在巫蛊之祸中犯下的错误，同样对整个朝政的方针进行了调整，他晚年下达的具有罪己诏性质的轮台诏书，使汉朝停止了大规模对外战争，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国力，避免了秦朝末年的悲剧。^[50]

太子刘据的殒命，致天下人心不稳，汉武帝最终选择幼子刘弗陵即昭帝成为了大汉王朝的储君。由于汉武帝对外戚势力的忌惮和清除，霍光成为汉武帝选定的辅政大臣。^[50]

巫蛊之祸使得原上层权贵世家几乎诛戮殆dài尽，霍光便将官僚系统的高层职位给与了贫寒子弟，并且将儒家保留并改造过的历史掌故首次充分使用在政治上，为霍光主导的政治变革如辅佐昭帝、废黜刘贺转奉宣帝刘询提供了合法依据；儒生天人感应的宇宙观也为后来的宣帝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利于巩固君权，如此促成了儒生在政坛地位的崛起。^[50][51][52]

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巫蛊之祸》认为江充并不为此事负全责，如果此事没有江充的参与，靠汉武帝晚年的“忍而好杀”和当时吏治的残酷情况下也会发生。而对于卫皇后与其血缘势力等，汉武帝连自己的两个女儿都不惜残害，逼自己的太子自杀更何况他们^[注8]。^[53]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巫蛊之祸的发生是因为太子本身和身边有“淫放邪僻”之人所导致，如果太子左右人都品行好即“方正敦良之士”就不会发生此事。^[22]

清朝官员易佩绅评价认为汉武帝在征和元月至闰五月对卫氏外戚进行清除的行为^[注9]就是杀皇后太子的前奏：当初汉武帝宠幸卫氏才杀陈皇后，而卫氏外戚也随着跟宠；及卫氏宠幸不再，卫氏外戚受诛，公主都被杀，哪会放过太子刘据。^[54]

民国学者蔡东藩在其书《前汉演义》中谈汉武帝“南征北讨”是为子孙安定而做，可反过来杀自己的儿孙是为何，事后建“思子宫”“归来望思之台”亦无用。^[55]

原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先生认为巫蛊之祸的实质是“汉武帝利用以江充为代表的‘深酷用法臣僚’，摧毁了以卫太子为核心的‘守文集团’”，带有“路线之争”的性质。吕思勉先生的《秦汉史》、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海外的汉学研究者与著作如京都学派宫崎市定先生、日比野丈夫、东京学派西嶋定生先生、《剑桥中国史》系列探讨汉武帝时皆与田余庆的说法有别，但田老这一观点至今在学界余波甚远；^[57][58]

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方诗铭先生认为巫蛊之祸的性质为“李氏外戚集团进攻卫氏外戚集团的政治事件，这是两大外戚集团的权力之争”；^[59]

山东大学历史系孟祥才教授认为巫蛊之祸本质上是“源于对皇权的争夺,是专制皇权对人性扭曲的结果”；^[60]

西北大学王子今教授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认为“研究巫蛊之祸的产生，必须关注汉武帝时代巫风大盛这一社会文化背景”；^[61]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树峰评价巫蛊之祸的定义就是一件冤案，是板上钉钉的铁案：所谓太子行巫蛊，确实出于江充的陷害；^[62]

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评价巫蛊之祸的爆发就是后宫争宠的结果，他在《制造汉武帝》中对田余庆观点产生的疑惑或批评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54][58][63][64]}

汉武大帝（2005）^[65]

大汉天子（2002）^[66]

汉武帝（1996）^[67]

百家讲坛 20120705《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之祸起巫蛊》（总二十四集）^[68]